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何要写一部法国史？它向我们讲述了什么？是关于今日之法国，关于欧洲，还是关于我们自己？

毫无疑问，法国是个众生向往之地，它是全世界访问量最大的旅游胜地。诚然，法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拥有诱人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还保留着一种空间感与乡村魅力，毕竟它是西欧最大的国家，有着广袤无垠的平原、森林与高山大川，还有风貌迥异的大西洋与地中海海岸线上那些美丽迷人的海滩。法国领土从欧洲大陆的北部延伸至南部，这使得它的各个地区气候多样，从诺曼底到蔚蓝海岸，从拥有凯尔特传统的布列塔尼地区到有着如画般德国式美景的东部阿尔萨斯大区。然而，抛开这一切不谈，对于许多人来说，吸引他们的是长久以来存在的法国这个“概念”本身。人们透过一面交织着历史积淀、文化内涵与法式生活理念的棱镜，看到了一个近乎传奇的国度。

这面棱镜折射出的光景始于“太阳王”路易十四豪华奢靡的凡尔赛寝宫；源自阴郁灰暗的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The Conciergerie），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最终从这里走上了断头台；源自荣军院内的拿破仑墓，以及由两次世界大战死难者齐整的坟墓所构成的巨大墓园。许多历史遗迹也倒映于镜中—从阿尔勒与奥朗日的罗马纪念碑，到亚眠与沙特尔的中世纪大教堂；从枫丹白露与香波城堡的皇家宫殿，到巴黎诸如玛德莲教堂与军事学院之类的各色建筑。当然，还有巴黎百花齐放的艺术—从神秘的多尔多涅洞穴壁画，到卢浮宫或者不久前开馆的非比寻常的巴黎原始艺术博物馆。法国绘画，尤其是19世纪、20世纪绘画的重要地位，从现代艺术的基本术语中便可窥见一二：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新艺术派（art nouveau）、野兽派（Fauvism）与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均为法语词。更近一些的年代，法国拥有欧洲最发达的电影产业，其中不仅形成了电影理论，还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新浪潮电影运动导演。例如，让-吕克·戈达尔以及克劳德·夏布洛尔。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法国”这个概念是关于巴黎的错误观念。同样，在人们看来，法国也有别于法式生活方式。后者融优雅与简洁于一体。你可以拥有传统的高级时装，一系列家喻户晓的品牌—从伊夫·圣·洛朗、皮尔·巴尔曼、皮尔·卡丹到克里斯汀·拉克鲁瓦；你也可以让店员驾轻就熟地用彰显个性的方式抑或是搭配围巾的窍门，为你打造靓丽优雅的造型。法餐也许以其精致考究而闻名于世—此外，它还因莫名其妙地让法国女人保持住了人见人羡的窈窕身材而闻名—但是，通过这个国家超过1000种不同的奶酪，可以看出人们对美食的狂热，这种激情可见于每个法国村落。不论是严肃刻板的爱德华时代的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人，对他们来说，光明之城巴黎还是一座爱之城。在这里，他们得以抒发自我的情感。对于当下移居法国的英国人，以及在他们之前就来到法国的那些人来说，法国似乎让他们感到自由。那是一种远离工业社会诸多限制与复杂方面的自由，是一种更“自然”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也可称其为另类文明。这正是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意欲在公众面前塑造的法国形象，它与物质至上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有着云泥之别。但是，那些英国移民大多是从法国当地人手中购屋置业的，而这些法国人却抛下自己省区的家宅，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或更便利的设施。如此说来，那些英国人是在追求一种行将消亡的传统生活方式吗？他们是在追逐一个幻象吗？

并不是说“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法国人已然读懂了对方。英、法在数百年间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英国人热爱法兰西却不爱法国人的原因。两国在百年战争的王朝斗争中纠缠不清，英国国教改为新教后双方又起宗教冲突，英国干涉法国大革命，漫长的拿破仑战争与激烈的殖民冲突一直持续到1904年《英法协约》的签署，彼此猜疑使英、法两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一个“讨厌鬼”。因此，英国人历来认为法国人是浮夸纨绔、胆小懦弱、肮脏邋遢的，而法国人同样欣然将英国人看作是背信弃义、蛮不讲理、傲慢自大的投机取巧者。如果说，双方对彼此的敌意在近些年来有所缓和的话，那么竞争关系依然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国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

它们不仅都是核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而且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神似，更不用说赤字方面的同步了。事实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如此接近，以至于长期以来它们都在争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这一名次，甚至达到了喜剧效果—2014年，当英国夺得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头衔时，它热烈欢迎想要躲避高额赋税的法国投资者；2016年，在英国脱欧公投后，法国迅速重新攫取了这一称号，并隆重欢迎想要继续处于欧盟保护之下的英国公司和企业。如果说，两国的经济表现是彼此的镜像的话，那么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成功驾驭全球资本主义当下发展阶段的困难。对法国来说，英国推行的经济紧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这种政策虽然带来了高就业率，却导致低投资、低生产率、低工资与私人债务的增加；它还造成了引发脱欧公投的社会不平等与疏离之感，并且搞垮了政策的支持者—卡梅伦首相及其财政大臣。另外，对英国来说，法国强调高社会标准以及对就业者的保护也是自掘坟墓。因为，达到这些要求的代价是债台高筑，以及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族裔的高失业率。它让少数族裔感到愤怒与被排斥，并因此滋生了恐怖主义暴力。

当然，法、美间的关系也见证了两国的差异。不可避免的是，随着与法国竞争的西方大国由英国变成美国，一种相似且暧昧的反美主义胜过了法国人的仇英心理。法国确实支持了美国独立战争，但美国反对法国的殖民目标，也未加入国际联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参与欧洲事务，而且最初支持维希政府而非戴高乐。然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政治与经济上对法国的救助，又强化了法国对美国强大的社会、文化新模式的依赖感。美国与法国自身的体制如此不同。因此，法国人如今不管多么自我申辩式地将美国看作肤浅且物欲横流的新型社会，他们仍觉得美国注定要主宰世界。相比之下，美国人—尤其是在2003年法国拒绝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往往觉得法国人自以为是、胆小怕事，不配出现在“法式薯条”一词中，于是美国人多少带着些爱国情结地将其重新命名为“自由薯条”。当然，在这些焦虑情绪与盛行的偏见中，有着爱恨交织的成分。它们可能看起来可笑，却无法促进双方的理解。

但是，其他人透过自己的棱镜看到的这个“法国”究竟是什么呢？法国又有哪些独特之处，有哪些可以让我们称为“法国性”的地方呢？有时，人们认为法国始于15世纪。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法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起始点是百年战争，正如圣女贞德所言，这场战争使法国陷入与英国的民族冲突之中。但是，这种说法完全遗漏了高卢人栖身的法国，忽视了罗马统治下的法国，未涉及对法语崛起时法国的讨论，也没有讲述拥有伟大的中世纪教堂，或者其他至今仍清晰可见、构成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法国。因此，鉴于“法国”说到底是一个整体，我们会在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现代，一直行至当下之前，先仔细审视一下早期历史对法国的贡献。我们尤其要挖掘出法国的独特之处。因为，没有对特质的鉴别，我们就无法轻易了解一个国家。关键性的概念包括：“法国例外”（French exception）^[1]、“世俗共和国”与“社会模式”。

我们要想了解今天的法国，就必须理解其历史沿革。要想了解法国人对共和制社会模式的担忧，就得回溯法国大革命；要想认识教育体系，就得寻访拿破仑；要想体会拉辛戏剧的力量，就得把握路易十四人生中的紧张与矛盾；要想明白法语的发展，就得寻访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地区。法国扣人心弦的历史—在革命与反动、教权主义与世俗主义、左与右之间摇摆—并非源于喜怒无常的性格，而是根源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身处敌人包围之中的地理位置。因此，法国的身份是由一系列的冲突关系—与古罗马、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梵蒂冈、德国与西班牙的冲突—所决定的，也是由与英国和美国的帝国竞争所决定的。

因此，法国性整体而言是一个历史概念。事实上，法国本身也是如此，因为如今这个规整的“六边形国家”实际上是经历了数百年基本无序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部大区阿尔萨斯-洛林重归法国版图后，才形成了现在这个形状的。而且，在法国大革命前，这个国家大多数居民说的都是方言。法国的民族情结主要是拿破仑的征兵制度与第三共和国免费教育所灌输的爱国主义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在这些变化背后，是意义重大而且时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延续性。例如，尽管法国各政体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从君主专制政体到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直到如今戴高乐主义的“共和君主制”，但政府的中枢作用岿然不动。这点是法国与英国、美国截然不同之处。

此外，法国历史也是欧洲史与世界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法国在重要事件中充当了主角，在世界各处的殖民地中发挥着作用，并且一直在艺术、思想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法国在西方与世界历史上起到了惊人的代表作用。法国主导的重要事件包括：宗教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1848年革命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至比古希腊、古罗马更久远的法国多尔多涅洞穴壁画创作而成的时期，它是欧洲文明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法国的历史也提醒我们，文明化的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罗马在带来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带来了对高卢人的杀戮；中世纪教堂的崇高神圣需要超越黑死病侵袭所造成的现世苦难与泯灭良知的残忍；改变世界的《人权宣言》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出自同一个历史语境。它提醒着我们，法国与英国在百年前是两个世界大国；它还提醒着我们，世事变化无常。而且，随着这个星球上力量的天平渐渐从西方世界滑向其他地区，法国迫切需要努力地在充满挑战的21世纪保持自己的气度，保护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