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共危机管理日益重要

（一）危机管理全景概览

根据文献统计结果，我国的危机管理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8—2002年）：这一阶段的危机管理主要围绕两个“中心点”展开，一是企业危机管理研究，二是国际危机管理研究。第二个阶段（2003—2007年）：美国“9·11”事件让危机管理成为热点，国内“非典”危机彻底使危机管理成为热潮，特别是2003年之后，有关危机管理的文献剧增，呈现“井喷”状态。第三个阶段（2008年至今）：特别是2008年，南方雪灾、拉萨“3·14”事件和汶川地震等，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频繁，按照系统化、专业化、协同化、规范化的危机管理体系建设思路，危机管理研究也呈现出向综合化方向发展。

根据研究领域的差别，我国危机管理研究主要包括国际危机管理、企业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学校危机管理和图书馆危机管理等研究主题。

1．国际危机管理

文献样本中最早一篇涉及危机管理的文献是张最良的《计算机辅助危机管理》，研究主题为国际危机管理，讨论了国际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和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用计算机辅助危机管理的需求。^[1]从这一点来看，国内危机管理研究溯源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这与国外的危机管理研究起源一脉相承。国外危机管理研究起步较早，“危机研究早期关注的是‘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冲突所导致的国家紧张状态”^[2]。国内的“国际危机管理”研究主要关注后冷战背景下的朝核危机、中东地区冲突、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危机管理合作以及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危机管理模式、经验等。国际危机通常涉及国家内部或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国际系统或者其中某些子系统的稳态结构受到威胁（如威胁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生存繁荣以及国民生命的安全等），导致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是国际危机发生的根源。由于国际危机管理涉及跨国政府间协调，使其存在三重内在矛盾：一是国际危机主体多元性与危机管理主体独立性；二是国际危机的突发性、危险性与危机管理决策机制的可行性；三是国际危机的扩散性与决策过程的集中性。^[3]这就要求在国际层次上、跨国政府间实现国际危机的政府协调治理。

2．企业危机管理

企业危机管理研究一直是危机管理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企业危机管理针对的是企业危机，是指“企业为了预防、摆脱、转化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使企业脱离逆境、避免或减少企业财产损失、将危机化解为转机的一种企业管理的积极主动行为”^[4]。20世纪80年代，欧美等国家开始系统进行企业危机管理研究。我国的企业危机管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企业危机管理的含义、企业危机管理的阶段划分、危机发生后企业的应对策略、与突发性事件相关的企业危机诱因、企业逆境状态下企业预警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务、从财务角度对于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的研究、有效的危机管理技术等。^[5]综上所述，企业危机管理属于危机管理的微观层面，只要企业危机没有扩大为影响社会设置和公民利益或者触及社会的道德底线就不会转化为公共危机。^[6]

3．公共危机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现实起点。这些事件对组织造成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急剧改变了组织的正常运行环境和运行模式，从而打破了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平衡。所以，组织需要开创一系列不同于惯例与常规的管理方式来克服危机事件对自身的威胁。^[7]这“一系列不同于惯例与常规的管理方式”就称为“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无疑应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政府系统的既有层级结构又会影响危机管理的绩效。^[8]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运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从公共危机中政府角色视角考量，分为三种思路。第一种是政府中心论，政府职责和政府能力决定了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绝对主体，即政府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被置于被动的配合与执行地位。以此为出发点，学者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政府职责、地方政府应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政府中心论是公共危机中政府协作研究中的主流观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应急管理框架体系，主要以“一案三制”和“分类、分级、分期”的应急管理体制为代表。^[9]二是公共危机中的政府职责，包括政府职责考量^[10]、政府政策制定^[11]、危机管理的评估与政府形象^[12]。第二种是有限政府论，政府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在公共领域对于安全的保障需要政府的能力，包括政府决心、意志以及动员多方参与的能力等，但政府只应管该管的部分，而可以把一些权力让渡于广泛存在的各类社会组织与公众，让他们发挥积极的作用。有限政府论强调危机管理中政府的有限责任，虽然允许公民参与，但政府仍发挥主导作用。^[13]第三种是全面整合论，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危机管理主体已经成为危机管理的掣肘，从而提出公共危机管理的全面整合模式。^[14]有学者将“治理”观念^[15]或“协同学”理论^[16]引入公共危机管理，认为政府单一主体不足以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应该积极吸纳其他众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并共同应对危机，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协作形成多元组织、多重层次和多种行为主体共存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

4．学校危机管理

学校危机管理针对的是学校危机。学校危机的诱因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内因，如学校管理不善、学校设施不全等；二是外因，如自然灾害、社会危机等突发事件。学校危机管理是指学校内部的危机管理，主要聚焦三个方面：（1）基本概念的界定，如学校危机、学校危机管理；（2）有效应对学校危机的对策建议，包括学校危机的类型、诱因和对策；（3）学校危机管理的机制建设等。^[17]虽然有些学校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诱发的，如“非典”危机威胁学校师生的健康与生命，影响高校的教学秩序，但是“非典”危机不属于学校危机管理范畴，“非典”危机给学校带来的破坏性威胁才是学校危机管理的内容。

5．图书馆危机管理

图书馆危机管理面对的是由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给图书馆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潜在或现实威胁，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危机，这些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竞争环境、舆论环境、自然环境等；二是图书馆内部管理失控带来的危机，如决策失误、人才危机、信息危机等。^[18]图书馆危机管理是在社会危机频发以及我国危机管理的法制、体制和机制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兴起的，^[19]主要研究图书馆危机类型、图书馆危机预警系统、图书馆危机案例、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危机管理等。^[20]由此可见，图书馆危机管理研究也是由危机事件“倒逼”的。

6．其他

主要包括医院危机管理和物流危机管理等。其中，医院危机管理是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甲流”等）和一系列的医患冲突事件“倒逼”产生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一，我国的危机管理研究肇始于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国内危机管理研究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早检索到的有关危机管理的文章，讨论的就是国际危机事件的危机处理技术。此外，关于国际危机管理比较成熟的文献有胡平的《关于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和魏加宁的《危机与危机管理》。^[21]虽然这些文献只是零星出现且比较简单，处于萌芽阶段，但这正是学科兴起的标志。第二，2003年是我国危机管理研究的分界点，也是我国危机管理研究重心发生位移的时间点。“2003年以来，我国应急管理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2]，“非典”事件让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得以勃兴，无论是文献的数量还是文献的质量都有质的突破，公共危机管理俨然已经成为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重心。

（二）危机管理重心位移

通过文献样本统计和研究主题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科学意义上的危机管理研究肇始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推动于企业危机管理，发展于公共危机管理。随着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不断深入，我国危机管理研究重心由企业危机管理逐渐位移到公共危机管理。

不断发生的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将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从零星“散点”逐渐连缀成“线”。根据统计，2001年之后，特别是2003年之后，有关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文献剧增，呈现“井喷”状态。^[23]公共危机管理理念普遍被学术界和政策界接受，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并不断成长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日益深化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理论的整合和创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和法学领域。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结合治理理论和协同学理论，提出了公共危机管理的“全面整合”模式，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吸纳其他众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并共同应对危机，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协调形成多元组织、多重层次和多种行为主体共存的治理结构。^[24]社会学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理论，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理论的整合和创新，如童星以社会学的风险预警研究和行政学的危机管理研究的现状为分析对象，探讨二者渗透与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包括实现概念的整合、理论的整合、方法的整合、议题的整合以及研究力量的整合。^[25]法学层面主要通过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保障和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制化，来界定公共危机管理各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的界限，以法律规范和制约权力的运行，将公共危机管理纳入法治体系。^[26]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构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自2003年以来，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研究发展态势迅猛，但是，随着实践的变化和理论的发展，公共危机管理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突发公共事件的“脱域”（disembeding）现象。“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7]它的本质意蕴是社会系统的时间—空间延伸，公共危机中表现为一些危机事件具有跨越国界的“脱域”性，如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威胁往往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构成区域威胁甚至全球威胁。二是公共危机管理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sed irresponsibility）行为，主要表现为面对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爆发的风险和危机，却没有人或组织承担相应责任，并主动采取防范措施甚至阻挠对危机的治理，以致出现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现象。这成为我国危机管理研究由“公共危机管理”转换为“政府协调治理”的逻辑起点。

（三）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聚焦

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危机类型和危机生命周期切入，确立“分级、分类、分期”的基础性框架，进而构建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这构成了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1．危机生命周期理论

危机的生命周期理论是对危机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时间序列分析，一般包括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六阶段和七阶段模式。伯奇（Brich）和古斯（Guth）等一些危机管理学者把公共危机管理分成危机前（precrisis）、危机（crisis）和危机后（postcrisis）三个阶段。^[28]史蒂文·芬克（Steven Fink）采用医学上的术语，按照时间顺序将危机划分成四个时期，分别是征兆期（prodromal）、发作期（breakout or acute）、延续期（chronic）和痊愈期（resolution），并对危机的预防、计划、识别、处理、决策等危机管理工作进行了分析。^[29]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构建了减少（reduction）、预备（readiness）、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的“4R”模型。^[30]诺曼·R.奥古斯丁（Norman R.Augustine）将危机管理划分为危机防范、危机准备、危机确认、危机控制、危机解决和危机学习六个阶段。^[31]理查德·吕克（Richard Luecke）将危机管理流程分为七个阶段：风险稽查（risk audit）、危机规避（crisis avoidance）、应急预案（contingency planning）、危机识别（crisis recognition）、危机遏制（crisis containment）、危机解决（crisis resolution）和危机学习（crisis learning）。^[32]

国内的相关研究一般将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笼统地分为：（1）前兆阶段：各种危机先兆出现的阶段；（2）紧急阶段：关键性的事件发生后，事件迅速演变的阶段；（3）持久阶段：事件逐步得到控制；（4）危机解决阶段：事件得到完全解决。与危机发展的阶段相适应，危机管理过程可以划分为危机预警和危机管理准备阶段、危机识别阶段、隔离危机阶段、管理危机阶段和处理善后并从危机中获益。^[33]虽然也存在其他的划分方法，如有学者将公共危机周期分为前兆、爆发、蔓延、缓解和终止五个阶段^[34]，但是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即划分危机生命周期是为了有效推进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提高公共危机管理绩效。

2．公共危机的类型划分

公共危机事件的分类是具体分析危机过程以有效开展政府协调治理工作的前提，也是公共危机依法治理的基础。“按照不同的维度，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可以对危机进行不同的分类。”^[35]一般的划分标准包括动因性质、影响范围、成因领域、采取手段等，胡宁生在此基础上，以危机状态的复杂程度、性质和控制的可能性等，将危机分为结构良好的危机和结构不良的危机。^[36]沈致远等人则基于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并结合数学金融学的研究，认为突发性事件有两种类型：能量积累型和放大型。^[37]杨冠琼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将危机性事件划分为五种类型：政治性的危机事件、宏观经济性的危机事件、社会性的危机事件、生产性的危机事件以及自然性的危机事件。^[38]薛澜等从危机的动因角度将危机分为两大类：一是针对由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二是由社会中对抗的统一体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混乱，由一定的社会问题诱发。^[39]张成福等将危机分为自然灾害，包括陆界灾害、水界灾害、气象灾害以及其他环境危机；技术灾害，包括工业事故、建设事故、运输事故、计算机事故和核事故；冲突危机，包括群体性事件、恐怖主义和战争；公共卫生危机，典型的包括人类或动植物中爆发的疾病、食物中毒事件以及病虫害侵袭等。^[40]《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一分类的目的是为了采取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分类标准简单、清晰、实践性强。总之，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分类归纳，有助于探寻可能导致危机爆发的多种诱发因素以及危机爆发时的共同征兆和特征，以便找出具有危机事件的规律，更好地开展政府应急管理工作。

3．公共危机决策

公共危机决策在政府协调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尔·德罗尔（Yehezkel Dror）在《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指出：“危机应对（危机决策）对许多国家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对所有国家则具有潜在的至关重要性。危机越是普遍或致命，有效的危机应对就越显得关键。危机中的决策非常重要而且大多不可逆转。”^[41]公共危机的研究先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查尔斯·赫尔曼认为危机管理的核心在于决策，并对决策主体的结构与决策制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据此建立了四种危机决策模式：个人压力模式、组织反应模式、敌对互动模式、成本计算模式。^[42]格雷厄姆·艾利逊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案例研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国际危机决策三种模型：理性行动者模型（rational actor model）、组织过程模型（organizational procedure model）、政府政治模型（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43]贾尼斯（Irving Janis）在西蒙（Herbert Simon）“有限理性”的基础上，从心理和个体的角度研究了决策的过程及其运行条件，提出了危机决策的三种模型：认知式决策（cognitive decision）、附属式决策（affiliative decision）、自我满足和激励式决策（self-serving and emotive decision）。^[44]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危机决策属于非程序化决策，具有决策权力集中、权变式决策、决策程序简化和效果难以预料等特点。^[45]朱正威等运用政策过程理论，分析了政府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公共危机的界定→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政策效果的预测→政策方案的选择）和执行机制（危机信息沟通机制、公民参与机制、财政资源保障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和应急法律机制）。^[46]有学者结合政府危机决策支持系统的特点和政府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政府危机决策支持系统建立在危机管理完整流程的基础上，包括危机的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危机决策的IT保障两部分内容，并将政府危机决策支持系统分为五个子系统：危机信息采集子系统、危机信息处理子系统、辅助决策子系统、危机公共服务子系统和存储管理子系统。^[47]

4．政府危机管理体系

政府危机管理体系是政府协调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它既规定了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职能边界，又建构了公共危机中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国外有学者对各种类型的灾难及其后果实施管理，由此发展成危机管理的全危险方法（all-hazards approach）；对所有危机管理的参与者实施统一协调与领导，即危机管理合作关系或综合管理系统；按危机管理生命周期实施管理；对全国各级政府、各种组织的所有合适的资源实施统一调配使用。^[48]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认为政府为了有效应对“低概率、高风险”的最差情形应该专注于巨灾风险：当风险具有巨灾最差情形（worst-case scenarios）时，就可以采取特定措施消除这些风险，即便现有信息不足以使规制者对最差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作出一个可靠判断。巨灾性损害包括5种形式：形式1，预期价值（expected value）；形式2，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形式3，作为保险的预防（precautions as insurance）；形式4，不确定性vs.风险（uncertainty versus risk）；形式5，不确定性和预防（uncertainty and precautions）。^[49]

关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国内主要存在四种研究倾向。第一种是“整合论”，张成福认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及其相互的作用，因此，从国际社会和公共危机管理先进国家的经验出发，须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50]第二种是“协作论”，认为由于公共危机管理失灵，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有效整合、协调联动，建构多元协作的危机治理体系。^[51]第三种是“法治论”，认为需要加快公共应急立法，建立健全公共应急法律体系；^[52]应急法制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5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能够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法治政府。^[54]第四种是“经验论”，通过总结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并积极借鉴和学习先进国家危机管理经验，帮助政府构建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有学者提出“一案三制”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框架，“一个整体、四个结合”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特点和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思路是：综合化、系统化、专业化、协同化、规范化。^[55]有学者通过“情景—冲击”对突发事件的冲击特征分析和“冲击—脆弱性”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现状及其脆弱性的分析，提出应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增强“主体—能力、制度—弹性、资源—适应性”。^[56]有学者分析了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危机管理借鉴，从而为建设我国危机管理体系提供借鉴。^[5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同质化”现象严重，尚未建立起规范的话语体系。研究成果的“同质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盲目地追逐热点或时尚，缺乏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研究者面对“困扰”或“论题”时，都需要将这些问题放在一定的情景下，分析行为或观念的结构性或制度性约束，描述、诠释、批判甚至解决“困扰”和“论题”。^[58]2003年之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论文虽然出现“井喷”，但是从文献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来看，一些论文缺少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的大量涌现源于公共危机事实的“倒逼”和政策法规^[59]的引导，缺少对于公共危机管理中具体问题的分析。第二，很多研究成果内容雷同，学术积累不足，缺乏理论构建，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有些研究成果仅仅止步于基本概念的界定或国外理论的简单介绍；有些研究成果仅仅限于分析公共危机管理的“症状”，并立即开上“治病良方”，缺少“病因”的“辨证论治”甚至有些论文中的“症状”“药方”都是大同小异；有些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未能将之置身于一个更广泛的转型社会、风险社会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情景中。因此，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其中，核心问题是合理界定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权责边界，由“政府的”危机管理向“政府间的”危机治理转变。“政府间的”内涵不仅仅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府系统内部，还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种种管制的、契约的、援助的、合作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协调”成为公共危机管理（治理）的核心特征。

现阶段的政府协调治理具体需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协调治理的情景是什么？是否仅仅适用于“非常态”，即危机情景？二是“政府协调”中的“政府”如何定位？如何界定其权责边界？三是多元主体能否必然导致合作？多元主体之间如何产生合作？四是多元主体如何有序、有效参与协调治理？这些也是本书着力解决的问题。

[1] 参见张最良：《计算机辅助危机管理》，载《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88年第11期。国内的很多危机管理研究文献认为目前可以检索到最早研究危机管理的学术文章是魏加宁发表于《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的《危机与危机管理》（参见高小平、刘一弘：《我国应急管理研究述评（上）》，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8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模型与现实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这里的危机必须界定为“公共危机”而不是“国际危机”或“企业危机”。且不论张最良的这篇文章已经涉及“危机管理”的内容，胡平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4期的《关于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对危机管理的定义和危机的特点、危机管理的若干方法和原则、危机管理中的忌讳、危机管理的三级结构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此，笔者认为国内危机管理研究溯源于“国际危机管理”，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献是胡平的《关于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

[2] 例如，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 Hermann）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杰出领导人、单一集体和多个自由的行动者等三种结构不同的决策主体是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深入调查后，提出了三种国际危机决策模型：（1）理性抉择模型；（2）组织过程模型；（3）政府政治模型。参见张海波：《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模型与现实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5页。

[3] 参见郭学堂：《国际危机管理与决策模式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8期。

[4] 何苏湘：《对企业危机管理的理论界定》，载《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

[5] 参见周永生、蒋蓉华、赵瑞峰：《企业危机管理（ECM）的述评与展望》，载《系统工程》2003年第6期。

[6] 据中国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统计，2011—2012年国内发生的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危机管理事件包括：家乐福价格欺诈事件、锦湖轮胎“质量门”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康菲渤海漏油事件、达芬奇造假事件、圣元奶粉致死事件、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麦当劳“3·15”危机公关事件、快餐“速成鸡”事件等。这些事件要么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要么触及了社会的道德底线，进而影响了社会设置，导致公民的需要（主要是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无法正常满足。参见文学国、范正青主编：《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8页。

[7] 参见夏志强：《公共危机治理多元主体的功能耦合机制探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5期。

[8] 参见金太军、赵军锋：《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协调：系统、类型与结构》，载《江汉论坛》2010年第11期。

[9] 参见高小平：《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就和发展》，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1期；薛澜、钟开斌：《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管理体制的管理基础》，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2期。

[10] 参见金太军：《“非典”危机中的政府职责考量》，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唐云峰：《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研究》，载《学术论坛》2009年第12期。

[11] 参见朱正威等：《论政府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应对框架与程式》，载《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2期；向玉琼：《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载《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2] 参见许皓、杨宗龙：《地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评价的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5期；斯亚平：《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博弈模型分析——略论政府的囚徒困境模型应对策略》，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7期；宋旭光：《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责任、信息与制度》，载《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11期。

[13] 参见郑振宇：《从应急管理走向公共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载《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刘学彬：《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中的协调联动》，载《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4] 参见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7期。

[15] 参见刘霞、向良云：《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3期；刘霞、向良云：《网络治理结构：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6] 参见张立荣、冷向明：《协同学语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探讨》，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0期；康伟：《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

[17] 参见耿依娜：《近年来国内校园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12期。

[18] 参见宁艳艳：《危机管理——现代图书馆管理的必修课》，载《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第12期。

[19] 参见王海娟、刘兹恒：《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研究背景》，载《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2期。

[20] 参见孔悦凡、李天月：《图书馆危机管理现状研究——基于文献计量法分析》，载《图书馆学研究（应用版）》2010年第2期。

[21] 参见张最良：《计算机辅助危机管理》，载《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88年第11期。魏加宁认为，国外的危机管理理论因“古巴导弹危机”应运而生，最早应用于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之后在各种危机事件、地区冲突和恐怖暴力事件的“倒逼”下，这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范围逐步扩展到经济领域、企业管理等，主要存在两种研究倾向：一是危机管理研究的重心有向重新重视国际关系和军事冲突的方向复归的倾向；二是针对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危机及其对策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具体参见魏加宁：《危机与危机管理》，载《管理世界》1994年第6期）。这与国内危机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略有差异。国内的危机管理研究虽然也肇始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但是国内危机管理研究的重心除了公共危机管理外就是企业危机管理。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统一。

[22] 高小平、刘一弘：《我国应急管理研究述评（上）》，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8期。

[23] 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和国家图书馆的数据检索，从论文数量上看，我国有关危机管理的研究论文在1994—2001年有关危机管理的文章共146篇，而2001年以后仅以“危机管理”为篇名的论文数量就达到738篇。在这些文章中，2003年以前的议题主要是“9·11”事件与国家安全，2003年“非典”后，论文数量急剧增加，其议题涉及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探讨，应对公共危机的组织、机制和制度，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和社会责任等广泛的领域。参见王茂涛：《近年来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综述》，载《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4期。

[24] 参见张立荣、冷向明：《协同学语境下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创新探讨》，载《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0期；康伟：《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4期。

[25] 参见童星：《社会学风险预警研究与行政学危机管理研究的整合》，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6] 参见马怀德主编：《应急管理法治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7]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28] See J.Birch，New Factors in Crisis Planning and Response，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1994，Vol.39，Iss.1；D.W.Guth，Organizational Crisis Experience and Public Relations Roles，Public Relations Review，1995，Vol.21，Iss.2.

[29] See Steven Fink，Crisis Management：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Backinprint，2000.

[30] See Robert Heath，Crisis Management for Managers and Executives，Financial Times Professional Limited，1997，pp.135-157.

[31] See Norman R.Augustine，Managing the Crisis You Try to Prevent，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5，Vol.73，Iss.6.

[32] 参见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编：《危机管理——掌握抵御灾难的技巧》，蒲红梅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33] 参见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97页。

[34] 参见李志宏、王海燕：《知识视角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研究》，载《科技管理研究》2009年第10期。

[35] 张成福等：《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36] 参见胡宁生主编：《中国政府形象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3—1177页。

[37] 参见沈致远、李训经、雍炯敏：《研究突发事件：数学金融学的重要课题》，载《科学》1999年第2期。

[38] 参见杨冠琼：《危机性事件的特征、类别与政府危机管理》，载《新视野》2003年第6期。

[39] 参见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40] 参见张成福等：《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41] ［以］叶海尔·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船、尹宝虎、张萍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2] 参见张海波：《中国转型期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模型与现实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2页。

[43] See 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Little，Brown ＆ Company，1971.

[44] See Irving Janis，Crucial Decisions：Leadership in Policymaking and Crisis Management，The Free Press，1989.

[45] 参见周学武：《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决策方式探析》，载《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6] 参见朱正威、吴霞：《论政府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应对框架和程式》，载《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2期。

[47] 参见朱晓峰、潘郁、张瑞荣：《危机管理的政府决策支持系统研究》，载《情报科学》2007年第2期。

[48] 参见王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过程及能力评价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49] 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最差的情形》，刘坤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美］凯斯·R.桑斯坦：《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王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0] 参见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7期。

[51] 参见金太军：《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刘霞、向良云：《公共危机治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夏美武、赵军锋：《危机管理中多元协作的动力与阻力分析》，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6期。

[52] 参见莫于川：《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建设——非典危机管理实践提出的法制建设课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53] 参见刘小冰：《国家紧急权力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莫纪宏：《应急法治要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载《学习时报》2007年12月17日。

[54] 参见马怀德主编：《应急管理法治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55] 参见高小平：《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就和发展》，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1期。

[56] 参见詹承豫：《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完善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57] 参见薛澜、朱琴：《危机管理的国际借鉴》，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8期；王德迅：《日本危机管理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刘艳：《试析日本危机管理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唐钧：《公共危机管理：国际动态与建设经验》，载《新视野》2003年第6期。

[58] 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区分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笔者认为这些“困扰”和“论题”构成了“问题”，“社会学的想象力”则是研究者的“意识”，它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3页。

[59] 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突发事件应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