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外文化交流(5)

在造型艺术方面，埃及鹰头兽式样的雕塑艺术也早经过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国。希腊人、斯基泰人都热衷于采用这一图像，以之为神物。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匈奴人喜爱这一图案。内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匈奴墓中的金饰片和陕西神木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都是明证。甚至汉代输往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也有鹰头兽图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东部文明各国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除了鹰头兽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国落户。山东嘉祥隋代官员徐敏行墓出土的镇墓陶兽，居然也是狮身人首，其人首部分为一老人，高38厘米，宽12厘米。说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建筑艺术上，埃及的式样也流行于我国新疆。多里亚石柱原为古埃及通行的建筑支柱，后来被希腊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传入新疆东部。到了6世纪，希腊式石柱传入中国内地，南京六朝时代梁朝诸帝墓前希腊式瓜棱形凹纹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罗马时代的埃及建筑式样，竟然也得在东海之滨的长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渐开通与发展和双方之间经济交流的扩大，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一直远及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恐怕主要还限于它的东部边区，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就知道了“黎轩”。此后我国的史籍中，更有“犛靬”“犁靬”“犁鞬”等记载。这个令中国人的兴趣经久不衰的绝远国度，就是亚历山大城。所谓“犛轩”“犁靬”“犁鞬”等名称，就是亚历山大的对音。公元3世纪初撰写的我国史籍，就明确指出“黎轩”在安息、条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边。又指出其国中有河，而该地西方又有大海。还记载说“西有流沙”。这些记述已相当清晰地标定了位于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连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并指明了尼罗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边的利比亚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记载在叙述当地商业、货币、物产、交通等情况时，还述及那里的政治生活，如说“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鱼豢《魏略》）。这里记述的所谓“国无常主”“更立贤人以为主”等，同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有关，也是我国人初次接触古代西方世界时，对共和政治的一个介绍。它虽然讲得很含混，但对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我国古代人说来，却无疑留下了一块政治思想领域中驰骋想像力的余地。

安西四镇

唐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最称繁荣。据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宰相贾耽的考证，在汉代以来的南、北、中三道以外，又开辟了两条新的路线。一路由龟兹经姑墨、温宿、勃达岭（今别迭里山口）、热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叶（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和怛逻斯（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另一路由庭州（今吉木萨尔北），经青海军（今沙湾东）、黑水守捉（今乌苏）、弓月城（今霍城），到碎叶和怛逻斯。两路汇聚怛逻斯以后，再向西行，可达西海；向南则经过石国（塔什干）、康国（撒马尔罕），可到波斯和大食（阿拉伯）等地区。庭州是当时天山北麓的交通枢纽。它东邻伊州（治今哈密）、南接西州（治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南），西与碎叶相通。唐王朝在公元702年于该地设置了北庭大都护府，成为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龟兹则是天山南路的交通锁钥。公元659年以后，唐朝安西大都护府就设置在此地，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帝国出于对外政治威望与经济交流的考虑，十分重视陆路丝道的经营。当时，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建立的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联合拜占庭攻袭波斯，国势也因此大振。唐太宗初年，唐军击败了连年侵扰的东突厥。然而，活跃在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强大。他们截断丝绸之路，并支持高昌劫掠来往商旅和使者。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决心收复西域，出兵高昌。次年在该地设都护府，后又迁至龟兹，统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繁荣。

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商旅、使团络绎不绝。在这条丝路上出土的丝织物，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国风格，而是常常采用中亚、西亚流行的花纹，如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新疆吐鲁番附近古高昌城、木头沟、伯子伯里克等地发现的西域壁画，反映出罗马画风的影响，其中还有穿着希腊式衣服的妇女形象。从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式、芨多式、唐式、罗马式画风的互相渗透。敦煌艺术宝窟中的壁画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多种文化因素结合的杰作。在新疆出土的货币中，不仅有萨珊波斯的银币，也有拜占庭的金币。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条丝道当年是多么的繁忙，通过这条丝道，中西文化之间的撞击、融会的力量是多么的强烈。

在唐代，中西交通还出现了一条新的通道——中印藏道。这是由长安经青海入吐蕃、泥婆罗（今尼泊尔）到印度的一条新开辟的中印交通捷径。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青藏高原上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做了赞普，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许多部落，定都逻些（今拉萨）。公元639年，泥婆罗赤贞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公元641年唐朝和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入藏，从此，中印藏道成为中印双方使节往还的主要途径。著名的唐朝使臣王玄策3次出使中印度，正是走的这条道路。643年王玄策与李仪表第一次使印时曾沿着赤贞公主进藏的道路，访问了加德满都，在印度王舍城东北灵鹫山凿石为铭，又在摩珂菩提寺立碑为记。647年第二次出使，正遇到中天竺戒日王死，国中大乱，王玄策机智逃脱，借得吐蕃精锐及泥婆罗骑兵，平息了战乱。第三次出使是在657年，是奉命去印送佛袈裟。他的三次出使对沟通中印藏道交通、中国与南亚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当阿拉伯人势力迅猛崛起；四处扩张的时候，西方的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帝国深感威胁，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国，企图引为对抗阿拉伯人的奥援。643年，拂菻（即拜占庭帝国）王波多力派遣使臣到长安谒见唐太宗，献上赤玻璃等礼物。唐太宗曾回书问候，并回赠绫罗等丝织品。其实，见于我国史书上的这次拂菻使节来华，并不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义派来的。所谓拂菻王波多力，是当时教皇狄奥多罗斯。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势已在阿拉伯人的压迫下日渐衰弱，故而想用罗马教皇的名义来中国通好，以求得中国皇帝的支援。此后，拜占庭出于同样目的多次遣使访华。唐朝始终待之以礼，却未曾答应予以援助。拜占庭终于向阿拉伯人乞和，偏安一隅，苟延下去。

中国是通过萨珊波斯得知阿拉伯的，所以随波斯的语音把阿拉伯人称为大食。651年，阿拉伯人灭萨珊波斯，将其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到唐朝求援。唐朝皇帝先后封卑路斯为都督，封卑路斯的儿子泥湟斯为左武卫将军，使他们在优裕的环境中客居长安，终老中国。但未发兵前往援助。

就在征灭波斯这一年，阿拉伯的使者也首次抵达长安。从那以后，唐王朝同阿拉伯帝国之间不断互通使节，双方保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唐朝把倭马亚王朝称作白衣大食，而把取代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称为黑衣大食。

海上丝绸之路

与陆路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唐宋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大大繁荣起来。

大唐帝国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也吸引着东南亚广大地区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遥远的印度洋诸国，这就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原来，定都于长安的唐帝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关心的是同中亚、西亚的陆路交往。主观上并未侧重海上交通与贸易事业。但是，伴随着大唐帝国国势的强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国家。广州承袭了秦汉以来的传统，继续发挥着国际海上贸易中心的作用。特别是由于隋代开凿了大运河，使洛阳与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大为突出，成为唐代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扬州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在南海方面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洛阳和扬州成了广州的新后援体。扬州不是唐帝国的都城，不在天子脚下而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大埠，令诗人杜牧写出“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样传诵千古的佳句，说明它所经营的商业和市场，已不再局限于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市民的需求。这对于海上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

公元7世纪，南海海上交通与贸易大大活跃。它表现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诸国的纷纷来朝上。波斯商人抵达南海，再北上中国沿海诸港活动；再进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渐渐成为南海贸易的居间商，他们的商船更逐渐成为南海、印度洋地区来华贸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这种形势的发展，终于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够重视。公元8世纪初，即714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唐朝设立了一个新的、专门负责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唐代中国逐渐重视海上贸易，并不是偶然的。与陆路交通状况相比，海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征灭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以及此后唐帝国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使陆上交通受到影响；同时，唐代中国造船业更加发达，造出的“埤仓”巨舶，长50～60米，可载五六百人。此时的中国海船已完全具有远航能力，无须像汉代那样，“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写下的《东来中国行记》中说，中国船经常停泊在波斯湾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和宝石矿》这部历史名著（写成于947年，距唐亡后未久）中，则记述了中国船舶经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波拉和巴士拉”。

这一时期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质量、规模和航海技术等也均有长足的进步。它们当中的“昆仑船”、“锡兰船”等，都享誉中外。在唐中叶，据说锡兰船是外国船中最大者，其规模长20丈，载六七百人。至于阿拉伯与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数丈”，其规模可想而知。当时埃及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团，就有数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处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识之大成，唐代的贾耽于公元800年前后记述了那条著名的南海大商道，当时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当时南海中的大国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古国）；经过马来半岛西岸，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度。由印度再驶向阿曼湾，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最终可从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国首都报达（即巴格达）。华船从广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时间，大约共需要三个月左右。这条航线把中国、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连接起来，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国南方的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国家驶来的海船，帆樯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唐代宗在位时，每年抵达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4000艘，可见当时海上丝道，真是盛况空前。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港口与城市也发展起来。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还设有让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市区，都归市舶司管理。

这样，从中国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汇集在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着温润的海风，从海上沟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线平行的陆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动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大道”和“正路”。它东起苏伊士地峡，穿过锡尔提卡长达500公里的荒凉地带，沿着的黎波里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经过巴尔卡、的黎波里、凯鲁万、塞蒂夫、提阿雷特，直达非斯。这条驿道从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计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驿路又通过沿海港口，同南欧、西欧各国连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边的丹吉尔，从海上越过直布罗陀可以通伊比利亚半岛。公元756年，倭马亚王朝后裔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王朝，很快繁荣富强起来，成为吸收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另一条海上航路从突尼斯和贝贾亚通向西西里岛。公元9世纪穆斯林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军事行动。此后西西里一直是向意大利传播东方文明的重要跳板。

宗教内传

唐帝国对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在它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上。伴随着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除了从西汉末年以来传入的佛教外，又相继从西方流入了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和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