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代西方科学技术结构与功能的转变

第一节　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

西方社会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生的根本变化，还表现在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革命及其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科学技术的变化应该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结构以外或是与社会结构无关的一种传统科学技术的结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问题不单纯地只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而且是当代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问题。事实证明，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不但改变了科学技术本身，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模式和逻辑。

第一项　当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

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一般社会的科学技术。决定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的基本因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有一支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技术人员队伍；第二，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是高度发达并具有强大力量的应用知识系统；第三，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包含一系列具有强大改造威力和实践功能的工具、仪器设备、经营管理技巧和各种手段体系；第四，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当代社会结构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而也是同当代社会中其他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相结合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五，当代社会科学技术还包含着被改造因而附属于它本身的自然条件和自然力量。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因素所组成的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不是传统社会所说的那种应用性的科学知识，而且它远远地超出了传统意义的知识范围，而同整个社会的整体性变化力量结合在一起。

当代科学技术队伍不仅组成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技术人员以最先进、最科学和最有效率的组织和制度结合在一起。在以往任何社会里，科学技术人员不仅占社会人口的极少数，而且零散地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使他们未能形成一个制度化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而且，技术人员作为科学和知识的应用人员，往往从属于科学知识界，在社会上居劣势和被支配的地位。到了现代社会，科学和知识同技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同商业和政治领域的统治力量相结合的技术力量，改变了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从科学界和知识界的从属地位变为优先地位。同时，各种制度化的社会规范和法则，又进一步使他们的优先地位得到正当化和法制化。在科学学（theory of science）和知识论范围内，科学基础理论和一般知识的研究状况决定着技术应用的程度，因此，应该说，科学基础理论和一般知识是处在优先的地位。没有基础理论和一般知识，就没有技术应用。但是，在社会和实际生活范围内，科学基础理论和一般知识同技术应用的关系是另一码事。这是因为在社会和实际生活领域内，科学基础理论和一般知识同技术应用的关系，其决定的原则是商业的利益和权力的斗争。

第二项　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

传统的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原本就已经把自然科学看做是最一般的“科学”模式，并以此作为社会科学完成“科学化”之目标。20世纪60年代后，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及其“标准化”更是咄咄逼人。科学技术的胜利，还使自然科学对于社会的整个结构和运作进行更强有力的干涉和介入。其结果，使得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也越来越感受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科学理论架构及其方法论所起的强烈影响。如果以为当代社会科学要去否定自然科学或是不再以自然科学为其模式，那是错误的。相反，当代社会科学越来越感受到当代自然科学对自身的影响，而且也越来越感受到被研究的社会结构本身也已经渗透了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力量。所以，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阶段内，社会科学自然更加不能置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于不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在这些领域中起着控制的作用和角色，其严重程度甚至使人们不得不把这个新的社会称为“科技至上主义的时代”或者“科技专制主义”（technocracy）的时代。

由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齐墨利（Walter Ch.Zimmerli，1945—　）在20世纪80年代末编辑出版的《科学技术的时代或者后现代？》（Technologisches Zeitalter oder Postmoderne？，1988），集中讨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性质，尤其是深入研究了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性变化的性质。这本书分别探讨了“艺术与技术”、“周围世界（环境）和技术学”、“科学、人和技术”及“科学主义、技术和合理性的危机”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不同于以往社会单纯围绕着科学技术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这本书所表达的当代社会学者的重要意见，表示在讨论当代社会性质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考虑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科学技术的问题已足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当代科学技术的功能、作用与意义，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性质和结构。

齐墨利编的这本书，提出了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性质及其同整个社会、人和生活世界的关系的重大问题。首先，在探讨“艺术和技术”的关系时，思想家们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技术的问题同人的思想自由和思维模式联系起来。齐墨利认为，当代社会的性质既是后现代的，又是科学技术的。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和“后现代的”，构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体两面的性质。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代社会所体现的根本性质，用“后现代的”标记来表示的时候，正是为了凸显一种特殊的高度自由的思想方式；而用“科学技术的”标记来表示的时候，正是为了凸显当代社会具有魔术式的力量的变化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代社会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经不是以往哲学家所追求的纯粹思想领域的发展自由，而是同当代科学技术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创造力量紧密结合的实践能力。因此，当思想家们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标示当代社会的后现代性质的时候，正是强调了当代科学技术所包含的强大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创造力量。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力量中包含着后现代的人从事思想创造的那种特殊心态。这种特殊心态集中表现在人的思维模式的艺术化。当代社会人的思维模式的艺术化，意味着思维模式的多元化的可能性的进一步扩大。但是，思维模式的艺术化又如何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不像传统科学那样单纯严格受限于理性范围，单纯地把科学活动当成人的主体化对于客观自然的改造过程。因此，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科学技术本身超出传统科学的范围，也超出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范围。如果说传统科学只追求发现实证的经验性客观规律的话，那么当代科学技术在实质上就体现了人对于自由追求的可能性。由于这种对于自由追求的可能性包含着许多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当代科学技术本身也已经把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可能性当成其本身的本质构成部分。换句话说，传统科学只满足于获得确定性的答案，当代科学技术却宁愿以本身的不确定性作为其不断发展的原动力。当代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的特质，正是当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不断发展的基础，也是当代科学技术同艺术相互接近，以至于相互渗透的重要标志。当代科学技术的这种特质也严重地影响了当代人的思维模式。当代思维模式的不确定性，正是体现了当代思维模式的艺术化及其追求自由的本质。

第三项　当代科学技术对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的影响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取得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自然和人自己的认知，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其实，并不是当代科学技术单向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而是整个社会整体性的变化本身首先影响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同时又使当代科学技术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的思维模式的转变。

以控制论的发展及其对于社会和人的思想的影响为例。应该说，正是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大大加强了对于自然界的开发程度和进军能力，才使得科学家有可能集中研究控制论等当代科学技术问题。从1909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发现狭义相对论（E=mc2），1942年著名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在芝加哥大学建成第一个原子反应堆，1945年第一次实现裂变原子弹的爆炸，到1952年实现第一次聚变氢弹的爆炸，都是同整个社会生产力、人力物质资源、科学管理的最新发展以及发明使用科学仪器自动化的新技能密切相关。整个现代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及其复杂化，不断地提升对于整个社会和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当代科学技术中占很大成分的自动控制能力，实际上已经不是像传统自动机器那样仅仅作为人手的延长，而是作为人脑的扩展。这就表明，当代控制论已经使人类体力劳动的自动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人类智能的自动化。其实，控制论的发展，是同人对于自己的感觉、知觉和思维活动的认识密切关联的。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生物科学的角度，人们总是把感觉、知觉和思维活动看做是某种反射活动。从最早的笛卡儿学派提出的反射概念，到谢灵顿学派和巴甫洛夫学派所提出的反射概念，表现了人类对于智能生理机制的不断发展的认知过程。此外，古典神经生理学有关“全或无”（all or none）的法则以及关于“稳态”（homeostasis）的概念，也同样体现了控制论科学有关人脑和智能活动的深入了解。

控制论的产生，表明当代科学技术不再是单纯以自然作为固定对象，而是以探索自然规律作为主要任务。控制论所研究的“控制”，实际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作用和反作用的综合力量。它所要处理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因和单一的果的单向关系，而是错综复杂的、多面向的、各种可能的因果关系网。因此，控制论所探讨的，已经不是固定的或现成的物理世界，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这是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和时间结构。控制论所探讨的各种控制活动，实际上是以表面使用的科学仪器和设备体现着人改造其生活环境的各种可能的意愿和能力。由于人可能的意愿和能力的复杂性及其自由本质，使人的控制活动充满着各种随意性。著名控制论研究专家维纳（Nobert Wiener，1894—1964）指出：“人的随意活动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就是控制论工程师们所谓的反馈（feedback）。”（Wiener，N.1948）这表明，从结构上来说，技术系统和生物系统都具有反馈回路；而在功能上，它们都具有自动调节和控制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目的性行为都是需要负反馈的行为。任何机器和任何生命体，都是通过负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维纳等人曾经从控制论的角度研究了行为，并对行为进行了如下的分类：

控制论的发展影响了人们关于社会结构和行为的观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强调，现代性的制度包含了监控（信息控制与社会监督）、资本主义、军事权力和工业主义（自然的变革，人造环境的发展）等四个面向。上述监控机制表明了现代社会具有反思的功能。所谓反思，就是监控自身的实际过程，借此调整自身的行动。吉登斯甚至把这种反思性称之为类似自动反馈的机制，并把这种功能看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Giddens，A.1990：59-60）。

第四项　当代科学技术的自我生产

早在古希腊时代，“技术”原本是“技艺”的同义词。“技术”一词所表达的，主要是善于把“深刻理解”和“熟练运作”结合在一起的认识方面和实践方面的综合性能力。这是一种“懂”和“做”相结合的实践力量。作为一种“技艺”，它并不要求准确表达的可能性，而是重点强调浓缩地总结经验的技巧本身。但是，这样一种“技艺”又自然地同科学知识的力量相结合。所以，传统的“技术”所重点表达的是高度经验化的智慧，是一种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智慧。传统思想家对于这种实践中的智慧，过多地看到它在运作过程中的熟练性，并把这种熟练性当做一种不经反思的习惯性实践活动。这样一来，传统思想家所看到的技术，并不像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那样，内在地隐含着创造者和运作者的思想智慧和反思能力。由于当代科学技术内在地隐含着创造者和运作者的思想智慧和反思能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当代科学技术又变成了一种能够自我维持和自我再生产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法国希腊裔著名社会哲学家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1922—1997）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神话，正是在于它本身的自我维持和自我生产，在于它对于人的反控制能力的加强（Castoriadis，C.1988）。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所隐含的创造者和运作者的思想能力，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于思想自由的无限追求。所以，当代科学技术一旦被运作起来，就有可能表现出后现代社会人们追求自由的无限力量。正如第一章第二节所引用的海德格尔有关现代性的言论所说的那样，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发明和操作的技术的基础，又是这些技术的真正灵魂。所以，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自律性，表面上是这些技术力量试图摆脱其创造者的控制的一种异化，但实际上是内在地隐含于其中的主体的人的思想自由的顽强表现。只不过后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的结构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多重化，掩盖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才使得科学技术的自律同后现代人的思想自由的追求相脱节。

第五项　当代科学技术的革命性

总之，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大大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外在存在形式，也同时成为它们实际运作的一个内在动力。

首先，渗透到社会各个结构的科学技术力量，在其所渗透的领域内，已经不是作为纯粹科学技术力量本身，而是同各个领域的各种因素紧密互动，并成为本质性的生命力量。例如，在当代社会的政治领域中，渗透于其中的科学技术，不是外在地作为一种附属的工具或手段而成为政治力量所控制的外部因素，而是同政治力量本身紧密相互渗透的政治生命体的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的政治领域中，几乎找不到一种没有技术发生作用的纯粹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真正的当代政治领域中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无不是同科学技术紧密相结合，以至于可以说当代政治生活就是科学技术化的政治生活，或者可以说就是已经政治化的科学技术。同样的道理，在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科学技术的渗透也使得科学技术同各个领域的基础力量紧密相结合。战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主要西方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导致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导致生产国际化的新发展。而这种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又促使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聚和集中，形成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各种跨国公司就是在战后科技革命、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基础上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科学技术缺席的场所。对于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及其在整个社会中的渗透性，马克思在分析现代社会的时候，曾经给予了必要的重视。马克思已经看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特殊力量，但他没有充分估计到科学技术对于当代社会的强大渗透性和控制力。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决定性角色和力量，一方面固然决定于当代科学技术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决定于当代社会结构本身的不合理性。正如齐墨利在其著作中所探讨的“合理性危机”问题一样，当代科学技术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不但表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的程度及其正当性的问题，也更加表现了创造和使用这些科学技术的社会力量的思考模式和行为规范，表现了当代社会结构本身的不合理性（Zimmerli，W.C.1988：153-211）。

当代科学技术的上述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范围，影响到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整个地球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运动方向，也影响到全球文化建构及重建的问题（详见本篇第一章第三节）。

将当代科学技术的控制论和系统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现代社会的研究，使当代社会理论出现了像鲁曼系统论那样的社会系统理论。同时，如前所述，科学技术的控制论等思想观念，也促进了社会学家更广泛地使用类似反馈的“反思”概念，打破传统社会学方法论的原则，在坚持寻求社会合理性原则的同时，也全面研究不合理性原则的各种可能性及其意义。此外，信息论和系统论也促使社会学家运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概念，强调当代社会的象征性质和象征性结构。在这一方面，法国的布尔迪厄和英国的吉登斯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