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研究的缘起、意义与问题

一 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一个缺失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农民工的阶级归属问题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全总提出了“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1]当然，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工人阶级与现实的农民工存在着较大差距。学界之所以将农民工看成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产业工人群体，主要基于该群体的职业、工作场所、收入形式（以工资收入为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征。众多研究者从理论依据、产业关系、劳动交换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农民工与新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农民工的历史归宿是形成新的产业工人阶级。^[2]

长期以来，受阶层研究和利益群体分析范式局限，农民工研究很少被纳入“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宏观视野之下；研究者较少从历史社会学的比较视野出发，对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历史进程及其阶级意识发育进行系统研究。很多研究常常将农民工建构为一个抽象而庞大的社会范畴（“抽象工人”），这里的农民工并非具体的、历史的、正在形成的阶级成员，而是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没有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他（她）们是“农民工一般”，是现实生活的抽象物；支配其行为的，是各种一般法则（如盲目的、机械的流动，被融合的对象）；影响其社会流动和生存条件的，仅仅是那些最为一般的制度安排，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二元社会结构的历史遗产”，等等。正是出于对这种研究局面的不满，沈原教授呼吁：从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角度看，“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中心”，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实践意义，都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产业工人阶级在某些最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各国）由于产业转移或工会参与率的下降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渐趋沉寂，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丧失了其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与意义。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眼界，从产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的角度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趋于沉寂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转型国家中迅速崛起。这些国家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其中重要的基地之一。因此，当2009年《时代周刊》将四名中国女工列为年度封面人物时，实际上，向世人宣告了这样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中国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命运，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政治变革等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它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理应成为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