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文化和主流社会

在各种贫困现象到处可见的近代中国，人们对贫困的承受程度往往到了“非人”的地步，而且因为苦难太多，司空见惯，而有点麻木了。尽管如此，中国乞丐生活的贫困悲惨程度仍是令人触目惊心。生活在乞丐世界之外的人往往对乞丐贫困的程度觉得不可思议：乞丐是怎样把他们那件百衲衣穿在身上的？他们的窝居怎么可能是人居住的？他们怎么可能靠那些粗劣而稀少的食物活着？! 19世纪中叶一位英国人在观察了中国街头流浪汉的生活后评论道：“和中国的乞丐相比，英国的乞丐穿着豪华，生活奢侈，简直是王室成员。”此语并非夸张。对中国的乞丐（尤其是儿童）来说，苦难常常是无边无际，苦难的结束也往往是生命的结束。20世纪上半期中国一些大城市中最悲惨的街景就是在隆冬的早晨，警察或慈善机构在路上收尸。这些隔夜在饥寒交迫中倒毙街头的人们中，有不少是乞丐。

但是，下层社会极端的贫困并没有阻止它和主流社会在文化上的相互流通。虽然在一般民众心目中，乞讨绝对是件可耻的事，乞丐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在经济上也存有鸿沟，乞丐这个下层团体和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却是自发的、反复出现的，而且往往生动活泼。中国文化圣殿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包括神仙、皇帝、将军、英雄以及可以称作文化偶像和文化名人的人物，不仅属于“正常”的和“体面”的社会，也理所当然地是乞丐次文化的一个显要部分。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一种自我创造的信仰，这些神仙皇帝被请进乞丐窝里去当乞丐们的“守护神”和“祖师爷”，威风凛凛地俯望着乞丐帮会的祭典仪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乞丐有一种顽固而向上的自信力，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信奉着“人人生而平等”的教条，将贫困视作漫漫人生长途中的一种暂时的落魄。

而且，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基督教的原罪概念，而乞讨常被用来作为对日常生活中无意积集起来的过失的一种赎罪。自我放逐式的乞讨，或者象征性地在邻近街坊村落讨吃“百家饭”，被用来作驱除邪魔或逃脱厄运的“洗礼”，有富家男妇，放下身段，着百衲衣行乞而乐为之者。再有，乞丐到了老年，因为他们能够承受多年来的种种困苦而生存下来，便被人们当做生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或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抵御厄运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似乎可以转换成一种神力来保护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于是各地就有了“认丐作父”的习俗，即让自己年幼的子女拜街头多年的老乞丐为干爹（偶然也有拜干妈的），常年供奉如仪，间可登堂入室，如祝寿庆生之类，据称这样儿童就能平安长大。换言之，这是一个悖论：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有时候会变成最安全、最不会受到伤害的一族；世界上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人群，摇身一变，在想象和一相情愿之间成了保护他人生命的半个神灵。

类似的和乞丐有关、有点讽刺意味的悖论还不止于此。乞讨者是无望之极的一群，靠路人的施舍才能勉强生存。然而经常在含含糊糊、有意无意之间，他们又似乎变成了有能力与鬼神沟通，可以充当最伟大的神仙的使者，下临凡界，试探人心，显示神迹。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充斥着有关神仙下凡的各种版本的寓言神话，而化身为乞丐的八仙则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此外，在一年一度的新年喜庆活动中，乞丐在无可无不可之间，充当财神的使者，被人们开门雅纳；一年中的婚丧喜庆，乞丐又被雇来冲喜驱邪，换上道服，聊充场面。如此等等，已成定例。在这里，超凡的和低俗的，极有权势的和毫无地位的，似正亦反，合而为一，或可称为日常生活中的辩证逻辑，虽然它是以一种迷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乞丐与主流社会的这种交流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文化生动活泼的一面和超越社会阶层的特点，后者除宗教外在世界主要文化中极为少见。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 ·刘易斯（Oscar Lewis，1914-1970）曾用“贫穷的文化”（culture of poverty）作为一种模式来描写和解释拉丁美洲的贫民窟，其意指生活在贫民区的人们生活困苦，环境恶劣，很少或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他们往往愚昧无知，极易染上各种恶习，无法找到较好的工作，只能在贫民窟求生。他们的子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也复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无法打破这“贫穷的文化”，跳出下层社会的圈子，结果一代一代的贫民窟居民陷入贫穷的循环（cycle of poverty）而不能自拔。

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词语而赋予不同的概念，说中国有一种“关于贫穷的文化”（culture on poverty）。这种“关于贫穷的文化”并存于主流社会和下层社会中，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解释贫困。如果说奥斯卡·刘易斯所称“贫穷的文化”倾向于认为穷人的不幸是由于一种自我戕害的陷阱般的环境造成的，并因此对穷人不无责备之意，中国人“关于贫穷的文化”（至少是乞丐的这部分）则对不幸本身怀有希望——无论这种希望是多么的渺茫，真正的脱贫致富又是多么的难得。

而且，中国人这种“关于贫穷的文化”对贫困更有一种哲理上的解释，认为人生的坎坷也自有其“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最后得“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价值。中国文化中向来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思想，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无一不反映了一种对人生之“苦”的积极解释。佛教东传后，这种思想又与宗教教义相结合而越趋普遍。如果佛学中的人生只是个苦旅，受苦受难的最终解脱是涅槃，那么中国俗世社会对它的一个理解就是多苦多难会积累起好的羯磨而有现世的补偿回报，最终是“苦尽甘来”。在这样一种大文化背景下，乞丐的困顿和由此演绎出来的种种习俗和花样就很自然地被主流社会所理解并“笑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