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文化和创新的关系

5.2.1 数据来源与准备

2013年7月，美国康奈尔大学商学院，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3），对142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做了分析和排名。2012年和2013年的前10名如表5-2所示。

现在，我们一手是霍夫斯泰德的国家文化模型，另一手是WIPO国家创新指数，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思考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哪些文化维度会促进创新？而哪些文化维度会抑制创新？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需要对这两组数据做一些相关性和回归的分析。

问题是，霍夫斯泰德的数据是2010年的，而文化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不能用最新的2013年国家创新指数的数据，而需要用2010年的相关数据以保证两组数据最大的相关性。2010年国家创新指数的研究涵盖了132个国家和地区，是由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印度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共同完成的，其模型与2013年的略有不同，但是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具体模型如图5-1所示。

该模型通过创新输入（度量产生创新的条件）和创新输出（度量创新产生的结果）两个一级子指标的平均值而获得总体的创新指数。总体创新指数越高，说明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越强。

一级指标“创新输入”下面包含了5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制度——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性框架及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人力资源——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和研究的水平和标准，基础设施——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信息技术和其他通用的基础设施的质量，市场成熟度——用于衡量一个国家信贷和投资环境的质量，商业成熟度——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商业环境及其对创新活动的导向性。一级指标“创新输出”下面包含了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科技输出——用于度量创新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创意输出及福利——用于度量创意产业的成果及其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每个二级指标下面包含了2～3个三级指标。比如“制度”下面包含了三个三级指标：政治环境，管制环境和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每个三级指标下面还包含了2～4个四级指标。比如说，三级指标“政治环境”下面包含了三个四级指标：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和法律系统的效率。

国家文化维度和国家创新指数两个研究都有相关数据的国家和地区共65个，表5-3所示最终数据集的一部分（国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序，数据分析中涵盖国家创新指数的三级指标，但表5-3中只列出一级指标）。

5.2.2 初看相关性

从表5-4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 权力距离（PDI）和创新指数有很强的反相关性，权力距离越高，国家的创新能力越低；

· 男性主义（MAS）和创新指数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男性主义高的国家相对擅长制造业，女性主义高的国家相对擅长服务业，两个行业都可以创新；

· 不确定性规避（UAI）和创新指数有中度的反相关性。创新是一种具有不可知性和不确定性的行为，文化如果有远离不可知性和不确定性的价值取向，对创新（特别是创新的产生）会有负面的影响；

· 长效机制（LTO）和创新指数有中度的正相关性，在乎长远的国家有更好的创新表现；

· 享乐主义（IVR）和创新指数有略微的正相关性，这是由于享乐主义高的国家较为乐观，社会整体环境也比较宽容。

总之，权力距离（PDI）（忽略个人主义）和长效机制（LTO）是和国家的创新能力相关性最强的两个文化特质。图5-2为直观的权力距离（PDI）和国家创新指数之间的散点图。

5.2.3 细看相关性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权力距离（PDI）和所有的三级指标都有负相关性，程度最高的是PDI和“制度”之间的负相关性，如表5-5所示。

由于“制度”指标考量的是政府的效率、管制的质量、和公共环境（包括对知识产品的保护、新办企业的审批流程等），一个权力过于集中、权力等级非常明确的制度环境，一定会对创新起到抑制的作用。

权力距离（PDI）和所有的四级指标也都具有负相关性，程度最低的是和“科技输出”下面的四级指标“出口与就业”之间的负相关性，为-0.15。该指标主要度量出口中高科技产品的比重、企业个数和人口总数比、新创企业个数和人口总数比，我们可以常识性地判断这些指标和权力在社会中的分布关系不大。由于PDI的普遍高负相关性，可以判定其为中国式创新最大的文化障碍。

再来看长效机制（LTO）, LTO和所有的三级指标之间都有正相关性，如表5-6所示。

其中，“商业成熟度”指标度量企业内部创新环境、创新生态系统和对国内外竞争的开放程度，我们可以常识性地判断这些都需要漫长的形成过程，因此看重长期回报的价值取向会是一个有利的特征。由于LTO的普遍正相关性，可以判定其为中国式创新最有利的文化特点。

为了对于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了解，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包括所有文化属性的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国家创新指数=3.921+（-0.018）×权力距离（PDI）

+0.016×长效机制（LTO）+（-0.007）

×不确定性规避（UAI）+0.009

× 享乐指数（IVR）

这里我们总结出国家创新指数和各个文化属性之间的量化关系，为培养国家的创新文化指出了方向。

同理，对三级指标与文化维度间的回归分析可得表5-7。

表5-7中，每一列都代表一个回归方程，比如：

制度=-0.032×PDI+0.009×LTO+6.226

这些具体的数据佐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观点，说明文化属性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甚至可以量化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在2013年国家创新指数中的排名情况，如表5-8所示。

总体排名：35（共142个国家和地区）。

可以看出，中国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造成不足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就是权力距离（PDI）。同时，从“知识与科技输出”和“创意输出”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创新在技术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在非技术方面还需要提升。这些数据和我们在第4章讨论过的中国企业过于关注技术有一致性。也正因为中国在“知识与科技输出”方面的排名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会非常小，所以要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我们必须要更加关注其他方面，这是中国式创新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