第二节 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

钱币的收藏和研究，在过去，属金石学的范畴。有关西夏钱币的收藏、研究和著录，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开始。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钱币又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学界人士凭借丰富的实物资料，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前辈著录释读、考证辨伪的窠臼，开始了对西夏货币制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形态的探索，力求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揭开西夏王国历史的面纱。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填补了我国钱币研究的空白。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一个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究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国的西夏学者，凭借内蒙古黑城西夏考古的重大发现，凭借新中国成立后西夏考古的不断发现，凭借对这些考古资料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使西夏学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和敦煌学、藏学一样已是一门显学。

西夏钱币是西夏考古的一部分，是西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钱币研究，又是我国钱币学、货币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在研究西夏钱币、西夏货币经济，以及我国钱币学、货币史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

一、西夏钱币的发现

（一）早期西夏钱币出土资料

西夏钱币早在清乾嘉时期就有出土，至少有两项：一是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述凉州河滩的发现：

嘉庆乙丑（1805年）二月，镇番（今甘肃民勤）令张君孔采，出三钱以赠赵润甫，云凉州府开河掘得一小瓶，内贮钱数枚，此三枚乃元德、天盛及天庆元宝（注与辽天庆钱不同——原注），制作精好，色泽青绿相间，是知元德、天庆二种，确系夏钱矣。

这是有史以来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出土西夏钱币的资料，对西夏钱币研究有重要意义。当时人们根据乾隆《钦定钱录》，已知天盛为西夏钱，由此推论同贮一瓶的元德、天庆二钱，亦应为西夏钱。这是正确的。

二是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最早刊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记述刘青园对凉州窖藏的发现：

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巖作《泉志》时即不识之。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凉州窖藏，是西夏窖藏钱币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我国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笔者作为一个考古学者，对金石学家刘青园发出的：“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感同身受。《吉金所见录》对刘青园发现的记述，是钱谱中第一次对西夏窖藏钱币的详细记述和系统著录。无论对西夏钱币，还是中国钱币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此外还有：刊于1936年的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九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威出土“古钱两大瓮”。虽无进一步的记述，估计仍应是西夏窖藏钱币。

远在陕西南部的安康地区，在清乾隆、道光年间，也有西夏钱币出土，有天盛、天庆、皇建诸品，还有梵字钱（西夏文钱）。

（二）新中国成立后西夏钱币出土资料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在西夏故地的陵墓、遗址、窖藏、城址、古塔中多有发现，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不少专门贮藏西夏流通钱币的窖藏。笔者接触西夏窖藏钱币，是从1979年开始的。此后数年，先后在平罗大风沟、石嘴山（小王泉沟）榆树台和银川滚钟口发现钱币窖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也是凉州窖藏170多年后的新发现，对西夏货币和我国货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领导安排，笔者参与了现场调查工作，受命对这几批窖藏钱币进行整理、研究。在散发着有害粉尘和气体的环境中，把像小山一样的数千、数万枚钱币一一检选，并按朝代、币种、书体等分类、计数，最后制表、写出报告。可喜的是，就在这繁杂和琐屑的工作中，开辟了笔者学术生涯另一方天地——钱币研究。此后，笔者的钱币研究持续进行，到2007年，已发表论文、报告40多篇，并从中精选编成《西夏钱币论集》一书，以《宁夏金融》增刊形式出版。

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钱币窖藏，之所以出现在贺兰山，与其所处地理位置相关。滚钟口窖藏，位于西夏京畿西侧贺兰山中，西夏在“贺兰驻兵五万”，以拱卫京畿。大风沟、榆树台两处窖藏位于贺兰山北段，属西夏定州（今宁夏平罗南）地界；这里扼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之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夏曾在这里营建“省嵬城”（今石嘴山市庙台乡）“以驭诸蕃”。西夏京畿至定州一带，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些窖藏，之所以在深山峡谷，与蒙古灭夏战争有关。

贺兰山一带，常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土层干燥，钱币保存良好，少有锈结和朽烂情况。三处窖藏品种，大体相类。最早的是西汉四铢“半两”，最晚的是西夏“光定元宝”，包括15个朝代的60多种钱币，内涵十分丰富。若按币形特点、币值大小、书体不同细分，可达120多个品种。同一窖藏出土如此丰富的品种，在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我们说这些窖藏是西夏时期的，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但在数十年前，却是一大发现。包括19世纪初刘青园在凉州的发现，我们也是在现在才意识到这是西夏窖藏钱币的重大发现。

有关西夏的钱币窖藏，以及出土西夏流通货币的墓葬、遗址等，分布在宁夏、甘肃、陕北、内蒙古西部等西夏故地。其他如在宋、辽、金钱币窖藏中，在远离西夏故地的浙江、湖南、湖北、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新疆，以及鸭绿江彼岸的朝鲜也有零星发现。这些窖藏等处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西夏钱币和货币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将笔者数十年来收集的资料，经整合研究，分别编制《西夏钱币窖藏出土钱币简表》《西夏遗址、墓葬出土钱币简表》和《宋辽金钱币窖藏、墓葬出土西夏钱币简表》三表，并试做分析。

在对表1-1至表1-3进行分析前，先对表格编制情况做一些简要说明：

一是窖藏钱币的出土，多具有偶然性，都不是科学发掘的，包括笔者经手的几处贺兰山窖藏钱币。文物部门的同志所写出的材料，较为周全，能从总体上把握，说明窖藏位置、周边环境，窖藏形状、距地表深度，钱币摆放方式、有无容器，出土钱币种类、版别，等等，一一交代清楚。也有些钱币收藏者和爱好者，他们十分关心窖藏总体情况，写出了较好的文章。不可否认，有些泉友的钱币多是从市场上（包括农村）购买，或是泉友之间交换所得。得一好钱，他们不愿自专其好，发表出来与大家共享，这是好事。尽管有的文章只有一二百字，说自己在哪里得到一枚西夏什么钱，但还是有价值的：这些钱币大多数是出土品，或是出土后流到社会上的，钱币的品相、特点可资研究，更重要的是为相关钱币的分布，提供了信息。

二是由于窖藏多在农村，多为农民发现，文化、文物部门很难监管到位，往往窖藏被破坏，钱币被哄抢。尽管如此，文物部门多能到现场勘察，做出积极处理，记述窖藏情况，清理和收回钱币等文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收回文物难度很大，能收回部分，也算万幸。令人可叹的是，有些管理部门信息不灵，麻木不仁，不能做出应有的反应，从而丢失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我们从表1-1至1-3中可以看到，很多窖藏并不是文物部门的资料，而是泉友们发现后写的资料。

三是文中所述数据，皆来自公开报道的资料。在庞大的钱币爱好者和收藏者队伍中，究竟有多少人收藏了各种精美的西夏钱币，怕是谁也搞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表1-1至表1-3中的数字，比社会实际拥有量要少得多。我们还意识到，在当前风气欠佳、造假成风、浮夸盛行的背景下，难免有报道不实之处，因此，对一些数据、信息的使用比较慎重。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不少谱录类著作，每种皆收罗务求其多。本书着眼于出土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对不注明出处的一般不收。

四是有不少窖藏，并无发现报道，是相关文章中带出，所提供的信息只是一句话。令人欣慰的是，不论信息多少，又增添了新出土的资料。个人收藏的西夏钱币，仅收见之报道，又能反映出土地点的藏品。

五是笔者在编制表格时发现，一处出土钱币，往往多次报道，多篇文章提及。我们十分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对此，我们仔细比对，斟酌取舍，只取最早、最详尽者。尽可能避免重复录入，力争准确反映真实情况。笔者尽管做了努力，但难免遗漏，诚望泉友补充、完善。

以上各点，在上表中都能找到具体例证。

（三）西夏出土钱币的启示

西夏出土钱币资料，对我们认识西夏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下面，就以上三表试做分析。表1-1提供的信息最多，试析以表1-1为主，表1-2、表1-3也各有侧重。为了便于分析，兹将三表综合统计如下。

第一，窖藏分布有地区特点。

据表1-1，西夏钱币窖藏在西夏故地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北都有发现，总计有73处之多。其中，宁夏数量最多，计有38处，占全部窖藏的52%强。不言而喻，这与宁夏是西夏的中心地带有关。在甘肃，所有窖藏集中在武威，计有16处，而其他地方少有，这或许与各处工作的深入与否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作为西夏“辅郡”的凉州府，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是西夏在河西地区的统治中心。宁夏地区和河西走廊发现窖藏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时期这里社会经济发达的情况。内蒙古窖藏计有14处，其中10处是铁钱窖藏，都在河套地区沿黄河一线，是西夏铁钱窖藏最集中的地方。这些窖藏的情况，让我们做出这里是西夏铁钱流通区的结论。

第二，窖藏是西夏难民苦难的见证。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们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十分注意地表遗存状况，如果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些残砖破瓦、陶瓷残片，就会想到这里是不是一个古代遗址；如果有遗址，又会想到附近是否有墓葬等。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生，会留下遗迹；死，会留下墓葬。考古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使现代的人知道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从而知古鉴今，古为今用。鉴于此，笔者在考察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两窖藏时，都十分注意寻找有无其他遗址、墓葬。按常理，钱是人埋下去的，应该有人生活的遗迹。考察的结果，既无墓葬，也无遗址，甚至连块破砖烂瓦也没有。这是为什么，这种现象需要解释。

窖藏的位置，除武威主要在市区外，其他地方多在深山峡谷和荒漠地带。我们注意到，部分窖藏有容器，如有的装在陶罐、瓷罐中，有的装在毛毡筒、毛织袋中，有的装在皮囊中，有的放在铁釜中，有的装在石槽中，有的窖藏上还有石盖板，但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挖掘的土坑。窖藏中的钱币，有的放置有序，有的还穿有绳索，而更多的则是散乱的。出土钱币的下限，是西夏最后铸的“光定元宝”。“光定”是西夏第8代皇帝李遵顼的年号，时间是1211～1223年，其最后一年距成吉思汗灭西夏仅有四五年。这一事实，强烈地暗示我们，钱币的埋藏或许与蒙古灭夏战争有关。

蒙古的“征服”战争，以其残酷性而闻名于世。蒙古铁骑的西征，被西方誉为“黄祸”“上帝之鞭”。成吉思汗的死，给准备投降的西夏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联系蒙古最后一次攻打西夏的战争，终于使我们明白：这些钱币大都是逃避蒙古战争灾难的西夏难民埋藏的。据载，蒙古铁骑在1227年灭亡西夏时，进行了极为残酷的破坏和杀戮，西夏人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据以上判断，窖藏钱币是逃避蒙古“锋镝”的西夏难民埋藏的。而窖藏钱币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它是活的，埋藏前是西夏社会普遍使用的、流通的货币，是人们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

可以想象，战争的残酷，死亡的威胁，迫使西夏百姓逃入深山老林、荒漠地带。逃难的人当然会将赖以生存的钱币带上。总是因为有什么意外情况需要转移，而笨重的钱币又无法带走，于是仓促挖个土坑埋下，待他日安定后回来取用。事实证明，他们再没有回来，于是埋入土中无人知晓的钱币，在七八百年后的今天又重见天日。窖藏钱币记录了战争给西夏人民带来的灾难，记录了一幕幕生动而悲惨的故事。

第三，印证了史志古谱著录钱币的真实性。

前面谈到清嘉庆年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记述刘青园发现凉州西夏钱币窖藏及著录这次发现的重大意义。在此前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些重要钱谱，如陈莱孝《历代钟官图经》、翁树培《古泉汇考》、张崇懿《钱志新编》、王锡棨《泉货汇考》、李佐贤《古泉汇》和倪模《古今钱略》等，对西夏钱币都有所著录。这些钱谱著录的钱币品种，与凉州窖藏的钱币品种，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多为“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梵字钱”。新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它的上限是西汉的“半两”“五铢”，下限是西夏的“光定元宝”，最多的是北宋钱，唐“开元”也不少，还有北朝、五代、辽金的钱币，西夏钱币从“元德”到“光定”以及西夏文钱都有。窖藏西夏钱币的出土，使过去谱录中著录的钱币，得到验证并被确认。

第四，可以确认的西夏钱币只有18种。

看到钱谱中著录的各式各样的钱币，看到媒体不时报道的新发现，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人们不由得要问：西夏时期究竟铸造了多少种钱币。笔者研究认为：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18种。所谓“确认”，既不是钱谱著录，更不是媒体报道，其主要根据，就是有无考古证明。这是因为即使是学界公认的优秀钱谱，也难免杂有伪品，而在造假成风的今天，媒体报道的所谓新发现，也多是靠不住的。反之，即使谱录未载，只要能证明是出土品，也是真的西夏钱币。考古资料和谱录资料两相结合，可以确认的西夏钱币，西夏文钱5种，即“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汉文钱13种，即“大安通宝”“元德通宝”（隶真二品）、折二“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行真二品）、“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和“光定元宝”（篆真二品）诸钱，还有“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铁钱。

这里，有两点情况需要做些说明：一是在上述钱币中，有些是否是西夏钱币，学术界是有分歧的。隶书“元德通宝”，是越南钱还是西夏钱，从清末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一次出土3枚，以后又有多处出土，从而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丁福保《泉志菁华录》《古钱大辞典》，均著录折二西夏文“大安宝钱”，唐石父研究认为系据《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仿刻”。这一认识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纠正了这一错误 。对这些存疑和仿刻的西夏钱的最后认定，出土钱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一点是，有些钱币是从未见之著录的新品种。1981年，内蒙古东部林西县辽代窖藏出土的隶书“大安通宝”；1984年，银川滚钟口出土的篆书“光定元宝”。这两种钱都是史志、谱录从未著录，首次发现的新品种。这是西夏钱币，也是我国钱币的重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夏钱币和我国钱币的内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发现。

第五，西夏主要流通北宋货币。

西夏主要流通北宋货币，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这一认识，正是从大量的出土资料得出的。表1-1中，多数窖藏北宋钱达到8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97%。笔者对贺兰山3处窖藏做了认真的统计和分析，在总计43500多枚钱币中，北宋钱占85.82%，而西夏钱只占1.32%。据表1-2统计，在20处西夏陵墓、遗址和古塔的考古中，出土西夏钱币的仅有6处。银川西夏皇家陵园，包括陪葬墓、北部佛寺遗址、砖瓦窑址等，基本上没有出土西夏钱，6号陵出土1枚“光定元宝”，还是在填土中捡的；石嘴山西夏省嵬故城，也无一枚西夏钱币出土；规模很大的、著名的灵武西夏瓷窑址，只出土4枚“天盛元宝”；贺兰县拜寺口双塔、拜寺沟方塔、潘昶宏佛塔以及青铜峡108塔等西夏建筑，经考古清理，也没有发现一枚西夏钱。但所有这些地方，出土的主要是北宋钱，唐“开元”也不少。笔者不厌其烦地把宁夏地区西夏考古材料统统列入表中（不论有无钱币出土），就是想再一次证明西夏人可以离开西夏钱，但绝不能离开北宋钱。西夏主要流通的是北宋货币。

第六，西夏货币流通的范围很广。

从表1-3中可以看出，西夏钱币不仅在西夏故地出土，在东北、陕南以及甘肃南部的宋、辽、金窖藏中也有出土，多为“天盛”钱和西夏文“大安宝钱”。甘肃天水和镇原的金代窖藏，出土钱币较多，有“天盛”“乾祐”、行书“乾祐”“皇建”“光定”，还有夏文“乾祐”钱等。在元代窖藏、明代墓葬中也有出土，多为“天盛”钱。而在远离西夏故土的广西、浙江宁波、湖南吉首、湖北黄石、陕南安康、山东宁阳、山西临猗、辽宁朝阳、吉林扶余、黑龙江双城、新疆墨玉和洛浦，甚至鸭绿江彼岸的朝鲜惠山也有发现。这说明西夏货币流通范围很广，是研究西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在新疆墨玉阿克萨拉依乡发现窖藏铜钱，仅文管所收回的就有汉、莽、唐、宋、金、黑汗王朝等各朝钱币1326枚，其中有“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和夏文“乾祐宝钱”等西夏钱币13枚。另外，在和田市还发现了一件“乾祐元宝”铁范，钱径24毫米，厚2～4毫米，穿宽5毫米，字文较粗。但是否为真品，学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赝品，有人认为是西夏同时代的于田人仿铸。如果真是西夏邻邦仿制了西夏钱范，那对研究西夏钱币和西夏对外贸易都有重要价值。

二、先贤对西夏钱币研究的贡献

任何学术研究必须以现有的成果为基础，方能登堂入室，窥得堂奥。不如此，则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有什么结果。最近，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教授，重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强调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结合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我在西夏钱币的研究中，除做好考古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外，也做了文献的收集和排比工作，探讨先贤对西夏钱币研究所做的贡献。

前人对西夏钱币的研究，正史中有所反映，但更主要的在钱谱中。《宋史·夏国传》载：西夏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这是有关西夏铸钱仅有的一条记载。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就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比设“通济监铸钱”提早一个多世纪。有学者认为，天盛以前西夏铸钱极少，没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西夏设有“文思院”，主管手工业制造。西夏仿效宋朝，钱币的铸造由“文思院兼管”。

（一）钱谱中的西夏钱币

在钱币研究中，钱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散见于钱谱书刊，文字贫乏，内容简单，没有一篇详尽系统的论述。人们对西夏钱币的了解，常常是支离破碎的，真伪莫辨，很难窥其全貌。笔者通过对历代数十种钱谱、论著中有关资料的排比、分析，终于搞清了西夏钱币的眉目。兹选择重要钱谱列表如下，并试做分析。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泉志》是最早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洪遵（1120～1174）的《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钱谱，它影响最大，传世不绝，在我国古代钱币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梵字钱”从字面上看，很难将其与西夏联系起来。目前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据图为“大安宝钱”）。

第二，《钦定钱录》是最早明文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梁诗正《钦定钱录》尽管是乾隆钦定，但因其多沿袭旧说，“鲜有新说”，在泉界并不看好。《钦定钱录》著录了两枚西夏钱币。一枚是“天盛元宝”，标明为西夏“仁宗”所铸，是钱谱中第一枚明文著录的西夏钱币，这和以往钱谱比是个进步。它的根据自然是《宋史·夏国传》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一枚是“梵字钱”，源自洪遵《泉志》，但它如洪遵一样，不知“梵字钱”为何国钱币，钱文是什么文字。

第三，《历代钟官图经》是最早系统著录西夏汉文钱的钱谱。陈孝莱，字微贞，号谁园居士，浙江海宁人。清乾隆监生，博雅好古，喜集碑帖，尤嗜古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游历陕西，寓钟官署，得古钱数十枚，复多方收集，参考诸史《食货志》、洪遵《泉志》、张端木《钱录》等，编纂为《历代钟官图经》八卷。该书内容丰富，引述博洽，持说审慎，是“学术价值较高之泉币学专著”。该书成稿时间难以确定，但其内容屡为翁树培《古泉汇考》征引，知其成书早于《古泉汇考》。其书无刊本，仅以抄本传世。1993年，被编入《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三辑影印出版，学人得以见其真容。

该书首次系统著录大部分西夏汉文钱，并以“按”的形式做出考证。其著录钱币，除移录《钦定钱录》天盛元宝（铜铁二品）外，元德通宝、乾祐元宝（铜铁二品）、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均为第一次著录，并言诸钱“精好” “极精好”。在考述天庆钱时，首次正确指出：“辽天祚帝铸天庆钱字文漫漶，不如此钱精好。”又于吐蕃钱后著录梵字钱，抄录三钱夏文，多不正确，仍一如《泉志》，不知其为何国钱。

第四，《古泉汇考》是最早汇集西夏钱币的钱谱。翁树培（1765～1809），号宜泉，今北京人。长于考据之学，其钱币研究成就更大，向为钱币学界所推崇。其所著《古泉汇考》8卷，考古泉源流，凡见于载籍者，无不详究异同，而翁氏校《永乐大典》本《泉志》，尤为珍贵。该书未曾刊行，手稿珍藏北大图书馆，近世学界，鲜有知矣。其论述散见于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始为学界所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影印出版，始见其真容。

与西夏钱币有关者，见于卷六第772～783页。卷中所涉西夏钱币，多著录相关述论，然后以“按”的形式做出考证。该书汉文钱多移录《历代钟官图经》元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诸钱，并说陈氏“尝至陕甘，故西夏钱所得多而识别独精也”。翁氏还肯定陈氏天庆钱“辽天祚帝铸天庆钱字文漫漶，不如此钱精好”的说法，指出其与西夏“天庆元宝钱迥别”。翁氏还言，夏钱“钱背轮郭甚精，如（金）大定”，对夏钱制作之精美充分肯定。

翁氏时期，已有一些谱录问世，多被其《古泉汇考》引述、考证，留下宝贵资料。翁氏还对一些著述进行了考证。如张端木《钱录》卷五著录“天盛通宝”“光定通宝”，翁氏引“瞿中溶曰，今所见光定、天盛皆作元宝，则通宝误也”；又如益斋主人《货泉备考》卷四，著录西夏元昊铸大庆通宝、仁孝铸天盛元宝，又说“李元昊潜用大庆年号，于（宋）真宗景德年间铸”。翁氏考证认为“大庆元年当宋仁宗景祐三年，则真宗景德为仁宗景德（‘德’字为‘祐’字之笔误）之误也”，又指出“今固未见有大庆钱”。笔者认为，翁氏虽未否定该钱是西夏钱，但实事求是地指出未见该钱，时至今日，未见出土报道，此钱当无。该书卷五还著录“梵字钱，仅移录《泉志》文字，仍不知其为何国钱。

西夏崇宗有永安年号，有人认为有西夏永安钱，该书附“永安大宝”“永安大藏”两钱，翁氏认为是“近代所作，又非夏钱矣”，予以否定，书中附有“永安一百（铁）”“永安一千（大铁）”，翁氏首先肯定它不是“夏国钱”，进而论述因其出土于北京“西山房山等处”，得出“非刘守光所藏大安山之钱，当也辽以前物”的认识，为最后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学人对“梵字钱”，即西夏文钱的考释，做了很多工作。当时学界初渭园、陈莱孝、何梦华、赵润甫等，皆藏有数枚不等的西夏文钱。翁氏《古泉汇考》用很大篇幅，著录了收藏和考述“梵字钱”的情况，留下了宝贵资料。因大家不识西夏文字，考述多有不当，如何梦华认为洪氏“所谓梵书钱者，亦即金钱也”。瞿苌生也认为“梵字钱”是“女真字钱”。但翁氏识高一筹，根据刘青园凉州西夏窖藏钱币的发现，认为“梵字钱”“盖西夏所铸矣！”

翁氏在繁冗的考证中，留下了早期学人探索西夏的珍贵资料。一是鹤九皋龄的发现。

满州鹤九皋龄，官刑部时语培曰：曩在清字经馆时，闻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山顶古庙塔圮，得经一函，瓷青纸，金字，凡八册，其标题皆作第八字见下凡九字（夏文有的字模写有误——笔者），其第八字则每册各异，作（夏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的模写有误——笔者），盖纪数欤。核其卷数偈语，与《法华经》同，必《佛说妙法莲华经几卷》九字耳。

这是我国最早试图认识西夏文字的人，对研究西夏文字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是记述凉州河滩发现西夏钱币的情况，即前述凉州府开河掘得小瓶，内贮元德、天盛、天庆三钱事。如第一章第二节《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所述，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出土西夏钱币的资料，对西夏钱币研究有重要价值。

上述两条资料，对西夏文字、西夏钱币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如不是翁氏《古泉汇考》的记载，很可能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在编制表1-5时，《古泉汇考》何时完稿，颇费考量。翁氏《古泉汇考》在“天庆元宝”条，有“此钱于初氏钱谱见之”的记述。“初氏钱谱”应是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这是否意味着《古泉汇考》完稿在初氏《吉金所见录》刊行之后？但返回来想，倘若如此，为何《古泉汇考》中未见初氏所论呢？《古泉汇考》中有“莱阳初氏渭园”藏有“梵字钱”事；记述刘青园师陆“言甘肃掘钱多西夏物”，其所获“梵字钱”经与“西夏碑”比对，而定其为“西夏所铸”之事。这又应如何解释？拙意：翁、初、刘三人皆乾嘉时期学者，都是钱币收藏大家，又都具有官员身份，他们相互交往，学术交流，也属常理。看来，初、刘未见翁氏《古泉汇考》，而翁氏或许已闻“初氏钱谱”之事，但也未见成书。“初氏钱谱”刊出之时，正是翁氏辞世之日，“初氏钱谱”翁氏未见，也合情理。

第四，《吉金所见录》是最早系统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清嘉庆乙丑十年（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发现西夏窖藏钱币。更为难得的是，四年之后出版的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嘉庆十四年，1809年），对刘青园的发现，就做了详尽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此中内容，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凉州窖藏，是西夏窖藏钱币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我国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吉金所见录》对刘青园发现的记述，是钱谱中第一次对西夏窖藏钱币的详细记述和系统著录。无论对西夏钱币，还是中国钱币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对此，晚出的钱谱论著，诸如张崇懿《钱志新编》、张锡棨《泉货汇考》、李佐贤《古泉汇》、倪模《古今钱略》，以至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皆相沿著录，或从中摭采西夏钱币资料。

上文已经谈到，所谓“梵字钱”，是洪遵既不知其为何国，又不识其字的一种钱币。刘青园将“梵字钱”文字与“西夏碑”对照，才知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为“梵字钱”找到了娘家，并第一次将它与西夏联系起来，在其前冠以“西夏”二字，称它为“西夏梵字钱”。

第五，《西夏国书略说》是首次译释了西夏文钱的著作。西夏文字是西夏法定文字，也是西夏钱币使用的文字之一。13世纪后，随着西夏的灭亡和党项族的消亡，至迟在明代中期以后，西夏文字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钱币上的西夏文字当然也就无人认识。约3个世纪后的1804年，乾嘉派学者张澍，在其故乡凉州发现“西夏碑”，才又重新认识了“夏国字”。刘青园是看到这块碑的第二个学者。如上所述，刘青园虽然根据碑文，认识到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但是当时并不识其为西夏何字。

20世纪初，随着西夏学的发展，西夏文字的研究和释读取得了重大进展。1914年，西夏学者罗福苌在其所著《西夏国书略说》中，第一次著录并译释了四种西夏文钱，依次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结束了西夏文钱统称“梵字钱”的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古泉家赵权之，发现并译释了西夏文“贞观宝钱”，使西夏文钱币品种更为丰富。

另外，在表1-5之外，还有晚清钱谱著录西夏钱币的。如盛大士的《泉史》著录了天盛、皇建、光定，还有伪品乾定；鲍康《观古阁丛刻》著录了西夏梵字钱；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资料，不可不察。

1940年、1941年，上海寿泉会丁福保等藏家的珍贵钱币拓本《寿泉集拓》，其中有“乾祐元宝”、夏文“天庆宝钱”、小字“天庆元宝”、折三“元德重宝”四品，图片很美，没有文字，也被收入马飞海、王贵忱主编的《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

还有，《泉币》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的刊物。除赵权之《西夏文“贞观宝钱”》一文外，还有郑家相《西夏文大安钱》、戴葆庭《西夏文大安宝钱两品》、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程伯逊《天盛背西》、张叔驯《西夏大德通宝》和马定祥《乾祐元宝》等。他们和清代的钱币大家一样，也是当时的学者和收藏大家，有的还是钱币界的领军人物。这些钱币多来自市场，其中涉及西夏文“大安宝钱”两文三品，撰文者注意到钱币大小和文字差异；涉及“天盛背西”两文，铜铁各一品；涉及“乾祐元宝”“大德通宝”各一品。除“大德通宝”尚无出土品可证外，其他都是西夏正品钱。

在表1-5中，可以看到被认定的西夏钱币，汉文钱有：元德通宝（隶真二品）、折二元德重宝、天盛元宝（铜铁二品）、乾祐元宝（铜铁二品），行书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另加考古新发现的隶书大安通宝、篆书光定元宝等，计有7个年号的13种钱；如果加上背西和不同背纹的，其品种更多。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5个年号的5种钱。两者总计有9个年号的18种钱。

应该理解，表1-5中钱谱、论著的作者，他们不仅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在经史小学方面多有建树，更是钱币爱好者、研究者、收藏大家。在他们书中所列的大部分钱币，有的沿袭旧谱或相关资料，更多的应是他们的收藏品。《历代钟官图经》在考述元德钱时说，“元德中并无鼓铸之说，而此钱绝类西夏诸品”。由此言可知西夏钱币已成为当时泉界收藏品之一，故有“绝类西夏诸品”之说。还要强调的是：尽管先贤们所著录的西夏钱币真伪杂陈，但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今天结合考古资料，确定西夏的正品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先辈对西夏钱币的考证辨伪工作

清乾嘉以降，钱谱如林，成果累累。与此同时，伪造钱币之风亦极盛行，就是如表1-5所列优秀钱谱，也难免杂入伪品钱。去伪存真，进行辨伪，是先辈们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份重要遗产不能忘却。

从表1-5中，可以看出著录的西夏钱币近30种，除已被考古发现坐实的18种外，尚有十多种有待研究。这些钱，有的是前人断代有误，有的尚难断其真伪，有的就是伪品。过去，伪造钱币无非采用翻沙、改刻、挖补、拼合等手法，但无论如何巧妙，总会留下痕迹。而钱币是否出土，也是我们鉴定钱币真伪的重要标尺之一。有的钱虽有著录，但迄今未见出土，其真伪是要慎重考虑的。过去，我们的先辈已做了不少辨识工作。表1-5部分钱下画线，就是表示它是有问题的。兹将前人著录、结合出土情况，以断代误品、待考品和伪品三类分述如下：

第一，断代误品。

只有两种，即铜铁两种“永安一百”，大铁钱“永安一千”。

如表1-5，最早见于翁树培《古泉汇考》，翁氏以“附”品待之，并未给其正品钱地位。以正品钱著录的是倪模《古今钱略》。翁氏对这两种做了分析，首先正确地指出“不敢谓夏国钱”。详述其出土情况：房山耕地县民，“嘉庆丙辰（1796年）春间，西山掘地所得”。由此分析认为，“此钱既于西山房山等处掘得，苟非刘守光所藏大安山之钱，当也辽以前物”的认识。为此钱的最后认定提出了思路。

此后，除倪模《古今钱略》认为是西夏钱外，又有戴熙《古泉丛话》南唐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和李佐贤《古泉汇》北凉说，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著名钱币学家郑家相先生，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若属西夏，辽时已称古钱，时代不符；若属南唐，则出地尽在北方，地点不合；若属北凉，则时在六朝，无此制作”。而出土地点房山，“为刘仁恭建观炼丹之所，至其子守光据燕之时，适十国盛行铁钱之秋，此钱之铸，当属守光无疑。且其先后出土，不出顺天府以外，更其明证”（转引自《古钱大辞典》）。郑家相先生高论，解决了近百年来的纷争，笔者完全赞同。

第二，待考品。

1.天授通宝。《钱志新编》著录，并引“《泉宝录》曰：天授通宝钱景宗铸”（图1-1）。《古泉汇》列入“未见品”。《古钱大辞典》附图下注“此品伪”。近年来，有人认为《泉宝录》撰者，是《泉志》中洪遵提到的宋人金光袭，“天授”是西夏开国皇帝景宗元昊的年号，天授通宝是西夏正品钱，并发表在《中国通史》《西夏简史》等多种权威著作中。据查《泉志》引金光袭共4条，其中没有“天授通宝”；《泉宝录》撰者不是宋人金光袭，而是与翁树培、张崇懿等同时代的清人张敬庵。据说，张氏“以意绘图，或取私铸者实之，不足深辨”。天授钱除《钱志新编》著录外，据云，还有五品，其中大英博物馆也藏有一枚。据图多为隶宝旋读，但大小、字体各异，只有山西博物馆一品为真书旋读（图1-2）。但天授钱至今未见出土报道，而在现存西夏史料中，有关元昊者最多，也没有一字涉及铸币事。天授通宝数种，孰真孰伪？全真全伪？待考。

2.大德通宝。《吉金所见录》著录大小二品，真书，直读，认为与元钱“不类”，附于西夏（图1-3）。王锡棨《泉货汇考》也著录大小两品。《泉币》第一期（1940年）发表的张叔驯《西夏大德通宝》一品，真书，直读，说该钱“具西夏钱气息，无元代钱风韵”，确定其为“西夏崇宗大德年间所铸”，影响很大，笔者曾据此定其为西夏钱。《古泉汇》将“大德通宝”四品列入元钱，说“西夏崇宗也号大德，然此钱颇似元钱”。《钱志新编》《钱汇》皆列为元钱。列入元钱者皆直读。《古钱大辞典》附图一品，与元钱直读不同，为右旋读，下注“此品伪”。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艺术》一书，载有“大德通宝”（图1-4）一枚，与他品不同，图片很漂亮，宽边，直读，“通宝”二字隶书，据称为中国钱币博物馆提供。我曾向有关人士询问，得不到证实，展柜中也未见陈列，至今未见能证明其为出土的大德真品。因此，此钱是夏钱，是元钱，还是伪品？待考。

3.折二铁乾祐元宝

此钱非出自“谱录钱币”，为传世待考品，附于此。该钱原为英人茹迪斯收藏，著文《一枚西夏大铁钱》发表（图1-5）。大似折二，钱径32毫米，穿宽11.6毫米；狭轮、广穿、穿口不正。宽“乾”、小“元”、长“贝”宝，四字大小不够协调。学界原认为该钱与小平钱风格相类，宋代铁钱也多为大钱，西夏大铁钱可能受此影响而铸。但该文发表近30年，迄今未见大铁钱出土的报道。因此，该钱的真伪，仍当斟酌。

又，该文编者按称：五代十国汉、楚皆用过“乾祐”年号，湖南还发现过“乾祐”大铁钱，此枚究属何家之乾祐，尚不敢肯定。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有违史实。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有“乾祐”年号，但并未铸过“乾祐”钱，而是于其乾祐元年（948年）铸了“汉元通宝”，钱形美好，丁福保盛赞其“文字明坦，制作颇精”。十国楚根本与“乾祐”无关，也从未铸过“乾祐”钱。楚王马殷在长沙铸过几种铅钱和铁钱，但并无资料说明它是什么钱。彭信威先生研究认为：铅钱“乾封泉宝和乾元重宝它们可能是楚钱”，“天策府宝和乾封泉宝大钱确是楚钱”。《历代古钱图说》也著录了这些钱币。

第三，伪品。

1.正德元宝。《古今钱略》著录。戴熙《古泉丛话》：“正德钱世人有天下只有两个半之说，于是竟起而伪焉。”《吉金所见录》：“此品形制文字，与西夏诸品不类。”《古泉汇》列入明钱。《古钱大辞典》附图下注“此品伪”。

2.大德元宝。《钱志新编》著录。《古泉汇》列入“未见品”。

3.乾定元宝。《古今钱略》著录。《古泉汇》列入“未见品”。《古钱大辞典》附图下注“此品伪”。乾定是献宗年号（1223～1226），他在位期间，正值西夏败亡之际，战火频仍，经济萧条，怕是很难铸钱。1970年，辽宁戈某从废铜中获得一品，给笔者致函，认为是真品，并附有拓片。此钱至今未见出土报道，此品虽得自废铜，也应是前人的戏作、伪作。

方若《言钱别录》，对四种年号的所谓西夏钱，做了具体剖析：“张崇懿《钱志新编》载‘天授通宝’，疑西夏文字钱中，或本有‘天授’，欲据以坚信，熟知四品中无是也。倪模《古今钱略》载‘正德元宝’，四字似不相贯。‘乾定元宝’中二字似取之‘乾祐’，左右二字似取之‘光定’。又可疑近人复以二体文合成之‘大德通宝’，拟入西夏，然‘德’字，同明‘宣德’钱，为宣德后铸。贸然入之，亦不思之甚已！天授、正德、大德、乾定，岂可据图便信也。”方氏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对我们认识这四种钱有帮助。

4.应天元宝。《古今钱略》著录。《古钱大辞典》附图下注“此品伪”。

5.贞观元宝。仅《古泉汇考》著录，并说“类光定”，“是夏钱”。其他谱录未见涉及，考古也无出土。西夏钱中无此钱。

6.大庆通宝。益斋主人《货泉备考》卷四著录，认为系西夏元昊所铸。其他谱录未见涉及，考古也无出土。西夏钱中当无此钱。

翁树培《古泉汇考》还附有“永安大宝”“永安大藏”两钱，翁氏以“质类近代所作，又非夏钱矣”，予以否定。

另外，还有表1-5中谱录未涉及的部分伪作，也简陈如下：

1.西夏伪钞。孟麟《泉布统志》卷六著录，有“大夏颁行宝钞”“大夏军营宝钞”两种，均属伪作。广东泉家王贵忱教授认为，此书体制杂乱，钱说驳杂，“尤为后人诟病的是收入一批伪造古钞”，有“检阅开来有不知所云之概”。顺便一提，该书还著录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各一品，模刻文字错得离谱，又定其为“女真钱”，显属大错。

2.西夏戏作铜钱。传世的西夏文折二“福圣宝钱”、折二“大安宝钱”（两品）、“正德宝钱”“人庆宝钱”和汉文“奲都元宝”等，是否是西夏正品钱，都有争议，其中多为近代戏作之品。

赵权之先生在70多年前说：“数十年来，地不爱宝，出土日多。”新中国成立后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更多。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不论是清代凉州出土的，还是贺兰山出土的，不论是内蒙古河套地区出土的，还是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其钱币品种，大体一致，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纵观二百年，横看数万里，在西夏的墓葬、遗址、窖藏中，绝没有出土过任何一种被否定的上述钱币中的一枚，这也不是偶然的。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前人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通史》（1979年）第六册“西夏部分”、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西夏简史》（1979年），在论述西夏社会经济时，将“天授通宝”“大德元宝”列为西夏货币，显然有欠分析。由此得出西夏在“元昊时开始铸钱”的结论，更是没有根据的。而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古代货币史》（1984年），又认为“天授”为西夏文钱，是元昊所铸，也是错误的。

向达先生在《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附记中提到的番汉字合璧“大安宝钱”“天赐宝钱”，是文献中出现最晚的西夏钱币之一。向先生所据为何，至今不得其源。《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图版中载有福圣、大安、乾祐、天庆四种西夏文钱钱图，还载有与西夏关系不大，由三种字（包括西夏文）合璧的元代“至元通宝”，却没有西夏的番汉字合璧“大安宝钱”“天赐宝钱”。或许向先生记述有误，也未可知。

三、西夏铁钱的发现与研究

西夏钱币中的铁钱，如表1-1、1-2所示，1970年以来，甘肃民乐出土200斤，武威10余斤，敦煌不到30枚。这些发现很重要，值得重视。但出土铁钱最多的是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土默特右旗、东胜、准格尔旗沿黄河一线。是整窖出土，数量很大，动辄数千斤，甚或万斤，以枚计算最多达到27万枚。如1949年，准格尔旗那林窖藏出土1.2万斤；1980年，达拉特旗盐店乡窖藏出土27万枚；1981年，包头阿都赖窖藏出土1.5万枚。这是铜钱窖藏所未有的。西夏窖藏铁钱另一个特点是品种单一。在宋朝，铸每种铜钱时，一般也铸铁钱。与宋不同，在西夏只有“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两种。也就是说，除仁宗仁孝外，其他皇帝没有铸过铁钱。

仁宗为何要铸造如此多的铁钱呢？宋朝为防止铜钱外流，大量铸造铁钱，在临近西夏的陕西、河东“铜铁钱兼用区”内使用。西夏向宋朝学习，也设置了自己的铁钱专用区。20世纪末出版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对这一说法做了肯定，并被学界所接受。《天盛律令》明确规定：“诸人不允将南院黑铁钱运来京师，及京师铜钱运往南院”。若违律时，不论多少，都要受到“二年”徒刑的处罚。也就是说，西夏同宋朝一样，铁钱的使用有地区限制。据载，西夏在行政机构中设有“东、南、西、北四院”，其中“北院”，当然是指西夏北部与金接壤的地方。按地望，发现铁钱窖藏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当属西夏北院，而不是南院。笔者怀疑可能是法典印刷有误。如可以按此理解，即西夏铁钱只限在北方与金接壤的地区使用。

西夏铁钱专用区的设置，是西夏铁钱研究最主要的成果。西夏虽然只在仁宗时铸过铁钱，但西夏人使用铁钱的时间，却甚为久远。宋朝规定，“陕府系铜铁钱交界处，西人之来，必须换易铜钱，方能东去”。也就是说，早在庆历年间，宋朝设置河东、陕西铜铁钱区的那一天起，西夏人就开始使用铁钱了。1127年，宋室南迁，断绝了宋朝钱币输入西夏之路；而仁宗时期，西夏因用青白盐换来的宋代“大铁钱”，在与金贸易时就要贬值，从而使西夏“商人苦之”；这都迫使西夏不得不设“通济监”来大量铸钱（包括铁钱），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仁孝铸钱之多，这在考古上也是得到印证的。

由于地理的隔绝，夏与南宋基本上没有经济往来，而金便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河套地区，属西夏胜州故地。隔河与金天德军、云内州相对，从此向南，与陕西的绥德、保安为邻。这些地方历来都是西夏与宋、辽进行边境贸易的榷场所在地，到了金代，相继恢复与扩大，商贸活动活跃。西夏人在使用宋朝铁钱的经验中，也深得其中的奥妙。西夏政府为了防止铜钱外流，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设置铁钱区也在情理之中。

四、西夏钱币考略

综合前人著录和出土资料，除去伪品和待考品外，可认定的西夏钱币有西夏文钱5种，汉文钱13种（其中铜钱11种，铁钱2种），总计18种。这里对这些钱币逐一考述（钱图参见彩图）。

（一）西夏文钱币

共有5个年号5种钱。

1.福圣宝钱（）

行书，右旋读，小平钱。直译为“圣福宝钱”，“圣”字升读。铸于毅宗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是已知西夏最早的钱币，比《宋史·夏国传》所载1158年“立通济监铸钱”早一百多年，证明西夏在第二代皇帝毅宗谅祚时，已开始设监铸钱。1914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最早著录，并附钱图。1924年，日本奥平昌宏《东亚钱志》，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夏文专号》，1938年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先后著录，并附钱图。据悉，国家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西安市文管处等处皆有传世品收藏。1985年，宁夏盐池县萌城乡首次出土2枚（图1-6），打破了无出土记录的时代，为传世品的认定提供了可靠依据。此后，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陕北、内蒙古多有出土，据表1-1、1-2、1-3统计，在11个地点总计出土34枚，其中以宁夏最多，有6地出土，计23枚，约占3/4。在这些窖藏中，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窖藏出土7枚；1998年，宁夏同心韦州窖藏出土18枚，实属少见。

在“福圣宝钱”的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它的西夏译文要不要改为“禀德宝钱”。1989年，著名西夏学者陈炳应教授，从字形上考究，认为“福圣宝钱”应译为“禀德宝钱”，是开国皇帝景宗元昊所铸，不是年号钱，使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所译“福圣宝钱”受到挑战。笔者撰文《“福圣宝钱”改译“禀德宝钱”之我见》（见本书第二章），认为还是不改译为好。

2.大安宝钱（）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惠宗大安年间（1074～1084）铸，版别较多，还有背星、背月和背“西”的，是西夏文钱币中著录最早、出土最多、流布最广的钱币。洪遵《泉志》中的西夏“梵字钱”，经研究就是“大安宝钱”。最早著录于《吉金所见录》，是清嘉庆年间凉州出土的数品“西夏梵字钱”之一。是李佐贤《古泉汇》著录的三品“西夏梵书钱”之一。1914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首次译为“大安宝钱”，并附钱图。1924年，日本奥平昌宏《东亚钱志》，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夏文专号》，1938年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先后著录。国家博物馆、宁夏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多有收藏。1979年，宁夏平罗大风沟窖藏首次出土1枚。此后，西夏故地遗址、窖藏多有出土。据表1-1统计，以宁夏最多，计9个地点出土105枚，其中同心韦州窖藏出土45枚，红寺堡窖藏出土多达50枚，实属少见。内蒙古乌审旗窖藏也出土20枚，其他各处出土7枚。远离西夏故土的陕西关中、甘肃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等地的宋、金窖藏也有出土，更远的山东宁阳、浙江宁波也有发现，计16枚。合计总数近150枚。加上未见报道的个人藏品，估计超过200枚。

从表1-6看，这些钱币的大小、厚薄、重量参差不齐，而考之实物，则精粗不一，字迹多不清晰。细辨钱文，似乎都有差异。经研究，可分三式，一式：字体端正，笔画清晰；二式：字体稍欠端正，笔画不够清晰，字形有所变化；三式：字体近乎草书，笔迹多不清晰，很难辨识（图1-7）。

3.贞观宝钱（）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古泉家赵权之先生于1937年“重游故都”时“购得”，并著文介绍（图1-8），是目前所知发现最晚的一种西夏文钱，铸于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根据赵文拓本，此钱形制规整，书法古拙，形体略大。赵文考证认为，钱文第一字“”，是否释为“贞观”之“贞”，“则以书无确据，不敢漫为推定”。其实，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附《苏联亚细亚博物馆·西夏文经籍目录》中的《贞观政要》，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官印背款西夏文“贞观”年号，已将“（贞观）”二字译出。钱文年号，当可确定无疑。钱文第四字“”，与其他西夏文钱第四字“（钱）”不同，较为特殊，据考，原意为“根本”之“本”，“源泉”之“泉”，这里引申为“钱”字。

与其他西夏钱币不同，“贞观宝钱”自1937年发现之后，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又在内蒙古发现。1993～1996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5枚；此后，多在宁夏出土。1998年，同心出土4枚，盐池出土1枚；2002年，灵武出土1枚；2012年，固原出土1枚；个人也有收藏。据表1-1、表1-2统计，也就是10多枚，是现存西夏文钱币中最少的一种。

4.乾祐宝钱（）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仁宗乾祐年间（1170～1193）铸，是清嘉庆年间凉州窖藏发现的数品“梵字钱”之一。其钱图，最早著录于李佐贤《古泉汇》“西夏梵书钱”。1914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首次译为“乾祐宝钱”，并附钱图。1924年，日本奥平昌宏《东亚钱志》，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夏文专号》，1938年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先后著录。国家博物馆、宁夏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多有收藏。1979年，宁夏平罗大风沟窖藏首次出土1枚（图1-9）。此后，西夏故地多有出土，有40枚左右。其中以宁夏最多，6个地点出土计33枚，同心韦州窖藏一处就出土27枚；宁夏以外各处加在一起也就四五枚。但远在新疆的墨玉和跨出国门的朝鲜惠山，各发现1枚，这可是其他西夏钱币没有的“殊荣”。与夏文大安、天庆钱相比，乾祐钱出土相对较少。

贺兰山大风沟、滚钟口两处共出土3枚。大都轮郭规整，字体端庄，铸工精整。

5.天庆宝钱（）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5）铸，是清嘉庆年间在凉州出土的数品“西夏梵字钱”之一。其钱图，最早著录于李佐贤《古泉汇》“西夏梵书钱”。1914年，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首次译为“天庆宝钱”，并附钱图。1924年，日本奥平昌宏《东亚钱志》，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夏文专号》，1938年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先后著录。国家博物馆、宁夏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多有收藏。1979年，宁夏平罗大风沟窖藏首次出土1枚（图1-10）。此后，西夏故地多有出土，有80多枚。其中宁夏9个地点出土70多枚，同心韦州窖藏一处就出土58枚；宁夏以外各处加在一起也就六七枚。

贺兰山大风沟、滚钟口两处共出土5枚。大都轮郭规整，书体端庄，铸造精工。

以上诸钱书法，细加品味，则多有变化：“福圣”钱行书味较浓；“贞观”“乾祐”“天庆”钱，则属比较规整之真书；“大安”介于两者之间。西夏文字钱币，也是研究西夏文字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二）汉文钱币

共有7个年号13种钱，其中铜钱11种，铁钱2种。书体多为真书，他体（隶、篆、行等），则在记述中标明书别。

1.隶书大安通宝

隶书，对读，小平钱。惠宗大安年间（1075～1085）铸，是现知最早的西夏汉字钱。旧谱未见著录。1981年7月，出土于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辽代窖藏，在20万枚钱中仅此1枚，属特大珍品。同窖还有西夏文“大安宝钱”1枚。发掘人吴宗信研究认为是西夏钱币，并撰文《“大安通宝”浅析》予以辨正。钱径23.3毫米，穿宽6.7毫米，郭厚1.4毫米，重4.04克，钱背穿上有俯月纹。轮郭规整，字文深峻，书体端庄，造型精美。“通宝”二字隶兼八分，与辽“大安元宝”风格迥异，尚存唐钱遗风（图1-11）。该钱西安园林文物局存有传世品（图1-12），两品文字，略有差异。1995年后，先后在宁夏同心、中宁，陕西靖边、定边等地出土，该钱至少有8品，成为研究重要资料。

1995年，有人对此钱是西夏钱提出异议，认为是辽钱，从而引发了该钱国属的论战。2007年秋，在宁夏举办的“西夏货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根据更多的资料，撰文力挺吴忠信先生的观点，肯定该钱为西夏钱（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2.元德通宝

真书，对读，小平钱。崇宗元德年间（1119～1126）铸。清嘉庆年间，在甘肃凉州西夏钱币窖藏出土，并著录于《吉金所见录》，有隶、真两品，李佐贤《古泉汇》袭转时，只著录真书，未著录隶书。此后，长期未见出土报道，是西夏汉文钱中最少见的品种之一。山西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皆藏有传世品。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载有一品，据图钱径24毫米，穿宽6.0毫米，品相精好，有“葆庭审定”四字红印（图1-13）。1990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出土一品，钱径22毫米，穿宽5毫米，钱体略小，是首见的出土品（图1-14）。此后，甘肃武威，宁夏同心王家窑子村、同心郑家台子、青铜峡大坝乡等处窖藏先后都有出土，个人也有收藏，各处相加不到10枚。

3.隶书元德通宝

隶书，对读，小平钱。崇宗元德年间（1119～1126）铸。清嘉庆年间，凉州西夏钱币窖藏出土，著录于《吉金所见录》，有隶、真两品，张崇懿《钱志新编》袭转时，与李佐贤相反，只著录隶书品，未著录真书品。另外，嘉庆年间在凉州河滩所得一品，未明其书体，从迄今所见多隶书钱判断，此品极可能是隶书钱。20世纪80年代以来，隶书元德多有出土，主要集中在宁夏。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窖藏首次出土（图1-15），有3枚之多。1996年，同心韦州窖藏出土竟达10枚。此后，1990年甘肃古浪干城乡，2006年，宁夏盐池麻黄山，2010年，宁夏同心下马关，2011年，宁夏同心田老庄等地窖藏都有出土，多为1枚。各处相加有20多枚。

“元德通宝”是否为西夏钱币，清代泉家曾抱怀疑态度，最早著录“元德通宝”的《吉金所见录》说：“钱形字画有唐宋遗制，虽与以下诸钱不类（指‘天盛’‘乾祐’等钱）似非伪者。”翁树培《古泉汇考》也做了论证：“何此钱之轮郭文字，酷似宋太宗太平钱欤；夏钱多作元宝者，此云通宝，殆以年号有元字欤。培疑此钱当为夏钱。”凉州两次出土：一次是河滩所得小瓶“元德通宝”为夏钱；一次是刘青园在凉州发现的数种西夏钱币，其中也有“元德通宝”，都可证明“元德通宝”为西夏钱无疑。

4.折二元德重宝

真书，对读，折二钱。崇宗元德年间（1119～1126）铸。方若《古货杂咏》：“梵书福圣制钱行，仁孝以前鼓铸明，重宝喜从天上降，足徵元德本精工”，所言极是。《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都有著录。1979年，内蒙古鄂托克旗二道川出土1枚，钱径30毫米，穿宽6.5毫米，古朴厚重，书体端庄，品相极精（图1-16）。宁夏陈永忠收藏，后售予中国钱币博物馆，是大珍之品。1964年，阿左旗头道湖出土1枚，直到2002年才报道出来，钱径27.5毫米，穿宽7毫米，厚1.3毫米，重3.8克，版式与二道川品稍异。甘肃天水、宁夏隆德也有出土。综上所说，折二元德重宝，可确认的至少有4枚，和篆书光定一样，是西夏钱币中数量最少的钱币。方若《言钱别录》云，“元德且作重宝，似折二”，得到证实。

5.天盛元宝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宋史·夏国传》关于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的记载得到印证。最早著录于乾隆《钦定钱录》，是钱谱中第一个明文著录的西夏钱币。此后，张端木《钱录》卷五，也著录了此钱，误称为“天盛通宝”。《吉金所见录》《钱志新编》《古泉汇》《古今钱略》等，皆沿袭著录。是清嘉庆年间，刘青园在凉州发现的西夏钱币之一，是西夏钱币中著录最早、出土最多、流布最广的西夏钱币。

据出土资料，该钱是标准钱，钱径24毫米，穿宽5.8毫米，郭厚1.5毫米，重4.2克（图1-17）。20世纪50年以来，在西夏故地的窖藏、墓葬、遗址多有出土，甚至远离西夏故地的湘西、湖北、陕南、新疆也有出土。有背“西”和背月、背星纹，大小、厚度、重量都不尽相同，字体也有细微差异，但变化不大。

6.铁天盛元宝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形制与铜钱全同，钱径22.5毫米，穿宽5毫米，重3.1克，比铜钱略小。最早著录于《吉金所见录》，并云“此品（指铜钱）近今多而易得，间有铁钱”。实际上铁钱远比铜钱为多，《古泉汇》称，“今铜钱少而铁钱多”。其后钱谱，大体沿袭此说。西夏铁钱品种单一，仅有天盛和乾祐两种，主要出土于内蒙古河套地区，数量很大。本书第四章专论西夏铁钱问题，此处不赘。近年，除内蒙古乌审旗窖藏和宁夏同心田老庄窖藏出土铜钱数量较大外，其他窖藏多为数十斤，难望铁钱项背。从而证明古人“铜钱少铁钱多”的论断是正确的。天盛铁钱，包头等地出土有背“西”、背月、背星纹者（图1-18）。

关于天盛背“西”钱币，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发现。1940年，《泉币》创刊号载王荫嘉在杭州得铁钱背“西”一品（图1-19）；《泉币》23期载北京程伯逊得“铜品母钱”（图1-20），并称与王品“可谓双璧”。此二钱大样广穿，字文精好，与包头出土者不类。“西”字何意？王荫嘉“考为西兴监”，查诸资料，西夏并无“西兴监”之设，当属无稽之谈。

我国古代钱币有国号钱、年号钱、纪年钱、纪地钱、纪值钱、纪监钱等，名称繁多，内容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夏文化的精美和深厚。天盛元宝背“西”，为西夏钱币仅有之背字钱，对研究西夏钱币有重要意义。西夏文化受唐宋文化影响，“西”字也应为纪地、纪监之意。有人研究认为，“西”字可能是指西夏三大府之一的“西平府”，故地即今宁夏吴忠市，为纪地钱。这一解释颇具新意，可谓一家之言，期望有新的考古资料证实。

7.乾祐元宝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选测数枚，钱径24～24.3毫米，穿宽5.4～5.6毫米，郭厚1.3～1.7毫米，重3.4～4.5克。仁宗乾祐年间（1170～1193年）铸。清嘉庆年间，刘青园在凉州发现的西夏钱币之一。最早著录于《吉金所见录》，并云与天盛钱，“俱字体精妙，质地光明”。此后钱谱诸如《钱志新编》《古泉汇》《古今钱略》等，皆相沿著录。1979年，平罗大风沟窖藏首次出土（图1-21）。在西夏故地的诸省区时有出土，但绝对数量，“乾祐”钱比“天盛”“光定”钱要少得多。

铜品小“元”乾祐（图1-22）：1984年秋，与行书“乾祐”钱一同出土，仅一枚。钱径2.4毫米，穿宽6.2毫米，郭厚1.4毫米，重4.1克。轮郭规整，书体端庄，字文深峻，品相极好，也属珍品。钱体、字形略小，而“元”字特小。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有类似钱图。

8.行书乾祐元宝

行书，右旋读，小平钱。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和《历代古钱图说》著录钱图，未见文字说明。1984年秋贺兰山滚钟口出土，在近三万枚钱币中仅得此一枚。钱径25.6毫米，穿宽5.7毫米，郭厚1.7毫米，重5.8克；轮郭规整（边郭被磨损成坡状），钱体厚重，字文深峻，书体流畅，笔力苍劲，品相极精，也是很好的书法艺术品（图1-23）。系首次生坑出土，属大珍之品。西夏汉文钱，皆为真书钱，此钱的出土，打破了西夏钱币单一的真书格局，丰富了西夏钱币的品种。

9.铁乾祐元宝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乾祐”铁钱大小悬殊，轻重不一，厚薄参差，版别较多。字文优劣，铸工精粗并存。标准钱径长24毫米，穿宽6毫米，郭厚1.4毫米，重4克。其钱径尚有23毫米、22毫米、21毫米，最小者仅19毫米。最早著录于《吉金所见录》，并云“乾祐铜钱今不多见，而铁钱多而易得，字文模范，与铜钱无二”。此后钱谱，多相沿著录。20世纪50年代以来，内蒙古河套地区大量出土，1958年，临河高油房西夏古城，出土万斤左右，锈结成数百公斤的大块，大多为乾祐钱；1980年，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盐店乡出土1048公斤，27万余枚，其中“乾祐”铁钱约占90%；1981年，包头市东阿都赖村出土100多公斤，其中“乾祐”也占90%（图1-24）。据传，新中国成立前，准格尔旗暖水乡也有出土。乾祐铁钱“多而易得”的记载，得到证实。

翁树培《古泉汇考》说：“南宋铁钱，文多泐缺，漫漶不可辨，不知西夏何以铸铁钱精炼乃尔；乾祐铁钱有如铜钱者，有一铁钱连另一钱之轮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西夏铁钱也多漫漶不清。

10.天庆元宝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标准钱钱径24.1毫米，穿宽5.7毫米，郭厚1.6毫米，重4.2克。铸于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5）。轮郭规整，书体端庄，制作精好。清嘉庆年间，在凉州曾两次出土，最早著录于《吉金所见录》，旧谱多相沿著录。泉家颇注意此钱与辽“天庆”钱差别，翁树培《古泉汇考》：辽“天庆钱字文漫漶，不如此钱精好”。倪模《古今钱略》：“辽钱‘庆’字大，‘元’字不整，此钱轮郭及‘元宝’二字，与‘天盛’‘乾祐’一例，其为夏钱无疑”。所论极是。1979年，宁夏平罗大风沟窖藏首次出土（图1-25），此后，西夏故地诸省区多有出土。

11.皇建元宝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标准钱钱径25毫米，穿宽5.7毫米，郭厚1.5毫米，重4.1克，钱体略大。“元”字行书体，颇受宋“景德元宝”影响。版别有二：一式“皇”字较宽大，一式“皇”字狭长。轮郭规整，书体端庄，铸造精工。铸于襄宗皇建年间（1210～1211）。嘉庆年间，刘青园在凉州发现的西夏钱币之一，最早著录于《吉金所见录》，此后钱谱，相沿著录。夏荃《退庵钱谱》称：“此钱铜质字画俱精好”。《古今钱略》说：“皇建与‘光定’皆美，字体带行”，所论甚当。1979年，宁夏平罗大风沟窖藏首次出土（图1-26）。此后，西夏故地诸省区多有出土，其数量多于“乾祐”“天庆”，而少于“天盛”“光定”。

12.光定元宝

真书，右旋读，小平钱。标准钱钱径25.1毫米，穿宽5.4毫米，郭厚1.5毫米，重4.1克。“元”字行体，字如“皇建”，制作精好。铸于神宗光定年间（1211～1223），是西夏最晚的一种钱币。清嘉庆年间，刘青园在凉州发现的西夏钱币之一，最早著录于《吉金所见录》。在此前后，后张端木《钱录》卷五，也著录了此钱，误称为“光定通宝”。《古泉汇考》《钱志新编》《古泉汇》《古今钱略》等相沿著录。翁树培称：“‘元’字行体如‘皇建’，钱背轮郭甚精”；又说“历观西夏诸钱，文字、制作甚精”。所论极是。1979年，宁夏平罗大风沟窖藏首次出土（图1-27）。此后，西夏故地诸省区多有出土，是西夏铜钱中数量最多的币种之一。

13.篆书光定元宝

篆书，右旋读，小平钱。史志旧谱不载。1984年9月，银川西贺兰山滚钟口首次出土。在近3万枚中，仅此1枚，极为罕见。钱径25.4毫米，穿宽5.6毫米，郭厚1.4毫米，重4.3克（图1-28）。品相极精，“光”“定”“元”三字篆书，书法工整，“宝”字则隶化，风格类宋钱隶宝。与真书“光定”，篆真成对。1994年以来，甘肃武威、天水，宁夏隆德又有出土。

在西夏汉文钱中，书体多为真书，仅见行书“乾祐元宝”和篆书“光定元宝”。篆书“光定元宝”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为西夏钱币增添了新的书体；其次，证明西夏也有对钱。人们知道，西夏光定年间（1211～1223），是南宋嘉定年间，而南宋钱制，早在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已进行了变革，钱文统一为宋体，已无对钱。但对钱遗风，却在西夏再现，将对钱延续了数十年，再一次证明西夏币制深受北宋币制的影响。

上述可确认的西夏钱币，见彩图后插页《西夏钱币简表》。

五、西夏钱币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的先辈不可能获得丰富的实物资料，而幽闭书斋，与世隔绝，仅凭几枚传世品，进行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必然制约着钱币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泉币》是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文章的刊物，然而，只有7篇，每篇两三百字，总计不到2300字，便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60年代以前，尽管也有钱币和货币史方面的论著出版，但有关西夏钱币的内容，少得可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货币史的权威巨著、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1965年第三版），涉及历代钱币、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等各个方面，约74万字，可谓洋洋大观。然而，涉及西夏钱币者仅有千字，可见一斑。但是，先辈的成果，毕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我们应当倍加珍视。

前面，笔者已经对150多条出土钱币资料进行了分析，看到了这批出土资料的重要价值。现就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谱录，再做一些探讨。

第一，西夏铸钱的时间早于文献记载。《宋史·夏国传》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西夏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是关于西夏设监铸钱仅有的一条史料。“天盛”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的年号，天盛十年设监铸钱，距西夏建国已有120年。是否这120年西夏没有铸过钱？出土资料表明，至迟在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李谅祚时，已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毅宗“福圣承道”（1053～1056）比《宋史》所说的天盛年设监铸钱，提早了100多年。

第二，西夏汉字钱的铸造晚于西夏文钱的铸造。以考古材料来说，西夏最早的汉字钱是第三代皇帝惠宗李秉常的“大安通宝”。“大安”（1074～1084）虽然早于天盛，然而比“福圣宝钱”晚了20多年。也就是说，西夏是在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20多年之后，才开始铸造汉文钱。西夏统治者在其初期，为了抗衡宋朝，比较强调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而在此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比较注意吸收和推广汉族的封建文化。这与西夏钱币先有西夏文钱，后有汉文钱是一致的。

《古泉汇》认为：西夏文钱“当是西夏开国时物，尚与中华文字不通，迨后改用汉字，始有元德以下诸品”。这是不识西夏文字的一种臆断。实际上，西夏是汉文和西夏文并用的。西夏政府规定，和宋朝往来文书，番汉字并用；《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是阳番阴汉；银川西夏陵出土了番汉两种文字的碑文残块。西夏在惠宗期间，同时铸造和流通番汉两种文字的钱币。

第三，西夏钱币制度深受北宋影响。西夏钱币最大的特点，是将本民族的文字用于钱币，诸如西夏文“大安宝钱”“天庆宝钱”等。辽、金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契丹文和女真文，但没有反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然而，西夏钱币制度的主要方面，是受北宋影响的，北宋流行年号钱，西夏无论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都是年号钱。宋朝的年号钱有通宝、元宝、重宝之称，名称、品种十分繁杂，如果再以大小、书体、币材、成色、监别细分版别，更是难以计其品数。西夏钱币也有通宝、元宝、重宝之称，币值也有小平、折二之分，币材也有铜、铁之别，版别也有参差，虽无北宋钱币之繁杂，但其基本形制与北宋钱无异。北宋盛行对钱，1984年，宁夏银川滚钟口“光定”篆书、真书对钱的出土，进一步证明北宋钱制对西夏钱制的深刻影响。这对西夏钱币制度研究，是个良好的开端。

第四，西夏钱币制作精美，是西夏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反映。西夏钱币轮郭规整，字体庄重，铸造精工，受到古今钱币家的称赞。翁树培《古泉汇考》称：“西夏钱制，史册不载，据今所见夏钱，字端楷，制精好。”经济学家千家驹、彭信威对西夏钱币倍加称赞，说“制作精致，文字整齐”，又说“西夏钱币的制作很精美，文字也规矩，他们的文化看来要超过契丹人”。西夏钱币极少有北宋钱币流铜、错范、倒书、传形等弊病，或因设监过多，盗铸严重而产生的轻重不一，厚薄参差，版式众多的现象。西夏钱币虽然也有版式上的差异，但轻重、厚薄、外圆、内方，大体一致，汉文钱比西夏文钱更好，说明他们在铸造上是很精心的。西夏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王朝，但它在钱币铸造上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西夏钱币的精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第五，对西夏货币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很难想象，在西夏陵墓、遗址、城址的考古中，西夏钱不一定有，而北宋钱绝不会少。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的铜钱窖藏，都以北宋钱为主，占80%～90%，西夏钱没有超过2%。笔者对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三处窖藏钱币计量分析，北宋钱币分别占84.9%、87.7%、85.6%，而西夏钱币仅占1.4%、0.9%、1.5%。这大量的材料，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西夏虽然铸造钱币，但西夏社会流通的主要币种不是西夏钱，而是北宋钱。“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致。”同时反映了“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宋朝的依赖，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夏社会经济一大特点”。

数十年来，西夏钱币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前无古人。但是，有些问题，尚待深入研究。仁宗仁孝所铸铜钱，远远大于前朝，但有趣的是：“天盛”钱在数量上有较大的突破，“乾祐”钱又明显减少；而铁钱与之相反，“乾祐”钱数量很大，而“天盛”钱仅为“乾祐”钱的1/1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仁孝之后的纯祐等几代，为何只铸造铜钱而不继续铸造铁钱？还有，西夏社会的购买力、夏钱与宋钱的比值、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西夏钱币与西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等等，都需要加强研究，进一步探索。又如，关于西夏钱币的版别和对钱划分的问题等，都有待深入研究。相信，通过学人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新的成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