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技术至上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

科学技术的突出角色，使得科学技术完全超出了文化和科学的领域，不仅完全统治了科学和文化，而且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部门，甚至渗透到日常生活的领域，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项　科技化的过程

科学技术在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过程中，首先实现了一种“科技化”（technologization）的过程。所谓“科技化”，就是用科技的成果装备上述各个领域，并由此实现科技对这些领域的结构和功能的彻底改造，使得这些领域不仅在外表的结构上和组织形式上换成科技的架构，而且在内在功能和运作动力上完全受科技的支配。由于实现了这种科技化，在上述各个领域中，科技的因素和力量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各个领域从外到内全部成为科学技术的附属品。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变成了“权力”的象征。变成权力的科学技术，随着当代社会权力运作的多样化和精致化，渗透到权力关系网络中的科学技术因素，就更加严重地影响了这个社会；反过来，也更加使得权力的宰制发生根本性的影响。权力和技术的相互推动意味着：一方面，权力需要科技的力量去贯彻；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借助于权力运作的逻辑而发挥它的功能。如此一来，科技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加强了权力的宰制，而权力宰制的加强，又进一步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两者相互勾结，又相互推波助澜。所以，科技与权力的相互渗透与互动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特点，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近代文艺复兴结束后不久，启蒙运动初期的时候，培根（F.Bacon，1561—1626）曾说：“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意味着近代社会就是靠知识来加强其权力的；近代社会就是权力和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勾结、相互扭结，构成为整个社会运作的主力。在近代社会中，谁掌握、控制了知识，谁能在知识背后进行宰制，谁就是社会的最强者。两三百年来，知识转化成了科技（technology），美其名为技术、技巧，但实际上是一种将知识用来为社会的特权阶层服务的中介手段。科技也同金钱和权力一样，成为社会运作的基本媒介。但是，知识只单一地注重其技术化，并通过技术化而实现其社会化。

所以，“科技”在培根之后的两三百年间，真正地表现了知识同社会上握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之间相互勾结和相互渗透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果及其运用状况，显示了知识不但可以被统治阶级所运用，而且统治阶级从中得到的好处也可以不断地增殖，进行再生产、自我分化（auto-differenciation）和自我繁殖（auto-proliferation）。在此过程中，除了科技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许多与权力有关的利益分赃和再分配过程。这种利益的分赃，随着科学技术和权力的不断膨胀，使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过程进一步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过程，反过来又掩盖技术同权力和金钱的相互勾结，使这种相互勾结的结构能摆脱社会大多数人的监视而盲目发展。

第二项　作为管理系统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新的时代通过管理（administration）系统，迅速地渗透和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胜利，使科学技术优先地控制了整个管理系统。而管理系统的科技化，又有利于科技化的继续深入和控制过程。管理系统和科技这种相辅相成的运作逻辑，使科技化加速渗透和控制整个社会。

管理就是权力的运作。后现代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权力就是在运作中的力量；而运作中的力量就表现为运作中所体现的各种策略的总和。所谓策略，是指把权力加以具体化及其实施的过程。所以，贯彻策略同时也是运用知识的过程；而在现在条件下，贯彻策略便是运用科学技术的过程。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说：“当代社会总是自称是法治的社会，但对我来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的应用（juris prudence）。”（Deleuze，G.1990：229-230）在德勒兹看来，“法”在实际运用以前是空的，不是“法”的条文在起作用，而是法官根据他的位置和他的需要，去解释条文，去运用他的权力进行判决，而这才是最关键的。无论是在“法的应用”或是在管理上，都体现了权力和策略运作的实际过程。所有这些运作，无不是时刻同科技的因素与手段相结合。

科技化通过管理系统控制整个社会的过程，在政治上引起了政权机构及其行政管理机构的制度性改革，也导致了政府和整个政治生活实现了管理系统的科技化，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政治管理的效率，也使政权机构进一步实现官僚化，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政治上的控制。

第三项　科学技术的吊诡性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科学技术的这种文化的性质，能使科学技术产生更大的威力，发生更有效的欺骗作用。正因为它可以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只轻易地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必须要同时看到其两面。但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正负两面影响之间，也可能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转化。所以在探讨科学技术的问题时，不能用习惯的传统方法论去进行单面向的说明。

在社会科学中，通过对意识形态的重新评价，对科学技术的正当性问题提出了新的质疑，从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和古尔德纳（Alvin Ward Gouldner，1920—1980）开始。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对科学技术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提醒人们有必要“忘记”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束”（the end of ideologies）并不意味着排除科学活动中所不可避免的哲学或基础哲学假设的架构。他们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其正面意义而言，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使这个社会中再也不能有一个绝对垄断的宰制性的意识形态（Gouldner，A.1970）。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使它表现出某种吊诡的特征。

研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哈贝马斯却强调意识形态的潜在功能（latent function）和缺陷。在他看来，在所有的科学和科学指涉中，意识形态变得“透明”（transparent）起来（Habermas，J.1978）。但是，上述哈贝马斯等人对于科技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不但没有肯定当代科技的非意识形态性质，反而使它的“去意识形态化”变成当代社会唯一具有强大威力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这样一来，当代科学技术也由于去意识形态化而成为强有力的权力系统。

第四项　科技贵族专制的出现

科技至上主义或科技贵族专制（technocracy），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产生的新型官僚阶层或科层机构。

所谓技术贵族专制，从字面上说，它只是表示“技术”（techne）和“政权”（kratos）的结合。美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4）一书中曾经考证过“科学技术专制”的来历，并指明它是史密斯（W.H.Smyth，1792—1865）在1919年首先使用的。从字面上说，科学技术专制主要指技术和技术人员的权力。但扩展开来理解，它表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中那些垄断和控制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命脉的技术集团的统治。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大概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专制的现象才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Bell，D.1974）。

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同垄断性的跨国技术集团在全球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权力增长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同西方国家政府机构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干预的发展相关联。

上述科学技术专制，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本身的强有力的发展及其同国家政权的结合，在西方社会中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本质现象，影响到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过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行动的模式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