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条件

计划经济体制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对国民经济进行集中统一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第一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这一时期政府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治理恶性通货膨胀，修复铁路，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生产关系，取得了重大成就。第二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工商业进行国有化改造，政府集中建设了156个重点项目，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三是“大跃进”及其纠正时期（1958—1965）。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时期，集中体现在重工业畸形发展，对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集中制度。第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1]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是由政府在工业化目标中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引起的，其内在的逻辑与基本特征如下：首先，中国政府要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本稀缺的经济环境下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就势必需要人为压低资本、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因此，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宏观政策环境是以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扭曲为特征的。其次，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扭曲造成整个社会经济总供需结构的失衡，为了把短缺的各种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就势必需要抑制市场机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是以高度集中的国家分配方式为特征的。最后，为了保证微观经营单位对资源的使用合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必须建立起国有化的微观经济机制。因此，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微观经营机制是以缺乏激励和自主权为特征的。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百余年间，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根本谈不上工业化与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步展开和实施的。在此之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内乱状态，政局不稳，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只是一句空话。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Malcolm Gillis）指出的：“长期不稳定、内战和外国入侵，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在1949年之前无法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原因”^[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尽管彻底的民主革命为现代化扫除了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障碍，却没有消除中国的贫穷落后、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面临着十分恶劣的初始条件。

一、内部条件

（一）经济基础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积弱积贫的烂摊子。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中国人口为54167万人，国民收入只有358亿元，人均国民收入极低，仅有66.1元，大约折合为18美元。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估计^[3]，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7美元，而当时整个亚洲人均国民收入为44美元，中国位居倒数第一。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第一产业即农业总产值比重高达70％，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农业国；第二产业中的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0％，这一数据表明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极低；就重工业而言，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有7.9％。显然，重工业发展也令人担忧。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核算，中国的现代化工业不足10％，而农业和手工业所占比重高达90％。当时，将近9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在农村地区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活动。

1949—1956年，中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阶段，同时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及多年的战乱，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而且损坏极为严重。统计数据显示，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份（1936年）相比，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减少50％。^[4]其中，轻工业减少30％，重工业减少70％。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加快实现国民经济恢复，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恢复农业生产，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很多可行性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实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1952年8月，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被全部消灭，农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以此为基础，中央政府又引导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走互助合作道路，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调整一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开展群众性技术改造，广泛发动群众兴修水利，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为中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恢复工业生产也是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城市工作的重点。首先，政府加快发展由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国营工业企业；其次，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制度，发动群众进行生产改革，并开展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由于政策正确，这三年国营工业的恢复发展特别迅速。1949—1952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34.8％。其中，国营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速高达57％。中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26.2％上升到1952年的41.6％。同时，中央政府根据公私兼顾的原则，及时合理调整工商业。而且，采用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具体的方式，使私营工商业摆脱困境。随后，政府采取措施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动，扩大农副产品购销，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私营工商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迅速发展起来。

1951年年底到1952年，为了预防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堕落变质，中央政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为了防止私营工商业者牟取暴利，中央政府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1951年年底到1952年，中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户数比1949年增加了21.5％，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4.2％。同时，中国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7.1％，零售额增加了18.8％。“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遏制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消极作用，引导它们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也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的努力，迅速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到1952年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6％。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5％，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45％，主要产品年产量大大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份（193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整个国家经济状况基本上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样落后的经济发展起点，如此薄弱的工业、重工业基础，使得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无比的焦虑与不安。1954年6月，毛泽东就曾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其焦虑心情溢于言表。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情，高瞻远瞩，大胆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集中力量着力发展重工业，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也指出：“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我们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们必须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6]。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历史现实，重工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重工业对于整个工业化的基础性作用，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就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二）经济结构不合理

1949年之前，从社会制度上来看，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国民经济结构上看，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中国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少量的比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广大的极为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落后的经济结构，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结构不合理、地区结构不合理等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水平低。1949年，中国的产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落后农业国的产业结构，其基本特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水平低。具体表现是：农业比重高，在社会生产总值中占58.6％；工业化水平低，工业比重小，在社会生产总值中只占25.9％，而且在工业中，轻工业比重高，在工业总产值中占73.6％，重工业只占26.4％，而且手工业比重大，占工业总产值的75％；工农业生产技术极为落后，农业基本没有机械化，工业主要依靠手工技术，分工专业化协作程度和知识技术集约化程度都很低，产品的加工度和技术含量低，导致附加值少，工农业产品普遍不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技术密集型产业、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严重缺乏，产业结构的服务化、知识化程度极低。

第二，城市化水平低、农村贫穷落后。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6％，仅有城市69个，城市化水平极低。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加上战乱连年不断，中国农村经济日趋衰败凋敝，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农村耕地大量荒芜，农业生产方式极其落后。1949年，全国平均亩^[7]产粮食仅为142斤，平均亩产棉花只有22斤。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仅为1131万吨，棉花45万吨，花生127万吨，比历史最高年（1936年）产量分别下降24.55％、76％和60％，广大农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第三，地区发展差别大、不平衡。当时中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又聚集在少数大城市。1947年，仅上海和天津两个城市的工厂数量就占主要城市工厂总数的63％，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基本上是从事落后的农业生产。铁路、公路、航运等交通设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整个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闭塞。

（三）资源条件约束

要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首先必须有生产资料作为动力和原材料，所以一国资源禀赋的数量、质量、结构及时空分布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良好的资源禀赋有利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贫乏的资源禀赋则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起消极作用。总体来看，中国国土面积位居全球第三，土地资源类型丰富。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山地较多，平原相对较少，耕地与林地所占的比例也较小；中国人口全球第一，从而人均资源占有量更少；由于教育水平落后，劳动力素质总体较低，技术水平落后；人均资本占有量也较少。因此，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来看，中国资源并非像想象的那么丰富。而且，中国是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十分不协调的国家，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

二、外部条件

工业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由手工劳动转变为机器操作，从以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以工业生产为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伴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化崛起的过程。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就是实现城市化的任务。从国际背景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到中国工业化选择和城市化发展路程。

（一）国际环境的影响

中国纳入苏联阵营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切断了中国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1949年11月，美国等14个西方国家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开始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1951年5月，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通过操纵联合国大会，开始对中国实行“禁运”，参与国家或地区有36个，并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内专设了“中国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禁运物资的管制。这样中国不可能再进行国际交换，只能在国内进行交换，从农业中提取积累。^[8]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迫卷入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为了避免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中国不得不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着力发展以军事工业为基础的重工业。周恩来指出：“毛主席说过，新中国在政治上已经独立，已经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必须实现工业化。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重工业发展以后，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马学强，2008：第99页）。因此，在国家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决定一切的原则之下，工业化战略首先要满足的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治的需要。由此，苏联不仅自己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项目，而且发动东欧国家帮助中国设计了68个项目。总之，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下，中国迫切需要建立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和与之匹配的中国城市体系，而以重工业带动城市发展则是其中的关键。

（二）科技革命的影响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程度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紧密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重工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工业化作为经济追赶的主要手段。一般来说，后起国家和城市的工业化初始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相比，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内生型的，工业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机体内部。西方国家工业化具有内生先发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工业化之初，其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具有充足的时间来摸索经验。后起的国家和城市社会内部没有足以支撑工业化爆发的因素，其直接动力来自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外在压力。后起国家开始工业化时面对的是比它们强大得多的西方国家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从对美国、苏联、巴西、印度和中国的五个大国工业化道路的分析来看，除了工业化发生较早的美国是以渐进式沿着“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路径演进外，其他四国均不同程度地实行了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赶超式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道路。

中国作为后起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有不同于小国的独立要求。中国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后来者，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中国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上就必须面对这个巨大的差距。追赶战略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快速实现技术和装备过程。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目标。

（三）苏联模式的影响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20年，大工业的产量几乎比战前减少了6/7，运输业陷于崩溃，农业产量减少一半，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当时无产阶级政权面临恢复经济，整顿工业、农业、运输业，使人民生活摆脱贫困状态的重要任务。同时，资本主义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为了巩固国防，还需要恢复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苏联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要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要保卫苏维埃政权，要维护本国的经济独立，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从重工业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短短13年中，苏联走过了资本主义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路程，为后来彻底打败法西斯德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夕，苏联经济仅仅历经两个半“五年计划”的建设，就已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这种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是学习了苏联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借鉴了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突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1955年，在苏联国内问题“揭盖子”之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典范。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提出：“苏联搞重工业、国防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如果对于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或地区，肯定是可以的。然而，中国是一个六万万人口的大国，地下资源非常丰富，如果不努力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那就不敢设想了。……发展重工业才能顺利实现中国的工业化。”^[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项目，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是第一次工业布局，也是中国首次通过大规模地引进外国技术开展的工业建设。在没有任何工业化基础和建设经验的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展了工业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在“一五”期间，中国一方面突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与苏联、东欧等国家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通过平等互利原则获得建设所需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另一方面，利用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快消化、吸收、学习、模仿和创新。同时，加快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这一系列工作为项目的高效建设与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已经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新时期。

[1] 史晋川、李建琴：《当代中国经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 〔美〕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3] 李小宁：《民生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2页；张旭东：“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领导科学论坛》，2017年第22期，第35—55页。

[4] 张启华：“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年代——迎接新中国五十华诞”，《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9期，第5—12页。

[5]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2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

[7] 1亩＝6.6667公亩＝0.0667公顷。

[8] 马学强：《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智慧和概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99页。

[9] 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第一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