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外文化交流(3)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联盟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却获得了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西域地理、物产等信息，了解到匈奴一些内情，还听说了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奄蔡（在今咸海和里海之间）、安息（今伊朗）、犁靬（亚历山大港，一说在今叙利亚一带）、条支（在今伊拉克）和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在大夏逗留时，张骞看到那里有邛（穷，今西昌附近）竹杖和蜀布，听当地人介绍说这些货物乃得自身毒。故而他认为身毒距四川不远，于是回国后力劝武帝打通西南方向的道路。得到张骞带回的信息之后，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了广求西向通道的行动。公元前122年，武帝派遣使官四路并进，深入西南巴蜀地区，寻求通往身毒的道路，想要开辟一条经身毒到西域的路线，可惜没有成功。第二年，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远征匈奴，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南下祁连山，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致使匈奴浑邪王率部4万余人降汉。由此，汉朝得到了河西走廊，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有了保障。公元前119年，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再击匈奴，大败匈奴单于，出塞2000余里，到达狼居胥山（约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濒临瀚海才凯旋。遭受到重创的匈奴势力被迫向西北远徙，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也为西域道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于是，张骞建议武帝联络乌孙，劝说乌孙东迁，回到河西故地，“断匈奴右臂”。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第二次出使，率领将土300人，副使多人，并携带牛羊、金币和彩帛，沿途通道西域各国，加强联系。但是，他联络乌孙、共击匈奴的目的仍然没有达到。乌孙害怕匈奴，不敢有什么举动。不过，此次出使仍有很大收获。张骞派出的副使们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家和地区。使团归国时，乌孙等国都派使者随张骞同到长安，从此同汉朝有了正式往来。此外，汉朝连年派出使官前往西域诸国，汉代文化也伴随这些活动流传到遥远的西方。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纪元。

班超出使西域

汉明帝（58～75）时期，东汉国力恢复起来，派出四路大军出塞，大败北匈奴，再次打开了深入西域的大门。并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在对匈奴的激战中，身为假（代）司马的班超智勇双全，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偏师，出击伊吾（今哈密附近）、大战蒲类海（巴里坤湖），屡立战功。战后，他又奉命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争取他们与匈奴决裂，通好东汉。

班超率36名随从，首先抵达鄯善。鄯善王对班超使团开始非常热情，不久却突然冷淡下来。原来是匈奴使者也到达鄯善活动，使鄯善王处于两强之间，莫知所从。班超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夜袭匈奴使团，一举而歼。这次果断的行动，促使鄯善王下决心断绝同匈奴的关系，重新和东汉交好。此后，班超一行西抵于阗。争取于阗王攻杀了匈奴派驻那里进行监督的使者。第二年，班超从小路疾进，到达疏勒，废黜了匈奴所立的疏勒王，重新扶立被匈奴杀掉的原疏勒王的儿子，因而大获疏勒民心。公元75年，朝廷召班超回朝。疏勒举国忧恐，一再挽留班超，当班超东归途中走到于阗，于阗王侯和民众遮道阻拦，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腿哭泣，请求他留下。班超终于顺应民情，答应留下，并返回疏勒。此后，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班超依靠同汉朝交好的于阗、疏勒等国，及东汉朝廷派去的千余援兵，迫降了匈奴在南道上的属国莎车，击败了龟兹援军，使西域南道得以畅通。公元89～91年，汉将窦宪大败匈奴，西域形势好转。班超在这一时期成功地击退了大月氏贵霜王朝的7万大军。西域北道的龟兹降于班超。东汉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到公元94年，焉耆等国都恢复通好于东汉，西域北道也终于再次畅通。班超壮年出使，70岁才返回洛阳。他的儿子班勇继承父业，继续在西域服务。班超父子在西域的活动，保证了陆路丝道的畅通，为进一步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南道基本上同西汉时一样。北道的路线则有所变迁。出玉门关后，改经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东南），由此向西，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至疏勒，再向西越过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由高昌向北，通往车师后王国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东汉王朝在沿途设置驿亭，以方便商旅，并在鄯善北、伊吾、高昌、柳中（今吐鲁番南），以及车师后王国的侯城、龟兹、疏勒等地大规模屯田。

特别要提到的是：公元97年，班超打算直接同大秦（罗马帝国）建立联络，特地派遣自己的助手甘英前往那个闻名已久的西方大国。甘英取道条支，直到波斯湾头。正当他“临大海欲渡”（《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的时候，受到了安息西界海商的劝阻。他们告诉甘英说，大海无边，遇到顺风也要3个月才能渡过；若风不顺，则要走两年。因此渡海者需备3年口粮。此外，航行中死亡的事也时时发生。甘英终于望洋兴叹，止步不前。此时的安息，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正是居中转口的地位。为了维护自己中间商的特殊地位，安息商人才那样千方百计地阻挠甘英的西进。终两汉时期，中国向西开发的丝绸之路，其陆路直接伸延的极限，有文字记载的，就是甘英所到的波斯湾头。

红海回航记

当中国的张骞、班超和黄门译长们艰难跋涉在无边的沙漠，战风斗浪航行在无际的大洋，开拓着通往西方的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世界，人们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打通与“产丝之国”的交通线。

公元1世纪，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腊语的商人（或船长），在他撰写的《红海回航记》中，记述了西方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及印度次大陆的东西两岸。《红海回航记》记载了中国，称之为“秦”国，指出到了秦国，大洋就止于此。还说，秦国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可能指长安），秦尼所产的丝线、绸缎经陆路而至大夏，或从恒河水路西运。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当时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图在海上打开东通中国路线的努力。1945年以来，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3公里的阿里卡梅杜，发现了一个古代国际贸易港。在这座商埠中，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马人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腊式水罐和罗马帝国的钱币。据考证，阿里卡梅杜的这一带有浓厚罗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荣时期当在公元12世纪。这一情形，同《红海回航记》的记述颇为吻合。可见，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经能以印度东海岸为中转基地，从海上向中国伸出贸易交往的触角。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人们自然也希望从陆路同中国建立直接联系。而且，他们对陆路东通中国的路线并不陌生。公元2世纪，希腊学者托勒密（90～168）在他撰写的《地理志》一书中，叙述了自幼发拉底河口、经美索不达米亚、帕提亚（安息）、巴克特拉（大夏）、石塔（今疏勒西南塔什米力克），到达中国的路线。这是第一位记载陆路丝绸古道路线的西方学者。托勒密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资料是援引另一位2世纪初的希腊地理学家马林鲁斯的记载。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丝绸）贸易，经常派遣商队前往中国。他的商行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托勒密的记载，同我国史书上关于丝路南道的记载基本吻合。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述，甘英西行，直接交通大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他出使后，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学者们考证说，蒙奇就是马其顿（今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兜勒则是色雷斯（今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或阿克苏姆古国大港阿杜利斯（今厄里特里亚红海沿岸），兜勒即阿杜利斯的对音。这些所谓使节，可能就是上面所说希腊商人马埃斯这一类家族派到中国来的商务代理人。

不过，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挠一样，罗马帝国同中国的直接交往，同样受到安息的阻碍。当时从罗马帝国的东界到中国的陆路，无论是从亚历山大港越西奈半岛穿行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从地中海经阿勒颇，再沿幼发拉底河东去，都要经过安息。而安息商人为了维护自己经营丝绸中介贸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愿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直接交往。为了克服安息所设置的重重障碍，早在甘英西行的前1个多世纪，即公元前53年和前36年，罗马帝国曾两次对安息用兵，企图打开通道，结果均遭失败。此后，罗马人又企图在安息以北开辟一条由地中海经黑海，再绕里海和咸海北岸直达中国的道路，也未获成功。中国方面大约怀着同样目的，力图开通天山以北直通黑海的北方草原之路，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公元2世纪，为了同安息争夺陆路丝道的控制权，罗马人多次用兵，并数度攻占波斯湾头的泰西封（安息冬都，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但均未奏效。

正是在陆路交通障碍难以克服的情况下，罗马人更加刻意经营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早在古埃及时代，埃及人就开展了在印度洋的航海事业。距今近5000年前的埃及第五王朝时期，埃及法老萨赫雷已向南方红海沿岸的彭特国派出船队，获取那里的金银、乌木和没药等物品。1954年，在埃及大金字塔附近一个密封的石坑中发现了萨赫雷法老时期的太阳船。经过复原后的太阳船，船身长43.4米，宽5.9米，船首高6米。后来，十八王朝的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又派遣了一支由八艘船组成的船队，到彭特国进行交易。

希罗多德在他不朽的著作《历史》中，记述了法老尼科（公元前609～前593年在位）派遣船队环航非洲的故事。无论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在尼科时代，尼罗河三角洲和红海之间早有运河相通。到了托勒密王朝时代，埃及人更加积极开展红海贸易。他们不仅航行到瓜达富伊角，而且向印度的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红海和印度洋航运与贸易对埃及经济的繁荣日益重要，以致托勒密王朝在底比斯总督之下开始设置印度洋和厄里特里海将军，以及专门管理印度洋贸易事务的、类似我国古代市舶使性质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