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第一版是十年前完成的。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笔者的思想也有了新进展，且增加了一些新的研究兴趣。原书不得不重写。

那时，“话语”“话语研究”在中国还处于社会科学的边缘，今天已不再寂寞，而且有渗透多个学科的势头。然而，其定义、含义、意义是什么，多数人并不清楚；而且现有的界定和概念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现实和需求。因此，在前言里，我们将首先厘清本书的“话语”概念，然后说明“文化话语研究”“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本书之核心意旨—的价值，最后预告全书的内容和结构。

话语的定义和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话语”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语言（如英文里的“discourse”，法语里的“discours”），但至今该词的定义和概念仍然处于纷繁混沌之中，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它有时指一个句子（“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时指一段文字或会话（一篇文章、一次讲演），有时指语言使用中所表达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时指特定表达方式（“中国梦”“新时代”），有时指特定群体交际的概念和规则（“社会科学的西方话语”），有时指特定语境下的语言实践（“媒体话语”“课堂话语”），有时与其他概念混用，变得更加泛化或模糊（“建筑话语”“话语权”）。

在形形色色的话语研究模式中，形成现代学派并取得重要影响的，要首推英美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它建立了相对统一的话语定义和研究方向：话语被界定为社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utterances），通常以口头或书面文本（texts）形式出现；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文本的结构（如语词的编排模式），解读言辞的意义（如语用功能或目的），挖掘语用形式的成因（如某种社会结构或意识形态），等等。这里不难看出，对于话语的界定和研究目标的选择，受到特定学科背景，即现代西方语言学的影响。

然而，将研究对象和目标锁定在语言使用或文本之内，对于那些希望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研究者来说，这种视野未免太窄，也因此缺乏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称之为“本本主义”。

人类的社会交往实践，不仅仅是语言实践。一味地纠结文辞篇章，而不全面深入地探究缠绕在文本里外的人和事，或者说文本和语境所形成的整体以及内部复杂关系—精神的、物质的、符号的，就不能真正理解社会，也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也失去了实践意义。新媒体时代、后真相时代，更需要全面的、整体的视野。

因此，本书将“话语”重新定义：全球交际系统中，特定文化、历史环境下个体或群体运用语言及其他手段进行的社交实践。一般来说，话语由六个要素组成：对话主体，言语/行动，媒介/时空，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它们是“六位一体”的辩证联系的整体，其内涵简单描述如下：

对话主体：交际活动中（实际和潜在）的参与者（包括身份、地位等）；

言语/行动：口头或书面语言，相关的行动；

媒介/时空：交际使用的符号系统（如中文、外文）、信息系统（互联网、社交媒体）、时机和场景的把握；

目的/效果：交际行动的原因和意图、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历史关系：上述变量的历史变化和这些变化之间的关系（因果、反差、转化）；

文化关系：（以语言、传统、习性等区分的）相关交际族群在交际实践上形成的互动关系（竞争、合作、渗透等）。

从这里还可以看到，话语是构成社会现实的重要，或主要，甚至核心部分。试想我们习以为常的网络浏览、微信聊天、例行早会、商务谈判、课堂教学、大众传播、法庭审判、文学欣赏、教堂布道、国家治理、外交活动等，即使是音乐、舞蹈、艺术、电影、体育甚至展览也离不开话语。没有话语的组合、穿插、补充，交响乐、芭蕾、摄影、绘画、雕塑和体操，都会黯然失色。因此，整体辩证视角下的话语，不仅是认识世界的路径、方法，同时应该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和实证分析的目标。

新定义强调的是，话语以交际群体为单位，以文化关系为特点，故又称“文化话语”。按照这一定义，我们便可以探索“中国话语”“亚洲话语”“东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话语”“西方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同时又不失对它们在全球交际系统（global communication system）中地位的观照。

全球交际系统中之所以有既不同、又相连的文化话语，是因为它们各自有“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的支撑。话语体系，指一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社会领域中进行话语实践所依托的“交际体制”和“交际原则”的综合系统。一般地说，交际体制包括集体性主体、组织机构、交际工具、设备、渠道等，是话语实践的“骨骼系统”，偏物质性；交际原则包括相关的概念、价值、理论、策略，是话语实践的“神经系统”，偏精神性。话语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受话语体系的影响，甚至取决于话语体系的状况。

这样的话语定义和概念，与“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对象“交际”（communication，又被译作“传播”，但有偏向）有重合部分，比如都涉及交际的主体、场景、媒体、内容、形式、效果等。但是，前者与后者在基本出发点、视角、侧重点上有重要区别：“交际”强调普遍性，而“话语”强调“文化性”，即不同群体间的交际差异关系和互动关系（尤其是竞争关系）。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话语和话语体系的概念，可以解释人类交际的变化：是不同文化话语（体系）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交际的发展。

虽然本书的定义与西方各种话语分析有相交之处，比如都关心语言使用（use of language），但是两者又有根本不同：西方话语分析聚焦在文本上，并不关心和研究语境，后者只被用作阐释文本的辅助性工具。而且，它采取的是普世主义立场，即在理论和方法上没有文化意识。

本书的话语定义，将“文本”与“语境”合二为一，强调其整体性、辩证性，并坚持从文化（多元、竞争）的视角出发。研究的视野、疆界、内容扩展后，研究者可以将文本和语境结合起来解读，可以把说的和做的联系起来认识。将交际者、言谈、行动、媒体、效果、历史、文化关系等通通纳入研究视野，而非偏向语言一方。

为充分理解话语新定义的意义，我们还需要了解话语的特性。这里重点阐释其六个主要性能：

（1）建构性。在一些学科中，研究者将语言当作“意义的管道”，因而拨开文本去发现“真相”“事实”“现实”（将文本当作探索现实的路径，而否认话语的理论意义）；而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也有一些学者将“真相”“事实”“现实”当作虚无，因而转向文本意义的研究。这两种做法其实都将现实和话语二元对立，聚焦一面，否认另一面。本书中，我们从整体视角出发，将话语看作多元要素组成的集合体：一定的社会主体，在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下，运用语言、媒介，生成、塑造、改变现实，完成社会实践目标和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具有现实建构的力量。与后现代主义、社会构建主义的话语观不同，文化话语建构现实，不仅仅通过言语，而且还通过相关的主体、媒介等不同交际要素的合作完成。这也就意味着，话语研究必须全面综合考察话语各要素如何共同生成改变世界，而不是单单分析文字。

（2）权力性。如果说话语具有生成、改变现实的力量，而且不同文化话语（体系）相互作用（压迫、反抗、合作、转化、渗透、排斥等），那么就不难理解，它就有权力性：在交际的个体或群体间产生某种张力关系。比如，话语实践中，人们坚持对于世界的某种说法，而避免、排除、驳斥其他（可能的或实际的）说法，以让人信服自己的说法，达到左右他人行为的目的。一些人拥有强大的交流技术、传播工具，可以广泛而有效地改变受众的认知和行动；一些人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可以获得更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遍布于话语的全过程、各部分。有压制的，有反抗的，两者并存。权力应该成为话语研究的中心议题。

（3）媒介性。西方话语分析的本本主义决定了它对媒体的忽视。而我们认为，话语意义的生成和理解，不仅仅依靠语言、手势、表情、声像等符号系统，往往还需要媒介技术（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的配合。特别是当今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新/智/融/全）媒体时代，人类交际、话语已发生重大变化：新媒体的加入，催生新媒体话语，不断改变话语的形态、结构、性质、特点、能力、效果，因而改变社会，改变人类本身。新媒体社交性强、信息量大、辐射面广、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已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媒介。话语研究再也不能忽视这一点。

（4）对话性。从西方个人主义角度看，人的行动以自我为中心，因而说话人、传播者被看作意义的主宰。 而我们认为，人类的一个本质特点是交流互动，与自己，与他人，实际地或潜在地（自言自语地）进行。他们主要是通过运用语言，进行思考、计划和社会实践。这意味着，交际/话语（主体）是社会性的，总有相关的对话个人或群体，总有进行对话的其他话语；交际主体在互动中并通过互动，构建现实，行使权力，改变世界。因此，话语研究应该特别注意对话主体如何编织对话并通过对话完成社会实践任务。

（5）历史性。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处于二元对立思维，无论在理论思辨上还是实证分析上，普遍缺乏历史意识。中国文化传统告诉我们，变，是世界的普遍规律。话语，作为人类交际实践，同样不断变化发展。这种变化反映在话语的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关系上。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交际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便是最鲜明的例证。而且，如果将话语主体看作是积极能动的，那么便可以看到，他们总是在不断地传承、借鉴、改革、扬弃、创新过往的语境。如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和谐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关键词，都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和为贵”等世界观、价值观紧密联系。因此，话语研究必须注意分析话语（包括变量、总体关系）的变化过程和相互关系。

（6）文化性。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话语分析、交际学，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缺乏文化意识。这里，人类不同文化话语（体系）的差异性、多元性—在世界观、价值观、意义生成和理解策略、媒体技术、国际语境等方面—通常被抹杀或遮蔽。不同文化话语（体系）间的权力竞争，也往往被忽视或掩盖，尤其是其中的歧视、压迫、排斥问题。应该看到，一些话语实践由于有类似的历史传统、相同的社会状况、共同的发展目标、有序的交际策略，因而形成共有的文化特质和特征。然而，不同文化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往往并非平等，存在歧视、排斥、压制或反抗等竞争关系。从这样的文化角度看，中国/亚洲/东方/发展中世界话语体系，或者美国/欧洲/西方/发达世界话语体系，以及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话语研究的重点对象和问题。另外还须注意，任何文化话语体系都不是凝固的、统一的、边界清晰的；而是流动的、复杂的、开放的。不同文化话语（体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改变，推动全球人类交际系统朝着更高的文明水平发展。

话语研究的意义

上文提出了与主流话语分析、交际学中不同的话语定义和概念。新定义和新概念更加全面，比如纳入包括（新）媒体、文化关系在内的六个交际要素；更加整体，比如强调各交际要素之间的联系、并将各不相同的文化话语体系纳入全球交际系统之中。特别重要的是，指出了人类交际的文化性，即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性、竞争性；同样重要的，它可以解释交际的变化发展—通过不同要素和不同体系间的互动。这样一种人类交际观、文化话语观奠定了本书的主旨：“文化话语研究”及其子系统“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有了关于话语的新观念，理解这两个系统的原理就容易了。下面我们扼要介绍两者的功能特点和相互关系。

文化话语研究，是关于全球交际实践的学术范式，为研究者提供总体框架，策划、指导、协调、推动不同研究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又与相关的应用实践互动而不断地充实。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则是文化话语研究的一个子系统，既是在文化话语研究顶层设计下的中国应用，同时又通过这种应用实践反推前者的发展进步。

文化话语研究的意义，可以从学术范式的缘起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来认识。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交往秩序失调，世界治理体系失灵，全球安全关系失衡，人类文化关系失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在地平线上。与此同时，尽管人类不同文化、民族、国家、团体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密切，但是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矛盾却越来越大。特别是西方强国执意追求和永续绝对世界霸权，更是加剧了大国间的隔阂与冲突，进一步增添了人类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如何能够避免或化解“新冷战”，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难题；人类文化何去何从，成为亟待做出的抉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社会科学界，有必要、更有义务、有责任积极参与探究。

另一方面，国际主流话语分析、交际学（无论在何地），却无法胜任我们面临的挑战。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采取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缺乏文化（多元、竞争）意识。主流的西方（白人、男性）学者将西方视角、价值观、概念、理论、方法、问题，当作普世的学术工具，同时借助西方经济、政治、科研、教学、传媒方面的优势，单向度地将其学术传播至世界各地，重复、巩固了西方的偏见和认知。而另一方面，非西方/东方/非白种人/南半球/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学者、学生，在西方学术话语强势驱动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将西方“知识”当作标杆，因而遮蔽甚至扭曲了本土现实和问题，扩散、再造、加深了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的偏见和歧视（如耳熟能详的“落后”“独裁”“腐败”“欺骗”“好斗”标签），致使东方学术传统被忘却，跨文化学术对话与批评被阻断。（须强调，“西方”“东方”等提法，超越地理界限，是文化传统和权力关系意义上的概念。）

这种现实难题和学术缺憾，是创立“文化话语研究”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激发了其目标和使命：引导话语/交际研究的文化多元发展，抵抗、消解学术研究的文化霸权，促进人类文化的和谐繁荣。

虽然文化话语研究聚焦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有类似或共同的关切，但是具有不一样的眼光、视角：将切入点放在话语的各交际要素及其关系上，并且特别重视全球语境下的文化差异关系和竞争关系。因其能够拓展、丰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发掘它们无法触及的知识领域，文化话语研究可以对社会科学做出特殊贡献。

既然文化话语研究是关于全球交际的一种新学术方略—有别于西方交际学、话语分析，那么它也是“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建设指南。后者正是本书的核心所在。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投身文化话语研究的具体任务和行动，是发展“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子系统。理由起码有三个。其一，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是做译介和效仿工作，却很少从多元文化、本土文化视角去反思和创新。正所谓西化有余、中学不足，依赖性强、主体性差。而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学术经验成果、文化自觉自信，鞭策着中国学界重塑民族文化身份，再发民族文化声音。其二，虽然话语分析、交际学渐渐作为方法，进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但是由于上述种种缺陷，并未成功切入中国社会现实和需求，给人感觉是隔靴搔痒。中国的现象与问题，包括面临的国际挑战，呼唤学界拓宽视野，积极进取，选择难题，推进理论，发展方法。其三，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要求学界担负起世界大国知识分子责任，发挥最大发展中国家学术引领作用。

在这样的语境下，就不难想象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作用和意义。下面只从几个侧面扼要提示。首先，中国学者投身话语研究的文化多元发展事业，一方面可以促进交际学、话语分析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引导本领域的跨文化对话与创新。同时，这也意味着话语研究的“本土”全球化、“全球”本土化，将民族学术引向世界，将世界学术融入民族。

其次，在文化话语研究指导下构建中国范式，并将其运用到中国话语问题的解析和中国话语发展的筹划上，不仅有助于民族学术身份的塑造，而且使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建设符合中国现实、回应中国需求的话语研究系统，可以更加准确地阐释、更加有效地引领中国话语实践，而且也让国际学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话语实践。

最后，作为大国学者、最大发展中国家学者，积极参与和推动文化话语研究的文化应用实践，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界和学术产生辐射作用，启发和激励话语研究的本土创造和创新，进而助推人类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内容与结构

下面预告本书的章节安排及其内容。全书除一头一尾的前言和后序，中间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四章，阐述新范式母子系统的背景、结构和内容，作为全书的基础逻辑和实证研究的指导框架。第二部分有六章，展示新范式在当代中国各领域话语上的应用研究，问题涉及人权事业、外贸争端、城市发展、国防安全、社会科学和智能世界。

第一章从文化和话语的角度审视西方主流交际学，包括其中的“传播学”和“话语分析”。“文化话语研究”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与前者有重要相交之处，都关心交际、传播、言语、媒介；而且前者是重要的学术背景，也是学术对话的对象。本章指出，西方主流交际学，包括涉及东方和中国实践的研究，依托西方在经济、科教、传播等方面的优势，单向度地向全球传播，以普遍适用为名、西方中心为实的视角、立场、理论、方法，扩散并永续殖民主义的陈词滥调，不仅抑制了东方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也遮蔽了发展中世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还消解了人类通过文化对话实现创新的可能。

第二章展示与西方主流交际学相关但不同的全球交际图景，以及相应的研究战略（目标）和策略（任务）：“文化话语研究”。这里提出了“话语”“话语体系”的新定义，也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新目标、新方略、新任务、新原则。文化话语研究还是一种新思潮、新运动、新模式、新平台。作为新思潮，它十分强调、特别关注话语的“文化性”—交际差异关系和交际权力关系；作为新运动，它集结尤其是发展中世界学者以及具有文化意识的全球学者，努力提升东方世界的学术水平和地位；作为新模式，它研讨、策划话语研究的文化战略，指导话语研究的文化范式建设；作为新平台，它提供话语研究的文化对话空间，传播文化话语研究的新成果。

第三章将视线转向“东方话语研究”。这是文化话语研究指导下的具体文化实践，对于前者的发展和整个人类交际研究的繁荣具有战略意义。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更加分裂、世界秩序更加失衡；而主流交际学囿于西方中心主义局限却于事无补，其形成的霸权体系更抑制东方学术的发展。在这种语境下，东方学者，以及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其他学者，只有，也能够，合作建设一个植根本土放眼世界的新研究体系，以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赖，有效回应东方问题和需求，切实推动交际、传播、话语研究的跨文化对话与创新。

第四章进入本书的最核心部分：“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这是文化话语研究的下属系统和应用实践，也是东方话语研究的组成部分，供审视和指导当代中国话语实践之用（“当代中国话语”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交际实践总和，包括其中起支撑作用的话语体系）。在了解新范式构建的现实基础、学术资源、要点策略之后，读者可以看到组成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体系的哲学、理论、方法和议题“分系统”。其特点包括：研究对象整体辩证的本体论、“文化对话”的知识论和“学以致用”的目的论（哲学）、“言不尽意”和“平衡和谐”的交际观（理论）、“听其言察其行”的方法论（方法），关怀安全和发展的问题意识（议题）。

后六章为话语实践研究。第五章考察话语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城市发展，是中国发展、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但城市研究，由于非常年轻，普遍欠缺历史观念、文化意识、话语视角、实证调查。作者根据中国城市发展自身的特点和需求，结合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态势，提出中国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形象传播（促发展）的话语理论，并以此为依托，调查和评估杭州的城市品牌传播话语，揭示其发展特点、规律、优势、缺陷。

第六章从（跨文化）话语的角度审视国际贸易摩擦，并以新视角解析和评价我国在中欧纠纷中的话语实践。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以及全球化的复杂展开，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摩擦也逐年增多，眼下的中美贸易争端更是极端体现。本章提出，国际贸易争端是一种经济、政治、外贸、法律、社会等诸多因素交叉的话语现象，尤其具有文化性质和层面。中国对外贸易（纠纷）话语必须从文化的视角加以解读。作者聚焦中国在2005—2012年中欧贸易摩擦中的话语实践，通过多维分析和综合阐释，发掘其特点和规律，包括导致、维持、激化、化解中欧贸易纠纷的不同话语因素，以及其中的优势和缺陷，并提出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应该采取的行动。

第七章从历史和跨文化角度透视当代中国的人权话语。长期以来，人权一直是中西之间交锋的热点。在指责中国的同时，西方国家往往还以此设置其他障碍，并为本国的利益服务。而西方主流学界通常忽视人权的历史性和文化性，更缺乏对其话语性、修辞性的认识。作者提出，人权概念和价值，有其历史和文化渊源，并在话语中被表述、描述、解读、争论、争夺、利用、改变，传播、传承，等等。从此观念出发，经过对不同场景、不同类型资料的多维分析，本章一方面展示当代中国人权话语的文化特性、历史意义和国际价值，另一方面揭示跨文化对话对于人权事业进步的作用。

第八章分析中国国防政策，聚焦中国国家军事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防政策一直受到西方政府、军方、媒体、学界质疑、曲解甚至诋毁，尽管中国不断努力地澄清和解释。作者指出，国际话语传播是国防政策的重要构成，需要建立国家军事战略的三维分析框架，进而对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作全面深入对比分析。需要通过揭示中美国家军事战略的本质差异和不同特点，彰显中国军事战略的和平、包容、自卫的本质特点。作者还就中国国防话语体系的建设以及国防政策国际传播秩序的治理提出了建议。

第九章探讨社交媒体在中国社会科学全球传播中的作用。新媒体研究很少注意到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需求，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又很少考虑到新媒体这一特殊工具的国际传播作用。信息技术革命—新媒体、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量子通信等—为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的全球传播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潜能。作者一方面考察我国新媒体现状与趋势，另一方面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挑战、条件和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社会科学新媒体全球传播的战略。

最后一章将目光投向未来智能交际—未来世界将是一个智能社会。当下的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理论和实践挑战。作者对学界、业界和民众的担忧进行阐释，进而提出，人工智能的根本问题出在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普世/适主义做派。当今出现的人机交际—“智能话语”—所展露的新样态和显现的文化挑战，也要求人类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为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人类发展与繁荣，最后建议，国际社会亟需建立一个以交际性、和谐性和文化多样性为基石的全球智能话语体系。

新版的使用

这是十年前书稿的修订增补版，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以及作者的学术发展，但总体上却是呈现了作者的最新研究焦点和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于2014年在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与本书含有一些相交的话题、相近的材料、相似的进路。但不同的读者群决定了不一样的研究目标、分析材料、处理方法。在本书里，由于对象是中国读者，我们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中国社会亟需考察和考虑的问题上，将更多篇幅放在中国人可以或应该采取的对策和措施上；更不用说，当今的世界和作者的思考已是今非昔比。当然，如果读者希望更加全面地把握一个植根本土、放眼世界、文化开放的中国话语研究范式，可以将这两个版本结合起来阅读。

本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介绍“文化话语研究”“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母子系统；另一方面是展示新范式关照下，中国人权事业、贸易摩擦、城市发展、社会科学、国防安全等领域的话语特点、规律、挑战和对策。希望无论是研习言语交际、话语传播的学生，还是探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都可以从中认识到话语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助推中国发展的特殊视角和作用以及交际、传播、话语学术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可能和必要。

如果读者希望全面深入把握“文化话语研究”“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操作模式和原则，需要阅读本书全文。但是，每一章也是一个较为独立的系统，因此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阅读。为了启发相关课题研究，每一章还提供了讨论题。

本书部分章节的前期版本曾在一些中英书刊上发表。这里特别要感谢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中国外语》《外国语》《浙江大学学报》《当代外语研究》的支持。

本书所引的网站都于2021年7月16日再次查证。

施 旭

于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