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马列一分院时的不平常经历和不平凡收获

正是冯定发表的《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受到党中央的肯定，他才会在1952年冬，被调往北京的马列学院一分院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

冯定在1952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是在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工作的。这五年左右的工作虽然算不上很长，但对于冯定的一生而言，特别是对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和事业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客观上的政治环境而言，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生活相对来说尚属正常；从主观上的个人因素而言，由于冯定当时还是知天命的年龄，无论身体状态还是精神状态都比较良好。这两方面的有利因素使得这几年成为冯定事业上的灿烂时期。

一、勇担重任：任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

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简单的介绍。马列学院是中共中央的直属单位，下设两个分院。一分院组建于1952年，于1957年撤销，由连贯担任院长，冯定任第一副院长，许力任副院长。一分院的院址即现在的北京市玉泉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在地，归中联部领导。当时马列一分院有高墙相围，墙上还有电网，校门口有军人站岗，戒备森严。马列一分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仅一街之隔，政治学院的将军学员不少是冯定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如梁必业、莫文骅、袁渊、邓逸凡等，常来马列一分院与冯定交谈，冯定也常被邀请去解放军政治学院给学员讲课、做报告。二分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领导干部，后来成为现在的中央党校。

马列一分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的共产党干部。由于连贯还担任着中央联络部部长的职务，工作非常繁忙，因而马列一分院的日常工作是由冯定实际负责的。

冯定长期以来担负党的宣传工作和干部的培训工作，这种工作性质和他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刻苦钻研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但是与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时期所做的贡献比较而言，冯定在马列一分院期间，还是作为一个党的宣传鼓动家、活动家和革命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在北京大学时期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学者的特色则更加突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和思想理论，而且也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是由千百万革命群众自愿参加并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冯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个运动中的一名积极的革命活动家。马列学院一分院存在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周边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以中国共产党为榜样的时期，那个时候他们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极大鼓舞，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那个时候也是国际上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处于斗争漩涡中心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马列一分院的工作是繁重且特别复杂的，这就造成冯定所担当的责任也是十分重大的。

冯定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每天的日常院务，定期向学员做国际国内的形势报告、讲课、接见学员并与他们谈话、看文件、做指示等，同时也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经院式的理论研究不同，学员们学到的理论立刻就会化为真刀真枪的革命实践。冯定在繁杂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中，也不忘把如何更好地工作当作理论探索与思考的对象。冯定在马列一分院期间以及以前在抗大五分校期间进行理论研究的这种背景，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他的工作经历使得他的著作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带着研究的眼光干工作，带着思考的头脑干工作，自然就会形成理论的成果。

二、对待友党学员需要教育智慧

与冯定以前在抗大五分校时期所做的干部培训工作相比，他在马列学院一分院的干部培训工作则具有某些新的特点。

冯定在一分院时期的工作，为我党在如何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与国际阶级斗争策略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冯定在马列学院一分院工作期间，言教身教并重，他的为人与品格本身就是一本无声的教材。与冯定共事过、听过他的报告与讲课的同志都有这样的印象：冯定是一个感情色彩比较丰富的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胜利欢欣如狂，对不正之风十分厌恶，对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和投身的革命事业以极大的热情去鼓动、演说，许多同志愿意听他的演说，认为他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在马列学院一分院工作期间理论硕果累累

冯定在马列学院一分院工作期间及以后的一两年内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在其一生的著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马列学院一分院工作期间，冯定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于1952年11月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后改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并译成少数民族文字。1953年10月，冯定撰写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由华东人民出版社(1955年更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60、1961年又出了第二、第三版。1956年10月，冯定还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平凡的真理》一书的再版进行了修订工作。1956年11月冯定撰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一本小册子，首印发行了57万册。冯定先后发表了《论中国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基本特点》(1956年7月)、《关于我国当前阶级矛盾的性质和斗争的形式问题》(1956年10月)和《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和斗争形式论争的关键》(1956年12月)三篇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文章。

从冯定在这一时期出版和发表的著述来看，他的著作侧重于讨论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他在1957年发表的《中国在过渡时期的辩证发展》一文可以说是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总结。冯定在马列学院一分院期间所写的著述绝大部分与他在一分院的讲课内容有关，一些著述就是在他相关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也为他提供了探讨这些问题的舞台。

当然他发表的文章也有其他主题的。1956年8月，冯定撰写的《谈“百家争鸣”》，发表于《哲学研究》1956年第3期，是冯定等二十人撰写的《百家争鸣笔谈》的首篇。在此期间，冯定还是没有忘记关心青年的思想道德，1956年12月，冯定撰写的《爱养父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必要的美德》发表于《中国青年》1956年第24期。从此以后，他讨论的主体转向了青年思想问题和哲学问题，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他的工作经历中找到。1957年5月，马列一分院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中央宣布将其撤销。毛泽东提名冯定调入北京大学任教授，什么职务都不要担任。毛泽东的本意是要让他这个唯物主义哲学教授去与冯友兰那个唯心主义哲学教授唱对台戏。但对冯定来说，工作的性质、工作的对象、周围人员的成分都有很大的转变，同时，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也都有较重大的变化，这种转变对冯定的各个方面包括写作主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出访苏联并做多场报告

1955年4月27日，冯定作为马列学院一分院的领导参加中国五一劳动节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行的还有艾思奇、许涤新等同志。在访问期间，冯定于5月13日到苏联高级党校做总路线的报告。冯定对新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清楚的阐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规定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月21日，冯定到镰刀斧头工厂做报告，5月23日到莫斯科大学给党的积极分子做报告。冯定所做的这些报告生动形象，受到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欢迎。代表团于6月12日返回北京。

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据与冯定共事过的同志回忆，冯定严于律己，对同志暂时的误解能够委曲求全，而对其他同志的困难却极富同情心，同志们都感到冯定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在马列一分院初期实行供给制时，他严禁家属去小灶打饭。有一次，工人到冯定的家中安装玻璃，冯定的儿子想利用余料做玩具，被冯定发现，当即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他教育儿子不许动用公家的一针一线。冯定自己平时除购买书籍和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外，从不花钱，但当冯定得知自己的警卫员家乡受灾时，却立即拿出一笔数额不少的收入给予支援，后来，当这位警卫员病危时，他又利用自己的保健待遇尽力挽救其生命。还有其他许多同志在遭遇困难时都曾得到过冯定的帮助。不少人在谈起冯定时都提到他心胸开阔、为人宽厚、淡于名利。在国家由供给制转入工资制时，在确定八届中央委员入选名单时，在工作调动时，他从未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从未向党和人民伸过手，但当需要他对国家贡献什么时，他却总是毫不犹豫，有时甚至会表现出“正义的冲动”。冯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为人，与他长期以来参加革命斗争所形成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分不开，即使晚年遭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磨难，他仍然怀抱崇高的社会理想，他这样写道：“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理想抱负，就是兴趣志向，就是革命的爱和憎，就是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为人民服务的热忱。”

他在《青年的苦闷从何而来？》一文中写道，“人的生活中，最能吸引人的力量，最能激发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是什么呢？那就是事业”，“人一旦热爱了他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事业)，懂得了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那么，他的生命力就会为这个事业所燃烧，所溶化。他就会愈活愈有意义，哪怕是有两次生命也是不够用的”。对于冯定来说，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其所热爱、所追求、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

六、在马列学院一分院工作期间的其他荣誉

1955年1月17日，冯定出席《哲学研究》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自《哲学研究》创办起，冯定就开始担任编委。

1955年6月3日，冯定被批准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之一。这个文件是由周恩来总理签署公布的。

1956年，冯定被选为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2月3日，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会议期间，赴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晚宴，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并会晤了陈云同志。这里还有他本人的日记为证：

二月三日，雾霭，阴沉。早起。上午出席小组会，之后回家午餐，想好好地睡一下，但仍没有睡好。下午出席大会；之后至怀仁堂赴宴。宴前，先晤了陈云同志，他还记得1926年间在宝山路和我开过支部干事会的事；不久毛主席等来了，和宾客一一握手。毛主席握着我的手，看我一下，问我现在在哪里工作；刘少奇同志说我是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同志说他读过我的文章；都使我铭感不忘！宴会直至十一时余才散；回院就寝，已很晚了。

1956年6月14日，冯定参加中国科学院拟制订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会议期间，与全体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也有他本人的日记为证：

六月十四日，晴而暑；薄云常复。起得很早。上午办事。午后二时，去西苑大旅社等候开重要会议；三时余，接通知去怀仁堂；四时余，毛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等十来人出来，与科学工作者们合摄一像；我被预先告知站在毛主席的背后左侧，他就座前和我及其他二三人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