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编

第一篇 澳门文化定位

澳门文化两题

饶芃子[1]

澳门自1557年开埠，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400多年前，澳门被历史机遇推到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作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第一个窗口，澳门在历史上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澳门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保留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名胜古迹和文献资料。在澳门，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妈阁庙、普济禅院，也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大三巴牌坊、天主教堂，在大街小巷中，还有中西不同风格的建筑群，这些都表现了澳门地区中西方文化交汇多元、共生的特性。中国和欧洲各国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也极其丰富，除明清典籍中留下的大量关于澳门历史文化的记载，在澳门本地及葡、英、法、美、荷等国均藏有澳门历史文化的西文档案。面对澳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史学家断言：“澳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其历史文化价值足以与敦煌文书及其洞窟壁画相媲美。如果东西方学者能够像研究敦煌那样来研究澳门历史文化，同样可以使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2]当然，现在我们关注澳门文化，并非仅指澳门的文化遗物和资料，它应该包括中西文化交融而形成的新的思想观念和开放精神，因为这当中有未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澳门是具有世界文化影响和意义的地区，从澳门看中西方文明早期的碰撞和交融，研究她跨文化性质的内涵，包括源流、区域性质、生成原因和嬗变，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封”的学术话题。下面，仅就与此有关的两个问题进行论说。

一 小地区大文化

今天的澳门是一个只有40万人口20平方公里土地的半岛，地域很小。但一个地区的文化学术意义和价值并不决定于该地区的大小，而是在于她的内涵，她所蕴含的文化学术命题的价值和意义。澳门地区虽小，但历史独特，她的历史文化也是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所不能取代的。从历史上看，澳门原属广东省香山县，文化上与粤港两地一脉相承，都是有岭南特色的粤文化。在葡萄牙人1553～1557年据居澳门之前，这个小岛已有居民，早在木帆船时代澳门已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并且在16世纪初期就名传海外。[3]葡萄牙人入据后，澳门便逐渐发展成中国领土内一个独特的商贸海港。在殖民扩张热潮中，约有三个多世纪的时间，澳门地区处于中葡共处分治的局面，既有冲突，也有沟通，有过激烈的碰撞，也有相互迁就和包容。1888年，正式获得“永驻管理澳门”之权的葡萄牙当局，在澳门地区推行殖民政策，但由于岛上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澳门文化一直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生活在这里的华人，依然保持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一些土生葡人在澳门的地理人文环境中生活，也不同程度地追随华人文化，学习汉语，看中医，吃中药，甚至入庙拜神。葡国当局逐渐意识到保持华人文化传统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于1909年制定并通过《澳门华人风俗习惯法典》，将华人的风俗习惯制度化，这就形成了澳门地区中西合璧的独特文化。

澳门文化的中西合璧，体现在语言、宗教、民俗、建筑、饮食等多个方面，澳门是汉、葡、英三语通用的社会。民间用语主要是汉语（主体是粤方言），葡语是澳门政府的官方用语，英语则主要是金融、现代科技、国际贸易、高等教育界等用以与外间世界沟通的工具。此外，还有一种“澳门土语”，这是澳门地区特有的，是一种由16、17世纪的葡语和粤方言混合的语言，也杂有少量的非洲语、马来语、西班牙语等，以拉丁字母成文，是早期土生葡人使用的“土语”，现在已不再使用，但从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看，“澳门土语”的形成和演变，受到了澳门地区多种语言的影响，与这一地区多元文化的背景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中葡文化在澳门相遇交融的产物。[4]笔者曾多次访问澳门，参观过澳门的庙宇、教堂和各种宗教遗址，对澳门宗教的多元并存有极深的印象。在澳门，东方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鲜为人知的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伊教、摩门教，都先后落脚，而且和平共处，各不相扰，表现出这一地区文化的宽容和包容。文化的多元并存，是20世纪的思想，而且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转型期才被广泛认同，但在澳门却是很早就存在的现实。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中国文化的宏观语境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宗教融合、中西文化互补方面，澳门文化无疑是先行了一步。”[5]

中欧文化出自两个不同的源泉，思维观和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但400多年前，中欧文化在澳门相遇，从碰撞到交融，使这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活力和魅力。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化只置于精神思想的范围，而是看做这个地区人们生活的总和，就不难发现，澳门的文化生活中有不少是中葡乃至于中西文化互相交融的。以澳门的象征大三巴牌坊为例，这座名扬中外的牌坊，就有东西方艺术交融的特点。大三巴牌坊是原圣保禄教堂的前壁，圣保禄教堂历史悠久，在我国古籍中称为“三巴寺”，《香山县志》和《澳门纪略》均有记载。教堂于1835年1月失火焚毁，只有教堂正面由巨石垒成的玄关保存下来，成为和中国式牌坊相似的遗迹，所以人们习惯把它称作“大三巴牌坊”。澳门学者徐新曾对大三巴牌坊的建筑设计和雕刻进行过详细考察，指出：牌坊主结构由40根石柱组成，组合的石柱又把牌坊分成三个廊，“是典型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但牌坊的装饰雕刻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是东西方历史、艺术和谐的融汇。牌坊共五层，第一层三个门正门刻着葡文“天主圣母”，左右两门对称刻着神圣的耶稣基督字样，而在牌坊的第三层则刻有中文“念死者无为罪”、“圣母踏龙头”、“鬼怪诱人为恶”的箴言和警句。牌坊第三、四层左右两端都有近似中国传统的石狮子雕塑，牌坊第四层壁龛安置着耶稣铜像，铜像的两旁刻有西方的野百合花和东方的菊花浮雕图案。这一浮雕图案和日本同一时期的装饰图案相似。而石狮子的雕塑显然是受到中国民间舞狮子艺术的启发，与中国庙宇门前左右对称安置的石狮子在意念上也是相通的。徐新根据牌坊的建筑和雕塑，查证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有关资料，证明：“在那个时代的巴洛克建筑上，刻有中文字样的只有澳门的圣保禄教堂。”[6]他还将圣保禄教堂同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里斯本圣心大教堂相比较，认为其他的三个大教堂均未见有大三巴牌坊上装饰雕刻的东方色彩。由此可见，大三巴牌坊虽然是大火之后留下来的一面残壁，但当中却保留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足音和历史记忆，在历史层面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想空间，启发人们去作新的文化想象，它的存在和意义是世界性的。

澳门400年华洋杂处、中西合璧的历史，使她成为中国和葡国以及各拉丁语国家文化交流的桥梁。澳门地区丰富的语言现象，多元化的宗教，中西融合的建筑，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个城市跨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但有一种文化现象是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生活在澳门的“土生”族群和他们的文化。居住在澳门的葡人，有相当数量是“土生”葡人，即有中葡血统的混血儿。他们在澳门出生，长大，生活在以华人为绝大多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澳门，能讲流利的葡语和粤语，他们身上交织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既有葡国文化思维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也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常常使他们陷于尴尬的处境。正如“土生”葡人诗人李安乐在《澳门之子》一诗中所描述的：“永远深色的头发/中国人的眼睛，亚利安人的鼻梁，/东方人的脊背，葡国人的胸膛”，“心是中国心，魂是葡国魂”，“娶中国人乃出自天性”。这些“土生”葡人一方面确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澳门之子”，是“百分百的澳门人”，另一方面是葡国文化天然的继承者，自幼在学校接受的也是葡国式的教育。他们生活在双重文化背景下，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两种文化的渗透、交融、矛盾冲突，在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上有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理，一种中西合璧别具一格的文化思维模式。这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思维模式，也是400年中葡文化交汇的产物。“土生”女作家玛尔丁妮在《废墟中的风》一书的“序言”中有过一段关于“土生”葡人的描述：“四个世纪以来，葡国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愉快而和谐的关系，这一点体现在这一城市的许多方面：交汇融合的文化遗产，别具特色的城市建筑，还有它的被称为土生人的混血人种。经过这许多年肩并肩的生活，中国人气质一点一滴地渗透在土生人的血液以及他们那带着显殊的澳门人特点的欧洲人外貌上，为他们线条硬朗的欧洲人的面容，注入了柔和的东方之美。”[7]“土生”诗人李安乐在他的诗中也写道：“我身上有来自贾梅士的优秀/和一个葡国人的瑕疵/而在某些场合/又是一套儒家的思想”，“确实，我发起怒来就是个葡国人/但也能自我抑止/以中国人特有的平和”。[8]这是“土生”作家对自己特殊文化身份的形象剖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土生”葡人身上两种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人格特征。就澳门的“土生”族群而言，他们文化身份复杂而多彩，具有边缘性、交融性，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基本上是照葡国（文化）模式和形态组织自己的。这是澳门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应纳入澳门文化研究的视野之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样是与世界相通的。

二 历史坐标与未来意义

在澳门半岛上，澳门文化的跨文化性质，几乎随处可见。但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这里源远流长，尽管葡萄牙人据居澳门已400多年，但直至现在，澳门居民中的中国传统氛围还很浓厚，在精神思想范围内仍是“葡河汉界”，使澳门文化呈现出既多元交融又和而不同的特性。

澳门很早就是葡萄牙基督教在东方的基地，而且外国宗教是经澳门向中国内地发展传播的，至今澳门仍有30所教会学校，占澳门学校的1/2，但基督教在澳门华人中的影响却很有限，现在居住在澳门的华人主要信奉的还是中国的神佛，本土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有人说，当今的澳门，比中国内地还要“中国化”。澳门的妈祖阁和妈祖崇拜，就体现了中华文化在澳门的强大背景，具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妈祖是民间崇拜的航海保护神，是中国沿海一带（主要是福建、台湾、广东）民俗文化的一种，后来远传海外，随着中国人的足迹遍及全世界。澳门的妈祖崇拜与中国内地的历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相传澳门的妈祖阁最早是福建商人兴建的，从福建的祖庙分香过来，以方便他们的商人往来贸易时祭祀。据澳门学者郑炜明提供的资料，最早的妈祖庙应建成于公元1488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9]由于澳门自16世纪初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古代出海，万里远航，风涛险恶，为了祈求神佑，澳门居民很早就形成了虔诚的妈祖崇拜习俗，一直延续至今。除每年农历3月23日的妈祖诞外，每年春节妈祖阁的香火很盛。如前所说，澳门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多元性、包容性，但比较而言，在并存的多种文化中，中华文化显然占据最大比重。在澳门，妈祖文化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的系统，有如学者郑炜明所说：“整个澳门地区，其实是属于道教系统的妈祖信仰圈。”[10]从这一文化视点来看，这个半岛虽已经历了400多年西方文化的撞击，在深层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华人与葡人之间显示出来的文化状态却是和而不同。这同香港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地区很不一样，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世界上多元文化崛起的今天，澳门这个地区的多元文化景观特别是华人和葡人如何达到和而不同的多元融合局面，应成为一个值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四个多世纪来，作为东西文化的接合点，澳门社会“华洋混杂，和平共处”，既保留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又包容西方文化，各种各样异质文化在这里共生、共存、积淀、整合、交融、创新，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多元性。在当代，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而西方中心论的隐退和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必将带来世界多元文化的繁荣，因而国际文化环境显得越来越重要。人们都希望，不同民族相遇合，即使政见相异，也求文化相融。但要做到这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多元文化的环球认同，而要认同“别人”，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文化传统和他种文化的问题。在这方面，澳门文化的多元共生、交汇融合、和而不同的现象，对未来应有所启迪。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澳门文化的跨文化现象——差异性、共同性、多维性，就不难发现，在澳门这块弹丸之地，由于她昔日的历史和长期所处的边缘地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文化中心论早就隐退了，中葡文化、雅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均能和平共处，做到和而不同，它们之间从没构成激烈的冲突。随着历史的脚步，澳门文化也有她自身的轨迹，却未见有惊涛骇浪和运动的兴衰。澳门的社会发展过程表明，无论是华人还是葡人，并没有在他们和谐相处的真实生活中表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一元文化观。相反，在某些方面彼此的界限还很模糊、混杂，如圣保禄教堂是西方的天主教堂，历史上华人却称之为“三巴寺”，大三巴牌坊原是圣保禄教堂的正面玄关，现在澳门居民却把它称作“牌坊”，西望洋主教堂的圣母塑像，面向大海，澳门人习惯上称之为“面海观音”。在宗教的严格意义上，教堂与寺庙、圣母与观音、玄关与牌坊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初到澳门的人，对这些当然会感到奇怪，但长期住在这里的居民却习惯成自然，都能接受、认同这一切。在澳门街道上，各种异质性事物并存，不同的肤色、语种、文化习俗共生互渗，给这个地区的文化生活带来各种不同的色彩，有一种带有后现代性质的文化景观。

澳门是一个“跨文化场”，在21世纪到来之前，从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模式这一视角来看，都应给予澳门更多的审视，共同挖掘其传统优势，继续发挥她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接合点、辐射点的功能，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力。

记得四年前，在澳门文化司署举办的一次文化研讨会上，季羡林先生曾以《澳门文化的三棱镜》为题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澳门文化是人类迄今四百多年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交流和多元融合的独特产物，澳门的精彩之处和它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在于那经由长时期东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人文价值方面。”[11]他认为：“澳门文化不只是人类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它必然要在东方的新世纪里继续闪烁独特的光芒。”[12]季先生的这些话，应有助于我们对澳门文化的认识，特别是有助于我们对研究澳门文化的历史和未来意义的认识。

（原载谢天振主编《中国比较文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深圳大学联合主办，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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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2] 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2，第274～275页。

[3]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53页。

[4] 彭慕治：《澳门文化的交流和合作》，载《文化杂志》（澳门）1987年第5期。

[5] 王岳川关于“后现代与澳门”的发言，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春夏季卷。

[6] 徐新：《澳门的视野》，澳门基金会，1994，第1～6页。

[7] Edith Jorge de Martini，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A Childhood in Macau，New York：Vantage Press，1993.

[8] Leonel Alves，“Sabe quem Sou？” Por caminhos solitarios，1983，p.29.

[9] 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第6页。

[10] 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第7页。

[11] 季羡林：《澳门文化的三棱镜》，载澳门《文化杂志》，季羡林1994年5月6日在澳门文化广场展览厅举行的《文化杂志》第二系列发行仪式上的讲话。

[12] 季羡林：《澳门文化的三棱镜》，载澳门《文化杂志》，季羡林1994年5月6日在澳门文化广场展览厅举行的《文化杂志》第二系列发行仪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