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语言的社会意义

当代社会理论的一系列变革几乎没有一项不同语言研究的新转折相关联。如前所述，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于语言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只是在语言学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集中地表现了西方文化进入“现代性”阶段以来对于社会和人的基本观点的转折，也典型地开拓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革命的新方向。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一向重视对于语言的研究。但是，只有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后，才对语言进行多面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因而对改造和重构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概括地说，对语言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流派，分别是：（1）实用主义对语言的运用及其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2）英国分析哲学对于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于各种科学语言的深入研究；（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语言的潜意识基础的研究；（4）胡塞尔现象学从主体间的观点，对于生活世界、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研究；（5）存在主义关于“语言是生存之家”的重要观点及其研究成果；（6）结构主义对语言结构及其社会意义的研究；（7）现代科学哲学探索科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相互关系、科学命题结构以及语言逻辑结构的成果；（8）近现代诠释学对语言的探索；（9）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对语义学、语形学和语用学的研究；（10）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游戏理论的研究；（11）日常生活语言学派对日常生活语言的探讨；（12）普通语义学派对日常生活语言的研究；（13）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结构的解构以及对于语言论述策略的研究。在上述各思想流派语言研究的推动下，当代社会理论不管在研究方向或方法方面，都在研究语言方面有所创新。

同古典社会理论相区别，当代社会理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项　作为沟通体系的语言

语言作为沟通的体系，怎样在社会结构的建构、生产、再生产和运作中起着作用？长期以来，传统理论只是单纯地把语言看成为社会和人的基本沟通手段和体系。传统理论只是在纯粹语言学范围内探讨语言的沟通功能，因此，作为沟通手段和体系的语言就只是一系列沟通性的符号及其意义的系统。传统理论从来，或很少从整个社会和人的实际生活的角度去分析语言的沟通功能。因此，沟通归沟通，社会归社会，生活归生活。传统社会理论对语言的沟通功能的这种研究，典型地表现了传统文化和传统方法论的化约论和专业分工论的主要偏差。

当代社会理论在分析和探讨语言的沟通功能的时候，一方面不把沟通同语言的其他功能绝对地分隔开来，另一方面更不把沟通功能同人的整个社会生活分隔开来。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把沟通同整个社会的合理性的建构，同社会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建构和发展，同社会道德伦理意识的建构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哈贝马斯认为，语言的沟通包含了在特定社会行动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协调和共同行动的纲领。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的沟通功能的实现，实际上是社会性的沟通行为本身。而在这个沟通行为中，包含了在行为主体之间进行言语表达的相互理解性，包含了进行沟通的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有关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所达成的规范性协议，包含了进行沟通的主体间处理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体系，也包含了沟通的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和规范。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对于语言的沟通功能的上述研究，还进一步引导到探索克服当代社会危机和病态的合理方案的方向，并由此提出了以更合理的语言沟通为基础的新社会的发展方向。

第二项　作为生活模式的语言

语言作为生活的模式，怎样为社会学家研究人的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一个典范？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理论，打破了由英国分析哲学和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将语言分析限定在科学语言范围内的分析传统，使社会科学家进一步发展的象征互动论和芝加哥学派研究日常生活语言的优良传统，并结合现象学社会学关于生活世界的基本概念，重点地研究日常生活语言。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做是人的生活的基本模式和基本形式。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语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使用带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Wittgenstein，L.1958：48）他又说：“当我说语言（语词、语句等等）的时候，我必须说日常生活的语言。”在谈到语言游戏概念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游戏指的是包括语言和由它所带动的所有行动所构成的整体。”（Ibid：5）“在这里，语言游戏的概念是为了凸显这样的事实，也就是说，语言的言说就是一种行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Ibid：11）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语言游戏概念，在当代社会理论中深刻地影响着像布尔迪厄、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等许多重要思想家。

布尔迪厄反复强调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重要性。不过，布尔迪厄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比维特根斯坦更深刻地观察和认识到现实的语言社会运用过程中所隐含的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以，布尔迪厄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加以改造，强调社会中的语言运用，并不只是表现为遵守规则的游戏性质；更重要的是，社会中的语言运用，更多地表现出复杂而狡猾的策略性（Bourdieu，P.1987：75）。布尔迪厄还进一步把整个社会比喻成进行语言交换的市场。他把社会学研究看做是一种“语言交换的经济学”（Bourdieu，P.1991：37）。

吉登斯等人的当代社会理论通过语言游戏而进一步把握了社会生活的游戏性质，从而也在方法论上开始摆脱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游戏过程不论从内容，还是结构方面，都不是以某一个游戏者作为主体，作为游戏中心而运作。游戏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主体间互动结构。实际上，在游戏过程中，人作为游戏者，既不是主体，又不是游戏的工具，而是“陷入被动的主动”。游戏是一种无目的的来回运动。正因为游戏的主体是游戏本身，而游戏中的来回运动又具有高度的无意识性和无目的性，并通过这种无目的性达到了各游戏者在游戏中的“被游戏”地位，才使得游戏中的来回运动轨迹变化不定，才使得游戏者始终处于不确定的地位。在游戏中陷入不确定的来回运动，不仅使游戏者完全达到精神的舒解，获得了游戏者自身并没有意识到或没有预期到的一种自由，而且这种超越了主观预期目的的新的自由，实际上将游戏者带入新的天地，并为游戏者提供在新天地开创新自由的可能性。这种自由的非预期性，正是满足了游戏者探索新的可能性的无止境的欲望。因此，这种自由也是一种不断更新的自由，一种不断提供新希望的自由。新希望的内容越不确定，获得它的愉悦就越富有深度，越具有吸引力，因而也就构成游戏者不断陷入游戏运动的新动力。游戏的这种性质和结构，要求对游戏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所以，语言游戏理论及其在社会理论中的运用，同时也为宏观和微观取向的结合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

第三项　作为权力运作脉络的语言

语言作为权力运作的脉络也被提出来加以研究，使得当代社会理论对于在社会运作中的权力体系及其更替和正当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特别是福柯，在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运用的时候，特别指出被说出来和被传播的语言和论述所包含的权力脉络。福柯把权力的运作与实现过程同语言论述的表述和散播连在一起，就使得对于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研究，同知识的语言论述，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语言论述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福柯的社会理论中，将语言运用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加以考察的研究方式，主要表现为对于知识论述体系、道德规范论述体系和一系列规训化的社会制度的论述体系的研究。福柯始终都是把权力和语言论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他说：“权力并不是在论述之外。权力既不是论述的根源，也不是论述的资源。权力是某种通过论述而运作的事物，因为论述本身就是权力的实际策略运作装置的一个构成因素。”（Foucault，M.1994.Vol.3：465）

同福柯相类似，布尔迪厄和吉登斯也将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理论同对于社会的权力分析结合在一起。在布尔迪厄那里，他把语言的象征性权力及其在社会中的运作过程，当做是反思型的象征性社会学的中心内容。

第四项　作为生活世界的语言

语言作为生活世界的经验的总结。在当代社会理论的研究中，语言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生活世界中所起的骨干作用。语言把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通过它的中介性渠道连贯起来，不仅连贯成共时的、活生生的生命体，而且连贯成历史的和有希望的生命流程。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都认为，语言凝聚、累积、总结、沉积和传递生活经验，又通过生活经验的建构而使生活世界变成为现实的、历史的和未来的社会共同体的统一流程。

语言的结构，包括语言的语句表面结构和语言的内在深层结构，除了同语言本身的特殊逻辑紧密有关以外，实际上也是生活世界中主观、客观和主体间的关系网络的总结与描述。在这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后，许多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都更深入地发现了人类生活经验同语言结构的密切关系。首先是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于原始神话和亲属关系的研究，发现语言结构同文化结构、思想运作逻辑和基本生活经验的结构的一致性。在人从自然向文化过渡过程中，语言的形成和复杂化，语言结构的稳定化和变迁，同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演化，同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同人的文化创造过程的不断进化，都是同时同步进行的。因此，语言、文化和人的基本生活经验的结构，都是以二元对立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生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化和复杂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类社会生活结构的复杂化，并没有根本改变上述语言、文化和人的基本生活经验的二元对立统一的结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的演化，上述不变的二元对立统一的基本模式却凝固、压缩、高度象征化地和共时地记录着和不断复制着上述文化、生活经验和社会的复杂化的历程及其基本结构。所以，在语言表面不变的基本结构之下，同时又象征性地隐含着人类生活、文化和社会的一切变化过程及其基本结构。

美国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虽然持有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观点，但他所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也提出了语言的深层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人说话和书写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不是单纯地由当时当地周在环境所引起的，而是根源于语言的深层结构（the deep structure of a language）。在乔姆斯基看来，说话和书写的动作和结构，都不过是上述深层结构在语言运用的表面结构中的表现。语言运用中所表现的语言表面结构，特别是语句结构，是以深层结构中的各种规则作为依据而建构的。所以，表面的语句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和形态语音学的基本规则的表现。乔姆斯基还区分了语言使用的能力和操作。所谓语言使用的能力是理想的语言使用者依据转换生成语法规则形成语句的能力。而所谓操作是指在特定的说话环境中某一个人使用语言的能力。所以，吉登斯高度评价乔姆斯基的上述操作概念，认为在这个概念中包含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没有的因素。

第五项　作为行为和互动模式的语言

语言的运用作为行为和互动过程。英国牛津大学日常生活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奥斯丁和他的学生塞尔创立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以后，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学家对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他们的理论同美国行为主义学派的象征互动论相结合以后，促进了俗民方法论和沟通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上述言语行为论、象征互动论、俗民方法论和沟通行动理论又进一步吸收了诠释学及后结构主义关于语言论述的权力性质和策略性的新观点，使当代社会理论在研究语言和行为的相互关系方面，有新的理论上的突破。这主要是指布尔迪厄和吉登斯关于实践的象征性和反思性的理论。

第六项　贯穿于思想过程中的语言

语言的运用作为思想过程。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的家”以及“语言是生存之道”的存在主义基本观点，经过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在哲学本体论诠释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又经过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解构”和批判，推动了当代社会理论对于语言和思想的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

对于人的精神心态因素在行为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重视，使当代社会理论在研究行动和社会结构的相互转化时，充分考虑到行为中的思想和语言的中介作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各个学派，总是把语言看做是行为和思想产生互动的象征性中介体系。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方面以外，当代社会理论也对语言在文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语言所承担的社会制度化、礼仪化和组织化的功能，都给予了充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