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夏文钱币研究

第一节 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兼论洪遵《泉志》的钱图问题

西夏钱币是我国历代钱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研究我国钱币制度和货币经济，特别是对研究西夏钱币制度和货币经济，乃至西夏文字和铸造工艺，都有重要的意义。探讨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和认识，则是开展这一系列研究的基础。

一 、从“梵字钱”到“西夏梵字钱”

现在已知的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共有5种，它们是：毅宗的“福圣宝钱”、惠宗的“大安宝钱”、崇宗的“贞观宝钱”、仁宗的“乾祐宝钱”和桓宗的“天庆宝钱”。这些钱币已被出土资料所证实，并为钱币学界所公认。这些钱币的发现与认识，曾经经历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们最终被认识，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夏学的发展，与西夏文字的重新被辨识和释读联系在一起的。

与西夏钱币有关的最早的钱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钱谱——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洪遵撰写的《泉志》。是书卷十一“外国品”：

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

传本《泉志》并载“梵字钱”钱图（图2-1）①。这是《泉志》中唯一与西夏有关的钱币。

①传本《泉志》“梵字钱”，实为“大安宝钱”。其钱图文字，是不识西夏文字的人，根据汉字的笔画加以组合附会而成的，写法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写法是“”。

“梵”字是什么意思？是洪遵对尚未辨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泛称。这点，在《泉志》中就可找到例证：卷十一在谈到“屋驮国钱”时，洪遵引“敦素曰：字若梵书，不可复识”。洪遵将这种不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字，又称“胡字”。同卷在谈到“吐蕃国钱”时，洪遵仍引敦素曰：“以铜为之，皆胡字，不可识”，引张台曰：“大抵西北诸国通曰胡”。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洪遵所说的这个“梵字钱”，只说它是“类屋驮、吐蕃钱”，并未说与西夏有关。不仅如此，历经元、明两代，直到清乾隆时，梁诗正等奉敕编撰的《钦定钱录》（乾隆庚午，1750年），在袭转《泉志》这一内容时，仍称“梵字钱”，又说它与“尼婆罗钱同”，仍未与西夏挂钩。这种状况的形成，不能不与西夏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消失有关。

西夏文字是西夏的法定文字，自从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时创制后，曾经在西夏境内广为使用，史籍中称为“番书”“番字”。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党项族失去了昔日统治民族的地位，西夏文字的社会职能也日益收缩。元代时，在党项族聚居的地区仍然部分地使用西夏文字，称“河西字”。元成宗大德年间，先后在河北宣化和杭州印制过西夏文的佛经。元末，北京居庸关过街塔的六体刻经和敦煌莫高窟速来蛮西宁王六体记功碑，其中一体就是西夏文字（其他五体是汉、梵、藏、八思巴、回鹘文）。1962年，在河北保定出土了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西夏文经幢，说明明代中叶，仍有少数党项人在宗教生活中使用自己民族的古老文字。然而，它已是回光返照了。民族的融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西夏灭亡后，经过元、明两代，党项族逐渐融合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中，西夏文字也逐渐在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至迟到明代中期，已是一种完全无人认识的死文字了。

对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是从19世纪开始的。在19世纪末，当外国的一些学者还在猜谜式地试图辨识西夏文字时，我国乾嘉派学者张澍先生，早在19世纪初，就辨识西夏文字了。清嘉庆九年（1804年），张先生在其故乡甘肃武威发现了番汉字合璧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并著文《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介绍是碑发现经过，确认碑阳文字就是“夏国字”。张澍对“西夏碑”的发现，是金石学上一大发现。张澍第一个认识了西夏文字，对西夏文字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西夏“梵字钱”的认识，是与“西夏碑”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

嘉庆十年（1805年），凉州出土了包括西夏钱币在内的“古钱数瓮”。金石学家刘青园，目睹并记述了这次发现，尤为重要的是对照“西夏碑”中的“夏国字”，考证出所谓“梵字钱”中的“梵字”就是西夏字，“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嘉庆十四年（1809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记述了这次发现：

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余共拣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真书，扪读之，则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巖作《泉志》时即不识之。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凉州古钱的出土，是西夏钱币的重大发现。《吉金所见录》详细记述了这次发现，对研究西夏钱币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西夏钱币在钱谱著录中第一次具有相当的规模，为以后研究西夏钱币奠定了基础。晚出钱谱对西夏钱币的著录，大体也以此为本，或作取舍。

根据刘青园的考证，《吉金所见录》在袭转《泉志》所谓“梵字钱”时，第一次明确冠以“西夏”二字，称为“西夏梵字钱”（图2-2）。刘青园确认传本《泉志》“梵字钱”为西夏字，对认识西夏文钱具有重要的意义，确是一桩“快事”。

然而，钱图文字具体是西夏什么字，当时人并不认识。嘉庆年间，《泉志补正》的作者瞿中溶（苌生），曾问盛名卓著的钱大昕（竹汀）“泉志梵字究作何读？”钱竟胡诌“是女真字”。道光十三年（1833年），孟麟所撰《泉布统志》，亦将西夏文“乾祐宝钱”误认为“女真钱”。咸丰年间，李佐贤《古泉汇》著录“西夏梵书钱”三品，也说“皆不可识”。直到20世纪初，随着西夏学的发展和对西夏文字的释读，西夏学者罗福苌，才将“大安”，还有“福圣”“乾祐”“天庆”等四种西夏文钱加以汉译，在其所著《西夏国书略说》中发表，并明确地说：“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此悉抚印于册，以告世之治古钱学者。”自此，这件从南宋绍兴年间开始，历经七百年之久的公案，才算有了结果。1937年，古泉学家赵权之先生又得西夏文“贞观宝钱”，并著文考证 ，从而使西夏文钱的品种更为丰富。

二 、传本《泉志》钱图是明代人加绘的

洪遵《泉志》是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被许多钱币学家奉为经典。（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脱脱《宋史·艺文志》和（清）陶延《说郛》都有著录。但是，宋元两代已无传本流传下来。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写本，是《永乐大典》本；最早的刊本，是（明）毛晋、胡震亨所刊、徐象梅摹图的《秘册汇函》本，刊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此后三百多年又有别的刊本出现，但都本于万历这个祖本。

《泉志》原本有无钱图，历来就有争议。《四库全书提要》说：“是书汇集历代钱图，凡有文字可记，形象可绘者，莫不毕载”；《白茅堂集跋钱谱》曰：“洪景伯钱谱集顾烜、张台、封演、董逌、李孝美、陶岳数家，遂号详博”。从他们行文的口气上，根本不认为《泉志》钱图是个问题，《泉志》有钱图是毫无疑义的。这是第一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与第一种看法截然相反，认为《泉志》无图，不是钱谱。清代古泉大家翁树培认为：“书名《泉志》，何得改云钱谱！”《古今钱略》的作者倪模，对此加按语说：“以《泉志》为钱谱，如《路史》以董逌《钱谱》为钱书耳。”20世纪50年代，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第五章“两宋的货币”中说：“这部书不是钱谱，因为原著没有图，图是后人妄加的。”

第三种意见是，《泉志》原是有图的，但图是明代人后加的。彭信威先生在这点上说得最为明确。他放弃了50年代的说法，在1965年再版的《中国货币史》中写道：“《泉志》原来应当是有图的，但因一直没有刊行，长期转相传抄，到明代万历年间才有刻本，所以原图已失。”又说：“《泉志》所附的图是明代人加上去的，并不是洪遵所画的。”

《泉志》钱图问题，涉及两个本子：一是洪遵的原本，一是徐象梅的传本。争论的焦点是原本有无钱图；传本钱图是如何来的。第一种意见表面上看是对的，实际上它并未意识到传本与原本的差异，认为传本就是原本，《四库全书提要》就是根据传本著录的。第二种意见看出了两个本子的差异，是个进步，但提出《泉志》原本不是钱谱，所以就没有钱图，则失之于偏激了。笔者认为，第三种意见是对的，传本钱图是明代人加上去的，同时应该明确是徐象梅绘的。

《泉志》的原本应是有图的。在我国，钱币实物的研究和著录的历史是很长的。早在南朝萧梁时代（502～557），就有刘氏《钱谱》，顾烜《钱谱》。此后历经隋唐五代直到宋朝，钱币学的著作转相承袭，代有所作，越来越多。这些著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大部分是洪遵见过的。《泉志》引用前人的著作达九十种之多，其中有关钱币学的著作，有唐代封演《续钱谱》，敦素之说，徐氏之说；五代张台《钱录》；宋代陶岳《货泉录》、金光袭《钱宝录》、董逌《钱谱》、李孝美《历代钱谱》，还有年代和著者无考的旧谱多种。此外，如《泉志》序中所说，还“旁考传记，下逮稗官所记”。《泉志》总计著录三百四十八品，除洪遵自藏“百有余品”（《泉志》序）外，其中部分则应来自上述旧谱和史籍。古人的谱录，总是有图的，洪遵虽云《泉志》，而正文中“右××钱”，正是有图的忠实反映。洪遵《泉志》原貌，应是图文并茂的。

传本《泉志》的钱图，是明万历徐象梅加绘的。这点，在孙震卿的《刻泉志序》中交代得是很清楚的：“此刻属武林徐仲和手摹。”徐象梅在《泉志跋》中不仅说了绘图的重要性，“不唯证误，且可貌真”，而且说他有能力绘制，“粗知六书，且谙绘事”。这些点滴的记载，我们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洪遵《泉志》在宋代未能刊行，如彭先生所说，只能“转相传抄”。古人不谙或是不重视绘图之事，多数抄本应是只抄文字而省略其图的。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历经460多年到徐象梅手中的，很可能是辗转传抄的没有钱图的抄本。如此看来，孙震卿、徐象梅反复谈到绘图之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原本“梵字钱”文字可能不是西夏字

关于传本钱图，是明代人加绘上去的，从传本《泉志》“梵字钱”，到《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的演化关系上，也可看到其中的蛛丝马迹。

如前所述，传本《泉志》卷十一“梵字钱”，并载“大安宝钱”钱图。这枚钱，直到清嘉庆《吉金所见录》袭转时，才明确冠以“西夏”二字。这才联系《泉志》“梵字钱”，认为它是西夏钱币。

《泉志》原本“梵字钱”，是不是西夏文字是值得探讨的。考虑到洪遵的学识和地位，他应该是能辨识西夏文字的。

第一，西夏文字的流布范围很广，不仅国内广泛使用，对外使用也很多。1044年宋夏议和后，西夏向宋称臣，而宋“岁赐”银七万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三万斤。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都很密切。西夏政府规定，向宋上书，中书汉字，傍列夏字；对吐蕃、回鹘和西域各国往来的文书，一律以西夏字书写，而注以对方国的文字。鉴于宋夏之间频繁的外交往来，在宋朝政府中，不仅有许多人见过西夏文字，而且必定有人能译释和使用西夏文字。

第二，宋室南迁时，正当西夏仁宗天盛年间，是西夏封建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南宋、西夏、金三足鼎立形成的时期。宋夏双方虽有强金阻隔，但为了共同的利益，仍不时有所接触。在洪遵撰成《泉志》前后，西夏就有信使到过南宋。《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载：宋室南迁后，宋夏在建炎、绍兴、乾道、淳熙年间，断续有所往来。绍兴“二十九年，归宋官李宗闰上书言：‘夏国副使屈移，尝两使南朝，以为衣冠礼乐非他国比。’”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十月，宋四川宣抚使吴璘，传檄契丹、西夏、高丽等“出师共讨金人”，然而，西夏“闻金兵势盛，兵不敢出”。

第三，洪遵是宋朝名臣洪皓之子，与其兄洪适，弟洪迈皆以文章见称，世称“三洪”。洪遵生于南宋初年，二十三岁中词科，赐进士后，先后侍于高宗、孝宗两朝。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江东安抚使，累至资政殿学士。当他二十九岁任起居郎时，就和高宗讨论过“铸钱利害”问题。洪遵的地位决定了他不能对西夏一无所知。其父洪皓《松漠纪闻》下卷，记西夏人体貌特征、穿着服饰、宗教祭祀、婚姻礼俗等甚详。其弟洪迈的《容斋三笔》卷十一，详记张元、吴昊投奔元昊事迹。在这样的背景下，洪遵即便不认识西夏文字，起码可以辨识西夏文字，就如同我们不认识日文、韩文，但一见就知道是日文、韩文一样。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泉志》原本“梵字钱”，如果是指西夏文钱，洪遵当会直书“西夏国钱”，就如同“吐蕃国钱”、契丹国“天赞钱”一样。洪遵所以泛书“梵字钱”，当是另外一种洪遵不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钱，钱图当然也是另外一种了。到明代时，徐象梅等在整理、刊刻《泉志》时，包括“梵字钱”在内的原本钱图已不可得，而西夏文字已是近乎绝灭的文字，徐氏等当然不会认识。但“西夏梵字钱”在笔画上与屋驮钱、吐蕃钱确有近似之处，于是便被附会在“梵字钱”上了。

综上所述，探讨“西夏梵字钱”的认识过程，再联系《泉志》的钱图问题，笔者认为《泉志》洪遵原本是有钱图的，传本《泉志》钱图是明代徐象梅加上去的。鲍康《洪氏泉志抄本书后》认为：“图出徐氏参补，多以意为之”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必须说明，这里绝无贬低《泉志》的意思。仍如鲍康所说：“惟宋以前泉谱，世皆无传，传者以此本为最古，苦心搜抉，卓有可存，俾后世之考古者，得所依据。”洪遵、徐象梅在钱币学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见《古钱大辞典·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