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的亚洲新安全观

李文[1]

【内容提要】为有效化解来自美国、日本和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挑战，在外交理念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平、和睦、和谐”为核心内容的亚洲新安全观；在战略层面，提出了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举措层面，提出“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决心。这一构想的实施可以使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促进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安全，推进合作安全，促进发展安全，增进可持续安全。

【关键词】习近平；一带一路；亚洲新安全观；霸权主义；冷战思维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并首次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习近平访问东盟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随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写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至此，“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升级为国家顶层设计，并称“一带一路”。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会议上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一 时代背景

今日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正确的精神引领和有力的制度保障，对该地区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但是，在亚洲，西方安全观依旧影响深远。美国和日本依旧顽固坚持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和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在亚洲刻意寻求对立、对抗而非合作、和平，造成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恶化，地区经济合作陷入低谷。

冷战之后，美国俨然成为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整个世界似乎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是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GDP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获得显著提升。中国的成功，不仅使日本丧失了亚洲第一的经济地位，也使其成为亚洲领袖的希望落空；不仅使美国感到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威胁，而且还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价值和政治社会制度构成挑战。在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坚持霸权主义，重拾冷战思维，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挑战者，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对手。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丑化中国，制造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实施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冷战时期构建的同盟体系，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在中国周边生乱生事。同样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日本积极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挑战二战后亚洲形成的国际秩序，企图通过使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再次把自己打造成亚洲军事强国。

为有效化解来自美国、日本和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挑战，在外交理念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平、和睦、和谐”为核心内容的亚洲新安全观；在战略层面，提出了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举措层面，提出“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

二 弘扬和平理念

亚洲新安全观尊重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美国坚持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一直信奉具有世界意义的目标和意识形态，主张适用于自己国家的制度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2]冷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与其经济、军事霸权相一致的文化价值垄断和霸权地位，进一步加大用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统一全世界的力度，造成今日世界诸多地区的紧张、失序和混乱，严重妨害了亚洲地区的合作进程。

与美国以自己的尺度为尺度，企图按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的理念有所不同，中国一向主张以世界本身的尺度为尺度，认可、认同、包容世界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尊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睿智地讲道：“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3]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4]

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和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无一不以侵略扩张为主要途径，以5000年历史与文明为根基的亚洲新安全观则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坚持走不以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为前提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5]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发展观，为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的情况下开展地区合作提供了正确的精神指引。

“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决心。“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覆盖国家众多，并且种族多样，民族结构复杂，语言丰富，风俗各异，经济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该构想的实施能够包容和超越上述种种差异，通过互联互通，加强和切实推进在农业、纺织、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发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禀赋优势的国家经济发展潜力，造就亚太地区的整体繁荣。商务部部长高虎城透露，“一带一路”将根据每个沿线国家的自然禀赋等因素，实行“一国一策”。[6]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一带一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促进，相互依存。“一带一路”的实施不仅需要一个和平的地区环境，更能在实施过程中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和平环境。

三 扩大共同安全

与将国家间关系界定为“非此即彼，不赢即输”，强调对立与对抗、安全困境的西方安全观不同，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共建、共享、共赢”，强调共同安全。

亚洲新安全观和“一带一路”构想强调共同安全与整体安全，有意与亚太国家和欧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与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巩固同盟体系和构建TPP只维护少数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不愿意别国搭便车的思路截然不同，“一带一路”构想虽然是中国提出的，但其对所有相关者开放，实施过程是一个能惠及所有参与国，让所有国家搭中国的便车与快车的过程。正像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朋友多了路才好走，我们应该通过坦诚深入沟通、增信释疑，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应该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共同做大亚洲发展的蛋糕，共同促进亚太大繁荣。”[7]

“一带一路”构想将亚太地区原有的合作机制作为一揽子工程包含进来，降低了合作门槛，扩大了合作范围与合作规模，对推动亚太地区合作有着积极意义。“一带一路”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对现有合作机制的延续和升级。“一带一路”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8]以东盟为例，“一带一路”构想不仅会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更会促进东盟各国的经济合作，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在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重申：“一个团结、繁荣、充满活力的东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东盟则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本地区是重要机遇，东盟支持中国和平发展”。[9]

“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可促进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安全，而不是激化分歧与争端，因此更能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作为中国走向印度洋、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重要门户，巴基斯坦一直以来对中国政府的各项政策持支持态度，而“中巴经济走廊”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老挝总理通邢则表示，老挝是唯一一个在地域上与中国接壤的内陆国家。中老之间的铁路搭建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与老挝已经就推进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共识，共同宣布启动中老政府间铁路协议商谈，争取尽早签署，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10]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越走越近，“阿方向东看，中方向西看”，[11]相互交往增多，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利益与共同需求。

不仅沿线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巴基斯坦等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表示愿意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建设，俄罗斯、德国也表示丝绸之路有吸引力。

伴随“一带一路”构想的深入实施，相关国家都能意识到它是各国的共同事业，可促进经济共同发展与地区共同安全。

四 推进合作安全

亚洲新安全观强调合作安全。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复杂的安全挑战，亚洲国家需要建立一个覆盖整个地区的、由亚洲国家自己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亚洲安全观为其提供了精神引领，“一带一路”构想有助于以经济促发展，从易到难，从小范围到大规模，形成新合作安全机制。

“一带一路”构想的影响在于将地区内的合作机制由对话合作推向制度化合作的高度。“一带一路”构想并非创建新的合作机制，而是在原有合作机制上建构一个更加包容的合作框架，整合原有的合作机制，深化合作程度。亚太地区原来存在着众多合作机制，如东盟、东盟与中日韩（10+3）对话机制、东盟与中日韩其中一方（10+1）合作机制、由中国与东盟共同主导的RECP、清迈倡议、东亚经济一体化、上合组织、中俄战略伙伴协定、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债券组织、孟中印缅地区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泛区域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洲论坛、TPP等。这些合作机制的制度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属于特惠区，有的属于自由贸易区，有的属于关税同盟，有的还处在对话合作阶段，总体来说合作程度比较低，大部分都没有达到共同市场与经济同盟的高级制度化水平。尽管如此，“一带一路”的设想和实施并不排斥这些合作机制，而是在肯定和充分利用这些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将泛欧亚区域的合作机制从对话合作上升到制度化合作，同时保持该区域的开放性，并以大量的类似于丝路基金的资金投入使该构想有能力建立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从不同侧面促进合作安全。

首先，通过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投资环境，创造良好的经济合作环境，促进各国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西欧各国、新加坡等工业化国家，也有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贫穷国家，更有大量如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经济制度存在较大差别。虽然经济结构的落差有利于经济的互通有无，但是落实到具体合作项目上，不同的经济体制与执行能力经常妨碍合作的进展。“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有利于拉近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互联互通”可改善各国的基础设施。从长期来看，这对于改善相互间的投资环境意义重大。此外，“一带一路”实施采用“一国一策”，这样的构想考虑到各国间的差距，是一种从易到难、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可行设计。

其次，消除、降低或淡化区域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创造一个可以保障合作的安全环境。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南中国海各国的岛屿争端、中印领土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针对这些冲突在短期内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一带一路”构想所能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可以使各国暂时搁置争议，开拓共同利益空间。此外，中国-中亚、中国-欧洲的经济合作容易受到“三股势力”搅乱，而中国“一带一路”倡导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如穿越中国新疆，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铁路，将缩短中国向中亚、欧洲的运输时间，减少其受恐怖主义袭扰的机会，保障合作安全。同时“一带一路”还可使各方在相互贸易获益中逐步消除贫困，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环境。

最后，通过“一带一路”构想绑定地区内大国间共同利益。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在区内拥有广泛的利益与各自的诉求，难免存在一些争端与矛盾，但是“一带一路”构想的目的是寻求共同发展，管控分歧，将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争夺地盘。中美在中亚地区有能源竞争、在东南亚有市场与生产原料的竞争，但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美在确保能源供应稳定、运输安全、价格合理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有展开空间，在东南亚的大湄公河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中有联手行动。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对于中国在中亚展开的新丝路项目保持警惕，但是中国并不谋求在中亚的主导权，与中亚各国的合作更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稳定，中俄都是受益者。将不同的大国力量通过共同的项目牢牢绑定在合作区域之内，平衡大国间利益冲突，创造稳定的合作环境，保证合作安全。

在现有合作机制上建构一个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是可行的。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推动制定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称实施该路线图将促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将对保障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做出实质性贡献。亚太经合组织将成为亚太自贸区的“孵化器”，在“10+3”、“10+6”、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现有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上制定全面的自贸协定。这一设想及其实施为新的亚洲安全机制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 促进发展安全

发展安全也是亚洲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发展安全中，交通安全、能源安全与金融安全，对落实亚洲新安全观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交通安全是“一带一路”安全因素的基础。目前“路通”尚且处于滞后状态，这既是“一带一路”发展的瓶颈，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抓住关键通道、关键节点，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提升道路通达水平，加快构建紧密衔接、通畅便捷、安全高效的互联互通网络，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改善口岸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保障陆上、水上畅通。[12]

“一带一路”陆地段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比较滞后，多数骨干通道存在缺失路段，不少通道等级低、路况差、安全隐患大，不同国家间铁路技术标准不统一，运输周转环节多、时间长、效率低。“一带一路”在陆上贯通中国、中亚与欧洲沿线各国的交通枢纽，可以带动各国的公路、铁路建设，不仅缩短新丝路各国间的贸易时间，加快能源运输，更能促进沿途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环境合作，保障各国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海上航行设施不全，沿途停靠港口建设滞后，航道安全问题频发，海上运输信息合作水平不高，海盗问题更是影响海上航行安全的棘手问题。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它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经中国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区和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国，最后注入南中国海，全长4880公里。“一带一路”在改善海上航行的同时，可促进开发利用澜沧江-湄公河，“以河促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互呼应，不仅可以弥补“海丝”现阶段航行设施不全、港口开辟不足的缺陷，更能加快“海丝”的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总原则是，围绕“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展开，[13]包括中国与欧亚国家加强协商，制订合作规划，在公路、铁路、口岸、航空、电信、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现互联互通，提高相关各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扩大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合作。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典范，亚洲各国人民堪称互联互通的开拓者。面对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的世界潮流，亚洲国家必须积极作为，在亚洲资源、亚洲制造、亚洲储蓄、亚洲工厂基础上，致力发展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亚洲市场，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实现这些目标，互联互通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14]

能源安全是“一带一路”构想安全因素中的重点，也是保证发展安全的动力来源。在短期内，美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加剧，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将会下降，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石油、页岩气是不可再生能源，随着大规模开采和使用，石油、页岩气总会有枯竭的一天。在新能源研发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国际能源价格具有长期上升的张力。[15]能源安全便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集中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伊朗等重要能源生产国，以及中国、印度等重要能源消费国，“一带一路”促进能源安全正是合作安全的体现。中东地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扼东西半球的交通要冲，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运输网，中东是目前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世界60%以上的石油和1/4的贸易从“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这条海上黄金通道经过。[16]这条能源贸易线跨度长、体量大，安全问题是相关各国的共同关切，能源安全作为“一带一路”设想的重要考虑内容，新丝路也将化解能源领域的“马六甲困局”，保障相关国家的能源安全，体现发展安全。

金融安全也是保证发展安全的重要方面，在“一带一路”构想中，中国现已或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有关基金投入1500亿美元，亚投行投入500亿美元，加上丝路基金的400亿美元，总共是2400亿美元，若再加上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出资额及其他援助和贷款，至少有3000亿美元，[17]这有利于中国参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金融治理。另外，中国所拥有的大量外汇储备也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五大洲的互联互通，参与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

六 增进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强调安全状态的持久性。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但是领土主权纠纷不断，安全挑战纵横交错，亚太国家相互间达成众多双边、多边安全合作协定，但是缺少覆盖性合作机制，因此有必要寻求确保亚洲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新途径，建立呈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安全合作及政策协调机制，通过多边、多层次、多渠道的互利合作确立持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一带一路”建设具有这样的功能。

首先，从性质来看，“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更不是一个有时间表的工程项目，它是一个合作理念，是一个高举和平与发展旗帜的合作框架，它的时空范围广、跨度大、周期长，凸显了其可持续性。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再从法理的高度确定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地位。进一步讲，它是中国高层引领推动的合作倡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20多个国家，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发展问题，多次与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会晤，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广泛共识，因此其后期发展有力。“一带一路”有望从经济领域展开，并不断深化提升为一个包含安全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合作平台。

其次，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从提出伊始，坚持国内规划与国外协商并举，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不断推进。目前，国内段各省份的定位与功能已经敲定，而在国外，“一带一路”规划已经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18]中国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一些毗邻国家签署了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研究编制与其他国家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一带一路”倚重互联互通，加强民心相通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社会根基，也将为相关各国的长远合作提供人文基础。另外，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资金池的亚投行，自筹措动员起至2015年4月2日，已有52个国家申请加入。[19]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占4个，G20国家占13个，这显示各国对于中国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亚投行已于2015年12月成立，亚投行成立之后即投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预计2016年成立）及未来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一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活水，保证“一带一路”的发展后劲，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最后，从“一带一路”的发展潜力来看，其对增进可持续安全的意义不容小觑。现时，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各国面临发展问题，各方经济增长乏力，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有着良好的发展潜力。“一带一路”一端连着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段连着最为活跃的亚洲经济圈，沿线各国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产业结构不同，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且有寻求发展的共同需求，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具有非常强的可持续性。

（本文原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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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北京大学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编者絮语”第2页。

[3] 《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3月20日。

[4]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12月26日。

[5] 《中国力量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正能量》，《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5月14日。

[6] 《“一带一路”规划初探 14省市入围国内段部分》，《上海证券报》2014年3月13日。

[7] 《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国网，2014年11月9日。

[8] 孔根红：《推进“一带一路” 宜处理好若干关系》，《中国投资》2014年第10期。

[9] 赵江琳：《“一带一路”：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增长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4日。

[10] 穆丽洁：《李克强倡议加快“一带一路”建设 亚欧六国高官出谋划策》，《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4月11日。

[11] 杨福昌：《“一带一路”战略为中阿关系发展增添活力》，《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3期。

[12] 李金早：《深化经贸合作 把“一带一路”建实建好》，《人民日报》2014年8月12日。

[13] 黄翱：《“一带一路” 中国主动重塑亚洲政治经济新格局》，《东方早报》2014年5月19日。

[14] 杜尚泽：《习近平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

[15] 潜旭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支点：中国与中东能源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3期。

[16] 高祖贵：《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第10页。

[17] 邓聿文：《“一带一路”与四万亿外储》，《中国经营报》2014年11月17日。

[18] 邱逸：《一带一路规划将发多个语言版本 已赢得60国参与》，中国经济网，2015年1月23日。

[19] 《52个亚投行“小伙伴”入行逻辑》，《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