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对农民工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的意义在于：

其一，从新的视角对农民工问题的起源与发展机制进行审视，有助于破除学界对“阶级话语”的拘谨与误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市场化的深入，随着经济逐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全球劳动分工，中国的社会不平等与阶层分化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定型化”，利益固化的藩篱已然形成。与之相伴随，一种前所未有的、基于市场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社会开始浮现。但奇怪的是，此时，学界不仅出现阶级话语的衰微，^[4]更伴随着中产阶级话语的逐步流行，网友亦纷纷采用“蚁族”、“屌丝”、“土豪”等流行语来对剧烈分化的社会各阶层加以调侃和抨击。面对现实与话语之间的巨大张力，仇立平诘问：“为什么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居然会‘忽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阶级理论？！”^[5]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界很少再坚持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原因，郑杭生曾给予较全面的分析：“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概念的极度扭曲，国内外还都存在一种顾虑；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能或很难用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要采取维护建设的态度，不应该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6]然而，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社会学界对阶级话语的敏感与拘谨，并不能够摆脱这些历史梦魇的纠缠。话语的消失与转变，并不意味着现实的结构性转变；相反，正是话语的消失，从侧面提醒“能指”与“所指”的深刻错位，以及名目繁多的新话语所遮蔽与表征的另类社会现实的浮现。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些词汇在历史上曾经被误用和滥用，就宣判了其对当下社会的解释力，似乎它们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特定历史环境下学者对阶级话语的回避、逃避乃至避讳，有时候仅仅是继承了汉景帝“不争论”的智慧。^[7]今天，尝试将“阶级形成”、“阶级意识”的概念与理论运用到农民工研究，无疑有助于破除既有研究范式的束缚，重新审视阶级话语的适用程度并实现其创造性转化，破除人们关于阶级话语的拘谨与误解。

其二，有助于弥补“阶层分析”的不足，凸显“阶级分析”视角的穿透力，推动社会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近二十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机制及阶层结构的变化做出了丰富的解释与分析。但是，以“阶层分析”为基本范式的研究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1）在研究主题上，主要集中在阶层结构、阶层认同、社会流动、社会融合等方面，较为注重分层标准、社会变迁机制等宏观结构的分析，忽视对主体、“心态”等微观因素的分析；（2）在理论资源上，主要运用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特别是戈德索普、帕金、吉登斯等人的理论），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阶级理论及其分析范式；（3）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大型的问卷调查，往往忽视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行动社会学的干预方法。^[8]基于对这些局限性的反思，200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学界，越来越强烈地回荡着“回到马克思”的呼声，社会分层研究出现了一种从实体论向关系论的转向。^[9]主要表现为在理论和方法上，重新认识和定位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方法，开始将研究聚焦到处于历史的风陵渡口的工人阶级身上。不过，尽管已经能够清楚看到这种转向的趋势，这些研究却并未深入到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的层面。^[10]

社会分层研究从“阶层分析”转向“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辑刊形式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第1辑一书）。该书编者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重温古典社会分层研究的要求，正确对待社会变迁研究的两个模式——分层模式和阶级模式——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毕竟，分层模式和阶级模式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1）阶级表明的是一种以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位置；分层模式根据的是结构而不是群体的结构性位置；（2）阶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即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不同阶级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如剥削，只有在不同阶级行动中才能发现和解释；（3）阶级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载者，阶层即使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利益，一般也不是在结构性位置的相对关系中凸显的；（4）阶级的内部是相对同质的，也就是说，分化不可能太大，内部要存在一定的整合和自我认同，即阶级意识，而阶层并不必然涉及整合和认同的问题；（5）阶级可以是行动的主体，阶层基本不会成为行动的主体，阶级行动有两种方式：整个阶级的行动和阶级背景下的利益群体行动，但利益群体不一定和阶级相联系。”^[11]

换言之，从阶级形成视角对农民工进行研究，与从阶层视角的分析是不同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意味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形成。该阶级的历史命运，它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影响，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对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进行研究，并非出于单纯的理论推演和个人的研究偏好，而是中国转型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实践逻辑所提出的“真问题”使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研究者需要重访马克思和韦伯所研讨过的“旧的研究基础”，借鉴“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把工人阶级和现代社会市场之间关系作为分析起点，从追究“社会从何而来”入手，把“社会分析”与阶层研究，推进到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阶级分析”。^[12]使用这种分析方法和手段对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阶级关系的实质，凸显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有助于弥补“阶层分析”的盲点和不足，彰显“阶级分析”视角的独特之处，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

其三，有助于拓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将阶级意识带进“心态研究”的视野之下，弥补以往单纯的“生态研究”的缺陷。费老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比较重视对“生态”的研究，忽视了对“心态”的研究。他指出：“……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我们鼓励社会学者和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把一定的精力投放到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中，这是我们社会学的人文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相对薄弱的方面。”^[13]对农民工的阶级意识进行探索性研究，有助于实现阶层研究从“生态研究”向“心态研究”的转变，拓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有助于将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贯通起来，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比较中，为构建契合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阶段的工人阶级整合理论，为应对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劳工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最后，有助于从历史社会学的比较视野，透视中国农民工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因素、独特路径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提出符合时代潮流的应对策略。历史经验表明：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带来了19世纪西方工人阶级的形成；20世纪中期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向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带来了第二次工人阶级的形成。那么，20世纪末期发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是否会带来第三次工人阶级的形成？其模式是否会不同于前两次？面对这些问题，已有学者开始关注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14]由于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这些国家的阶级关系往往处于“猴体发育”的阶段，学界对于转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到底是处在“形成”、“再形成”还是“解体”的状态，存在较大争议。不过，其中一个基本共识在于：当前，中国农民工虽然初步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但尚未与体制内的产业工人阶级联为一体；还不具备充分的阶级组织载体；还没有发育出较完全的阶级意识；其阶级行动还带有阶段性的经济利益诉求的特点。另外，在各种制度安排和改革前所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遗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转化道路充满曲折、反复和不彻底性。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形成以及工人阶级整合的历史经验，透视农民工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发育的影响因素、独特路径及未来趋势，并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劳工政策，已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认为，法国农民既“形成一个阶级”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马克思看来，当时法国的农民阶级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类”而非名副其实的“实体”。目前的中国农民工至少是一个“类”意义上的阶层。“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实体”。^[15]这种可能性，取决于现有的体制能否对其阶级诉求进行合理的回应，能否在应对劳工问题挑战的同时，对现存体制进行结构性变革。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阶级意识发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结构与主体、历史与意志、现实性与可能性，都将得到生动的展现。当然，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转型与西方国家从前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阶级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尽管马克思、汤普森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能都为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与理论借鉴，为深刻理解中国当下劳工政治中的诸多问题提供镜鉴，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经典理论，来解释当前农民工阶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毕竟，与经典理论相比，我们所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这也为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与灵感，为推动中国劳工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活水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