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内外需动力结构的测度基准：“真实贡献”测度

自凯恩斯主义代替萨伊定律成为指导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的主导理论，需求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便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而需求又是由内需和外需两部分构成的，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外需主要是外贸出口。不同的国家，由于具有不同的区位和地缘条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资源禀赋特征，所以内需和外需往往在其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要定位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动力，就必须对一国内外需对经济发展的真实贡献结构做出客观的测度和评价。

2.2.1　内外需直接经济贡献的测度基准

国内外学者针对内外需动力结构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聚焦于内外需的直接经济贡献。测度内外需的直接经济贡献，即人为地切断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和互动关系，直接考察内需或外需的存量结构、流量结构和贡献结构，并结合一国经济现实对其进行必要的阐释和说明。本书将基于六大基准，按照层层修正的逻辑，对内外需直接经济贡献进行初步考察。

基准1：从三大需求要素角度衡量内外需对总需求的贡献。根据“总需求=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出口”，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占总需求的比重大致反映了内需对总需求的贡献，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大致反映了外需对总需求的贡献。1978年以来，我国三大需求的比重变动情况以1994年和2002年为分界点可分为三个阶段：1994年之前外需对总需求的贡献基本在10%左右，1994年前后开始接近20%，2002年之后超过20%，2005—2008年甚至接近30%，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逐步由内需为主向内外需并济过渡。1994年“汇改”和2001年“入世”对扩大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起到了关键作用。

基准2：以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内外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测度基准1虽然有效衡量了内外需对总需求的贡献，却没能在内外需与国民经济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按照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贸易盈余（净出口），从形式上看，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大致反映了内需所消化的国内生产总值，货物和服务贸易盈余（净出口）大致反映了外需所消化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盈余对GDP的年均贡献仅4.6%。这是否意味着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微乎其微呢？对此需要特别澄清：这一基准一方面只能衡量内外需对国民经济的存量和静态贡献，无法体现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流量和动态贡献；另一方面会把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进口也一并从出口中扣除，由此低估外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高估内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此外还无法区分“大进大出”和“小进小出”的国家经济属性，由此进一步低估外需的实际贡献。

基准3：从GDP增长拉动率角度衡量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克服基准2在衡量内外需对国民经济的流量贡献方面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测度内外需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以强化内外需动力结构考察的动态性。然而，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盈余对我国GDP增长的年均拉动率仍仅为6.29%，只有1989年、1990年、1997年等少数年份外需拉动率能达到40%以上。

基准4：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衡量“净”内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克服基准2乃至基准3共存的对内需高估和对外需低估的缺陷，需要对内外需进行更进一步的分解和“净化”。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公式“总需求=总供给”，“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出口=国内生产+进口”，三大需求拉动的供给既可能来自国内生产也可能来自进口。三大需求既可能拉动国内GDP增长，也可能拉动国外GDP增长，而只有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部分才能算是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要从三大需求中剔除各自拉动的国外增加值部分，需要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对进口进行分解，即：

国内增加值=（最终消费-用于消费的进口）+（资本形成-用于资本形成的进口）+（出口-用于出口的进口）=净消费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净投资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净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

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即加工贸易出口在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加工贸易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效应远远小于一般贸易，因此可以将上式中的出口部分进一步分解为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即：

国内增加值=（最终消费-用于消费的进口）+（资本形成-用于资本形成的进口）+（加工贸易出口-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进口）+（非加工贸易出口-用于非加工贸易出口的进口）=净消费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净投资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加工贸易净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非加工贸易净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

据此测算，1978年以来“净”内外需对我国GDP增长的拉动率波动非常剧烈；但总体而言，外需正逐步占据半壁江山——2000年以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年均43.5%。

基准5：基于外贸依存度衡量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区别“大进大出”和“小进小出”国家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放弃对净出口的考察，而重点关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于是引入了外贸依存度指标[外贸依存度=（出口额/GDP）×10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趋升态势，2006年达到36.61%的历史峰值。然而，由于GDP的本质是“增加值”；而出口额的本质是“产值”或“销售收入”，其中既包括国内增加值也包括进口投入品价值。因此，要衡量出口对国民经济的真实贡献，需要从出口中剥离国外转移价值的部分。有鉴于此，可以设定“实际外贸依存度=（出口增加值/GDP）×100%”来反映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统计数据的匮乏，实际外贸依存度只能通过从出口额中扣除加工贸易进口部分的方式进行估算。显然，如此获得的估算值必然会高于真实值，但也仅为各年度外贸依存度的2/3左右。

基准6：参考产业结构衡量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较低。相应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高，外贸依存度就相对越低。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比重要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完全代表我国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进一步地，为了让世界各国的外需经济贡献可比，可以引入“商品外贸依存度=[商品出口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100%”。用此指标衡量，我国的外需贡献率也只是刚刚超过50%。

2.2.2　内外需间接经济贡献的作用机制

内需和外需并非相互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分别代表的国内经济和涉外经济并行统一于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态势下。从这个角度讲，纯粹的内需经济贡献或外需经济贡献是不存在的，外需会通过其内需创造机制对经济发展形成间接贡献，同样地，内需也会通过其外需创造机制对经济发展形成间接贡献。所以，要衡量内外需的间接经济贡献，就要了解内外需的相互创造机制。

外需创造内需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①外需作为最终需求可以带动国内生产的扩容和就业机会的创造，进而扩大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的来源，引致国内最终消费的增加；②由于发达国家具有相对我国更高的消费层次，因此外需扩大必然伴随着产品的换代、设备的改进和技术的升级，由此产生的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必然在质和量两个层面系统优化国内投资；③在出口导向战略或外贸扶持政策背景下，出于扩大外需的目的，政府会前瞻性地推动区域经济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建设等）的实施及外贸促进平台（如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的建设，并会设定不同类别的外贸扶持政策（如补贴、退税等），这些都会放大政府支出；④代表更高消费层次的外需会通过示范效应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升级；⑤外需还能够借助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促进内需扩大。

内需创造外需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在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加工贸易实施过程中，属于内需的原材料和技术设备进口是属于外需的产品出口的前提，可见内需可以直接创造外需；②国内投资扩张和产能释放，在提升国内市场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在强化整个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国际市场开拓能力；③面向先进技术设备和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需求在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同时，还会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改善贸易条件。

2.2.3　内外需“真实贡献”结构的测度

基于对内外需相互创造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要在内需的直接贡献中先剥离外需通过内需的间接贡献，再补入内需通过外需的间接贡献，即“内需的真实经济贡献=内需的直接贡献-外需的间接贡献+内需的间接贡献”；类似地，外需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则要在外需的直接贡献中先剥离内需通过外需的间接贡献，再补入外需通过内需的间接贡献，即“外需的真实经济贡献=外需的直接贡献-内需的间接贡献+外需的间接贡献”——由此才能准确衡量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内外需动力结构，进而客观定位一国经济发展的特定模式。

从这一认知视角出发，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可以大致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对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测度，只需聚焦于外需或内需任意一方。从现有层层修正的测度基准出发，本书认为从外需角度定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指标更充分，视角更完备，可行性更高。

（2）从直接贡献看，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可以测度出“净”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进一步地，从“净”外需中剥离国外价值转移的部分，则“净”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率为20%～25%。为了让“净”外需贡献在三次产业结构不同的国家之间横向可比，需要进一步剔除可贸易程度较低的第三产业对需求动力结构测度的干扰，则“净”商品外需对我国生产性行业产出增长的“净”贡献率达到50%左右。

（3）从间接贡献看，我国外需创造内需的传导路径通畅，运作机制高效：外向型经济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巨大，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出口商品的消费示范效应显著，区域经济战略和外贸出口政策实施效果突出。但内需创造外需的传导机制会由于国际经济危机的蔓延和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导入而有所阻滞：首先，全球性经济危机背景下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回归和新常态下我国内需主体地位的上升都会导致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加工贸易受到国内外政策的双向夹击。其次，受新常态下“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的引导，一方面，我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在资源环境压力下调整升级面临挑战；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投资推动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弯道超车”任重道远。

（4）从真实贡献看，在“内需创造外需”和外需创造内需此消彼长的总体格局下，“内需的真实经济贡献”从“内需的直接贡献”（约75%）中调出递增的“外需的间接贡献”并加入递减的“内需的间接贡献”后，综合贡献率约60%；“外需的真实经济贡献”在“外需的直接贡献”（约25%）中加入递增的“外需的间接贡献”并调出递减的“内需的间接贡献”后，综合贡献率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