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个全新的政治 文化区域的形成

第一节 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中东要地

“雅利安人之国”、伊朗或西方人眼中的古国波斯占据着我们称之为中东的战略枢纽。一些人认为它是在巍峨山脉庇护下的堡垒，另一些人则将它视为夹在南面波斯湾和北面里海两大洼地之间的三角地带；今天的它坐落于土耳其、阿拉伯诸国、印度、俄罗斯区域之间的交叉口，这充分解释了为什么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这片土地被这般竞相争夺，以及为什么其文化影响力得以超出中东这狭小的范围，而远播至欧洲和中国。

今天的伊朗位于一片部分地区干旱贫瘠的辽阔高原上，国土面积约164万平方公里，“其一侧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自然延伸，另一侧是中亚的西部边陲”[1]。伊朗群山环绕，使得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最低海拔在460米，而其六分之一领土的海拔超过2000米。

如此，在伊朗以北，里海沿岸多个亚热带气候的地区组成了一条长650公里、宽介于112与160公里之间的狭长地带。位于厄尔布鲁士山脚下，这些地区的高度从海拔3000米直降到海平面下27米，最终在这一位置上与一片长满芦苇和高草的宽阔沼泽汇合。守卫着这些地区并蔓延至呼罗珊的厄尔布鲁士山确实拥有多座山峰——剧烈火山活动的遗产，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德马峰，以其5671米的高度成为中东最高峰，山顶经年积雪。该地区的这一侧凭借其浓密的森林的确易守难攻。厄尔布鲁士山在阿富汗边界以弧线终结，其山脚浸没在一片干燥贫瘠的荒漠中。从没有入侵者能穿越这一屏障，无论是亚历山大带领的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从没有军队能侵犯居于这里的在古代传说中被称为“白鬼”的居民。这里是伊朗遭受外敌入侵时反抗者避难的“圣地”。

伊朗不仅在北面得到如此严密的防护，其西北直到东南也由扎格罗斯山脉守卫着。扎格罗斯山脉从亚美尼亚的领土起始，最终抵达波斯湾，绵延1000多公里，宽度有时超过200公里，由几条平行山脊组成，拥有多座高峰，包括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伊朗中央高地之间4548米的扎尔德峰。在西侧，数条河流将扎格罗斯山脉切分成多个窄长峡谷和长50至100公里、宽10至20公里的肥沃山谷。这里植被丰富，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橡树、榆树、枫树、朴树、榛树、开心果树和梨树，山沟里还长有柳树、杨树和悬铃木。在山脉与高原之间，零星的刺柏、巴旦杏树、有刺灌木和野果灌木在挣扎存活。当高山在南部海岸让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旅行者将从近2000米的海拔高度下降至一片海拔600米的阶梯高原，随后几乎无过渡与海岸汇合。如此构成的这一部分国土，其核心地区与北部同样难以进入，陆续生活在这里的人群，不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都十分善于利用这个天然壁垒。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族群先后首选山脊位置定居，这并非毫无缘由。事实上，平均海拔约900米，最高峰却超过3000米的伊朗高原由两个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区域组成。南方的一片，卢特沙漠，布满了石块和随风移动的沙丘，并在山坡位置上逐渐让位于更加肥沃的土地。从远古时代起，几处稀有的水源曾令这里出现长满葡萄、柽柳、杨树、椰枣树、爱神木、欧洲夹竹桃、刺槐、柳树、榆树、李树和桑树的绿洲。多个种族的人群曾在这里定居，靠着这一沙漠商队必经之路获益。

北边则是一片盐的海洋，卡维尔盐漠占据着伊朗高原长320公里、宽150公里的范围。断断续续的溪流偶尔打破它的单调。有人说，传说中的罗得之城就在这个地方，《古兰经》中对这个城市有所提及，《圣经》中将其称作所多玛。上帝亲手将其毁灭，并以盐撒满四处，使这片区域成为不毛之地。

在伊朗，人群定居点的选择取决于是否靠近水源，不论那水来自扎格罗斯山还是厄尔布鲁士山。在所有的河流之中，只有卡伦河可通航，因为其他河流都落差太大。尽管如此，卡伦河随着季节的变化，流量也在每秒200立方米至2125立方米之间摇摆，春季带来洪涝，夏季呈现干旱。人类凭借工程技术，在几个世纪中通过运河、水井和技术灌溉[2]得以驯服它的起伏涨落。对于这个缺水的文明，花园仍是一种奢侈。

这是一片表面上保存完好的地域，“骆驼、瞪羚与狮子的国度，但也同样适合养殖牛、马”[3]，反差强烈的堡垒高原，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丝绸之路上的必经通道，伊朗这个沸腾着文明与文化的熔炉，直至今日还不断激发着各方的欲望与野心。

本地已知最早的文明

对于伊朗高原上人类居住和社会生活的最早遗迹，围绕其时间定位的争论很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推测这些遗迹指向的年代约在七千甚至一万年前，而19世纪60至70年代由德黑兰大学考古系主导的研究通过撒格扎巴德（伊朗核心地区，萨韦附近）一座小城遗址的发现（七千年前，即公元前五千年）给出了较为清晰的回答，使人有理由推断这里人类存在的时期可能更早。而且，小城居民使用的语言并非雅利安语，有可能是前印欧语言。迄今为止，对此尚未有任何科学的解释。据此，我们可以比较保险地说，在接近公元前6千纪那个时期，一些游牧民族在这里逐渐定居，并占据了苏萨、锡亚尔克和卡尚西部高地肥沃的山坡，在此留下了今天我们所知的遗迹。然而，鉴于这些居民处于原始史时期的远古年代，在没有其他考古发现能够补充我们信息空缺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更精确的研究推断。

埃兰王国及其文明

雅利安人在伊朗的这片土地落户以前，一个非闪米特、非印欧的人种被证实曾在这里居住，居住时期从公元前至少4千纪末开始，居住地为底格里斯河谷东侧和伊朗高原西南侧，从扎格罗斯山坡一直延伸至波斯湾，相当于现在伊朗的胡齐斯坦省、法尔斯省西北部和伊拉克南部。这就是埃兰人。他们的王国被称为埃兰，偶尔也称为苏西亚纳——直至公元前1千纪，其版图都在不断变化——并自始至终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侧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述人和另一侧的米底人、波斯人支配甚至征服。

它的存在从19世纪末开始才分阶段被发现。然而，它在《圣经》中早已被提及（《创世记》10:22；《以斯拉记》4:9[4]），其中使用的“埃兰[5]”一词很可能意味着“高地，多山之国”，并既指一个国家也指其居民。文中的埃兰人指的是埃兰的后代，埃兰则是闪的长子，而闪又是诺亚的儿子。罗曼·葛施曼教授[6]作为该国的“发现者”，提出该国领土覆盖35万多平方公里，由多个微型地区组成，以苏萨为首都。它坐拥山坡的优势地理位置，那里分布着大量矿藏和一个被卡伦河及其支流灌溉的辽阔山谷。这一王国是城邦制。尽管权力斗争不断，它与所有邻邦——巴比伦人、亚述人、加喜特人和卢卢比人——都开展商贸活动。在国家的顶层，一个国王和一个副王在多个诸侯的协助下保证国家的协同运作。

在其所有城邦中，除富足的苏萨以外，安善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脱颖而出，它位于连接伊朗高原西部与苏美尔国的商贸路线上。从公元前7世纪起，它就在伊朗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只因此地曾诞生了一个小国王，而他在日后将成为居鲁士大帝，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创立者。

埃兰人凭借美索不达米亚和周围不同文化的贡献，发展出光辉灿烂又具有创造力的文明。他们是出色的农民，擅长种植小麦和小米，而苏萨和安善的考古发掘证明他们的艺术，如在青铜器和瓷器的处理方面，与苏美尔艺术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却又不从属于它。公元前2千纪这里出现了气势恢宏的建筑：宫殿、神庙、多层金字形神塔，其中的装饰、浮雕和琉璃瓦点缀的宗教图案有一部分是从美索不达米亚神庙汲取的灵感。很早，埃兰人就与各邻邦建立了商贸关系，并向他们出口本国生产的宝石、金属和木材。他们也为半宝石提供仓储服务，如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对其需求量都很高[7]。

在宗教方面，不同地区尊崇不同的神。比如，在扎格罗斯山区的安善，人们信仰纳毗日沙（“大神”），他是本源之水和彼岸的象征，也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水神恩基的表兄弟。而在苏萨，人们则更偏爱因舒希纳克（“苏萨的主”）——春季大自然复苏之神，作为该城的保护神，他拥有自己的金字形神塔。

俗权与宗教保持着紧密关系，埃兰的君主既是神明的信使也是城邦的组织者。这一双重构建影响着后世的伊朗各帝国，俗权与神权在数个世纪中相互妥协、彼此渗透。埃兰的数千年文明就这样融合在波斯文明中，使其宝贵遗产得到保留和传承。

与美索不达米亚各王国的冲突

鉴于相关资料都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上古时期的资料更为稀少，埃兰的政治史尚不清晰。其政治史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以前就开始了。但通过考古研究只能看出在公元前3200至公元前2700年之间安善和苏萨在青铜和黄铜工艺方面的重要性。或许倚赖更加先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兰的这两个中心最终都发展出了属于它们自己的天地，并开始思考朝着富足的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文化、领土和商业扩张。

纯粹的埃兰政权的最早证据出现在公元前2700年，当时这一地区由苏萨北面的阿万王朝（前2700—前2210年）统治[8]。很可能在那个时期，这个王朝令周围的美索不达米亚邻邦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强大的商业对手。如果埃兰这个词出现在这些王国的泥版上，那他们之间最初的冲突也同时出现了。根据《苏美尔王表》（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记述了美索不达米亚从其疑似起源开始的历史），阿万王朝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启什的多个国王、阿卡德帝国、古蒂[9]）之间曾有过多次交锋，交锋的结果不尽相同。

对那个传说与史实混杂的时代所发生的所有政权运动进行详细说明实在太过复杂。然而，在伊朗高原这一区域的几个演变的关键时间点中，可以特别提到埃帕尔提王朝（约前1850—前1500年）对埃兰的统治，其创立者埃帕尔提一世自称“安善和苏萨之王”，在他杰出的统治时期，除其他功绩以外，他还发展了伊朗高原开采的锡矿贸易。其继承人本想将霸权扩展至美索不达米亚，他的巴比伦征服计划却被该城邦的第六位国王汉穆拉比（约前1792—前1750年在位）提前终止了。

尽管埃帕尔提王朝随后仍显现出些许辉煌，但最终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瓦解，从此被安善王朝取代。安善王朝和随后的基德努伊德王朝进一步推进了苏萨和安善的“埃兰化”，埃兰语接替了阿卡德语。接下来的三个世纪见证了权力多次的更迭，主要发生在巴比伦人与埃兰人之间，直到埃兰人舒特鲁克·纳克杭特（前1185—前1155年在位）和他的几个儿子自认有权统治高贵的巴比伦。在亚述人的帮助下，他们在公元前1155年达成所愿，使苏萨得以骄傲地在自己的城内保有如汉穆拉比法典和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雕像等珍贵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战利品。

这些胜利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巴比伦第四王朝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前1125—前1104年在位）利用一个埃兰首领的叛变，于公元前1115到公元前1110年间在卡伦河上大败埃兰。随之而来的是对安善和苏萨的洗劫，马尔杜克神像也一去不返。再次被征服、毁灭的埃兰在此后的三百五十多年中落入被遗忘的尘埃。

一个新的埃兰王国于公元前8世纪建立起来，但这次又消失在亚述巴尼拔（前668—约前627年）领导的亚述攻击劫掠中，他命人在一座浮雕上为他的荣耀刻下：“我用一个月将埃兰国化为一片废墟。我消灭了这里人的话语、家禽的吠鸣、鸟儿的歌声。从此，野兽将可以在这里平静地生活。”

如凤凰一般，埃兰虽伤痕累累，却又一次尝试浴火重生。但南方的一股势力已经崛起。从东北方远道而来的几个部落，印欧人，已经占领了这个地区：他们被称为“雅利安人”。他们善于耕作，是牧人和卓越的骑兵。他们比埃兰人体格更高大，特别是比他们更加骁勇善战。现在需要将他们考虑在这个地区的政治角力之内。然而，即使埃兰将消失在未来的伊朗大帝国之中，它也会通过对新社会发挥的影响力持续存在：埃兰语将被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古波斯语甚至是直接从新埃兰语的楔形文字汲取灵感，它的艺术和宗教继续开花结果，阿契美尼德多个国王沿用它的官僚体制，苏萨将依旧是一个伟大的都城，而埃兰人的短褂将被从侍卫到万王之王的所有社会阶层穿着[10]。

第二节 雅利安移民

印欧人的到来

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群向更为宜人的地域迁徙。自公元前2千纪（甚至可能自公元前3千纪）以来，数量有限的印欧人便开始离开他们的国土——其国土疆域“可以定位在南俄罗斯的欧亚平原[11]”，乌克兰、库班地区和西西伯利亚的冰冷草原。严酷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进行了长达数世纪的人口移居。他们的文明，尽管我们对其细节知之甚少，却似乎已经在社会和宗教方面形成了十分系统的架构。由强大的移民社群组成，他们沿两条路线向南进发，一条经由河中地区，另一条经由高加索地区，并分成两支队伍。

第一支取道北方和西北方，进驻到日后欧洲的部分地区，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周围融入原住民。第二支则穿越中亚，到达与今天的中国接壤的某些区域。这些自称为雅利安人[12]（意指“贵族”）的群体成员有些从属于相互对立的氏族，但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社会组织结构和宗教信仰。这第二支队伍日后被称为“印伊人”，因为他们兼具两种文明属性：印度文明和伊朗文明，二者拥有众多的近似点。面对帕米尔高原及其两座极高的山峰—列宁峰（7134米）和伊斯梅尔·索莫尼峰（7495米）[13]，雅利安群体在这一地区崎岖起伏的地形中出现了分裂。数量不多的人穿越了这一天险，并进入了阿拉霍西亚[14]和旁遮普地区，到达恒河边富足的印度平原，逐渐被印度原住民吸收同化。而其他能牧善战的雅利安人则选择另寻他所。他们有限的人口最终到达了“疆土辽阔却资源贫乏[15]”的伊朗中心地区，直到幼发拉底河，并在那里与源于亚洲的当地居民胡利安人混合并被其吸收，建立了米坦尼王国。罗曼·葛施曼称，在前1450年左右，这一新势力将其统治扩张至北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扎格罗斯北部山谷。纷争与野心最终令这一人群于公元前14世纪末消失，但其记忆却留存下来[16]。

在公元前1千纪初，印欧人又开始了新的一波双线移民。如果其中一支再次朝博斯普鲁斯和未来的欧洲进发，另一支也同样取道印度和未来伊朗的高原。对于其移民数量，学界看法不一：一种认为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渗透，接着通过武装入侵，或是最终将某个小疆域吞并，或是一个雅利安群体进入后为当地某个小王国提供服务[17]”，第二种认为“入侵者人口数量庞大且持续不断，我们相信，他们沿着与第一次相同的路线（高加索和河中）进入[18]”。鉴于这一次印欧人没有被原住民吸收同化，第二种观点似乎更可取信。与他们的祖辈不同，向东的那一支没能穿越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其中大多数转而西行，到达了扎格罗斯山环绕的干旱高原，他们将此地命名为Airyana vaejah——“雅利安国”，这一名称随后演变为Airya（雅利安）和后来的Iran（伊朗）。雅利安人对他们缓慢的渗透力和人数效应保有自信，决定在埃兰、巴比伦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年轻的乌拉尔图王国（亚拉拉特，日后将发展为亚美尼亚王国）这些已有的富足文明中间定居。面对这些历史悠久的民族，这第二波的伊朗移民将在四个世纪中尝试吸收这些原住民，他们将从这些本地人身上借鉴众多特性，并借此发展出他们自己在文化、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文明。

世界这一方的地缘政治格局自公元前8世纪末将重新洗牌：统治巴比伦的亚述帝国、乌拉尔图王国和正在崛起的印欧势力开始激烈角逐，他们中的一方在未来某日将可能缔造出一个“世界帝国”。

辛梅里亚人和斯基泰人

根据希罗多德[19]（约前484—约前425年）的记述，在其他印欧移民中，同样操一种伊朗语言的辛梅里亚人和斯基泰人也曾在伊朗的建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早的辛梅里亚人“与斯基泰人有紧密的亲缘关系或者可能是斯基泰人的一支[20]”。在另一些史学家看来，情况刚好与此相反，斯基泰人是他们的一支。如果认可习惯上归于他们名下的博罗季诺和乔尔特基夫等地的宝物，辛梅里亚人至少自公元前14世纪就定居并生活在高加索北部。克里米亚很可能因他们而得名。作为草原上勇猛的骑兵[21]，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南方一些势力（乌拉尔图、亚述和扎格罗斯地区一些权贵）的雇佣兵。他们在斯基泰人的追赶下，或是沿着斯基泰人的足迹，在某段时间曾亲近与他们几乎操伊朗语族之下的同一语言的米底人。在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前后，他们与米底人一起或独自向乌拉尔图王国发起了进攻，并战胜了鲁萨一世国王，接着他们又攻打强大的亚述，但以失败告终。被击退后，他们中的某些人沿陡峭的扎格罗斯山崖下行，来到洛雷斯坦并在此落户，数量更多的其他人选择继续朝小亚细亚远征，并占据了安纳托利亚和弗里吉亚，于公元前8世纪击败了米达斯国王，随后在同一世纪中叶又打垮了吕底亚国王盖吉兹。然而，世界这一方的政局风云莫测，约公元前7世纪中叶他们被盖吉兹的一个继承人阿吕亚泰斯（约前618—前561年在位）逐出这一地区。他们最后的踪迹出现在亚述编年史的公元前605年[22]，这一年他们与尼布甲尼撒二世交战并从此销声匿迹，除非认定洛雷斯坦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这里出土的艺术品，特别是青铜器和铁器，为世界各大博物馆提供了众多馆藏珍品。

与辛梅里亚人同时期的斯基泰人，无论是他们的兄弟、表兄弟，还是他们征服大业的接力者，也在伊朗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们源于亚洲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哈萨克斯坦和蒙古西部地区，于公元前8世纪前在那里从农耕民族变为游牧民族，并发展出了高超的骑兵作战本领。西方古代的史学家将涵盖多瑙河和顿河之间、希腊北部、黑海沿岸的西部地区称为斯基提亚，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斯基泰人的生活范围一直局限在这一区域，但事实远非如此，他们对亚洲的扩张大大超出欧洲。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建造的陵墓追踪他们在亚洲游牧的足迹，这些库尔干（坟墩）中有些宏伟壮观，里面发现了众多神人同形的墓碑和刻有动物图案的岩石[23]。当西部地区的斯基泰族群忙着驱赶辛梅里亚人时，另一些斯基泰族群则继续朝亚述方向行进，并在此地与亚述巴尼拔结盟，一同对抗米底人（前669—前626年），随后又与盟友反目，洗劫了美索不达米亚和犹太，长驱直入攻占埃及，最终在普萨美提克一世法老的赎金交换下撤离。精于抢掠的斯基泰人随后重返黑海的草原地区，在那里阻挡希腊人扩张的同时也与其进行大规模商贸交易，他们积极参与艺术创作，以其精美工艺品尤其是多重狮鹫黄金首饰闻名。

另一群被波斯人称为萨迦人的斯基泰人在阿特罗帕特尼（今天的阿塞拜疆，在乌尔米亚湖、里海周围，后来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安家。坚守游牧习俗的他们是独立而凶狠的骑手，并发展出骑马射箭的技能，令他们很快成为颇受青睐的雇佣兵。在他们之中，一个斯基泰中亚部落，帕尼人，将侵占伊朗高原的东北部，范围涵盖今天位于呼罗珊、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一片地区。他们被称为安息人，将在几个世纪后因创立安息王朝而声名远播[24]。

米底人与波斯人

印欧移民的族群众多，但对未来的伊朗最重要的族群必定是公元前9世纪中叶以后的米底人和波斯人。骑兵、武士、妇女、儿童、牲畜一同到来，他们通过缓慢的移民为日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并占据了伊朗高原：米底人落户在乌尔米亚湖东南侧的哈马丹地区；而波斯人分布在更南边，在乌尔米亚湖的西侧和西南侧。亚述王朝萨尔马纳塞尔三世（前884—前824年在位）的编年史将他们称为“玛代”和“帕尔苏阿”[25]。与米底人不同，波斯人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就选择离开乌尔米亚地区，沿扎格罗斯山脉的褶皱地带去往更南部的地域，并在今天胡齐斯坦省舒什塔尔城的东侧、阿瓦士附近的地区落脚，他们将这一地区命名为“帕尔苏阿舒”或“帕尔苏玛什”。该地区“对应扎格罗斯山的山嘴”，大面积覆盖埃兰国土，“埃兰王国允许这些部落进入其领地并给他们分配了一块人烟稀少的区域[26]”。他们此时尚且势单力薄，很快就臣服于乌拉尔图王国，这个相对衰败的亚述而言正在崛起的国家，将从乌拉尔图人那里学习建筑和灌溉技术，并应用到他们未来的法尔斯领地上。

为了生存，也为能够长久定居，米底和波斯骑兵像其他印欧移民的骑兵一样积极加入雇佣兵的行列，为时常与邻邦交战的本地豪门效力。他们因灵活的战斗力受到赏识，很快就被任命为部队头领，不时带兵打仗。不知不觉中，他们接管了一些村镇，接着是整片地区的实权，取代了原有的亲王，并在这些地区推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有防御性城墙的新城市涌现出来。砖石砌成的城墙、水塔和水沟、带雉堞的石基天台逐渐取代了坑道、木桩栅栏、凸出的棱堡和开放的花园，预示着米底未来都城埃克巴坦那（今哈马丹）的建筑风格。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从居住之地变为权力与征服的空间。同时，雅利安人也对旧式的丧葬规范进行了改良。比如在锡亚尔克，死人不再埋在房屋下面，而是葬在城市和村镇外的围场中，如此形成了城市大公墓。死去的武士和骑兵在下葬前都被穿戴上代表他们生前属性的衣饰：头盔、首饰、骑马的装备等。社会结构也逐渐演变：在王公、贵族和诸侯、自耕农、矿主、奴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等级分化。所有这些缓慢的结构性演变说明，生活在其他族群中的雅利安人缓慢但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对其他族群的支配权。然而，他们的政治根基仍旧脆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距离地区霸主的地位还十分遥远。

事实上，尚未统一的米底人很快就饱受占据着今天库尔德斯坦一大片地区的亚述、乌拉尔图和马纳[27]王国军队的欺凌，公元前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见证了亚述的复兴，在萨尔贡二世的领导下，亚述人入侵了乌拉尔图、米底和帕尔苏阿，并放逐了一部分人口。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一个被放逐的米底国王达亚库（古希腊人称其为迪奥塞斯）的儿子在亚述的压迫下发起抵抗。他被希罗多德命名弗拉欧尔特斯（前675—前653年在位），在大流士一世时代的贝希斯敦铭文中被称为克什特里塔，他努力联合所有米底人，并让辛梅里亚人和波斯人也集结在他的麾下。

波斯人在阿契美尼斯国王（约前688—前675年在位）的统治下已经建立了安善这个波斯小王国[28]，一个未来强国的卑微起点。尽管在政治方面仍然处于松散状态，但波斯人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此外，正如罗曼·葛施曼、弗拉基米尔·米诺尔斯基和拉姆什·赛格维指出的，安善王国的波斯人还设计出一套楔形字母，相对于“亚述人的表意和音节文字”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这几位史学家同时特别强调他们在建筑方面的选择，比如在今天胡齐斯坦省马斯吉德苏莱曼市周围考古发掘时挖出的这座依山大平台，它被建在扎格罗斯山和巴赫蒂亚里的群山山坡上，有几条可供登顶，其中一条宽度超过25米。这一建筑结构既非埃兰风格也非亚述风格，却显现出乌拉尔图王国的建筑样式，而波斯人曾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在乌尔米亚湖畔与之为邻。他们无疑是汲取了乌拉尔图建筑的灵感，从而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皇家建筑和宗教建筑，因为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在某些这样的平台上曾建造有祭火庙，以敬被这位古希腊史学家称为“宙斯”的阿胡拉·玛兹达[29]。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波利斯将奉行这一建筑原则。尽管拥有独创性和有序的社会结构，这一波斯王国却没能在公元前670年前后逃脱沦为弗拉欧尔特斯统治下的米底王国的附庸的命运，而这时阿契美尼斯的儿子铁伊斯佩斯（前675—前640年在位）才刚继位不久。

尽管弗拉欧尔特斯在王国平定之路上斩获了一些成功，整个过程还是举步维艰。诚然，这位国王将米底国土扩展至德马峰东侧的哈马丹至位于伊朗高地中央的沙漠边缘，侵吞了一部分埃兰领土。然而，因对其刚刚展现出的实力和快速赢得的胜利过于自信，他决定对繁华的亚述国都尼尼微发起致命一击。但亚述人在居于乌尔米亚湖畔的斯基泰人的帮助下粉碎了他的野心，在拉杰斯平原消灭了他的军队——可能还要加上他的几个波斯诸侯国的军队。弗拉欧尔特斯在战斗中身亡，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米底在随后的二十八年（前653—前625年）中一直受制于斯基泰人[30]。

一个帝国的形成

弗拉欧尔特斯的死和埃兰国的衰落令波斯人获益，他们就此摆脱了宗主的枷锁。“安善国的小国王”铁伊斯佩斯从中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从而将国土拓展到帕尔斯省（今天的法尔斯省），这对于他的王国的未来是一个转折点。当前掌控了帕尔苏玛什、安善和帕尔斯的波斯人，尽管内部仍存在部族斗争，却已悄然跻身大国之列。

另一边，米底人尽管战败，却耐心地酝酿对斯基泰入侵者的复仇计划。弗拉欧尔特斯的儿子基亚克萨雷斯（前625—前585年在位），米底的第三任国王，在被迫承认自己附属国身份的同时重组了军队：他严肃军纪，学习敌方的战术，将骑兵与弓箭手分开，将持长矛和剑的重步兵与持弓箭和盾牌的轻步兵分开。将阿尔万德山脚下的埃克巴坦那作为国都，其名字意为“聚集地”，他以权力和繁荣的商贸关系与乌尔米亚湖周边地区以及里海东南的希尔卡尼亚省结盟，随后便发起了征服战争。

公元前615年在针对斯基泰人的战斗中，基亚克萨雷斯首次取得重大胜利，他事先在为斯基泰首领马地奥斯敬献的酒宴上命人将其灌醉后杀害。

鉴于马纳人和波斯人重新承认了他的宗主国地位，基亚克萨雷斯此时可以放开手脚攻打至今无人能敌的亚述帝国了。他首先进入了底格里斯河的一条重要支流——迪亚拉河上的哈哈尔城，那是位于扎格罗斯山谷中的一座行政城市，从这里他打开了通往尼尼微的道路。

他的军事进展引起了那波勃来萨（古希腊人的萨达那帕拉）的兴趣。后者曾在亚述国王授权下担任巴比伦总督，后于公元前626年趁亚述巴尼拔去世之机使巴比伦摆脱了亚述的管辖。在随后一年里，他在与亚述巴尼拔之子的一场战斗中取胜，在巴比伦自称迦勒底王，开启了巴比伦的迦勒底王朝[31]。不过这位胜利者却于公元前616年和公元前615年在亚述城前失利。基亚克萨雷斯也知道公元前615年的这次败绩，因为在这次战争中，亚述人得到了斯基泰人的帮助。

于是，巴比伦与米底决定联手抗击亚述。基亚克萨雷斯的孙女阿米提斯与那波勃来萨的继承人，未来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前605—前562年在位）之间的联姻确立了这一同盟。这一次，同盟军包围了基尔库克（阿拉法），并于公元前615年将其攻陷，接着于公元前614年攻陷亚述城。国都尼尼微于公元前612年被夷为平地，乃至于就此从地球上消失，有《圣经》“预言”对此确证：“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那鸿书》，3:1，3:19）[32]。

曾经万众瞩目的亚述都城所遭受的浩劫具有如此强大的象征意义，甚至一些伊朗史学家[33]将伊朗雄起和帝国创立的起始点认定为尼尼微的毁灭之日，而不是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所确定的日期，即居鲁士大帝攻占巴比伦的公元前539年。

亚述的最后一位国王逃到哈兰避难，这座被古希腊人称之为卡雷的城市位于今天土耳其的东南部。尽管有埃及的救兵，它却也于公元前610到公元前609年沦陷。法老尼科二世的军队与亚述的余部会合，于公元前609年企图在今天的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城市卡赫美士发起反攻。刚刚接替父亲那波勃来萨继承王位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公元前605年在此克敌制胜，为强大的亚述王朝敲响了丧钟，战败的亚述从此从地区势力中消失。巴比伦国王借机入侵当时在埃及操控下的犹太王国，并将其变为他的受保护国[34]。

在另一条阵线上，乌拉尔图王国也在随后的几年在联军的进击下屈服，但史学家无法给出确切日期[35]。接着，乌拉尔图王国让位于同为印欧人的统治者，他们于公元前6世纪初在波斯的统治下建立起一个王国[36]。

胜利的基亚克萨雷斯和那波勃来萨（以及他之后的尼布甲尼撒）共同瓜分了西亚的领土。米底得到了埃兰、亚美尼亚、东安纳托利亚以及他们之前征服的地区的统治权；而巴比伦则占据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以及叙利亚。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满足。公元前605年，基亚克萨雷斯被吕底亚国王阿吕亚泰斯二世的财富所吸引，很可能是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协助或担保下，他以一起牵涉斯基泰人的外交摩擦为借口，于公元前590年向西扩张。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他们之间的战斗时断时续，五年之中始终没有分出胜负，直到一次日全食的出现（曾被米利都的泰勒斯“预言”），这次日食因令交战双方惊惧不已而加速了战争的终结[37]：二者签订和平协议，并以基亚克萨雷斯之子阿斯提阿格斯与阿吕亚泰斯二世之女，王储克罗伊斯之妹阿丽埃尼斯之间的和亲为最终结果。和平协议中将哈里斯河认定为两国的边界。于是，当阿斯提阿格斯于公元前585年继位成为米底国王时，他的妻兄是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女婿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

他们之间虽已结盟，但米底的崛起仍令尼布甲尼撒感到不安。于是，他一方面决定加强北部边界的防守，另一方面——尽管犹太王国自公元前605年理论上已经归他支配——却于公元前588年发起了征服犹太王国首都耶路撒冷的战争。这一事件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在《圣经》[38]和《巴比伦编年史》中都有大篇幅的记载。事实上，在卡赫美士之战（公元前605年）和犹太王国沦为附属国的四年后，众多被奴役的民族纷纷反抗宗主国巴比伦。其中，犹太国王约雅敬拒绝进贡，并与强大的埃及联合。尼布甲尼撒二世立即出兵，在数场苦战后于公元前597年将叛乱平息，约雅敬也在战争中丧命。降伏了犹太王国，掠夺了圣殿，胜利者将约雅敬之子约雅斤流放巴比伦，陪同他一起流放的还有犹太王国的一万名士族精英[39]。接着，他将约雅斤最小的弟弟，年仅二十一岁、温驯敦厚的西底家扶上犹太国的王位。

然而九年后，西底家在以东、摩押、亚扪、推罗、西顿使臣的联合怂恿下，无视先知耶利米的劝诫，发起叛乱并与埃及法老阿普里斯（前589—前570年在位）再次结盟。尼布甲尼撒二世担心这一局势会削弱他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进而阻碍他针对腓尼基的扩张计划，于是决定再次干预，并于公元前588年12月在没有遇到太多抵抗的情况下侵入犹太王国。兵至耶路撒冷，面对这一以厚实城墙防守、居住人口达一万五千人（众多到来的难民使人数暴涨[40]）的城市，他责令西底家投降，但后者拒绝了。在耶路撒冷之围持续了一年多之后，于公元前586年2月传来消息，犹太国王向埃及法老请求的救兵终于到了。整个耶路撒冷立时欢欣鼓舞，以为就此获救。但他们没有料到尼布甲尼撒二世的部队先发制人，一举击败埃及援军。耶路撒冷之围又一次开始，但这一次西底家只身一人，再无增援可以指望。城市居民出于恐慌四散奔逃，城内饥荒肆虐，乃至于某些史料记述了吃生肉的现象……尼布甲尼撒二世当时身在叙利亚，他的将军们攻破防御，进入这座精疲力竭的城市奸淫掳掠，以极端暴力的方式横行耶路撒冷。军队闯入耶路撒冷圣殿，杀死祭司，捣毁圣物。从地下通道逃到城外的西底家被擒，并押送至尼布甲尼撒面前。他被控叛国，并被迫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当场处死，之后他被刺瞎双眼，披枷戴锁遣送至巴比伦。至于耶路撒冷城，尼布甲尼撒二世犹豫再三后下令将其彻底毁灭。公元前586年8月，耶路撒冷城墙被推倒，宫殿和圣殿均遭焚毁。海勒姆（圣殿的标杆式建筑师）为圣殿留下的宝物（带有花饰的青铜柱子、乐器、圣器）或遭损毁，或被带到巴比伦，呛鼻的烟雾持续数周笼罩着这座殉难的城市。

耶路撒冷陷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第二批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从第一次之后，共计有两万人遭到流放，另一些犹太人逃往埃及，迦南土地上剩下的只有没有政治领袖、变得毫无威胁的农民。对于这个血腥的时期和犹太人去向巴比伦的流放，《诗篇》的一百五十首诗中只有一首（被认为是先知耶利米所作的《诗篇》137）提到了巴比伦这一情节，并描述了人们遭受的苦难：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

犹太王国已经毁灭。中东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都留给了这三股主要势力去分食：吕底亚、巴比伦和米底。他们在未来的冲突已经写入了犹太王国的预言里，后者还宣告了波斯兼米底人居鲁士大帝的降临。

古代的信仰

巴比伦人与米底人只是表面上相似。前者是闪米特人，后者是印欧人，他们两方——以不同的方式——都发展出了一套将城市管理与宗教紧密结合的文明。

巴比伦人将他们的都城看作世界的中心，将天地人的创造者马尔杜克[41]置于众神之首，而不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众神之王恩利尔[42]。他们在埃萨吉拉——“有着高耸尖塔的神庙”中膜拜他，神庙旁边屹立着高三十肘尺（约14米）的之字形塔——七曜塔，《圣经》中有关巴别塔的记述应该就是由它而来。跟随在马尔杜克身边的萨尔帕尼作为母神，也在埃萨吉拉庙受到供奉，庙里还放置了他们的婚床[43]。除了这对神祇夫妇，巴比伦也尊崇从美索不达米亚继承的其他神祇，其中包括：伊什塔尔——爱与战争的女神；利莉思——与暴风雨相关的女妖；米莉塔——巴比伦的维纳斯；纳布——文字之神；欣——月亮与黑夜之神；沙玛什——太阳神；塔木兹——春季与丰收之神；最后还有吉尔伽美什——神化了的英雄。

米底人，作为一个麻葛（法师）的民族，也从印欧祖先那里继承了古老而丰富的神祇。在前琐罗亚斯德[44]的神祇等级中，他们将阿胡拉·玛兹达置于最高地位。阿胡拉·玛兹达在宇宙之初孕育出阿沙，后者作为宇宙的规划布局，代表了“古老玛兹达系统的核心理念”，与“一个女性名字的本原，德鲁杰”对立，“德鲁杰可以大概翻译成‘欺骗’，她并非混乱无序，而是某种邪恶、虚假、欺骗的秩序[45]”。阿沙与德鲁杰之间的根本对立如同白昼与黑夜，仁爱世界与凶恶世界之间的对立。白昼与黑夜的两个理念调控着“使生命繁衍的大自然周而复始的循环[46]”。因此，祭神的仪式十分重要，因为其功能在于通过对神祇的膜拜维护宇宙的正常运行。尊崇这些神祇的人们将参与对创世的保卫，并获得末世奖赏，即升入天堂。

法兰西公学院教授让·凯兰斯对琐罗亚斯德教圣书[47]《阿维斯陀》进行了细致严谨的研究和分析，在前琐罗亚斯德的玛兹达教众神中，除阿胡拉·玛兹达以外，他还列出其他两位大神：阿婆姆·那婆特——滚烫的众水之孙，以及密特拉——契约之神。

阿婆姆·那婆特，“水中火”之神，对我们的逻辑提出考问。让·凯兰斯做出了一个解释：“江河湖海中隐藏着一个寄宿者，是水的至亲也是它的对立面：阿婆姆·那婆特。这对矛盾的组合建立在对祭祀仪式每个步骤自始至终的遵从上。人们汲水以做献祭之用，并在祭坛上点火，然后用水灭火，意即将火托付于水并还于河流……火孕育出一个胚胎，水庇护并养育它，然后它被从水中捞出，并再次通过木屑自发燃起。”

至于密特拉，他在前琐罗亚斯德的众神中也占据了中心位置，作为阿胡拉·玛兹达的眼睛，他是“白昼之光的代表、契约的守护神、冷酷的武士和送子神”，这“让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对国王或至少对政治领袖形象的升华[48]”。如此，他保证了部族间的团结。除了用多种牲畜（牛、马、羊）献祭，人们还在对他的祭祀仪式中饮用一种似乎是以麻黄制成的饮料：豪麻。豪麻其实是可以归于祭祀神的一种植物神[49]，榨出的这种饮料供主祭饮用并供奉给神祇。产生作用后，它能令灵魂飞入九天，一睹真光。然而，榨出后的纯汁具有毒性，会令饮用者出现腹泻，因此产生了那条富有争议的建议，即将其与奶混合后饮用。我们将在下面讲到玛兹达教的改革者查拉图斯特拉时再回到这个话题。

除了这些“主神”，有必要提及一众阿梅沙·斯彭塔（意为“推动进步的不死力量”），即圣人或大天使，最高天神阿胡拉·玛兹达通过这些从神介入世界的演变。他们的名字根据不同的翻译可能会有差异：阿沙·瓦希什塔（真理与天则），福胡·玛纳（善思），赫沙特拉·瓦伊里亚（自控或王权），斯彭塔·阿尔迈蒂（平和或虔敬），胡尔瓦塔特（向完美的演变），以及阿梅雷塔特（不朽）。

此外，玛兹达教还拥有众多其他神祇，其中包括希罗多德提到的月神马赫、土神扎姆、火神阿塔尔、风神伐由，这些神可承载和夺取生命。在这张必定不够详尽的清单中，至少还要加上阿娜希塔，她是水神、丰产之神、繁育之神和智慧之神[50]。作为密特拉的母亲，在某些学者看来，她与闪米特族的伊什塔尔女神十分近似，后者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前404—前358年在位）的统治下广受崇拜。最初，阿娜希塔象征着一条神话中的河流阿雷德维，其形容词为苏拉（强大）和阿娜希塔（无玷），而这形容词最终成为女神的名字。在几个世纪中，她的名字变为安娜希德，甚至娜希德。阿娜希塔的形象后来逐渐与阿芙洛狄忒接近。

玛兹达教混乱无序的神祇系统令信众的宗教情感时常淹没在重重的宗教仪式中。无论如何，至少这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感觉，他很快便通过惊人的哲学和伦理学方法对这一系统提出质疑。

查拉图斯特拉，倡导宗教改革的先知

无论被称为查拉图斯特拉，还是后来的扎尔多什特，又或是古希腊人惯用的琐罗亚斯德，鉴于有关他生平的史实与传奇如此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这位“伊朗先知”是否真正存在过，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时至今日仍然是个谜。

自从读到《阿维斯陀》（被安克特·得佩龙带回法国，并于1771年由他翻译出版[51]），西方学者[52]从没停止过努力，以厘清这部作品的年代从而确定所谓查拉图斯特拉改革的历史年代[53]。他们就此确定，《阿维斯陀》中有一部分比其他部分都古老得多。所谓“古老”的部分共五十多页，包含了一些诗歌（五篇《偈颂》）和散文（《耶斯那》之《哈普塔—哈提》，“七章的祭祀祷文”），呈现出一致的语言表达，并无明显的语言学演变迹象。然而，其时代确定却是一个学界难题。雅克·迪歇纳—吉耶曼[54]自1948年便断言，书中的《偈颂》“因其古老的语言特征与该著作的其他部分泾渭分明，并将其定位于《梨俱吠陀》创作的同时期，甚至更早的时代”。然而，印度的这一圣歌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900年。霍斯鲁·卡扎伊·帕尔蒂斯更是将《偈颂》定位于公元前1700年[55]。在学者中更加主流且极为谨慎的看法是，《阿维斯陀》的这一部分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间论断比早前提出的公元前660年—公元前583年[56]还是提前了很多。《阿维斯陀》中所谓“新近”的部分应该是从公元前6世纪末开始撰写的，并持续了一千年[57]。这些时间定位尽管跨度较大，却足以确定《偈颂》甚至《耶斯那》中的《哈普塔—哈提》的作者查拉图斯特拉的生活以及他进行改革的历史时期。然而，这一时间越早，便越能证明琐罗亚斯德教早于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

这一改革是从一个人开始的：祭司和先知——查拉图斯特拉。人们对他的传奇的了解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一部13世纪以波斯文编纂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教诲录》，今天仍被印度的帕西人奉为参照典籍。根据这一很可能是由众多早期口头和文字叙述汇编的辑录，查拉图斯特拉属于贵族种姓。他的父亲普卢沙斯帕和母亲多格赫多瓦生活在麻葛之国米底，一个在阿拉克王国的阿特罗帕特尼，另一个在拉加（靠近今天的德黑兰），二人相隔约500公里。一天，一束超自然的光芒从这位年轻女子的身上射出，将她的追求者吓得四散奔逃。祭司们怕是某种妖术，想要杀死多格赫多瓦以祭神明。她的父亲出面阻止，并将多格赫多瓦送到他朋友阿拉克国王处避难，她便在那里与普卢沙斯帕成婚。在这个四处受到邪恶力量威胁的世界，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查拉图斯特拉。

他刚一降生就开始发笑，这一奇观立刻引起了祭司们的反感，怀疑他中了魔法。他们尝试了六种方法铲除他：用匕首刺，用火烧，三次诱拐这个孩子想让他被牛或马踩死，被母狼咬死，以及对他下毒。但任何一种都没能得逞。邪恶力量终于退让了。

随后，查拉图斯特拉到了受教育的年纪。年仅十四岁的他在辩论中的表现超越了那些法学博士，这招致了祭司阶层的嫉妒，他们担心查拉图斯特拉会削弱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力。三十岁时，他在越来越多信众的跟随下远离故土。一条不可逾越的河流截住他的去路，造物主便让他从一座虚幻的桥上通过。他难道是被上帝选中的人吗？

一天早上，他来到阿富汗——雅利安传统国家——的边境，走到伊朗人的约旦河——达伊提耶河畔，沐浴净体。波浪四次没至他的喉部。他光芒四射地从水中走出，准备好再一次接受神启。他曾孤身一人度过十个寒暑，其间与阿胡拉·玛兹达进行了七次对话，从中获得将要实现的真理的启示。彼时，他开始向民众布道。当地的小国王和祭司们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质疑，因此都对他表现出敌意。于是他逃到哈蒙湖附近的锡斯坦，在那里他再次获得关于阿梅沙·斯彭塔和协助阿胡拉·玛兹达的大天使们的启示。凭借这些新的知识，他继续自己的传教活动，但因其倡导的伦理与一神论，他在锡斯坦再次受挫。

查拉图斯特拉只得再次启程北行。到达位于巴克特里亚的维斯塔斯帕（古希腊人称之为许斯塔斯普）王国时，一场与列坐于国王身边的神学家围绕神学问题的辩论正等着他。他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宗教立场得到了国王的青睐，可在座的其他人都对他怒不可遏，只等着第二天“报仇雪恨”。但这无济于事，第二天查拉图斯特拉再次获胜。依仗王室的支持，他在听众面前阐释了他来到此处的原因，以及以阿胡拉·玛兹达的名义进行的改革。然而，他低估了几名祭司的构陷能力，他们将查拉图斯特拉说成一个妄想将国王控制于掌中的巫师。这一次，查拉图斯特拉又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并终于得以宣扬其宗教改革，直到七十四岁在一座拜火庙执行祭祀仪式时被一名图兰人杀害。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宣讲了新生的福音，而这善的力量将旺盛地流转于这片土地。

撇开这一传奇，查拉图斯特拉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仍然存疑。让·凯兰斯认为，“查拉图斯特拉以《偈颂》——或至少是其中某些段落——的吟诵者的身份形象出现，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偈颂》的作者或者证明他真实存在过[58]”，然而对《偈颂》的研究令人相信这位吟诵者（或许也是作者？）是一位“扎奥塔尔”，也就是玛兹达教的司祭官，并且他以古阿维斯陀语表达，使人想象他应该生活在今天巴克特里亚地区的阿富汗一侧。不同于《阿维斯陀》的新近部分，《偈颂》的抒情诗体裁体现出鲜明的个性：他在提到自己及其情感时总是与世界的组织者、善神阿胡拉·玛兹达保持紧密的联系。无论对《偈颂》做何种翻译——多数翻译偏向“学术”，其他某些翻译则更加“随性”——“我们都从中看到其以相同的抒情表达方式对造物主进行着直接倾诉，通过同样的祝圣连祷表达着我们可以称为一种道德或一种哲学的基本原则，对找到长远答案发出同样热切的提问，对主启示的道路怀有同样的信心，但在超出人类所及的事物面前保持着同样的谦卑，表现出同样的怀疑，以及对保护土、气、水、火四大基本元素从而融入生命和谐循环饱含同样的渴望[59]”。因为《偈颂》并非对人的布道，而是对神祇的颂歌，“用于为献祭仪式每个阶段的伴唱[60]”，其精髓可做如此解释。如果主祭遵从《偈颂》的指示，他将参与世界的协调和维护。对于这浩繁的计划，查拉图斯特拉这位同时代宗教的严厉批判者，将在长久对着圣火（阿塔尔）这唯一纯净的元素祷告后，总结出一套既实用又道德的学问。

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祀仪式中，火的确有助于精神与灵魂的升华。正如约翰娜·纳尔滕表述的[61]，火，被人以平庸的方式点燃后，在仪式中进入另一种境界：它是一星点神光，是阿胡拉·玛兹达的镜子。它朝天挺立，笔直如司祭官。克拉丽丝·海伦施密特和让·凯兰斯补充道：“通过它升空的运动，火证明它知道如何完成这一旅程。从人到神，它为后者带去祭品，对于前者它展示通往众神之所和彼岸的道路。”

因此，训导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提出对信仰玛兹达的反思，从而明示通往天堂的道路。在基督新教文化中浸淫极深或过深的德国学者马丁·奥格曾意图将这种文化挪移到伊朗，但这些围绕玛兹达教的反思并没有他于1861年想象的那么具有颠覆性，然而，无论如何，它仍然从本质上凭借一神论和二元伦理观为因祭司权力的影响而逐渐丧失其精髓的古代宗教输入了新鲜血液。它并非在宗教荒漠中横空出世，它源于对传统的拷问，对人与世界的至上原理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

在琐罗亚斯德教礼仪的核心认知中，法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并划定违法者的罪。从前的玛兹达教更加强调众神和假想中的神的意愿，但现在关注点转到了作为“改革”支柱的法上。此外，正如雅克·迪歇纳—吉耶曼表述的，“查拉图斯特拉除了一个神以外，排除所有其他的神，却让所有与他们有关的‘理念’留存下来”。

事实上，阿胡拉·玛兹达是《偈颂》中唯一提到且主宰这个新宗教系统的神。作为一个不能被描绘的精神概念，他替代了旧有的全部神祇，密特拉等神也因他丧失地位。他是全知且神通广大的“善神”。此外，他还囊括了男性（阿胡）和女性（玛兹达）元素[62]，主张两性平等，这也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一项原则。尽管那些阿梅沙·斯彭塔在《偈颂》中没有被提及，却有十个实体[63]被吸纳为阿胡拉·玛兹达的属性，并成为他介入世界演化的媒介。在他的规划中，人类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并在这些神力的帮助下做到“善思、善言、善行”。如此武装起来，人类将参与到“生命”本原（良善、智慧、光明）与“无生命”本原（邪恶、蒙昧、晦暗）的不断对抗中来。如果人类有权在两种势力之间做出选择，他也必须为此承担后果，这对于当时的思想是场革命。

对于查拉图斯特拉，这事关重大，因为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生命。比如，“让牛活命”意味着放弃对旧有的密特拉进行牲畜献祭的陋习，特别是在那个主要财富来源依靠养殖业的社会，数千头牲畜被不断屠宰献祭，使居民更加贫困，这绝不会是良善的表达。反之，对牲畜的爱护才是促成良性循环的要素。况且，养牛人口定居的表现之一，是对掠夺牲畜的游牧民生活的对抗，也就是对“错误”的对抗，这最终将有益于族群的致富和幸福。

《偈颂》中同时还主张放弃对豪麻的饮用，因为这一饮料会通过其致幻力令人失去自主意识。因此这也是对抗无生命的一种方式。对此，学界专家意见不一，因为玛兹达教徒仍继续饮用豪麻。在让·凯兰斯看来，“错误的教义是鼓励人们饮用纯豪麻……这让我们得出一个存疑的结论。表面上，《偈颂》中指的只是不好的豪麻，没有掺奶、红如火焰、令人腹泻的那种。而好的豪麻已经涵盖在福胡·玛纳中了[64]”。

无论如何，具有自由选择权的人类是正义事业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如果人们遵从先知制定的礼仪，生命将最终战胜无生命，阿胡拉·玛兹达将重新主宰整个世界。这一过程需要一场末日火灾，之后才能恢复黄金时代，实现世界的重生和造物主王国的降临。

好人与恶人死后，他们的灵魂都将在“筛选通道”的入口受到阿胡拉·玛兹达的筛选和审判。正直的人将进入被称为“圣歌之家”“善思帝国”或“繁盛帝国”的天堂[65]；作恶的人将蜷缩在一个悲哀之所，一个类似炼狱的地方，最终的神意裁判会用火令所有灵魂和解。

这便是对查拉图斯特拉所传达的信息的极其精简的总结，这一信息号召人们顺应世界的组织方式，遵从保证这一组织方式的仪式，同时让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按照一种同时代的祭司时常忽视的伦理规范行事。

查拉图斯特拉是否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虽然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扩散到整个伊朗，它却没能让人们摒弃那些古老的信仰。诚然，阿契美尼德大帝大流士（前522—前486年在位）曾赞颂阿胡拉·玛兹达的光荣，正如波斯波利斯和帝王谷的石刻见证的：“伟大的主是阿胡拉·玛兹达，他创造了这地，他创造了这天，他创造了人类的繁荣，他让我称王，我大流士，众人唯一的王，众人唯一的首领。”然而请注意，正是这位大流士，他除了阿胡拉·玛兹达也提到了“其他存在的众神”，正如迪歇纳—吉耶曼指出的，“可以肯定地说，查拉图斯特拉的传道与伊朗西部完全没有交集，而且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前很早进行的。大流士最多只认识了其训导被淡化、扭曲后的吉光片羽”。他的儿子薛西斯由此于公元前490至公元前480年间实行了琐罗亚斯德教历法，可以看到密特拉在其中拥有一席之地。

根据我们当前掌握的知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琐罗亚斯德教不只是通过将阿胡拉·玛兹达树立为唯一的核心神祇来对旧有的玛兹达教进行改革，它还提倡一种宽容的生活伦理，这种伦理基于传统，又适应当下的社会。如此，尽管先知有言在先，在大神旁边供奉密特拉和阿娜希塔的现象仍比比皆是，饮用豪麻（很可能与奶混合）也颇为常见。这些宽容的宗教态度令琐罗亚斯德教直到阿拉伯人入侵时仍然存在。几个世纪后的萨珊王朝，它成为国教。此外，如果从公元1世纪开始罗马世界被密特拉神秘主义宗教主宰，弗兰茨·屈蒙[66]强调密特拉教只不过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罗马说法”——我们可以这么说，它虽被扭曲却源远流长。

向创建帝国迈进：从米底人到波斯人

尽管自公元前2千纪开始，先后由印欧人、玛兹达教徒和查拉图斯特拉勾勒出的宗教、道德，甚至意识形态前景开始让相互联盟或竞争的族群集结在一起，而基亚克萨雷斯也屡建战功，到公元前6世纪伊朗仍没能以一个稳定的形态正式诞生。诚然，这位米底国王将自己的霸权扩展到彼此千差万别、相隔甚远的地区，但我们不能赞同希罗多德的夸大其词，即这些地区从小亚细亚一直延伸至中亚。此外，公元前525年基亚克萨雷斯在统治四十九年后去世时，新生的“米底帝国”尚且脆弱。事实上，虽然基亚克萨雷斯对世界这一地区的未来拥有政治远见和征服的渴望，他的儿子阿斯提阿格斯却与他截然不同。阿斯提阿格斯出于上文中提到的原因迎娶的是吕底亚国王阿吕亚泰斯二世的女儿阿丽埃尼斯。

继承王位后，阿斯提阿格斯竟是以他对奢华生活的追求和对自己形象的关注而为人所知：他穿着华丽，描眉画眼，涂脂抹粉，跟随当时的潮流佩戴不计其数的项链和手镯。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他尤其害怕丧失他的王位，因此对身边的那些诸侯疑虑重重，害怕他们会对他逼宫。在他长达三十五年的统治中，尽管他的都城埃克巴坦那以其七层色彩不同的城墙、大大小小的宫殿和繁荣的商贸活动引人瞩目，他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民利益之上的治国方式还是令米底帝国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一个具有先兆性的梦令他惶恐不已。希罗多德记述道：“他梦见自己的女儿曼丹妮的尿淹没了他的都城，然后泛滥至整个亚洲。”在这个麻葛之国，这样的信息只可能是神谕。对阿斯提阿格斯来说，很明显，他必须尽快让女儿远离埃克巴坦那，且得将她许配给一个影响力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小贵族。他立刻就想到安善，那个被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家族统治的小诸侯国，完全不曾料想这个占据埃兰部分国土及其周边地区的印欧表亲注定拥有辉煌的未来。这位冈比西（前600年—前559年在位），居鲁士一世（前640—前600年在位）的儿子，将是他理想的女婿人选。他是传奇的阿契美尼斯的后代，其祖父铁伊斯佩斯的两个儿子阿里亚拉姆尼斯（前640—前590年在位）与居鲁士一世将继承的国土一分为二，前者获得了法尔斯，后者获得了帕尔苏玛什和安善。诚然，冈比西在战胜了阿里亚拉姆尼斯之子阿萨姆斯[67]后将这两个小波斯王国统一在他的王权之下，但阿斯提阿格斯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任何能对他造成危害的雄心壮志。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拥有双重王室血统和阿斯提阿格斯王位合法继承权的曼丹妮被从繁华的埃克巴坦那发送到远方，在凄凉的小国安善定居。阿斯提阿格斯终于可以喘息了。

一年后，焦虑再次攫住了他。又一个梦侵扰了他的酣眠：他梦见他女儿的肚子里长出一条强大的葡萄藤，其枝蔓将整个亚洲紧紧缠绕。接到紧急召见的祭司们警告他，他的王位将马上面临威胁：他的女儿已经怀孕，她腹中的孩子将使他灭亡。他必须当机立断。阿斯提阿格斯立刻向安善派去信使，在没有向他女儿和冈比西做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将曼丹妮强行接回，并关在埃克巴坦那王宫一间与世隔绝的侧室中，命人日夜监视她的孕程。他最为恐惧的是女儿会在分娩后携子逃回安善，而在最近的几个梦境进一步确认了他的担忧后，他打算除掉那个即将降生的孩子。

公元前559年，曼丹妮的儿子，米底与波斯王朝的继承人出世了[68]。阿斯提阿格斯不是满怀欣喜，而是深陷恐惧，他即刻传召自己禁卫军中的一位年轻上尉哈尔帕格，命他将孩子除掉。回到家后，难过得落泪的哈尔帕格向妻子透露了国王将他置于何种可怕的境地。杀害孩童有悖他的良知，抗旨不遵或承受王位继承人曼丹妮的怒火也同样使他寝食难安。于是他再三考虑后决定，将婴儿托付给他的一个放牧人米特拉达铁斯，让他远离埃克巴坦那，居住在最为偏僻的山区。离开前，哈尔帕格命放牧人给孩子取其祖父的名字——居鲁士。“在神奇的巧合下”，放牧人的妻子斯伐考刚刚产下一个死婴。她便满心感激地接受了这个天赐的礼物，让居鲁士顶替了自己的孩子。她用居鲁士的襁褓包裹了自己儿子的尸体后，将其放入一个篮子，遗弃在山中。米特拉达铁斯禀报哈尔帕格，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如此在一个简陋的房屋中，“母狗”——斯伐考或斯伐果意为“母狗”——的养子在这个家庭中幸存下来[69]。

十年以后，这个孩子显示出惊人的智力和体魄。正如希罗多德描述的，“他的言谈似乎证明，他的出身比大家传说的更高”。不仅如此，年少的居鲁士已经称王了。有一天，在一场为大众熟知的游戏中[70]，他被同伴们选为国王，其他人则分担王宫总管、侍卫、亲信这些职位。小居鲁士对这一角色十分认真，向他的“臣民”分配各自的任务。鉴于他的一名“侍卫”拒绝服从一个“放牧人的儿子”，他命令其他“侍卫”对其进行鞭打。千不该万不该，这个被打的孩子是米底宫廷重臣阿腾巴列斯的儿子。孩子于是向父亲告状，并要他惩罚犯罪者。阿腾巴列斯携子入宫，向国王禀报：“国王请看，一个放牧人的儿子对我的儿子做了些什么！”阿斯提阿格斯盛怒之下传唤罪犯：“你一个小无赖如何胆敢对阿腾巴列斯的儿子下手？”居鲁士毫不畏缩，答道：“大人，我只是依法行事。村里的孩子们将我选为国王，所有人都服从于我，偏他不服。我这才惩罚了他。”

阿斯提阿格斯面对如此气概和逻辑，一时间竟哑然无语。正如希罗多德记述的，某种自家人的神情让他生疑……难道站在他面前的是曼丹妮的儿子，他自己的亲外孙？他召见哈尔帕格，后者承认自己没有完全遵旨办理：“当您将孩子交予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服从您的命令，不能辜负您的信任，但同时尽量不成为一个杀人犯。于是，我决定将孩子交给一个放牧人。我对他说：杀了他，这是国王的旨意！”放牧人也被传召到王宫，在死刑的威逼下，他讲述了所发生一切。鉴于他的诚实，国王将他无罪释放，让他回家去了。

然而，阿斯提阿格斯在心中酝酿着对哈尔帕格的可怕的报复计划，他对他说：“现在看来，这却是最好的结果，居鲁士活得好好的。我心里其实一直很内疚，我的女儿也拒绝再见我。既然如此，把你的儿子送来，让他认识一下我们这位起死回生的年轻人，还有你，也一起来享用晚宴吧。我今晚将向神明奉上丰厚的供品，是他们促成了这样的结局。”

恐怖之景象现于晚宴。事实上，国王让人呈上一盘盘鲜有人见识过的珍馐，其中包括一盘寡淡无味的炖肉。晚餐快结束时，哈尔帕格请求见自己的儿子。“你已经见过了，”阿斯提阿格斯答道，“还吃了呢。”事实上，小男孩刚到王宫，国王就命人将他杀了，为晚宴炖成一道菜。国王还为不幸的哈尔帕格准备了另一份礼物：一只盛放着他儿子人头和遗骸的大筐。疼痛是如此撕心裂肺，哈尔帕格咬着牙，提着那只骇人的大筐回了家。接下来的情节不难猜想，从这天起，他没有一天不在酝酿复仇。

在此期间，阿斯提阿格斯再次询问了祭司。他们向他保证，一切危险都已消除——居鲁士不是已经“统治”过他的玩伴们了吗？放了心的国王让孩子回到自己亲生父母在波斯的家。这个自命不凡的孩子又能把强大的米底王国怎样呢？

在回家的路上，居鲁士从随从那里获知了一切：他的出身、他刚刚逃离的陷阱。他什么也没说，因为当前是与亲生父母团聚的庆祝时刻。大家急不可待地想要了解米特拉达铁斯和斯伐考那对值得赞美的夫妇，以及居鲁士在山里自由快乐的生活。为了让他们失而复得的儿子奇迹般的回归显得更加神奇，并让神明的伟绩在整个王国得到赞颂，冈比西和曼丹妮放出消息，称居鲁士是被一只母狗救下并抚养大的。这个真假参半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演变成他的传奇。

传奇止步于此，让位于“历史”和居鲁士大帝将要建立的“世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