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西夏货币经济的发展

一、西夏社会经济状况

隋末唐初，吐蕃崛起，势力大振。散居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党项族部落，迫于吐蕃压力，纷纷请求内附，向北迁徙。经唐朝政府允许，到唐高宗时，已“散居西北边”。在内迁的党项八部中，以拓跋部最为强大。其首领拓跋思恭曾据有宥州（今陕西靖边县境），自称刺史。唐僖宗时，因参与镇压黄巢变乱有功，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逐渐成为唐末藩镇之一。五代以降，中原板荡，政权更迭，党项族从中渔利，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正如史称，在其统治范围内，“供赋不入公朝，巡属唯其除授，盖夏虽未称国，而自王其土久矣”。

及至宋代，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公开反对宋朝的“削藩政策”，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抗宋自立。李继迁及其子孙李德明、李元昊三代，联结党项诸部，外假契丹为援，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11世纪前后50多年的斗争中，不仅收复银夏“五州故地”，而且向西发展，逐渐占有兴、灵、甘、凉、瓜、沙诸州。其疆域已达到“东拒（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的广大地区，并控制了战略要地河西走廊。与此同时，元昊废除唐宋所赐李、赵姓氏，改为党项“嵬名”姓氏；升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创制西夏文字，设立番、汉学院；建立官制，分文武两班，完善中枢机构；确立兵制，设立十二监军司，分驻南北要津；自立年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于1038年正式称帝，建立夏国，开创了我国中世纪宋、辽、夏三国鼎立的新局面。

党项族人民从7世纪初开始内迁，到11世纪初建立西夏，历经了4个世纪。在这期间，党项族人民在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部分人入居城镇，从事农耕，甚或经营工商业。如果说，在唐代他们要取得武器，是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的话，那么到了五代，他们售马，已是为了“利其所得”，换取货币了。居住在荒漠地区的党项人，仍然保持着部落的组织形式，继续着物物相易的交换形式，但也不是“不知稼穑”、不知货币为何物的人了。作为一个民族，已进入货币经济阶段了。

党项贵族从割据夏州到建立国家，基本上是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模式改造和发展的。早在李继迁时，已是“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到元昊时，更是“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号位，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还应加一句：“通中国货币（西夏境内主要流通的是北宋钱）”。西夏的建立，标志着这一改造的完成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它使国无郡长，不相统一，相率为盗，常有械斗的党项部落，甚至回鹘、吐蕃部落，逐步统一在李氏王朝之下，是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种统一，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二、西夏货币经济的发展

西夏建国期间，与宋、辽、金都发生过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但战争是一时的，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则是长期的。西夏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振兴手工业与畜牧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张元、吴昊到西夏“都门之酒家，剧饮终日”，从而引起元昊的重视，并为其所用的故事；《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关于“武威当四冲之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的记述；1972年武威出土的“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戌日有倍利”等商人求财吉语的西夏文卜辞；以及黑城出土的描绘肉商在市场上卖肉的《肉商图》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西夏城镇商业发展的情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夏也产生了一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如苏轼说：西夏使臣倒卖绢帛，一次得利“不下二十万缗”；王安石说：“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

在对外贸易方面，西夏重视对东方，特别是和宋的贸易，也不放松对西方，特别是西州回鹘和大食的贸易。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在丝路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夏对东方的贸易，主要是互通有无，获得某些生活必需品。西夏输出的商品，以骆驼、马、牛、羊等牲畜、毛织品、毛皮产品为大宗；宋朝沿边人民所喜用的青盐，出口量也很大；还有蜜蜡、麝脐、羱羚角、翎毛、硇砂、甘草、柴胡、苁蓉、红花等土特产品和药材。从宋朝输入的主要是粮食、茶、绢、瓷器、漆器、香药、姜桂等。西夏还从辽、金走私铜铁。而西夏的牲畜、毛皮制品、某些药材、土特产品，则为宋、金人民所需要。双方不同的产品结构和人民不同的需要，正是西夏与宋辽金开展贸易的基础。西夏与宋辽金等国的交界处，设有多处大小不等的“榷场”“和市”，双方政府设官管理和收税。宋朝规定“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蕃客税例”。双方大宗交易都在“榷场”进行。宋、夏边民还通过“私市”进行不规范的贸易，尽管官方禁止，但仍然是双方进行交易的一条重要渠道。

西夏对西方的贸易极为重视，这主要表现在对大食、西州回鹘商人的特殊照顾上。《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规定，外国使者和商人“出卖敕禁物时”要依法惩处，其中“大食、西州国等使者、商人”，因他们是“客人”，给以较轻的处分；规定，大食、西州国等商人，载物的骑驮死亡，或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或是需要“守护用的弓箭”，皆依法给以补充，“所需粮食当允许卖（给）”等。西夏人靠中继贸易获得好处，是维系丝路畅通的根本动力。《金史·胡麻愈传》载，宋人、金人皆“遣使夏国市玉”。洪皓《松漠纪闻》卷一载，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宋史·回鹘传》载，宣和年间，回鹘人入贡宋朝，“往来皆经夏国”。这些点滴记载说明，西夏在丝路贸易中可能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西夏在占领河西走廊的过程中，曾有“抄略”商贾的现象，一度对丝路的畅通有所影响，但大部分时间，丝绸之路应是畅通的。

三、钱币在西夏的广泛使用

在西夏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西夏的货币经济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商业贸易中使用白银、使用铜铁钱，还表现在西夏政府中设有铸钱机构。《天盛律令》中有关西夏钱币的内容非常丰富，西夏钱币的使用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夏人与钱币结下不解之缘。这里以《天盛律令》为主，结合汉文资料，陈述如下：

（一）交易用钱

《文海》释“钱”：“此者钱也，卖种种买价值用是也。”释“价”：“此者价也，卖价之谓。”释“值”：“此者价也，买卖之所交付也。”宋庆历年间，因元昊称帝，宋夏战争，导致“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一绢之值为钱二千五百”。至于西夏使节至宋，“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宋臣孙甫论拒买西夏青盐时说：“西盐数万石，其直不下钱十万余缗。”

（二）征税要钱

在五代，夏州李氏就设官征收。西夏建国前后，在宋夏边界“榷场”，在宋方征收汉商税的同时，西夏也征收“蕃客”之税。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后，如《松漠纪闻》所载，回鹘商贾载物“过夏地，夏人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天盛律令》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征税机关：盐池有税院，渡口有税监，还有各地的卖曲税院。征收税种，有买卖税、小店开业税、牲畜乘航税、芦苇及草席税等。此外，还有免税规定，如在“地界以外（买卖）不纳税”“媒人弃妻价不纳税”等。

《天盛律令》卷一八“缴买卖税门”，是专章征收赋税的律令，可惜原件残损过甚，具体内容不详。但从中可以看出，其征收范围，已不仅限于商业贸易，而是涉及生产领域、交通领域、小商小贩、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征之税，有的抽纳实物，如上述回鹘商贾过境所交就是实物。《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一二载，丰州蕃部过夏界，“每匹纳买路绢一疋，大茶十斤”。但境内征税以钱币为主，如《天盛律令》卷一七“库局分转派门”规定：“中兴府租院租钱及卖曲税钱等，每日之所得，每晚一番；五州地租院，一个月一番。”也就是说收了税钱要清点。卷一八“盐池开闭门”规定，“诸人卖盐，池中乌池之盐者，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当计税实抽纳，不许随意偷税”。

（三）借债、典当以钱计算

《天盛律令》卷三“当铺门”“催索债利门”，对有关行为做了规定：如若有人到当铺“放物典当取钱时，十缗以下，识（与）未识，一律当典给，是盗物亦不予治罪。……送十缗以上物者，识则令典给，未识当另寻识人，令其典当”。负债不还，要受处罚，“十缗以下，有官罚五缗钱，庶人十丈；十缗以上，有官罚马一匹，庶人十三丈”；对利息做了限制，放公私钱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不准比其增加”。

（四）物品以钱计值

《天盛律令》卷一八“杂曲门”规定：“诸处踏去曲者，大麦、麦二斗，当以十五斤计；一斤，当计三百钱卖之。”“盐池开闭门”规定：“诸人卖盐，池中乌池之盐者，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卷一五“地水杂罪门”规定：唐徕、汉延诸渠上的官树和私树等“为他人所伐时，计价以偷盗法判断”。

（五）劳动力以钱计工

《天盛律令》卷三“盗赔偿返还门”，卷七“为投诚者安置门”，都规定盗窃他人财物而无力偿还时，应以出工偿还盗价。其折价办法是根据劳动力大小、强弱的不同计值：大男人“一日出价七十钱”，小男及大妇“一日五十钱”，小妇“一日三十钱”。

（六）官吏俸禄给钱

《天盛律令》卷一七“物离库门”规定：租院、踏卖曲院等有关人员“禄食价钱”是：“提举头监一律三百，出纳二百，掌钥匙一百，司吏、指挥、栏头等七十。”这至少说明西夏部分官吏的俸禄是以钱支付的。黑城出土的西夏献宗乾定二年（1224年）黑水守将仁勇《告近禀帖》称，“远边之人，贫而无靠，唯持食禄各一缗”，就颇引人注意，为以钱支付俸禄，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奖励用钱

《天盛律令》卷五“季校门·得举告功法”规定，若军卒发现所在部空缺战马甲胄等物“而未补赏”，可举报获赏：被告首领应革职，举告人“善战有战功，有知识”，“则举告人应为首领”。还有：凡“所告军首领应获月徒刑，当赏告者十缗；应徒一年时，当赏二十缗；应徒二年时，当赏三十缗；应徒三年时，当赏五十缗；应革职、军时，当赏七十缗。其赏金应按高低，由获罪行监、大小溜首领、舍监、末驱等出给”。《天盛律令》中有多处对举报者奖赏的规定，所奖之物主要是钱，有的数量很大，如被检举人判了绞杀的，举报者可获得多达二百缗的奖赏。

（八）礼金用钱

《天盛律令》卷六“军人使亲礼门”规定：“殿上坐节主、宰相等三十缗，诸节亲主、次、中等臣僚等二十缗，此外，任职有官者十缗，庶人五缗。……上位者为下位者馈送，及下位者为上位者馈送，一律按下位法实行，不许超过。”

（九）钱币的使用，还渗透到政治生活中

1.以钱多少作为量刑的依据。如前述《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将钱卖到敌界的人，私自铸钱或毁钱为物的匠人，皆以钱数之多少量刑。卷三“杂盗门”规定，持武器而盗者：“物已入手，则四缗以下，造意徒五年，从犯徒四年；四缗以上至八缗，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五年……二十缗以上，一律造意绞杀，从犯徒十二年。”

2.罚钱为惩处罪犯的方式之一。如卷七“敕禁门”规定，官民屋舍违律装饰大朱、大青、大绿，“当罚五缗钱”。

3.以钱代刑。如卷二“罪情与官品当门”规定，有官品的人犯庶民所犯某种当处杖刑之罪者，“七八杖交二缗钱，十杖交五缗钱，十三杖交七缗钱”。

4.以贪污、行贿钱数的多少定罪。如卷二：“贪状罪法门”，对贪赃枉法的执法人员，视受贿钱量之多少和罪情之轻重，做出处罚规定，分为13级，从最轻的贪贿“一百钱至一缗，造意十三杖，从犯十杖；一缗以上至三缗，造意徒三个月，从犯十三杖”，到最重的贪贿“四十缗以上，一律造意绞杀，从犯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