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是家庭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其发展变动也是人们用来观察家庭变迁乃至社会变迁的重要依据。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Parsons）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假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会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这一表述被后来的学者概括为家庭将经历从以亲子轴为主的家庭到以夫妻轴为主的家庭的转变。美国的社会学家威廉·古德（William J.Goode）在他著名的《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一书中也有类似的且更进一步的阐释，在工业化社会中，夫妻式家庭强调的是丈夫和妻子以及他们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很少注重同扩大的亲属制度相联系的义务关系。尽管后人对他的论断多有质疑和批驳，但是很少有人否认这一点：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伴随着父辈权威的衰落。

在中国，虽然从“五四”运动开始，传统的祖先崇拜、家庭亲合观念和孝道就开始受到侵蚀，但是老人权威的真正衰落应该主要还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的维持人们尊敬老人的封闭的经济结构被打破，新的经济机会大量出现，父辈失去了握有子代生活机会的权力。

父辈权威已经衰落，但是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与其父辈亲属的联系和交往依然相当密切，代际关系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六普”数据显示，在农村，直系家庭数量在近些年来出现上升的趋势，与此同在的是，留守儿童大量出现，迄今已有5800万之众。在城市，这种以代际互助为主要特征的直系家庭虽然在统计上没有出现数量增长，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那种流动的、临时的三代同堂的家庭却相当普遍。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由于人口寿命延长，低龄老人进入或介入子女的核心家庭，帮助照看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照料家务，这已成为普遍的、非正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提供方式。传统家庭中以老为重、长幼有序的内部关系正在被代际间相互帮助、相对平等、相对独立的关系所取代。有人把老人对子女的帮助看作对日后养老的一种投资，但我更相信，即便有功利性的因素存在，这种互助关系应该更多的还是来自中国文化中关于亲属责任、义务以及亲情的一整套生活逻辑。

经受更多现代化、个体化思潮洗礼的年轻一代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如何抉择？他们如何在与父辈亲属的密切交往和自身独立性、自主性之间维持平衡？我们以往的研究曾有发现，年轻一代在与长辈的联系和交往中，有“自主而不独立”的倾向。他们希望自主选择和决定个人事务，但在经济和生活等许多方面，他们对父母依然保持相当多的依赖。对于这种现象，仅仅从道德的视角给予评判是不够的。对此个体化理论更强调个体行动和不可避免的结构束缚之间的张力，即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个性、选择和自由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个体身处复杂的社会制度中不可避免的依赖。如果传统能够成为个体可利用的资源，传统和传统关系就仍然重要。而石金群的这本专著则尝试从心理层面，用“矛盾心境”的概念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这种尝试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了解个体行动的缘由将是有益的贡献。

唐灿

2015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