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反思性是进行社会研究的基本原则

第一项　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后现代社会理论对于社会、文化和人的基本观点以及研究这些主题所应用的基本方法，都是与传统社会理论根本不同的。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不仅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当代社会的性质完全不同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社会，而且，整个西方传统文化和各种传统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总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值得质疑的，需要给予彻底的批判。因此，他们在此基础上，不仅建构起实际适应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特征的新社会理论，而且彻底重构了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理论论述体系。

显然，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特征，不仅在于它独有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理论的基本人观、文化观和社会观，还在于它对整个西方传统知识体系、理论体系、道德体系、政治体系、语言体系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后现代思想家把以往所有的社会理论以及与之相连的各种理论思维模式、逻辑推论规则、语言论述策略、真理标准和善恶判准系列，都看做是他们所要颠覆的传统社会所制造的文化产物。布尔迪厄指出：“一切说话行为，更一般地说，一切行动，都是各种独立的因果系列的汇合脉络；这就是说，在这个汇合脉络中的一方面，是由相应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各种禀性以及某种语言应用的生存心态——这种语言运用的生存心态，隐含着倾向于说某些特定事物（表达出来的利益）的喜好，也隐含着符合语法而无限地说出各种论述、又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善于适应环境而说话的语言能力；而在这个汇合脉络的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种核准和专门的审核体系而强加于所有的人头上的语言市场的结构。”（Bourdieu，P.1982b：14）

布尔迪厄所说的这段话，对于我们了解后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具有典范的意义。在布尔迪厄和其他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各个社会中的人和行动者，无论说什么或做什么，都被他们心中早已被历史和现实所形塑和陶冶成的某种特定心态所决定，也都被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早已存在的利益关系、说话规则、语言市场制度和各种审核标准所决定。当然，布尔迪厄也和其他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反复强调，生活在各个时代和各种社会的说话者和行动者，都有能力在他们的自由的范围内，说和做他们自己所意愿和选择的话和行为，并通过这些话和行为，一方面改变说话者和行动者的主观地位和状况，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早已存在的各种规则和制度，并在这些规则和制度中添加说话者和行动者的贡献。但是，总的来说，布尔迪厄和其他许多后现代思想家，显然把说话者和行动者所处的各种社会，看做是实际的力量关系所构成的类似于语言市场的力量较量的场所。各种社会作为力量较量的场所，其中所通行的说话、思想和行为的规则以及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秩序和制度，显然是由社会中占有较大权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和阶层所决定，并由他们为维护和巩固其利益和地位而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和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建构、巩固和发展社会，怎样看待和论述社会，显然也是由社会中的力量较量所定局的实际力量关系所决定。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社会中的任何占统治地位或占优势的群体和阶层为了维护、巩固和发展他们的利益和优越地位，总是以尽可能曲折和复杂的方式，将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地位，表达和论证成整个社会的最一般的利益。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地方，就在于社会中生活和行动的各个成员，具有说话和思想能力，因而他们也有进行自我掩饰和掩饰他人的能力，特别是具有将其自身利益“中立化”、“抽象化”、“客观化”和“普遍化”的能力，以便通过这些掩饰把自身的利益“证成”或“正当化”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这种状况，尤其有利于各种社会中早已掌握语言市场和文化市场的优势地位的强势者，因而也有利于这些阶层和群体，在社会和文化的不断重构和不断再生产中，继续巩固和扩大他们原有的地位及其对社会和文化的控制。

后现代思想家尽管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但他们几乎都一致地重视社会的建构同语言论述的建构及运用的内在关系。福柯在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终身教授职务时所发表的演说“论说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1971 in Foucault，M.1972）中明确地指出，在任何社会中，任何说话和论述规则，实际上就是强加于社会的某种“禁令”，也就是说，通过语言表达形式的各种规则所表现出来的说话和论述的规则，实际上就是说话和做事的各种“限制”，也就是禁止人们说和做某些话和某些事。在任何社会中，以普遍地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普通语法形势所表现的说话规则，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该社会所通行的某些普遍的禁令（Foucault，M.1972）。“我怀疑某些数量的哲学论题是否符合这种限制和排除的规则，甚至巩固它。他们符合这些规则，首先通过提出某个理想的真理作为一个论述的法则，并提出某种内在的合理性作为他们的行为的规则。同样，他们伴随着某些认知的伦理，承诺真理只是为了真理本身以及为了思考真理的那种强大力量。”（Foucault，M.1971：227）因此，在福柯看来，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为取得统治地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所共认和核准的论述方式，同时这些论述方式又起着禁止和否定与之不同的论述方式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论述的普遍进行和知识的再生产，就自然地朝着符合这些论述方式，因而符合原本已经取得正当地位的思想的方向发展。福柯明确地说：“我认为，在每一种社会中，论述的生产，是由一定数量的程序操作者所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操纵者的作用，是保护他们的权力，并防止他们的危险，幸运地处理各种事件避开其沉重的物质负担。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大家都知道排除的规则（the rules of exclusion）。这些最明显和最熟悉的排除规则都涉及那些被禁止的事物。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并不是可以自由地说任何事，而当我们在某时或某地高兴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随便地直接说什么。总之，最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说什么事。我们存在三种类型的禁令，包括涵盖客观事物、符合周围环境的礼仪以及说某一个特殊的主题的特权。所有这些禁令相互关联，相互巩固并相互补充，构成为一个持续地可以不断修正的复杂的网络。”（Foucault，M.1971：216）所以，福柯又认为：“论说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或者，在所有的事件中，论说就是我们强加于这些事件上的一种实践。”（Ibid.：229）他甚至说，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社会中，人们几乎都染上了“语言恐惧症”（logothodia）（Ibid.）。

如果说布尔迪厄把社会理解成为一种“语言使用和竞争的市场”，那么福柯就把社会视做处处时时布满语言禁令和语言暴力的场所，而在这个场所中生活的每个人，他的思想、说话和做事的方式、内容和目的，都毫无例外地不得不遵循这些禁令，并被迫承受这些语言暴力。在此基础上由语言所建构的各种规则、知识、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都是履行这些语言暴力的产物和结果。那么，在这样的语言市场或语言暴力的场所中，所有那些说出来和论述出来的真理、正义和美的标准和规则，究竟有利于那个阶层的群体，又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法则而不断地被巩固和被再生产出来，这是不言自明的。

法国另一位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也同样从语言和论述问题，批判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理论，并重建他自己的新社会理论。他认为整个西方科学、技术、哲学和政治的论述，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述，而其目的在于从科学上和从技术上为其自身的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寻求正当化的理由。他说：“所有的一般物理学的论述，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述，正如自从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以来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论述，同时也是为那些政治的或社会经济的决策者证成其所选择的意见服务，也就是为他们所选择好运用于社会、企业、学校和家庭中的竞争性、义务和责任的最好分派制及民主制服务。”（Lyotard，J.F.1988：13）接着，利奥塔还指出，上述传统论述的不断再生产和发展，导致社会中人的不断分化和异化，而且所有这些发展并不需要任何一个终极点，也就是说，这种恶性的发展是没完没了的（Ibid.：14）。正因为这样，利奥塔把批判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火力，集中地指向维护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大叙述性”（grande narrativité）的论述体系（Lyotard，J.F.1979）。

后现代主义者所建构的社会理论，之所以建立在对于传统理论和传统文化的论述体系的批判的基础上，就是因为迄今为止一切号称符合“正义”、“真理”和“道德”的社会，都主要地依靠对于它们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辩护和论证的各种论述体系。所谓“文明”或“文明的社会”，几乎都是靠这个“文明”来维持其生存和不断地再生产的，而所谓“文明”，就是所谓“讲道理”，也就是用可以站得住脚、驳不倒又能不断自我证成的逻辑论述体系来进行合理化和正当化的辩护。因此，所谓靠“说理”而说服人所建构起来的各种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社会，实际上就是那些“说理者”，以其论述的暴力而强加于人。同时，他们又善于将这种暴力及其贯彻，“说”或“写”成某种合理的符合整个社会多数人利益的“正当”秩序和制度。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各种社会的存在、巩固、演化和更替，实际上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开在那些社会中控制和运用语言论述暴力的群体和阶层的狡黠操作。也正因为这样，各种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机制，都是靠那些社会中掌握实权的阶层和掌握语言论述生产权及核准权的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易和勾结。

在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控制和掌握语言论述暴力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西方文化和社会从一开始踏入文明的门槛就把语言论述的制造和再生产的权力看做是统治社会和控制文化发展方向的关键。如果说，西方文化和传统社会开创于古希腊时代，那么，正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把整个西方文化和文明的社会制度的建构，建立在“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和“逻辑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的基础上。

后现代思想家的杰出代表德里达说：“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那种绝对的‘意欲相互和谐说话’的状况（l’histoire de la métaphysique est le vouloir-s’entendre-parler absolu）。”（Derrida，J.1967：115）在德里达看来，整个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建构，都是建立在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语音同意义的区分的基础上。最初的语音自身的区分和语音同意义的区分构成了此后一切社会和文化的二元对立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各种不同层次的区分的基础和出发点。西方社会和文化从古希腊以后的不断发展逻辑，实际上就是以上述语音的二分化区分为基础而增殖的区分体系的不断再生产。

总之，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任何社会理论研究不管是以传统社会作为对象，还是以当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作为对象，都避免不了传统文化所遗留给我们，并继续不断膨胀的语言论述体系，同时也避免不了研究者自身不得不使用语言论述去分析社会、批判社会和反思自身。在此情况下，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思想家和研究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社会理论研究对象和实际存在的现实社会之间，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在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中所进行的各种反思过程和他们将要表达出来的语言论述之间，在研究者所表达的语言论述同作为读者的他人的实际观念之间，在研究者的论述和读者的论述之间，在研究者论述体系中的各种事件同实际社会生活中进行实践的社会成员之间，如此等等，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复杂交错的象征性结构，使社会研究，只要在由语言文字所建构的文明社会中进行一天，就同样一天也不能脱离语言文字符号象征体系的中介化。

第二项　传统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

究竟什么是社会？怎样分析和研究社会？研究社会的目的是什么？能否真正把握社会的本来面目？社会的真正面目的辨别标准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是社会和人文科学自建立以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的立场和观点，将最终决定社会研究的性质及其采用的基本方法。同时，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不但将决定社会科学的命运及其任务，也将深深地影响到社会本身的发展，影响到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包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学家本身的命运。

自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孕育和形成起，社会研究者就把上述问题当做最基本的思考目标，而其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是预设社会问题也和外在的自然现象一样，可以被科学地理解。换句话说，从人文和社会科学把社会当做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起，研究者就无意识和自然地把社会同自然现象视为同一性质的实体。古希腊最有成果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虽然曾深刻地洞察到“人”之不同于自然界生物之基本特征，强调人的理性、道德性、使用工具性、言语性及政治性，也指出由于人的这些特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特点（Aristotle，in Barnes，J.ed.，1984），但同时他也抱着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起来的理念，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设定社会科学的目标和基本方法。

到了近代，特别是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和技术成功地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其他社会建设，使自然科学的基本模式逐渐地成为真理的普遍标准和典范。从事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从此更受到自然科学理念的影响，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标准与方法移用到社会科学中，试图以自然科学为榜样重建社会科学的信念越来越坚定，并使之贯彻于近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包括心理学，都竞相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创建其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并因此标榜近现代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时代的到来。“究竟什么是社会”等基本问题，似乎都可以被科学地解答。近代社会学的创立者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尽管对社会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然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崇信自然科学，深信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可以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可以实现科学化，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找到客观的真理标准，建构起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

社会科学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不但决定了社会科学在古典时期以自然科学模式为榜样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状态，也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基本原则。由于自然科学在20世纪以来的强势地位越来越占上风，社会科学传统中的泛科学主义倾向也日益影响着当代社会科学的重建方向，甚至可以说，它像不可逃避的阴影始终相伴随着，使得社会科学家深受其影响而不自觉，无法彻底地建立一种自觉意识，既尊重科学成果，又保持同自然科学的距离，真正地建立一种同自然科学相区别的有反思能力的社会科学。

然而，20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也由于科学本身的局限性，由于科学在解答社会问题时一再地表现出其无能为力，社会科学的泛科学化的倾向和努力本身也发生了动摇，由不同程度的自我怀疑，而逐步地尝试摆脱科学的理念和标准，去思考社会科学的重建。社会批判理论、象征互动论、诠释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结构人类学以及俗民方法论等派别之涌现和发展，正是这一努力尝试的结果。在当代社会理论家中，对反思社会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是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ard Gouldner，1920—1980）。但他仅仅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社会的反思性（Gouldner，A.W.1970：494-496）。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和罗兰·巴特符号学，对于语言、行为、思想及社会整体提出了一整套革命性的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催生了崭新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Wittgenstein，L.1968［1953］；Barthes，R.1959）。

第三项　布尔迪厄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原则

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面临着的正是西方社会制度、文化和社会科学本身的急剧变革的时代。

布尔迪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考虑人和社会的基本问题的时候，幸运地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究竟什么是社会”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布尔迪厄面前，已经不再是不加怀疑地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需要以完全崭新的态度去面对的问题。他在这一时期研究阿尔及利亚劳工和社会问题，所提出的首要问题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并不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而是现实的人（the real man）”（Bourdieu，P.1979b：2）。他接着指出，社会研究所要探讨的人和社会，渗透着人的精神、思想、情感、气质、禀性和意志等心态因素，渗透着人的语言和文化因素，渗透着人的各种利益和权力斗争及其实施结果，也就是说，渗透着由人的特性及其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布尔迪厄把社会看做是可感受到的实际结构和不可感受到的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体，是一种确定的架构和不确定的因素所构成的双重性对象（Bourdieu，P.1965）。社会研究者本身不但无法置身于被研究的社会对象之外，还直接构成社会的一部分，并参与到被研究的社会的运动过程中，时时发生主客体间的互动。因此，“究竟什么是社会”等基本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以新的模式提出的，也是以新的标准去回答的。布尔迪厄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从事阿尔及利亚劳工的实际调查时，就深刻地指出：“任何经济体系的功能运作，是同对待世界，或更确切地说，同对待时间的某种特定的禀性系统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由于经济体系和施动者禀性是相对和谐地存在那里，而且随着合理化的过程逐渐地渗透到国内的经济中去，经济体系自身就表现成为一种被期待的客观场域；而这个客观场域，必须靠具有某种类型的经济禀性（economic dispositions）或更广泛的时间性禀性（temporal disposition）的行动者才能够真正实现。”（Bourdieu，P.1965：6）基于这些理由，布尔迪厄将其社会学称为“一种关于时间禀性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temporal disposition），并说“唯有这样一种时间性禀性的社会学，才能使我们超越传统的争论问题”（Ibid.：2），使社会理论研究能正确地处理在实际生活中不断互动的主客体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两者互动中发生影响的经验性和超验性的复杂因素。

布尔迪厄的社会研究的新的模式和新的标准，就是以反思性（la reflexivité；reflexivity）作为基本原则的。布尔迪厄在谈到社会研究中的“事实”的建构时说：“事实从来都不会自身主动地成为对象，除非人要它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Bourdieu，P.1968：62）这就涉及“究竟什么是社会”和“怎样去研究社会”的基本问题。意味深长的是，当布尔迪厄以新的姿态去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时，他并没有回避社会中存在的“事实”的问题，也不回避对这些“事实”进行实证性和统计式的田野调查。问题在于，这个“事实”，作为社会研究的对象，它既然存在于社会之中，并成为有复杂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人的探索对象，就完全不同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事实”（Bourdieu，P.1963：9-12；1970：116）。正是由于这个基本点，布尔迪厄在谈到社会科学家的职责时强调，必须以反思性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

在强调反思性的同时，布尔迪厄本人并未忽视实际存在的社会事实。他那本高度抽象的理论著作《论区分》（La distinction.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1979）一书所采用的原始材料和数据，就是1963年所进行的一项关于文化实践活动（les pratiques culturelles）的调查所搜集的。这项调查又于1967年至1968年扩大进行，将原来在巴黎、里尔及边缘省区一小城镇范围内，对692个男女居民的调查资料，扩充到对1217位居民的调查，由此使他对于不同的“同构型社会单位”（des unités sociales homogènes）的居民的实际活动和意见的变化状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参见《论区分》附录——《关于方法的一些思考》（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méthode，1979）］。这项文化实践活动的调查，前一部分的成果已经被布尔迪厄本人在1965年发表的《一种普通的艺术：论摄影的社会应用》（Un art moyen：Essai sur lu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1965）一书中加以分析和总结。从《论区分》一书所搜集的实证田野调查材料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来看，布尔迪厄确实从事了田野调查，并对此进行反思而建构出他的象征性社会理论。

反思性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不仅是由社会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因为从事社会研究的人本身，必须在反思中，通过思想观念分析和语言论证等象征性活动，才能不断把握其对象，并在把握对象的过程中，通过主、客体的互动，进一步把握自己，并重新调整其本身与客观对象及周遭环境的关系。

作为社会研究的对象，首先，社会中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离不开人的影响。因此，社会研究的对象，从本质上和从结构上来说，都会蒙上人的活动的阴影。其次，社会离不开人的活动；社会为人的文化活动提供环境，它又是文化活动的产物。因此，社会的因素同文化的因素相互交错。再者，在社会中生活的人，离不开语言和各种象征体系，使得社会也被语言和象征体系所缠绕。最后，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都为其利益和权力所驱使，使社会，尤其是现代化的社会，更充满着利益和权力的争斗，其结果，使原本象征化的社会更加复杂（Bourdieu，P.1970）。布尔迪厄认为，当代社会生活基本上是文化性和政治性的。因此，社会学就其本义而言，本来就是一门政治科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行动的策略以及社会的象征性统治的机制（Bourdieu，P.1977：165）。不仅如此，行动者和社会研究者认识社会的任何一种活动，也基本上具有政治的性质。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认知论是政治理论的一个面向，因为特别地象征化的权力，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贯彻它所偏好的那种建构现实的原则，特别是建构社会实在的原则；而政治权力的一个主要面向，就是向整个社会强制性地宣称建构实在的原则……因此，认知论和政治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每一种政治理论都包含着，或至少是隐含着一种关于感知社会世界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是按照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理论原则建构的。”（Bourdieu，P.1980b：86）

社会研究者本身，一方面是其历史实践及周在世界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在其研究过程中，将主观内在的精神文化因素，加以外在化和客观化，既影响并改造着研究对象，又影响和决定着本身的行为方式和方向。这就使本来已经高度复杂的社会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本身在研究过程中的自我复杂化，进一步交错起来，使社会研究再一次复杂化（Bourdieu，P.1982a：9-12；1982b：21-24）。

研究过程的实施，又卷入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许多中间因素，也就是所谓中介性因素。这些中介因素包括作为主观研究者的手段和方法中的必要构成因素，也包括研究过程中与研究程序相关联的客观因素。因此，人类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也正因为这样，布尔迪厄集中研究了作为中介性因素的象征性实践（Bourdieu，P.1980a：88；144）。

把上述来自研究对象、研究者本身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中介因素所造成的复杂性综合在一起，就使反思成为必要。

但是，到此为止，问题还没有结束。任何社会研究从来不是一次完成的。社会研究比自然科学研究更需要重复性，虽然重复性会减少复杂性，然而重复性却也是造成复杂性的新因素。

综上所述，在社会研究中，必须以反思作为基本原则。这种反思性，一方面要求把对象看做具有确定性和不透明性双重结构的东西，看做受客观和主观因素相互渗透的复合体，看做历史运作的结果和现时各种现实力量合成的产物，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求研究者本身形成高度警惕性，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l’illusion du savoir spontané）的干扰，形成一种“认识论的警觉性”（la vigilanceépistémologique）（Bourdieu，P.1968：35）。这就要求，研究者尽可能排除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在对客观对象进行反思性的分析批判的同时，也对主观的各种自发意识进行反思性的批判，并通过各种中介因素，进行迂回的反复反思。

布尔迪厄所说的反思，并不限于传统观念论者所说的主观意识的纯粹思想分析活动，而是在充分发挥主观意识的反省能力的同时，充分估量到思想本身的界限，充分估量到思想所不可能想到的各种复杂因素，还充分估量到语言的界限，尤其是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性。因此，反思性不但意味着充分调动主观意识的反省和批判能力，也同时意味着超出主观意识的界限，而同整个社会其他主体的创造性意识的反省活动联结在一起。但，这还不够。反思性还要考虑到主体和主体之外一切在场的和不在场的主体的象征性实践，通过这种现实的和历史的反复实践，并通过一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社会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把对于社会和人的行动的了解不断地提升。

总之，反思性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布尔迪厄在这一方面无疑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因此，如果要给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作一个最简单的概括，那么，他的理论可称为“反思的社会学”或“反思的人类学”或“反思的社会人类学”。

第四项　通过反思性逐渐接近社会现实

在布尔迪厄看来，反思性固然可以逐步把握社会现实，但它本身并非万能。作为反思的社会学家，不应该对反思性原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借助于它不断地接近社会现实。社会永远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其真正的面目。在社会学家和普通老百姓心目中观察到的社会，实际上都蒙上了一层纱幕。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一方面社会本身受到各种人的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研究者和观察者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一般人只关心或者只看到直接同其实际生活相关联的那种社会世界，却看不到也不关心那些隐藏的方面。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他们虽然往往自称揭示了社会的真正结构，但在实际上，充其量也只能在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的范围内，把社会局部地呈现出来。

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在揭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时候，不但没有忽视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事实，而且更深刻地分析了隐藏在事实背后的各种复杂意义结构，并在分析过程中，反思出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动力。实际上，层层掩盖社会真面目的纱幕，只能反思地逐步看透，而不能彻底揭开，因为这些纱幕本来就是构成现实社会的本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美国影片《机器战警II》和《我想见天使》形象地呈现了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在前一部影片中，所有的好人和坏人都死不了。一场混战受伤之后，又各自披挂着超级液态金属的身躯再上场拼命。而在《我要见天使》这部影片中，最危险和最可怕的小人，同时又是最慈善、最可爱和最美丽的人。强壮有力的男摔跤手，在竞赛舞台上战无不胜，一旦回到生活世界却成为玻璃瓶中的苍蝇。而美丽的天使始终在外面微笑着，直到气绝身亡，还不知道究竟谁是魔鬼。现实社会亦是这样。虽然各个具体的好人和坏人，有生有死，但是，善与恶是永远存在的。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曾深刻地分析了恶的象征性，指明象征性的恶的永恒存在，是任何社会所难以避免的。这是人类历史的悲剧，也是有高度文化的人的丑恶（scandal）；但这却是确确实实的，又是象征性的（Ricoeur，P.1986）。它是人类的耻辱，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布尔迪厄正是对最复杂曲折的，甚至黑白颠倒的现实社会的象征秩序进行了反思，以深刻的批判精神说明了这个世界的魑魅面目。

第五项　通过反思性批判重构社会现实

由于人类具有特殊的精神活动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所以，人类活动所产生并构成其环境的社会，虽然与自然界密切相联系，但又完全相区别，从一开始，便渗透着与人的文化活动相关的象征性意义网络（Elias，N.1976；1992）。人所特有的精神与语言，不仅使人的活动赋有意义，而且也使人类活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品本身包含了各种意义。换句话说，一方面，人类活动是在意义世界中进行，作为人类活动的周围环境和客观条件的自然界与社会世界，因寓于其中的人类活动而具有了意义；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又不断地在其产品中凝聚、交换、更新和再生产出意义结构，使人类活动本身及其周在条件也在意义结构的生命周期中不断更新其意义内容。人类活动的象征性意义决定了社会世界的象征性，而社会世界的象征性也构成了人类活动象征性意义的再生产的条件。

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并非抽象的。揭示抽象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并不是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目标。社会的象征性结构是具体的，有生命的，充满着活生生的实际运作动力，也在其不断运作中，不断地发生变化、相互更换和更新。布尔迪厄把这些实际运作的、充满活力而又不断更新的社会象征性结构，看做一个个由生活于其中的各种行动者的激烈角逐和实力较量的场所。这就是构成社会世界的各个场域（champs；fields）。因此，一谈到社会，首先就是活生生的和具体的场域。场域就是现实社会世界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各行动者的“力”的关系网，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权力配置。它自然地因人的活动的象征性质而具有象征的结构。

在各种场域中活动着的人，同样也是活生生的。这些人具有各种禀性、情感、气质、习性和思想，而且这些精神因素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各种行为。人的这些精神思想因素，是如此紧密地与其行为相关联，以至可以说，一方面这些思想因素不可避免地贯彻于行为中，另一方面又在反复的行为中不断地被改造和被更新，形成一种在前后一贯的历史活动中相对稳定的体系化的心态结构（Bourdieu，P.1979a；1980a）。布尔迪厄正是考虑到人的心态及其生存活动的同构型，才提出了“生存心态”（habitus）[1]的基本范畴。很明显，生存心态也因人的活动的象征性意义而具有象征性结构。

由象征性的场域和在其中具象征性生存心态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世界中相互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结构（Bourdieu，P.1989：7）。社会世界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是同质同步双向互动的复杂交错关系网。它在实质上是上述象征性的场域和生存心态在人的象征性实践中的产物，同时又是这一实践的社会制约性条件（le conditionnement social）。因此，场域、生存心态、社会制约性条件、人的象征性实践及其同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为了说明这个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加以阐释，而且，自始至终都必须贯彻反思的原则（详见本书第五篇第二章相关论述）。

第六项　反思性的象征性

值得指出的是，象征性实践构成了贯穿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中介性因素。它既是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生命动力来源，又是它们完成共时双向互动并发生变换和更新的基础。既然象征性实践不论就其内容和形式，还是就其中介手段和终极产物，都是象征性的，因此，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也是象征性的。

布尔迪厄关于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性观念，绝对不是要勾勒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社会结构模式，因为反思社会学本来就不是以发现抽象的社会结构为目标。实际上，在历史和现实中，从来没有抽象而普遍的社会框架，可以作为社会学家进行社会研究的目标和标准。因此，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性，其本身就是象征的。它是从最一般性的层面，概括出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场域的象征结构的特点。

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象征性，使两者不可能赤裸裸和直接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换句话说，社会学家所能看到和观察到的，只是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象征。只有凭借反思的原则，才能逐步揭示层层隐藏于象征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也才能说明其产生和运作的动力。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象征性，决定了社会研究的反思性基本原则，唯有遵循反思性的基本原则才能逐步解释这些象征性的结构。

然而，关于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基本原则，布尔迪厄的贡献是有限的。首先，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解决社会研究对象和主体间的反思性的相互关系。布尔迪厄多方面地考察了社会对象和主体的反思性，但对于其中更为复杂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布尔迪厄都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使他在诸如“主体”和“中介”问题等方面，受到了法国及其他国家学者的批评。其次，关于反思的过程，布尔迪厄虽然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原则，但也缺乏对反思中的诸因素的深入研究。在所有这些方面，值得提出的是，法国另一位思想家利科在研究反思性基本原则上作出无法替代的贡献。利科关于“通过他者和最大限度的文化因素的迂回式的绕道”的论述（Ricoeur，P.1986），使得反思性原则扩充了丰富的内容，充分补充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反思原则，并从人的整体和各个主体的特殊性中，从人文社会历史丰富的脉络中，从文化和语言深不可测的源泉中，吸取养料和动力，从而为解决反思过程中的主客观、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解决途径，也就是说，为恰当地解决反思过程中相对与绝对的关系的难题，提供了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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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habitus之所以译为“生存心态”，固然是考虑到这一概念的上述内容，采取整体性意译的做法，同时，也由于本人曾经就habitus的中文翻译问题，直接于1992年9月7日面晤布尔迪厄。他当时对我说：“Habitus，c’est un systéme des dispositions，structurant et structreés en action de l’agent historiquement et socialement detérminé.”意思是说，“habitus”，这是历史和社会所决定的行动者在行动中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的一种禀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