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
- 刘建洲
- 15444字
- 2021-03-28 18:19:07
第二节 阶级意识研究文献述评
阶级形成研究涉及社会结构、职业结构、产业类型、劳动力市场、身份制度等对于阶级构成的影响，属于宏观的“生态研究”；阶级意识研究探究的是作为阶级成员的个体，对结构、制度等宏观设置的体验、感觉以及经验等，属于微观的“心态研究”。[38]与“生态研究”相比较，“心态研究”是一个更容易被忽视和引起争议的高难度研究领域。本节力图立足“关系的”和“过程的”阶级概念区分，对国外的阶级意识研究文献予以初步评价：首先，对马克思、列宁、卢卡奇、汤普森等的阶级意识理论进行回顾与评价，试图厘清阶级意识实证研究背后所存在的理论基座与问题原型，指出这些理论对阶级意识研究的启迪与影响。其次，简要介绍阶级意识实证研究的几个范例，对其所使用的阶级意识概念化方法、操作化方式进行评介。最后，对西方阶级意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论困境，结合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尤其是农民工阶级意识的现实，进行初步探讨。
一 阶级意识的理论探索：从马克思到汤普森
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实际上隐含着两个答案：一个是工人阶级意识的自发论观点，一个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干预论观点。这典型地体现在列宁与卢森堡的分歧之中。
（一）列宁与卢森堡的分歧：阶级意识灌输论与阶级意识摩擦论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39]区分工联意识与真正社会主义意识的关键，正在于前者缺乏总体性的观点。列宁的论点，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所谓从“外部获得”意味着革命先锋队——党——的功能的必要性，它将为工人阶级提供理论武器与政治领导；其二，从“外部获得”意味着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这种斗争超出了生产领域，工人得以直接与国家发生冲突。列宁认为，只有这样，工人才能够克服“工联意识”而获得“政治意识”或“革命意识”。
与列宁的阶级意识灌输论相对应的，是卢森堡的阶级意识摩擦论，后者更愿意将阶级意识看成是从无产阶级自己那里涌现出来的、不断成长的动态过程。党的义务是在它追求自己的发展中引导阶级意识，并使之免受诸如修正主义的竞争性教条的干扰。卢森堡强调指出，知识分子并不能将阶级意识“传递”给工人们。他们只能将理论形式化和明晰化，而决不能给工人以阶级意识或者是替他们规划革命。卢森堡将阶级意识看成是无产阶级与社会其他部分交互作用的产物。[40]这一交互活动使得工人与其所对立的阶级之间产生摩擦；正是在这种摩擦中产生了阶级意识。无产阶级越是能够参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前沿领域——如政治的、产业的、社会的、知识的等领域——就越可能产生更多的摩擦，从而使得工人的阶级意识得到更多和更快的发展。对于阶级意识的性质与来源，列宁与卢森堡之间存在原则性分歧。列宁主张以一个少数的、秘密的、高度集中的职业化革命者组织，来引导无产阶级斗争。卢森堡不同意列宁的集权式解决方法，而偏好以一种更加具有灵活性的组织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在她看来，革命的任务是澄清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模式，并在这一过程中随时随地赋予该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以合适的组织形式。[41]在如何定义阶级意识的正确内容这一关键问题上，卢森堡坚持认为，党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只是在这种意识在工人阶级中得到发展的时候阐明它并使之成为系统的整体。知识分子仅仅是阶级意识的阐释者；无产阶级才是其源泉。针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空谈对工人阶级的鼓动和忽视对群众真正进行教育的情况，卢森堡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在经过思想启蒙的德国工人的头脑里所播种的阶级觉悟，是一种理论的、潜在的阶级觉悟，……在群众亲自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期间，阶级觉悟就成了实际的、积极的阶级觉悟了。”[42]
阶级意识灌输论与阶级意识摩擦论之间的分歧表明，在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43]由于研究阶级意识面临诸多理论困境和实际存在的研究难度，有学者甚至将阶级意识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阿基里斯之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发育路径有什么不同？在特定的历史时间节点（如工业化的不同时段），阶级意识的发育受到那些具体的不同因素的阻碍？马克思主义政党面临工人阶级“解组”、“形成”与“再形成”中的不同阶级意识状态，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等问题都有待于探索。毕竟，如何认识工人的阶级意识问题，不仅关系无产阶级的建党原则，更关系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动员与阶级整合策略。尤其是中国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问题的浮现，表明列宁与卢森堡的历史对话，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卢卡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提出了对此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阶级意识理论。在该书中，卢卡奇阐明了阶级意识的含义：阶级意识是作为整体的阶级对自己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历史地位及历史使命的认识。“阶级意识既不是现成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阶级意识）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44]可见，卢卡奇所阐释的阶级意识，是超越于阶级集团中个人观念之上的“群体意识”，它类似于涂尔干的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事实”或“集体的意识表象”，绝不等同于经济意识或个人意识。卢卡奇还区分了“无产者实际的心理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前者仅仅与无产阶级的局部利益相联系，产生于无产者日常生活当中，与体现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不同。
卢卡奇认为，造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危机的原因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侵蚀。物化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就是“物化”意识，“物化”意识侵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不能够发挥其阶级意识的作用，而陷入阶级意识的危机中；二是机会主义理论阻止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把无产阶级意识降低在它的心理既定水平之上；三是资产阶级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用“虚伪意识”欺骗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不能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形成本阶级的阶级意识。[45]“物化意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是无产阶级所面对的直接现实，不可避免地渗入无产阶级的心理意识之中，使无产阶级沦为社会的被动观察者；由于认识不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不可能对现存制度采取“批判行动”，革命被看成是与工人无关的外在过程。卢卡奇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要克服这种“危机”，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须实现无产阶级思维方式上根本性转变，恢复总体性的辩证法，把社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把阶级斗争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觉愿望，提高为有积极作用的阶级意识，并认识到自身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如此才能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
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引起了广泛争论。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视作修正主义理论。西方一些学者则对这一理论推崇备至，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恢复了意识的能动性和阶级意识的创造性作用。在中国，有人认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是在西方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也有人认为，卢卡奇往往似乎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而最终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格尔主义的结论。[46]在这些争论之中，有一点被共同忽视了，那就是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高屋建瓴的辩证论述，后来的研究者很难将其转化为实证研究的操作概念。不过，他关于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的关系的反思，他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对于意识等社会存在的本体地位的论述，以及对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的强调，都为后来的阶级意识研究留下了富有创见和深度的学术资源。
（三）汤普森：“阶级经历”与“阶级意识”
汤普森把阶级意识的形成作为工人阶级形成的标志。所谓工人阶级意识，就是“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不包括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47]这一阶级意识概念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阶级意识是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阶级的共同经历（特别是阶级斗争经历）中形成的，是对阶级共同利益的共识和为共同利益进行斗争的共识，是对阶级关系的自觉意识。第二，阶级意识是那些有思想传统、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工人群众对自己阶级经历的一种体验。他们通过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等，把他们的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成为阶级的自觉意识。第三，阶级意识不从属于、也不源于阶级地位。阶级意识的形成并不直接导源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它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有其相对的独立性。[48]
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基础是阶级经历，形成中的工人阶级正是通过对阶级经历的文化处理而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汤普森认为，“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49]依照《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上下文和他以后著作中的论述，阶级经历可以被理解成：其一，人们的实际生活经历或实践活动；其二，人们对这种经历和活动的感受和理解；其三，知识（直接的和间接的知识）。[50]汤普森认为，“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经历是一个必要的中间词”，因为“社会存在中发生的变化使经历变化；这种变化了的经历影响现存的社会意识，提出新问题，为进一步的智力活动提供素材，在这种意义上，这种经历是决定性的。”[51]
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核心是文化生成。在阶级意识问题上，汤普森坚决反对灌输论，实证的历史研究使他坚信：英国工人阶级是在自身阶级经历的基础上，自主地生产出自己的阶级觉悟从而获得阶级意识的。英国工人阶级是如何获得自己的阶级意识的呢？汤普森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在长期阶级斗争过程中“用文化的方式”处理阶级经历的结果。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共有的习惯》这两部文献中，[52]汤普森着重讨论了四种处理阶级经历的“文化方式”：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以及组织形式。总之，通过“文化方式”对自身的阶级经历进行处理，英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最终在1792年创立第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的结社组织“伦敦通讯会”。英国工人阶级就此走上通向“自为阶级”的道路。[53]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不少英国学者都曾研究过工人阶级意识问题。[54]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都围绕已经成为“自为阶级”的现代工人阶级意识展开。汤普森则不然，他所要研究的是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过程中的工人阶级意识。这是一个前人没有系统研究过的领域，必须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理论创新。汤普森的阶级意识学说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开创性地揭示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基本形成机制，在填补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相关空白的同时，有力遏制并克服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在这一领域中的泛滥。其次，创立了“道德经济学”概念，揭示了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夺取文化霸权的实例，丰富和发展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通过这个概念，他对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了以往完全不同的解释。最后，把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平民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从精英主义文化观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二 阶级意识的概念化与测量问题
上述经典作家对阶级意识理论的论述，总体上是对阶级意识的历史—辩证方式的论述。尤其是马克思、列宁、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与辩证法之间关系的阐述，对阶级意识发育与党内先进知识分子、“总体性”以及“物化”之间关联的论述等，很难转化为比较研究的操作化概念。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阐发的阶级意识理论，本身从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后来者也很难直接将其运用于社会学或政治学研究中去。推进阶级意识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阶级意识概念化和操作化。这需要将抽象的“阶级意识”理论与概念转化为对阶级意识现实状况的测量；将宏大的阶级意识理论与叙事转换为可以操作的中程理论。正如罗普瑞图等所指出：“马克思所说的成熟的阶级意识是少见的和不稳定的。如果它存在的话，也仅仅存在极短一段时间。正因为如此，对公开的阶级冲突进行科学的研究，很难收集到阶级意识的资料……可能的研究方法是将广泛社会意识中可能导致阶级行动的一些方面，分离和确认出来……尽管我们不能够直接对某些‘阶级协作群体的自我意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那些‘意识到阶级’的人们进行研究。”[55]
（一）阶级意识的概念化：从思辨到中程理论
关于阶级意识的概念化及其方法论问题，不少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其中较为重要者包括：迈克尔·曼的《西方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56]斯坦利·阿荣罗威茨的《虚假的承诺：美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57]伯特·奥尔曼的论文《迈向下一个阶级意识：马克思和工人阶级》、《我们应该如何研究阶级意识》等。[58]不过，这些文献尽管对工人阶级的意识研究有所拓展，但在社会学的主流文献中却依旧显得极其单薄。
在阶级意识研究中，有三个主要工作，分别由约翰·C.李格特、莫瑞斯·理查德和雷蒙德·墨菲[59]以及罗普瑞图与哈泽尔瑞格[60]做出。他们都将工人阶级意识按照阶段或者层次加以概念化。其中，约翰C.李格特的《阶级、种族与劳动：底特律的工人阶级意识》一书为美国工人阶级意识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61]其研究策略，是将处于资本主义一定阶段的工人阶级意识看成是一个定序变量或连续变量，对阶级意识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区分。这一区分带有比较比较浓厚的《精神现象学》色彩：在绝对精神尚未实现之前，可以对其以前的一些阶段进行研究，以便为工人运动提供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他将工人阶级意识的主要“维度”划分为阶级中立程度、阶级的言语表达程度、阶级怀疑程度、阶级激进程度及对平等主义的追求程度。李格特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忽略了对“准阶级意识的研究”。马克思也忽略了阶级意识的不同层次问题，忽略了“准阶级意识”对于政治行动的意义（当然，其作用是必要的和有限的）。莫瑞斯和墨菲则提供了另一种操作化的方式，他们将阶级意识的不同阶段划分为以下几个相关的层次：地位认知阶段、阶级认知阶段、阶级联盟阶段、阶级意识阶段、阶级行动阶段。罗普瑞图与哈泽尔瑞格所提供的阶级意识图式则是：社会知觉能力、阶级认知程度、阶级方位感、阶级团结。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阶级意识研究做出了贡献且影响较大，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阶级认同意识、阶级冲突意识和革命的阶级意识三个层次。他试图将结构和行动结合起来，形成了阶级的结构化理论。[62]吉登斯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贡献，是对“阶级认识”和“阶级意识”的区分。“阶级认识”是由于阶级结构存在着客观相同的条件，阶级成员间存在共同的生活背景和选择，自然产生出类似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不过，它们会被结构所制约，其相似性是因为共同的生活经历，并不表示阶级成员具备能动的自我群体认同和排他的倾向。阶级意识则必须区分“我们”和“他们”，有明确的共同体的心理边界。阶级意识的产生反过来在心理上重新建构人们对阶级的认知。限于篇幅以下对三种较有影响的阶级意识操作化方式予以简要的评介。
（二）阶级意识的测量：层次划分与操作化方式
1.麦克尔·曼：成熟阶级意识的四个要素
在关于阶级意识发育不同阶段划分中，最具有影响的当属迈克尔·曼。他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一书中，较早地对阶级意识（其实特指工人阶级意识）做出分类。他认为成熟的阶级意识包含四个要素，按照发展的顺序依次是：（1）阶级认同感——指工人有能力将自己看成是一个阶级，并认识到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与他人不同的角色以及被其角色所结构化的阶级利益；（2）阶级对立感——指工人能够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其利益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3）对阶级总体性的把握——指工人能够用阶级的方式，去看待自身的社会经济处境以及整个的社会建构，具有该层次阶级意识的工人，会将阶级认同及阶级对立看成是其地位特征的表现；（4）对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的构想——指工人通过与资本家的集体性阶级斗争，能够创造并追求一种理想的可替代现有社会的愿景。具有该层次阶级意识的工人，不仅具有一个替代现有社会的更好的社会构想，更明白抵达该理想社会的可行路径。
这种对阶级意识的层次划分对理解为什么真正的革命阶级意识是如此稀少，颇具启发性。[63]首先，所有四个阶段的阶级意识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被工人所获得和延续。仅仅是受过启蒙的少数人获得某一层次的阶级意识是不够的，必须使全体工人阶级都拥有所有四个层次的阶级意识，包括对替代现有社会的愿景的构想。其次，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不均衡发展令工人经验的差异很大，这常常导致工人阶级自身等级的分化，因此在多数情况下，阶级意识的统一发展会受到抑制。再次，上述每一阶段的阶级意识的发育，都面临着庞大的资本主义物质与意识形态霸权环境的影响，它们对工人的日常经验、感觉及信仰具有结构性的影响。最后，革命的阶级意识及其行动的风险极大。即使有工人获得此层次的阶级意识，其行动也常常是小规模的、自发的和不可预测的，带有插曲的性质。即使是像法国1968年5月事件那样的大规模社会暴动，也会因“妥协性制度”的影响及革命热情的消退，而只能够维持很短一段时间。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阶级意识的状态是变动的，很少会表现出真正的革命意识，而体现为马克思所称的那种“准阶级意识”状态。
曼认为，马克思已经为从（1）到（4）的阶级意识的提升提供了理论。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革命意识”，只有在上述所有四种层次的阶级意识都在工人阶级中呈现出来时才是可能的。真正的革命意识是这四个层次阶级意识的总和，而不是各项的单独存在。总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的意识递增理论。当工人将自身的具体经验与更为广泛的结构分析联系起来并超越这一结构的时候，阶级意识就会在工人身上增长起来”。[64]曼对阶级意识的细分对以后的阶级意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首先，他的划分有很强的逻辑感，四个方面既相排斥，又有递进的关联，赋予了阶级意识一个系统的概念群，极有利于研究的操作化。后来的研究者发展出的“阶级认同”、“阶级成员感”等指标，大多汲取了曼的思想。其次，他把阶级意识的解释由马克思—卢卡奇的宏观层面，具体化到个人行动者的层面，并强调结构性要素要被工人所具体体验，才能形成阶级意识。这就为以后的以个人为采集对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操作化的思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学派的两种取向的阶级阶层研究，获得了相近的方法起点。
2.伯特和富林：阶级意识的四个层次
在《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一文中，伯特和富林将有关学者的阶级意识概念化方式进行了综合，得出他们认为是比较明晰和便于后来者仿效的阶级意识操作化层次。[65]
（1）阶级认同。是工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从属地位的认同。具备阶级认同，说明工人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将自己置于社会经济等级中的较低和从属的层次。那些认同自己处于“下层”、“工人阶级”或者“中下等中产阶级”的人，被认为具备工人阶级认同。
（2）阶级行动。询问被调查者要获得特定的、有限的目标，是否应该采取代表阶级利益的集体行动。对该概念的操作化，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对客观行为的测量而获得，比如组织和参与罢工、联合抵制等行动的次数等，因为这些行动直接指向阶级利益或意识形态。行动的测量当然比态度的测量更具有客观性，但由于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些行动遭遇限制且发生的频率较少，研究者一般用态度量表来替代。量表主要是向被调查者提出假设性问题，征询其对使用合法的和法律之外的手段来获得经济目标的看法。测量的问题包括：“当你所在阶级的成员，有一个合法的需要（比如增加工资），你认为他们是否应该组织起来去获得这一目标，甚至不惜采用抗议或暴力的方式？”
（3）激进的平等主义。该阶段阶级意识的测量，借用了李格特对阶级的平等主义的测量方法，询问被调查者对以下问题的看法：“我们国家的财富应该平等地进行分配，以便使得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成功。”对问题的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
（4）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取向。该层次阶级意识中的一个批判性内容是工人要意识到美国政治经济的结构本身，就是阻碍公平的实现，是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一种保护。正如吉登斯和曼所指出，如果一个阶级的成员认为社会公平和平等不需要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就能够获得，那么，该从属阶级的成员就很难超越出“商业工会主义”、“经济主义”、“平等的个人主义”及其他自由主义改革措施的樊篱。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取向的操作化，通过以下李克特量表来实现：“应当改变现存的关于财富分配的自由企业体系”。在这里，中性的“自由企业体系”被用来指称“资本主义”，主要考虑是为了避免引起回答者的敏感。
3.奥林·赖特的阶级意识测量指标
20世纪80年代，奥林·赖特采用以下九个题目作为与阶级意识有关的测量指标：[66]（1）公司使老板获利，是以工人和消费者为代价的；（2）应该有法律禁止在管理者罢工期间雇人来顶替罢工者；（3）罢工工人动手不让破坏罢工的人进入工厂开工，应该说是正当的；（4）美国的大公司拥有的权力太大了；（5）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私有财产和牟利经济的存在；（6）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你工作场所中的从事非管理工作的工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做事；（7）相对现代社会而言，没有牟利动机的社会，应该能够运转得更有效率；（8）假设某个大企业的工人正在外面罢工，以便争取好的劳动条件和工资。以下结果，你最希望看到的是那种？（答案略）（9）你认为自己是否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如果是，是哪个阶级？如果不清楚，许多人都说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中间阶级或上层阶级。如果一定要进行选择的话，你会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阶级？
虽然赖特并未指明这些指标和阶级意识概念的具体对应关系，但从中还是能够大致对问题与所测量的阶级意识的层次加以归类：题目（9）测量的是阶级利益和阶级认知和阶级认同；题目（8）测量的是阶级归属；题目（1）至题目（5）测量的是阶级冲突；题目（6）和题目（7）则测量回答者对一个能够替代现有阶级社会理解的认识。
归纳上述对阶级意识的操作化和测量的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种倾向：其一，无论阶级分析的冲突论者还是功能论者，阶级意识或主观阶级问题都是关注的焦点，阶级意识乃是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已成为共识。其二，受实证研究趋势的影响，宏观分析层面的阶级意识已基本让位于个体角度的、微观的、心理特征的阶级意识分析，且主要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阶级意识进行测量和探究。其三，与对阶级意识概念的详尽分析相比，一些阶级意识测量指标的建立，还不够明确和系统，理论建构到题目设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
此外，上述不同的阶级意识操作化方式大多采用问卷或者量表对阶级意识进行测度。然而，这种测量方式，面临诸多方法论方面的困境。马歇尔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综述性质文章中曾经指出在阶级意识研究中使用问卷调查所引发的各种问题：（1）问卷调查研究建立在个体主义假设的基础之上，将单独的个体回答作为数据的主要来源。它假设个体态度的加总，可以等同于某种形式的集体意识。这使得存在于某一阶级中关于意识的意义建构的主体间性特点变得隐而不彰。（2）问卷调查将回答的记录看成是一种固定的和静态的实体。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包含在意识中的过程、变化或自相矛盾等方面的意义。回答的矛盾、对立、彷徨、游移的一面，往往是主体间过程的结果，却在问卷调查中被忽略不计。（3）对想法或态度的过分关注，使得对意识表达的关注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在标准化的问卷调查中，阶级意识多被看成是存在于主体心灵中的某种事实。（4）这些研究假设，通过让被调查者去回答各种带有诱导性质的口头或书面问题，就能够得到人们关于态度、想法或信仰等大多数事物的理解。（5）在问卷调查中，态度或观念被人为地与其具体的场景相分离，被测量的观念或态度与赋予其意义的阶级实践和社会关系，是相互分离的。这使得阶级意识成为一种静态的、个体的现象，脱离社会行动以及阶级实践的环境。[67]
三 学界对阶级意识研究的升温及其不足
学术界近年来对阶级意识问题研究表现出升温态势，尽管研究的议题多在阶层认同或阶层意识的名义下进行（实际上使用了上文所述的西方学界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框架）。[68]总的来看，目前针对工人阶级意识尤其是农民工阶级意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借鉴赖特的研究框架，许嘉猷等比较了中国台湾、瑞典和美国的阶级认知和阶级认同；[69]李炜对中国与韩国社会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发现，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的路径差异，有助于理解所在国各自的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的独特性；[70]李培林基于调查资料的分析，从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视角得出了中国当前社会冲突意识的七个发现；[71]张翼将客观阶级和认同阶级都视为行动阶级生成的动力学变量，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当前省会城市的阶级阶层冲突意识；[72]吴清军结合某拖拉机厂的具体案例，对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和意识产生的过程、内容等做了具体分析。[73]
这些研究对农民工阶级意识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其局限在于：（1）很少直接以农民工的阶级意识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视野之下，往往用阶层意识、冲突意识研究，“代替”对阶级意识的研究；（2）在许多研究中，农民工仅仅作为“农民工一般”（抽象工人）来处理，所研究的意识也还限于阶层认同、身份认同等；（3）在理论资源、比较模式、方法借鉴等问题上，还带有阶段性研究所固有的不足，缺乏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形成及阶级意识研究的问题意识，缺乏对“心态研究”的方法论的深刻反思与自觉。
沈原曾经深刻指出，如何面对转型社会，如何探讨转型问题，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达到高度自觉、形成集体共识的事业。不仅如此，重建的中国社会学反倒正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之中：第一，就“问题意识”的生产而言，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社会学本来应当具有把握社会制度和阶级再形成的宏观眼光，培育生产宏大话语的能力，却因遭遇“后现代”思潮，接受了强调“碎片化”的思维方式而丧失了这种能力；第二，在理论和技术方面，本来应当发展出有能力把握剧烈社会变动的理论和方法，却接受了最适合于测量稳定社会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并且逐步将之奉为主流而忽略了发展其他的方法。……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很难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他指出，要走出这一悖论，必须重新定位，面对转型社会，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和方法或许与观测稳定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大相径庭。[74]这提醒研究者，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以及阶级意识研究，迫切需要方法论的自觉与方法的借鉴和创新。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 参见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eds.）Working-Class Formation：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3] 参见Chryssi Vitsilakis-Soroniatis，“Working Class Formation：The Case of Greece 1830-1928”，Ph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June，1988。
[4] 转引自李炜《中国与韩国社会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5] 参见Peter Evans et al.eds.，Br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6] 参见Hattam Victoria，“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1820-1896”，In Sven Steinmo et al.eds.，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7] 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8] 笔者重新翻译了转引的原文。原文参见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Harmondsworth：Penguin，1963，p.9。
[9] 张亮：《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历史语境与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10] “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交样思考问题了。”［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笔者根据原文对译文略有改动。
[11] ［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2] 吴清军：《从学理层面重新审视阶级的概念与理论》，《社会》2008年第4期。
[13] ［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4] 关于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参见乔瑞金、师文兵《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主导的意识》，《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5] 笔者根据转引的原文的翻译。原文参见E.P. 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Harmondsworth：Penguin，1963，p.107。
[16] 汤普森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遭到了批评，被认为具有以下特征：“文化主义”（culturalism）（专注于描述经济的阶级结构的文化经验）；“浪漫主义”（romanticism）（将工人阶级意识理想化）；“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工人阶级的形成终止于1832年该书所分析的最后时点）。转引自威尔福瑞德·斯彭《迈向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刘建洲译校，《理论文萃》2007年第6期。相关批评，亦可参见Sewell，William H. Jr.，“How Classes are Made：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P.Thompson’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in E. P.Thompson，Critical Perspectives，ed.by Harvey J.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pp.50-78。
[17] 笔者根据转引的原文的翻译。原文参见Wilentz Sean，Chants Democratic：New York City and the World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1790-18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0。
[18] 笔者根据转引的原文的翻译。原文参见Thernborn Goran，“Why Some Classes are more successful than others”，New Left Review，138：37-55，1983。
[19]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在阶级—自为阶级形成学说存在着“目的论假设”的缺陷。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有意无意地误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论断，以及“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乃是着眼于历史长远趋势的论断，这种历史预言绝非什么“目的论假设”，而是一种“真实的乌托邦。”
[20] 霍布斯鲍姆对汤普森进行了激烈批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汤普森把工人阶级当成了一个整体，而实际历史并非如此（工人当中存在着等级森严的界限，典型者如“工人贵族”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区别）。确实，由于没有区分同一阶级内的不同层次，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与批评常常是自言自语，缺乏实质性交锋。
[21] 作为卡茨尼尔森/佐尔伯格阵营的成员之一，杰根·柯卡为该团队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比较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设计了一个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多层次路径，阶级主要建构在三个层次之上：经济层次（追随马克思）的雇佣劳动者，代表着结构性的阶级地位与利益；社会—文化层次（追随韦伯），阶级具有共同的意识、认同和群体形成的团结；政治层面，经济的阶级利益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获得了清晰表达。在所有三个层次，阶级的发展与衰退都是可能的，其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有待于历史的分析。转引自威尔福瑞德·斯彭《迈向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刘建洲译校，《理论文萃》2007年第6期。
[22] 传统的“例外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几乎完全集中在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历史的发展，没有遵从预定的、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为对这种提问方式的超越，卡茨尼尔森等的主要关注点，转向对每一国家中工人阶级形成独特模式的解释。
[23]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Zolberg eds.，Working-Class Formation：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14.
[24]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Zolberg eds.，Working-Class Formation：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22.
[25] 威尔福瑞德·斯彭：《迈向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刘建洲译校，《理论文萃》2007年第6期。
[26] ［韩］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Dipesh Chakrabarty，Rethinking Working-class History：Benga，1890-1940，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Gay W. Seidman，Manufacturing Militancy：Workers’ 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1970-198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相关述评，参见李洁《前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结构下的工人阶级》，载苏国勋主编《社会理论》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259页。
[27] 转引自吴清军《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述评——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8] 参见［美］伊亚尔、塞勒尼、汤斯利《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吕鹏、吕佳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9] 参见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0] 李静君：《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251，2009年3月18日。关于中国的劳工研究状况，亦可参见冯同庆《中国的劳工调查与研究》，《工会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5期。
[31] 仇立平、顾辉：《社会结构与阶级的生产：结构紧张与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社会》2007年第2期。
[32] 参见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33] 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学海》2006年第4期。
[34]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35] 任焰、潘毅：《工人主体性的实践：重述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
[36] 参见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煤矿实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
[37] 该书的中译本参见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任焰译，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近年来，国外出版了大量从劳工社会学视角研究农民工的论著，其中一些著作被译为中文。如［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美］玛丽·E.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限于篇幅，这里不进行综述。
[38]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9] 《怎么办》，载《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40] 卢森堡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分为两个层次：理论上的阶级觉悟和实践中的阶级觉悟。不能将灌输到群众头脑中的社会主义理论当成无产阶级走向街头的实际运动；理论层次的阶级意识决不能代替实践层次的阶级意识，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参见刘长军、赵新燕《卢森堡的阶级意识思想探析》，《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1] 转引自凯斯·E.福格森《阶级意识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个艰难的综合》，刘建洲译、吕鹏校，《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42] ［德］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卷，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43] 这涉及一个不断困扰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问题：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参见［美］查尔斯·艾略特《列宁、罗莎·卢森堡与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困境》，张永红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
[44]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5、113页。
[45] 王立瑞：《论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
[46] 关于卢卡奇的研究综述，参见张亮《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一个批判的回顾》，《现代哲学》2003年第4期。在国内学界的所有论著中，真正具有理论深度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已故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7] ［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51页。
[48] 王立端、陈永正：《E.P.汤普森阶级意识理论评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49] ［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50] 刘军：《E.P.汤普森阶级理论述评》，《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
[51] E.P.Thompson，“The Politics of Theory”，in Samuel Rapha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Hist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p.396-408。
[52] 参见［英］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3] 张亮：《汤普森阶级意识学说的当代审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
[54] 参见Hobsbawm Eric，“Class Consciousness in History”，in Istvaön Meöszaros ed.Aspects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Routledge & K. Paul，1971；Hobsbawm Eric，“Notes on Class Consciousness”，in Hobsbawm Eric，Workers：Worlds of Labor，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pp.15-32；David Lockwood，“Sources of Variation in Working Class Images of Society”，In Working Class Images of Society，Edited by M. Bulmer，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David Lockwood，The Blackcoated Worker：A Study in Class Consciousn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5] 转引自Frederick H.Buttel，William L.Flinn，“Sources of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Sociological Focus，Vol.12，No.1，January，1979。
[56] Michael Mann，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3.
[57] Stanley Aronnowitz，False Promises：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New York：Mc GrawHill Company，1973.
[58] Ollman Bertell，“Towards Class Consciousness Next Time：Max and the Working Class”，Politics and Society，Fall 3，1972，pp.1-25；Bertell Ollman，“How to Study Class Consciousness，And Why We Should”，Critical Sociology，Winter，1987，pp.57-96.
[59] 参见Morris Richard T.and Raymond J.Murphy，“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Class Consciousness”，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Vol.50（April），1966，pp.297-313；亦可参见Raymond J.Murphy and Richard T. Morris，“Occupational Situs，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and Political Affili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6，No.3，1961，pp.383-392。
[60] 参见Lopreato Joseph and Lawrence Hazelrigg，Class Conflict and Mobility，San Francisco：Chandler，1972。
[61] 参见John C. Leggett，Class，Race and Labor：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in Detroi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62] Giddens，A.，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London：Hutchinson & Co.（Publishers）Ltd.，1978，pp.112-113.吉登斯的阶级意识概念化方式，对中国学者的研究（如李炜，2004；李培林，2005；张翼，2005）产生了较大影响。
[63] Michael Wallace and Azamat Junisbai，“Finding Class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conomy”，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Vol.20：385-421，2004.
[64] Mann，M.，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3，pp.12-13.
[65] Frederick H.Buttel，William L.Flinn，“Sources of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Sociological Focus，Vol.12，No.1，January，1979.
[66] Wright，E.O.，“The comparative project on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An overview”，Acta Sociologica （32），1：3-32，1989；亦可参见埃立克·奥林·赖特《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概念》，载苏国勋主编《社会理论》第3辑，刘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200页。
[67] Gordon Marshall，“Some Remarks on the Study of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Politics ＆ Society，Vol.12，No.3，1983，pp.263-301.
[68] 刘欣是中国社会学界较早展开对“阶层意识”的研究者。参见刘欣《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69] 参见许嘉猷主编《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集》，（台北）中研院欧美研究所1994年版。
[70] 李炜：《中国与韩国社会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71] 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2005年第1期。
[72]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73] 吴清军：《市场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阶级意识》，《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74] 参见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