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历史文化与澳门

郑观应考证六则

邓景滨[1]

一 郑观应本名考

现行多部辞书，在介绍澳门历史名人，近代进步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郑观应的时候，往往使用了他的又名，而忽略了他的本名。例如1979年版的《辞海》：

郑观应，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

又如吴海林等主编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

又如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

郑观应，清代教育家、思想家。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

至于现行的书刊，更是无一例外地使用“郑观应”一名。

其实，郑观应是又名，他本名是郑官应。何以见得？依据有四。

一是郑观应本人生前几乎全用“郑官应”一名，只是偶尔使用又名“郑观应”。从《郑观应集》（夏东元编）中可以看到：“郑观应”之名，只在《盛世危言》五卷本、十四卷本、八卷本的题署中出现过。其余的《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等书的题署均为“郑官应”。在各篇内文中，亦以使用“官应”一名为多。

例如，在《南游日记》自序之末尾写道：“光绪十年岁次甲申孟秋月，香山郑官应谨识于羊城应元书院之熔经铸史斋。”在日记的前言中，则一连使用了五个“官应”之名。

又如，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李盛铎署检本之“自序”末行有题署：“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而在“香山郑观应”数字之左侧空白处加了一个朱印，上书“香山郑观应原名官应”。

又如，在《陶斋志果·序》中的题署为：“光绪二十六年春正月香山郑官应序于海上待鹤寓庐。”

又如，在《西行日记》自序末行中写道：“中华民国（元年）孟春香山郑官应书于海上居易草庐。”

又如，在《留致各埠分局管见五条》一文中的首行写道：“启者：官应昨奉本局董事会函委……”

又如，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的末行写道：“宣统元年中秋，香山郑官应又名观应自序濠镜待鹤山房。”

又如，在《续剑侠传》目录页之署名“香山郑官应陶斋辑”。

又如，在《救灾福报》再版序言文末题署：“香山郑观应，原名官应，陶斋氏谨序。时年八十。岁次辛酉第一日书于上海待鹤轩。”

直至郑逝世前写给招商局董事会的最后一封长信《辛酉年春致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书》亦先后26次提及“官应”之名。

可见，郑观应本人确是以郑官应作为本名，而郑观应只是他的“又名”而已。夏东元教授在《郑观应传》首章注释中亦肯定“官应”是他的本名，并说“数十年来著作家一般多写他的‘又名’‘观应’。本书除引文照原著写为‘官应’外，一概从俗写作‘观应’”。

二是所有的官方文件，均使用郑官应的本名。收录在《郑观应集》“附录”中的28份官方文件，无一例外，全部使用“郑官应”之名。

例如在“曾忠襄公奏请准郑绅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附片”中有文曰：“俯准郑官应于原籍广东香山县为其父封职郑文瑞、故母二品命妇郑陈氏循例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以昭激劝，出自圣主鸿慈。”

又如在“李文忠公奏广东香山县郑氏一门好善请将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并香山县志以示表彰附片”中有文曰：“俯准：广东香山县郑文瑞及伊子郑官应等姓名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并香山县志，借示表彰而资激劝。”

又如，在《彭刚直公密筹暗结暹罗袭取西贡密折》中有文曰：“现有三品衔候选道郑官应，广东香山人，自幼从海舶遍历越南、暹罗、新嘉坡等处，熟悉洋务。”

又如，在皖《抚邓筱帅奏保荐道员胪列实绩以备擢用折》有文曰：“……郑官应，深谙时务，志虑忠诚，曩年游历诸邦，研究中外利病得失，汇辑《盛世危言》一书，缕析条分，事多切要，臣前曾缮写进呈，钦奏朱批：‘留览’。……”

又如，在《郑观察广西政绩记》中有文曰：“郑陶斋观察官应，广东香山县人，其品性端直，学识淹通，心存君国，志在圣贤。”

三是郑观应的世侄吴尹全于光绪丙午（1906年）重阳后十日（十一月五日）为其撰述《偫鹤山人事略》，文中全部使用“郑官应”一名。内有句云：“山人郑姓，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晚年号罗浮偫鹤山人，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人，世居雍陌乡，迁居镜湖。”

四是郑氏之《郑雍陌祖房谱》以郑官应之名入谱：“官应公，字正翔，号陶斋。文瑞公次子，列贡生，候选分巡道，二品顶载，赏戴花翎，署理广西左江道，历办各省赈务，传旨嘉奖，敕令原籍督抚采入省县志乘。著有《盛世危言》一书，由苏藩邓方伯进呈，奉旨留览。……”

《郑雍陌祖房谱》只有“官应”一名而没有“观应”之名，而族内人亦只称他为“官应”，难怪时至今日，当地人在文章中仍是以“郑官应”名之。《中山文史》第十辑第69页，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编者按”：

郑官应又名郑观应，学术著作多以郑观应称谓，本刊根据郑氏《房谱》统称郑官应。

若按“名从其人”及尊重郑氏《房谱》的原则，理应称其本名“郑官应”。但目前在学术界中对于“郑观应”一名似乎有“以俗为正、积重难返”的现象，是否可以扭转或是否有必要扭转这个称谓，相信也不是一下子便可解决的。不过，无论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解决，那些以又名“郑观应”作为条目的辞典，倒确有必要清楚说明：

郑观应，本名郑官应。

二 郑观应题署考

汪宗衍的《艺文丛谈》内有题为《作者之字号》。篇首从陈垣的《坏鬼书生多别字，诚哉》一文谈起，旁征博引，论证古人除称名外，尚有称字、称号、称官、称谥、称室名、称籍贯。今读郑观应诗文，益觉此言不谬。郑氏字号甚多，仅中年自号之“待鹤”，于其书斋、诗文、著述中便有多种不同的题署。

（一）待鹤斋

郑观应在其第一本政论文集《救时揭要》的“序”末，有“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冬至日，铁城红黑海五柳居荥阳氏识于沪上待鹤斋”的题署。这是郑氏首次在文集中使用“待鹤”之号。时为1872年，郑氏31岁。题署的“铁城”是香山县城石岐的别称，“荥阳氏”则为郑氏之代称，因郑州荥阳原是郑姓发祥地，始于春秋时的郑国。

郑氏在其第二部政论文集《易言》（三十六篇本）的“自序”篇末，亦有“光绪元年暮春之初，铁城杞忧生自序于海上待鹤斋”的题署。时为1875年。“杞忧生”亦为郑氏之别号。

（二）偫鹤斋

偫，有两读：一读如“似”，义为储备、完备。一读如“待”，义同待；朱骏声《通训定声》：“从人，从待，会意，待亦声，实与‘待’同字。”郑氏使用此字当取后者音义，故“偫鹤斋”即“待鹤斋”。

郑氏于《易言》（二十篇本）的“自序”篇末，有“光绪元年中秋日，铁城慕雍山人荥阳氏自序于海上偫鹤斋”的题署。句中“慕雍山人”也是郑氏的号。

光绪庚子年（1900年），郑氏又于《盛世危言》八卷本的扉页亲笔题署“光绪庚子偫鹤斋重印”字样。

（三）待鹤轩

郑氏于逝世当年的正月初一，在《救灾福报》一书的再版序言文末题署：“香山郑观应，原名官应，陶斋氏谨序。时年八十。岁次辛酉第一日书于上海待鹤轩。”

（四）待隺书屋

隺，有三个读音。此处取与“鹤”相同之音义。唐人玄应《一切经音义》：“古文鹤，今作隺，同。”郑氏于光绪戊戌年（1898年）出版《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的内封，有“光绪戊戌午月刊于海上待隺书屋”的字样。“午月”即五月，因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正月），二、三、四、五月分别为卯、辰、巳、午月。

（五）待鹤山房

光绪戊戌年（1898年）中秋，郑氏的谈玄诗结集付刊，书名题为《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

宣统己酉年（1909年）中秋，郑氏在澳门郑家大屋完成《盛世危言后编》的编纂，并写下了该书的“自序”，篇末有“宣统元年中秋，香山郑官应又名观应自序于濠镜待鹤山房”字样。“濠镜”为澳门雅称。

（六）待鹤山人

郑氏有直接使用“待鹤山人”者，如民国九年庚申（1920年）冬至日排印的《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有在“待鹤山人”前加道家福地“罗浮”者，如宣统元年（1909年）二卷本《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也有将“待鹤山人”写成“偫鹤山人”者，如光绪戊戌年（1898年）一卷本《罗浮偫鹤山人诗草》。

（七）待鹤道人

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末行左侧空白处，钤有篆文朱印，上书“罗浮黄龙观待隺道人郑陶斋”。

鹤，自古以来就是道家的象征。“乘鹤”、“驾鹤”、“化鹤”等道家语，或指凡人得道或指道人羽化。而“待鹤”一语则寓期待得道之意。郑氏以“待鹤”自号，充分体现了他对道家的执著和追求！

三 郑观应“居易”号考

郑观应有多少个“号”？笔者综合了《辞海》、《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中国近代史词典》、《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中国文学大词典》等辞书所载，共有五个：

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罗浮待鹤山人。

再翻夏东元的《郑观应传》，首章介绍了郑观应的六个“号”，比其他辞书多出了一个“居易”之号。此号为其他辞书和专著所无，甚至连《郑雍陌祖房谱》也没有收录。究竟郑观应是否真的有这个号？

笔者经过一番考证，认为夏东元教授的写法是正确的：郑观应确有“居易”之号，是众辞书漏收了。

何以见得？有郑观应本人的题署为证。

一是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的“自序”篇末所题：“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五羊城，又称羊城，为广州城的别称，取五羊衔穗从天而降的传说，故羊城又有穗城之别称。

二是在《西行日记》之“自序”篇末所题：“中华民国（元年）孟春月香山郑官应书于海上居易草庐。”

文人自古均有以书斋名为号的习惯，郑观应以他的“居易山房”、“居易草庐”之名为号，完全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居易”之名，则有两种寓意：一是取顾况“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之反意；二是取《礼·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缴幸”之上句含意。郑观应之号是取哪一个含义呢？

据郑观应《训子侄》篇首段：“富贵天主张，由不得我，当居易以俟之；学问我主张，由不得天，当勉力而行之。”又据《丁酉杂感》诗的首四句：“祸兮福所倚，甘向苦中来。居易以俟命，讵贪不义财。”又据《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自序》中的：“居易俟命，以待输将。”我们可以断定郑观应“居易”之号是取自《中庸》，即安于平易之意。这也正好切合他那恬淡冲和的性格。

四 郑观应道号考

自古以来，学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为己，一为世。此正如夏同和为《罗浮偫鹤山人诗草》作序时所指出的：“特神仙家支派有二：有持厌世主义而仅为自了者，有持救世主义而自度度人者。如前之说，其人虽仙无裨于世，是方技家而非宗教家也；如后之说，大都由任侠而入于神仙者。纵不即仙，而抱此高尚纯洁之理想，或见之于行事，或著之于寓言，其足以感发当世之心思……”郑观应即为“持救世主义而自度度人者”也。他学习道术，不仅为求健身长寿，而且想借此拯救苍生。郑观应这一思想，经常在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例如，“为救灾黎且学仙”（《七十生日书怀》），“全凭法剑靖烽烟”（《狂吟》），“但得神丹坚骨髓，愿挥慧剑扫尘氛”（《将至渝城有感》），“欲求点铁成金术，普救灾黎四海清”（《敬步吕祖师呈种离祖师原韵》）。

郑观应晚年（至迟在78岁时）曾先后得到三位道教祖师的赐号，而且在诗中留下了记录。

一号“虚空”。此为吕纯阳祖师所赐。郑观应在《读吕祖寄白龙洞刘道人歌感作与同志并序》的诗序中写道：

吕祖集中有寄白龙洞燕相刘海蟾道人歌，言警意赅，诚度人之衣钵。虚空闻道有年，日尝捧诵以警身心，谨次原韵和之。

诗序中“虚空”后有郑观应的自注：“吕祖师赐名虚空。”可知“虚空”之名为吕师祖所赐。

二号“通济”。此为张三丰祖师所赐。郑观应在庚申年四月廿五、廿六日（即1920年10月6、7日）连续作诗以记。他在第一首《道院感怀敬呈张三丰祖师》写道：“通济底事学长生，欲行五愿对天鸣。”“何年得副名通济，尚盼恩施赐详细。”诗中首句“通济”后有郑观应的自注：“张祖师赐名通济。”在翌日的第二首《张三丰祖师赐和有感叠韵敬答》中，郑观应又写道：

昨承赐我名通济，神通普济事非细。

能令万国皆咸宁，天下穷民得生计。

句中既表明张三丰祖师昨赐道号“通济”，且意含“神通普济”，目的是为了“万国皆咸宁”、“穷民得生计”。这正符合郑观应济世的宗旨。

三号“一济”。此为陈抱一祖师所赐。郑观应在《陈抱一祖师与陈履白真人度式一子赋诗纪之并述近怀》中提及“一济敬祷大慈悲”，并在“一济”后自注：“陈祖师赐名一济。”可知“一济”道号为陈抱一祖师所赐。郑观应在该诗忆述昔日行止，如“护法求真曾变产，急公好义倾囊资”，“曩刊诗书数万卷，借此救世醒迷痴”，“两捐巨款筹公学，栽培后进与贫儿”，借此表明“云游四海拯疮痍”的宏愿。

这三个道号，郑观应使用最多的是“一济”。例如，在《致扬州万雯轩先生书》、《上吕纯阳祖师、陈抱一祖师、张三丰祖师》、《上孚佑帝君通明教主表文》及连续三篇《上吕纯阳祖师、陈抱一祖师、张三丰祖师、何合藏祖师禀》，先后使用“一济”道号达22次，并对时局表示深切的忧虑。其中《上吕纯阳祖师、陈抱一祖师、张三丰祖师》有云：

窃闻欧战虽停，内讧未已，中原逐鹿，南北分驰，众虎环伺，各逞其并吞割据之谋。政府失权，军、党只争私人之利。时局如斯，分裂不远，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三期浩劫将临之日乎？一济等同处漏舟，欲挽此劫，非得内圣外王之才如轩辕、太公者，固未能平治今之天下也。……

在信中，郑观应还请求祖师，让他创建“修真院”，以培养“真人材”：

如蒙恩准，一济等当集资创办，选合格者入院，认真潜修，俾人材日出，挽救五洲大劫，而大同之世可望矣。……

郑观应希望通过道术而度人济世，达至五洲大同的愿望，又一次在信中表露无遗。可惜，“以道济世”的良好愿望始终是一枕春梦而已！

由于郑观应生前很少使用这些道号，相信知此者亦甚少，故郑观应的道号，从未见有文章介绍过。在收录“郑观应”一名的众多辞书中，亦未见介绍。甚至连研究郑观应最详备的《郑观应传》也同样没有提及。然而，“虚空”、“通济”、“一济”这三个道号，毕竟是郑观应曾经拥有过，而且使用过的。为尊重历史，特撰写此文，以为补阙，并盼高明指正！

五 郑观应学道始年考

澳门历史名人、近代著名实业家郑观应，既是先进的思想家，又是虔诚的道教者。他一生学道不辍。其学道始于何年？据现存资料，并未见确指的具体年份；然据郑氏传世的文字资料，或可追溯出一个大概的年份。

《盛世危言后编》卷一“道术”有十多处提及学道的年期，其中有约数，也有整数。例如：

“待鹤自幼好道，博览丹经……”（《焚香祷告老祖师火龙真人疏文》）

“窃念童年访道，于兹四十余载……”（《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星加坡何君善园》）

“余少好道，……于兹四十余载。”（《道法纪纲》）

“弟虽访道四十余年……”（《覆苏州刘君传林书》）

“观应自童访道以来，于兹五十载……”（《重刊〈古书隐楼藏书〉序》）

“待鹤求道已五十年，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指示迷津；凡有善举无不尽力倡助，冀消魔障。”（《上张三丰祖师疏文》）

“官应夙慕神仙事业，曾读南派、北派、东派祖师丹经数十种，遍求丹诀已五十余年。”（《致刘和毅真人书》）

“观应枕葄丹经五十余载矣。”（《重刻〈陈注关尹子篇〉序》）

“兄夙抱成仙救世之苦志，遍处求师访道，于兹五十余年。”（《致月岩四弟书并寄示次儿润潮》）

以上提到的“少”、“童”、“幼”、“童年”均属泛指，“少”至何时，“幼”及何年，均不可考。至于文内的“四十余年（载）”、“五十年（载）”、“五十余年（载）”，均由于所引之文未有确实之系年，故无法由此推断出郑氏学道之始年。幸好下列的三文一诗尚能透露出著述年份，故可能进而推知学道之始年。

一是《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开篇首句云：“窃官应童年好道，于兹五十余载……”文题下有“丁巳年元旦上张三丰祖师表同”字样，可知此表文写于“丁巳年元旦”。

丁巳年即1917年，郑观应是年76岁，往上推“五十余载”，其学道始年最迟也不会超过26岁。

二是《致张静生道友书》。该书第二段首句云：“弟求道五十余年……”书中内文有“自顾行年七十有六”，故知此书写于郑氏76岁时。由此推算其学道始年与上同。

三是《〈还丹下手密旨〉序》。开篇首句为“观应慕道已六十年矣……”，内文提到“今已年将八秩”，“八秩”即80。可知此文写于年将80之时。上推“六十年”，则学道始年不迟于20岁。

四是《陈抱一祖师命式一子传谕一济到扬入室志感》。诗中首二句云：“行世七十八，求道六十年。”诗题的“一济”是郑观应的道号。郑氏是年78岁，上推60年，即18岁为学道之始年。

以上四则诗文所推算出来的三个学道始年分别是：不超过26岁，不迟于20岁，18岁。三个学道始年当取最早者，即不迟于18岁。夏东元教授在《郑观应年谱简编》中则将郑氏学道始年系于16岁，比“不迟于18岁”又早两年。然夏氏所据者何？年谱并未说明。

诚然，郑氏所提及的学道时间，多为晚年时的忆述，且时间也并不一致，或泛指，或虚指，或约数，极少是确数的。可见在郑氏的心目中，求道始年也只是一个模糊的约数而已。

为求接近比较真实的学道始年，笔者试图将考证的范围稍加扩阔，拟从如下两个方面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是从学道的地点去探讨。郑观应17岁前住在他的出生地香山雍陌，17岁在香山应童子试不第，乃奉父命前往上海学贾，开始独立谋生。按夏东元教授的系年，郑氏16岁时在香山雍陌开始学道。但据郑观应在78岁时撰写的《感赋七律八章借征身世》之三所云：“寄迹申江六十秋，寻真访道遍遨游”，则可知他“寄迹申江（上海）”时才开始“寻真访道”，至78岁时已有六十秋了。这正好验证了他到了上海的第二年才开始学道，而到上海的第二年则为18岁。

二是从学道的诱因去探讨。郑氏在《吕纯阳、张三丰两祖师〈仙迹诗选〉序》中提及他早年学道的诱因：“官应弱冠时撄疾病，自念‘人为万物之灵，岂有寿不如龟鹤’，锐志求道，凡三教经诗、诸子百家、占卜术数之学，靡不研究。”此语既说明了郑氏初因多病而学道，再由济己兼而济人、济世；又表明了他学道是在“弱冠”之年。弱冠，即男子20岁之别称。

鉴于目前所见的郑观应存世文字资料，均未有发现其学道始年早于18岁者，故郑观应的学道始年应以“18岁”为宜。

六 郑观应生卒年月考

1992年8月1日，由澳门中华教育会、中山市三乡同乡会、澳门历史学会（筹）联合举办的“纪念郑观应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澳门隆重举行。研讨会有一份材料介绍了中山市三乡中学黄文正老师近年发现《郑雍陌祖房谱》的情况，这对于解决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郑观应生卒年月极有帮助。

据资料介绍，该《房谱》第二条载：“本族世居闽江，先世名讳字号行第，生卒年月日娶葬士宦官职，俱抄自莆谱（注：福建莆田族谱）。入粤而后，谱牒始作于九世祖雍陌公，而今重修。上接九世而入粤一世，下至十世，传至廿九世，自是而后，议限以三十年一修，虽百世可知也。”

从《房谱》中我们可知郑观应的祖先郑雍陌由福建莆田迁徙香山（今中山），后以先祖雍陌之名为居所的地名，流传至今。换言之，现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郑氏族人，均为郑雍陌之后人。郑观应父亲文瑞是第22世祖，后迁往澳门居住，并建造了著名的郑家大屋。郑观应的名作《盛世危言》最后定稿本便于此编纂。

郑观应生于何年？据夏东元教授在《郑观应传》首章的注释所写，共有五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郑观应的出生时间，由于郑观应从未说过他生于哪一年，在叙述到自己年龄时说法不一，矛盾百出。于是学术界众说纷纭，从1840年到1844年五年，都有定为郑观应的生年的。

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

一是1841年。见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法律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等。

二是1842年。见1979年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广东科技出版社的《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等。

夏东元教授曾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有关郑观应的未刊资料中看到了上海一盲人于1892年为郑观应卜课和江西补用县丞何庚堂于1906年为郑观应算命留下的三份相同的生辰八字：“壬寅、丁未、申午、甲子。”经过推算，夏东元教授将郑观应的生年核定为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子时，即公元1842年7月24日。

证之近年发现的《郑雍陌祖房谱》，果然一丝不爽：郑观应在《房谱》中的生年正是“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七日”。

至于郑观应的卒年也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夏东元教授在《郑观应传》末章的注释写道：“关于郑观应去世的时间，有1920年、1921年、1922年和1923年四种说法。”

1920年说，见李育中《郑观应晚年的没落》[2]、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

1921年说，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法律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

1922年说，见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广东科技出版社的《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大辞典》等。

1923年说，见江熙《论郑观应》[3]等。

目前，比较流行的是1921年和1922年两说。夏东元教授最初曾采用郝延平在《十九世纪中国买办：东西文化的桥梁》注释中的“1923年在澳门去世”的说法，后来走访了郑观应的三子郑润燊，便采纳了郑润燊的口头忆述材料而将郑观应的卒年定于1922年5月。此后，夏东元教授在《郑观应传》和《郑观应集》中，均采用卒于1922年5月的说法。

然而，证之以《郑雍陌祖房谱》，则出现了较大的误差。《房谱》有一段关于郑观应的记载：

官应公，字正翔，号陶斋。文瑞公次子列贡生，候选分巡道，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署理广西左江道，历办各省赈务，传旨嘉奖，敕令原籍督抚采入省县志乘，著有《盛世危言》一书，由苏藩邓方伯进呈，奉旨留览。生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七日，卒于民国十年辛酉五月初七日，享寿八十。

《房谱》的记载，采用郑观应的本名郑官应，其生年与夏东元教授的考证完全一致，但卒年则不同于夏东元教授所定的年份。按理，应以《房谱》所载为是，“卒于民国十年辛酉”，即1921年。

也许有人提出质疑，夏东元教授所定的卒年是亲访郑观应三子郑润燊而得，哪还会有错？据夏东元的《郑观应传》（修订本）末章注释所载，郑润燊当时说：

我父死时正是我中学毕业那年，即1922年5月下旬，他卧病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二楼。病时我和我的两位妈妈（五妾、六妾）等六人轮流陪侍，死时我正在他身旁。死后，招商公学停课三周，出殡至联谊山庄，很排场，是按照清朝道台的仪节出殡的。次年暑假，我和两位妈妈护送灵柩回乡，葬于澳门前山。墓穴比较讲究，现在应该仍保存在那里。

夏东元教授根据“郑观应任招商公学驻校董事以来，从未去职，死于公学宿舍是可信的”，故而采用郑润燊的说法。

笔者认为，郑润燊忆述郑观应去世前后的细节应是可信的，但说“澳门前山”则不确：因为前山距离澳门约五公里，当年隶属过香山，现在隶属珠海，从来没有隶属过澳门。至于他所提及的年份，也可能因时间相距太长而有些误差。《郑雍陌房谱》所载的可靠性较强。该《房谱》30年一修，离郑观应逝世后最近的一次重订，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丁丑七月初四日，相隔只不过16年。然而郑润燊的忆述，据《郑观应传》注释所提供的线索，最早也在1979年或之后，距离郑观应逝世起码已有58年的时间：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卒年”的可靠性，当远比不上《房谱》所载。

稍后，笔者从《近代史研究》（双月刊）1994年第六期看到王学庄《郑观应的卒年》，文章引录了上海《申报》的两则讣告，其一刊于1921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初十）：

诰授荣禄大夫、原任广西左江道郑公陶斋，于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寿终，谨择于五月初十日酉时大殓，五月二十一日未刻发引，权厝闸北广肇山庄。哀此讣闻。幕设提篮桥华德路招商局公学内。郑慎余堂治丧处谨布。

其二刊于同年10月16日（农历六月十二日）：

不孝承重孙世雄等，罪孽深重，祸延显祖考清授荣禄大夫、广西左江道陶斋府君，痛于辛酉年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寿终于上海招商局公学驻校校董公寓，权厝闸北广肇山庄，择期扶柩回籍安葬。哀此讣闻。谨择夏历六月十三日领帖，幕设上海北四川路元济堂。昏迷失次，恕讣不周。不孝承重孙世雄、孤哀子润朝、润燊、润鑫泣血稽颡。

两则讣告均证实郑观应卒年为1921年。但具体日期却比《郑雍陌房谱》晚两天。按可靠性而言，两则讣告上的卒时（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应比16年后修订的《郑雍陌房谱》更为准确可靠。

综上所述，悬疑已久的郑观应生卒年月至此应有一个明确的定论：生于1842年7月24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十七日子时），卒于1921年6月14日（民国十年辛酉五月初九日寅时），享年80。

（本文章节分载于《岭南文史》，广州，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1994年第2期；张硕城主编《学术研究》，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6年第5期；《镜海钩沉》，澳门，澳门近代文学学会，1997。后全文收入邓景滨著《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澳门，澳门近代文学学会，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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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2] 1963年7月15日《羊城晚报》。

[3] 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