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福圣宝钱”不能改译为“禀德宝钱”

“福圣宝钱（）”，最早著录于罗福苌1914年出版的《西夏国书略说》，是当时已知的四种西夏文钱之一。70多年来，学界一直以此称呼该钱，未见有人提出异议。1989年，甘肃著名西夏学家陈炳应教授发表《西夏文“福圣宝钱”辨证》一文，提出：“福圣宝钱”，“似应译为‘禀德宝钱’”（），从而引发了关于“福圣宝钱”译文的争论。

西夏文“福圣宝钱”是否要改译为“禀德宝钱”，是西夏钱币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笔者多年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近日，笔者在撰写《浅论西夏文钱币》一文时，忽然有所感悟，并冒出来一些新的看法。

一、“福圣”改译“禀德”依据不足

第一，认为“福圣”二字“字形不对”。陈先生根据实物钱文，用很大篇幅，对“（直译为圣福）”二字进行了分解，其关键的观点是：认为“（圣）”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中间应有“”形结构，右侧应为“匕”形结构，所以此字应为“（德）”字，而非“（圣）”字。“（福）”也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中间应有“”形结构，右侧为“匕”形结构，所以此字应为“（禀）”，而非“（福）”。实物钱文所以看不到两字的“匕”形结构，是因为“缺笔”所致。

第二，认为“钱币是建立王朝的标志之一”，每个新的王朝都用自己新铸钱币取代旧币。西夏开国皇帝元昊雄才大略，主张“一王之兴，必有一王之制”，对西夏建国贡献很大，当然也应开炉铸钱。从理论上为元昊铸钱，提出了依据。

这一说法的提出，至今20多年了，在钱币界、收藏界和西夏学界影响不小，也有个别人提出是否可用这一新的称呼来取代“福圣宝钱”。但是，这一说法始终未能获得学界，特别是西夏文字专家的认同。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钱币是建立王朝的标志之一，一个新的王朝诞生后，是应该铸造和使用新王朝钱币。但是，各朝有各朝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究竟铸造了没有，一要看有无文献记载，二要看有无实物佐证。其实，翻开史籍，就可明白新王朝是不一定都铸了新钱的。《宋史·食货志》载，“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显”。也就是说，唐末以来，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落后，社会不安，经济基础差，币值不稳定，铸钱也较少”。后梁、后唐基本上沿用唐开元旧钱，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就没有铸钱。与西夏同时期的金，建国于1115年，其初期概用“辽宋旧钱”，直到数十年后的第四代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才发行交钞，与“旧钱并用”；正隆二年（1157年），“始议鼓铸”，铸造了“肉好、字文峻整”的“正隆通宝”。据此推论，元昊没有铸钱，也是完全说得通的。

尽管如此，元昊是否铸钱，还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多少年来，西夏考古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但既未见到元昊铸钱的相关文献，更未见有新的实物发现。这种情况应如何解释呢？一如陈先生所言，“党项人早已习惯使用钱币了”，但习惯使用的是唐宋旧钱，而不是西夏新铸钱币。其中的原因，或许因元昊建国初期，百事待举，还未顾及铸币；更可能与西夏货币经济不够发达有关，西夏原属唐宋故地，到处充斥的是唐宋旧钱，已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无须另铸新钱。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能证明元昊时已开炉铸钱。

二、钱文字形更接近“福圣”二字

再说字形。陈先生认为“福圣”应译为“禀德”，就是从字形上开始说的。这里也从字形上做一对比。现在可以见到的西夏文字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规范字，一类为文物上的西夏字。因为部分规范字，与文物上的西夏字在字形上是有差异的。

规范字，这是近百年来西夏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出版物《夏汉字典》可查，还有软件可以用电脑输入。规范字“福圣”二字，夏文作“”，“禀德”二字，夏文作“”。“禀德”“福圣”这两对西夏字，字形相距甚远，就是完全不懂西夏文字的人，只要仔细对比，一看就会明白。用“福圣宝钱”（图2-18）实物钱文进行比对，似乎“（福圣）”比“（禀德）”更接近钱文字形。笔者所见10多枚出土“福圣宝钱”，文字多不清晰，特别是右字“（福）”字，更难看出个眉眼。但山西省博物馆所藏一枚（图2-19），文字较为清晰，可资对比。

再从文物上的西夏字来说，笔者从银川西夏陵出土残碑拓片中，选出“（圣）”字（图2-20，第二列第二字）、“（福）”字（图2-21，第四列第二字）。这两个字与规范字略有差异，但可以看出它与钱币实物文字更为接近，特别是“（圣）”字。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所模刻的“福圣宝钱”钱图（图2-22），也与实物钱文接近。而西夏启蒙读物《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禀德）”二字（图2-23），与规范字基本相同，却与钱币实物文字相去较远。

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

第一，无论实物“（圣）”字，还是规范“（圣）”字，都没有所谓的“（德）”字中间的这一“”形结构。西夏官印背款所刻年号，其中“德”字甚多，尽管有不清楚、不规范者，但无一字缺“”结构的（图2-24，第一字）。也就是说，如果钱文上的“（圣）”字是“（德）”字的话，它的中间是必须要有这一“”形结构的。实物钱文如图2-18，似乎有一个缺右腿的“”形结构，这应是钱币铸造不精所致，而非“（圣）”字中间的结构。

第二，在“（福）”字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禀）”字中的这一“”形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夏文“（禀德）”二字，右侧都有一类似“匕”字的结构，而实物钱文二字，右侧却是向内倾的，并无向右弯曲的笔势。在已见到的西夏文物中，特别是官印背款西夏文字，尽管有不少字的写法不够规范，甚至还有缺胳膊少腿的错字，但遇有“匕”或“L”笔形，尾笔必定会折向右侧的。实物钱文“福圣”二字，看不到向右弯曲的笔势，这并不是陈先生所说的“缺笔”，而是“（圣）”字、（福）字本身就没有这一结构。还有，钱文“福圣”二字，无论与规范“（福圣）”二字，还是实物“（福圣）”二字比对，都有字形上、笔画上的差异。但是，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在有西夏文字的官印背款、铜牌等文物中随处可见。例如西夏铜牌“内宿待命”的规范字为“”，与图2-25铜牌文字相比，就有较大差异；用规范字与实物牌面文字仔细比较，就会发现除第三字“待（）”字基本一致外，其他三字皆有不同，第二字“宿（）字还有缺笔”，第四字“命（）”字左侧笔画也有差异。而西夏官印背面所刻年款和人名，有的不够规整，也有一些缺胳膊少腿之字。

三、元昊时期西夏文字远未推广

西夏是1038年建国的。在建国前的1037年创制了西夏文字，称为“番书”“番字”，并“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番书”。但是，迄今为止，在考古中尚未发现可以确认的元昊时期西夏字的文献和带有西夏字的实物资料。2001年，宁夏考古部门发掘了宁夏永宁县闽宁村党项大族野利家族墓地。这是现知最早的西夏墓葬，也是仅次于西夏陵的重要墓葬。然而，在这里出土的237块碑文残片，竟无一片是西夏文字的。这说明，西夏文字的推广使用，是有一个过程的。元昊时期还是西夏文字使用的初始阶段，西夏文字的应用远未推广开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元昊将西夏文字用于钱币的铸造的可能性不大。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即在已知的五种西夏文钱币中，为什么只有“福圣宝钱”的译文引起争论呢？笔者以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钱币上的文字不够规范、不够严整，特别是笔画模糊不清所致。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福圣宝钱”虽非元昊所铸，却为其子谅祚所铸，是现知最早的西夏钱币。这时还是西夏文字推广的初始阶段，也是西夏铸钱的初始阶段。“福圣宝钱”与包括汉文钱在内的所有西夏钱币相比，轮郭不够规整，钱体较为单薄，钱文笔画模糊，钱币品相较差。反映了当时文字尚欠规范，铸钱经验不足的状况。

综上所述，陈说固仍可作为一说，但是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可证其说时，眼下还是以大家习用的“福圣宝钱”为好。顺便说一句，陈先生是笔者的好友，想不到先生已于2009年作古，失去亲自与先生交流意见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陈先生勤奋好学，著述甚多，在西夏学研究上做出重大贡献。在此，仅对先生仙逝，深至怀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