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植根本土 放眼世界

第一章 西方话语研究

本书开篇对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做一文化考察，不仅因其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意义，更因为本书的特殊背景和交流对象。交际学，关注言语、符号、信息、心理、交往、传播、媒介、网络等现象，采取人际、群体、机构、或（跨）文化等不同社会视角，并常常与政治、历史、文化等环境因素联系起来，以描述、解释、评价乃至改造研究对象。须注意，交际学不仅仅是学术体系，全面地看，也是一套话语体系，有其特殊的历史起源、社会背景、专业群体、思维方式、理论方法、价值立场、旨趣问题、言行策略、媒介技术、传播对象，等等；但通常被忽视的，是其“文化性”—与其他相关体系形成的差异关系和互动关系，实际的或潜在的。本章分析从交际学开始，经由话语分析，最后到中国应用，进而提出：主流交际学，包括关于中国的话语传播研究，依托西方经济、科教、传播等优势，在全球单向度地宣扬以普遍适用为名，西方中心为实的视角、立场、理论、方法，重复制造殖民主义的陈词滥调，既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传承与发展，也消解了人类思想文化多元创新的可能。

交际学的文化分析

交际学，广义上说，是一门关于个体或群体之间如何运用符号(如语言、声音、图像)和媒介（如新媒体、网络、时空）进行社会实践（如交友、交易、观影）的学问，对象包括主体、言语、传播、媒介、网络等多重元素。这种社交现象通常被置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环境下审视，而且往往从人际、组织（机构）、群体、或（跨）文化等不同社会角度解读。其目的一般是描写、解释、评价乃至指导甚至改变交际实践。在此名目下有众多学科分支，如话语分析（聚焦言语、会话、修辞），传播学（聚焦媒体、信息、网络），另外也有（国际）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信息学等多种学科介入。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5G）不断进入人类社会，交际学的边界显然是开放的。

需要指出的是，交际学并不是一套单纯的学术体系，也并不是一套中立的思想体系。全面地看，更是一个全球性的，具有文化特质关系的话语体系：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专业群体、思维方式、理论方法、价值立场、旨趣问题、言行策略、传媒技术、渠道模式、传播对象，等等。而这里特别需要强调，却被普遍忽视，或掩饰的，是其“文化性”：与其他学术话语体系实际的或潜在的形成的（结构）差异关系和（权力）互动关系。下面扼要说明该话语体系文化特性的若干表现。

交际学的特点之一是二元对立。交际学领域中有门类繁多的理论，有关乎交际主体、新闻、信息、话语、修辞、舆论、伦理、受众、效果、媒体、科技等不同交际方面和层次，形成诸如身份理论、构建理论、框架理论、媒体依赖理论。而且这里还有各种学科视角的介入，如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修辞学。 但问题在于，尽管社交实践是一个统筹系统，然而学者们往往采取的都是分而治之的进路，缺乏一个全面、系统、一体化的理论体系（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 2008）。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交际学一直是建立在两个截然分离且相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交际世界观”上：前者设定，世界是不稳定的，人类社会实践由内在精神主导；后者则设定，世界是稳定的，人类社会实践由外在结构支配。而这些恰恰是因为受西方文化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这种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带来的后果是，认识趋于片面，或顾此失彼，或见树不见林，最终难以解决实际、根本问题。

特点之二是普世主义。交际学的“普世主义”有相联的两面。一方面，主流交际学的研究者通常将自己当作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学者，与观察对象是分离的。因此，其研究视角、理论、方法、问题可以/应该被普遍接受，与此同时也排除了其他可能的或实际的文化学术体系。换言之，这种交际学缺乏文化反思的习性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将研究对象描绘成同一、统一、普遍的事实，不认为研究对象本身有文化性（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差异性、互动性）；相反，“文化”往往被当作外在的“语境”。即使是所谓“跨文化”交际理论，也将文化划为交际之外的、剩余的、已知的“变量”。在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文中，Spencer-Oatey, Isik-Güler,Stadler (2012:572)提出，并援引各方专家的观点：

...as Hartog (2006: 185) points out, discourse is not necessarily intercultural just because people from two different cultures meet. In other words, cultural factors do not necessarily impact o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at all times....Verschueren (2008: 23) makes the important point tha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something “special”’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 forms of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but rather should be viewed fi rst and foremost as communication. So our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eds to focus on the processes by which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are produced and (misinterpreted) and on the ways in which meanings are negotiated and co-constructed. Throughout this endeavour, we need to explore the ways in which contextu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impact on these processes, including cultural ones.

这里，Spencer-Oatey, Isik-Güler, Stadler不仅以权威观点说明交际本身没有文化性（Hartog的要点），交际在根本上是人类统一的（Verschueren的要点），而且因此强调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意义构建上，包括在此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将文化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自己的概念、理论便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这显然同样是受到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那么试问，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文化中立的、“纯粹的”交际何以可能？交际学将文化排斥在理论视野之外，不去研究文化性（文化差异关系、互动关系）本身，包括文化异质特点、文化权力竞争，其学术的人类文化实践意义何在？

特点之三是西方中心主义。上面两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将交际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特性暴露无遗。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图景，还要看看学界的思想者、权威、掌门人都是谁：西方的（其实大多是英美的）、男性的、白色人种。他们的思维、概念、理论、原则、方法、问题被呈现为普适标准。历史地看，现代意义上的交际学源于欧美，当今最重要的影响也是来自美国。20世纪初，广播、电视、报刊、电影等传媒业在美国的突起，催生并推动了交际学的勃兴。学者们开始研究媒体如何影响社会、控制舆论，逐渐形成了像美国经验学派、芝加哥学派、德国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英国文化研究、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等不同但相连的范式（参见：哈特 2008；伊莱休卡茨 2010）。还要注意其学术是如何传播的：依托西方在经济、科教、文化、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这种以普世主义为名、西方中心主义为实的学术体系，在全世界单向度地强势散布。我们并不否认其中有合理有益的成分，比如揭示了交际研究可能的视角、范畴、方法，但是在实效上，这套话语体系没有一个包容的、综合的、具有文化意识的理论体系，遮蔽了人类交际的文化复杂性（包括多元性、交融性、竞争性、合作性），又因为非西方世界的学人无意识地盲目跟从依赖，抑制了东方学术智慧的传承与发展，进而也驱散了文化对话实现创新的可能。为进一步认识交际学的本质特点、学术局限和文化后果，我们将聚焦点转向一个典型的分支，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的文化分析

这里我们聚焦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作为西方交际学文化考察的实例。这一选择，一方面是由于话语分析是交际学中系统而成熟的分支（不像“大众传播学”分散而变化），关乎人类交往的语言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国际学界有广泛的影响，概念（“话语”）、观点（“话语构建现实、行使权力”）扩散至众多社会科学。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以语言使用，即一定现实语境下的言语行为（“话语”）为对象，探索其意义、生成和理解机制的学问。在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中，Gee&Handford（2012: 5）这样定义：

…discourse analysis involves studying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y, culture, history, institutions, identity formation, politics, power,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language helps us to create and which, in turn, render language meaningful in certain ways and able to accomplish certain purposes. As such, discourse analysis is both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and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Lemke (2012: 79) 更加直接地指出话语分析的目的：

...discourse analysis is a set of techniques for 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exts and their meanings.

在该领域中，也有多种目标、进路、形式、传统不同的体系和分支：“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论辩研究”（Argumentation Studies），“叙事学”（Narrative Studies），“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等等。此外，其中有些分支又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有关。

尽管与其他社会科学（如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有类似的关怀，但不同的是，话语分析特别在“如何说/写”方面(少量地在理解方面)，具有独特而系统的理论和技术：以语言学（包括各种分支）及语言学交叉学科的概念和知识—词、句法、言语行为、篇章或会话结构、叙事体、论辩和解释结构、修辞（如比喻、讽刺）等—揭示、解释、评价个人、机构、社会或文化的话语问题，如言语的意义（内容、功能、目的、效果、行动）。

比如，受当代西方语言哲学（Austin 1962; Wittgenstein 1953）启发，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揭示话语进行社会行动的能力和性质。又比如，受社会建构主义（如：Billig 1987; Gergen 1999;Gilbert & Mulkay 1984）的影响，话语分析将注意力投向“事实”“世界”“文化”“历史”等“现实”与社会建构活动—尤其是话语—的关系，因而将现实构建话语作为研究的核心。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不关注语言活动本身，不会把它作为对象目标来研究，最多是把语言素材作为探究的手段或路径，目的是获取“其中”或“背后”的“信息”“原因”“知识”“事实”。换言之，话语分析彰显了话语的现实构建功能。

再比如，受解构主义（Derrida 1976）和后现代主义（Foucault 1982）以及反种族歧视（Said 1995）、反性别歧视（Lakoff 1975）等学术思潮影响，话语分析也提出了权力竞争和滥用的话语问题（Blackledge 2012）。因此，研究者会选择发掘话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新的言说方式、原则或概念。

与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以及受西方影响的语法学）不同，西方的话语分析方法更注意系统地研究语言使用中的社会关系、其社会作用以及语言的社会使用原则，而且其中有些传统还特别注重把语言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甚至学科反思的工具。这些显然都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者学习的。

话语分析有特殊的文化历史渊源。一定语境下具有社会功能的“话语”概念和由多重句子排列而成的“话语”（discourse）概念，最早是分别由英国语言学家Firth（1957）和美国语言学家Harris（1951）提出的。而话语分析，作为独立、系统，有众多学者参与，并作为高校课程的学科，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于欧洲。强调语言使用意义的话语分析，是对西方语言学，尤其是句法学的批判性回应和突破。最重要的贡献者是美国人类学家Hymes：其在Foundations of Sociolinguistics (1974) 中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忽视了特定语境下语言使用知识的重要地位，这种知识必须纳入语言理论视界之中。相关代表著作还有Van Dijk (1977)的Text and Context，Halliday 和 Hasan（1976）的 Cohesion in English。前者强调言语与语境的联系以及前者的社会功能；后者强调篇章语句之间形式和意义的相连关系（连贯、通顺）。如果追根溯源，话语分析也受到古希腊修辞学的影响，如同修辞学注重演讲的技巧、说服的策略，话语分析也关注言说的规则和方式。

下面我们转向对话语分析的文化分析。整体地看，话语分析本身可以看作一种文化话语现象，具有特定具体的言说者、内容、方式、环境、效果，等等。

在分析的视角和方法上，我们将采取文化对比和学术批评的策略。首先从东方/中国文化的视角剖析话语分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及后果，接着提出具体行动策略，为范式转型作指导。

二元对立。认识论上受笛卡尔二元论影响，话语分析以二元对立，或一分为二的方式看待和处理事物，并在两极化了的事物之间设定简单、机械、等级关系。因此，在研究对象的判断上，将“话语”（文本/语篇）与“语境”、“话语”与“社会/心理”（比如“意识形态”）、“言者（意图）”与“受众”等分裂为两极，拔高前项（话语），作为意义探究的目标，淡化后项, 作为阐释前项的工具，或佐证结论的依据（因此，后项只是剩余的、辅助性的、存而不论的“现实”）。回头看上文的定义，也非常明显，话语分析的核心（关切）是“语言”（language），本身也属于语言学学科。在研究过程的判断上，分裂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掩饰研究者的文化局限（持普世主义立场，见下文），因而也抹去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价值判断上，话语分析同样划分两极：真与假、好与坏、对与错，民主与独裁、正统与另类，“我们”与“他们”。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媒体、文化多元时代，话语分析往往仍然在西方学科框架（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下进行，轻视（新）媒体的作用，避谈文化的互动，忘却研究者的反思必要。Wodak (2012: 29) 在解释其话语分析的对象、方法和目的时这样表明：

...the DHA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ree dimensions that constitute textual meanings and structures: the topics that are spoken/written about; the discursive strategies employed; and the linguistic means that are drawn upon to realize both topics and strategies (e.g.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topoi, presuppositions.... In this way we are able to explore how discourses, genres and texts change due to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and with what effects...

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的整体观大相径庭，中国整体观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运动不息的整体（中国道家的相生相克、相依相持的思想），并透过现象看到事物之间错综复杂、亦此亦彼的联系。如果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现代话语与历史传统、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互相作用的现象结合起来，通过主观与客观、现实与传统、本土与世界的不断循环对话和批评，就可以实现知识的增长与创新。

二元对立的缺陷在于见树不见林，刻舟求剑，主观武断，走极端，搞分裂，忽视事物的辩证关系以及事物的变化本质。这不仅于认识和指导社会实践无补，而且因为误读和误导还可能导致社会文化的隔阂与冲突。

普世主义。话语分析的叙事特点，如同主流的交际学，总是间接地甚至直接地将自己描绘成客观、中立、普适的科学：好似其定义、概念、理论、方法、问题，统统具有世界代表性和人类话语普遍性，因而可以作为标准工具，运用于任何文化语境。没有什么经典著作或教科书会声明，自己的内容仅仅反映英文话语或欧美文化。这就是为何东西方的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们，无论是否身处西方世界还是亚非拉地区，盲目地套用批判话语分析的观念、理论、价值体系和分析模式。这就是为何在其框架下所研究的任何话语现象都注定要被描述为卑劣的、错误的、虚假的原因。这也是为何西方的话语研究形式，总是寻找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或特征，来证明其西方中心主义想象的原因：“乌拉圭军队对人权的践踏”(Achugar 2007)、“中国霸权式爱国主义”(Flowerdue & Leong 2007)、“伊斯兰男性至上主义和独裁主义”(Al-ali 2006)、“尼日利亚官方违法”(Mele &Bello 2007) 等。Fairclough（2012：11）将话语分析中的各类“话语”概念总结为大类：

Discourse is commonly used in various senses, including (a) meaning-making as an element of the social process; (b) the language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social fi eld or practice (e.g.‘political discourse’); (c) a way of construing aspects of the world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social perspective (e.g. a ‘neo-liberal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细细检查，便会发现，话语分析全非自诩的那样是普世之学，而不过是一种西方体系，并且是排他性的西方中心主义体系，或者说是霸权主义体系。其传统起源于西方中心都市，反映的是西方现实，回应的是西方问题。而与西方的“文本为意义载体”观念不同，中国文化认为“言不尽意”；与西方的“交际为说服他人”伦理不同，中国文化强调“贵和尚中”；与西方的“本本主义”方法不同，中国文化注重“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第五》）。

盲目地将西方的视角、价值标准、概念、理论、方法、问题，套用到非西方现实，势必会造成对其的遮蔽、扭曲、诋毁，实质上也是学术权力的滥用。没有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包容，不能实现文化范式的多元化，就无所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共识和普世价值。正如陈光兴（2006: 5, 337）指出的：“所谓理论的普遍主义声称，其实为时过早，必须先被去帝国化，也才能够认知到人的知识其实是极度有限的。”“简单地说，知识生产是帝国主义主要的操作场域之一，因此评判知识分子去帝国的工作必须首先在知识生产的场域中进行，改变当前去帝国运动不得有效启动的知识生产状况。”

个人主义。话语分析一般从言说者的角度出发，关心的也是言说者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们看来，语言是言说者达到自我目的的工具；言说者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是说服或控制他人，而非达到他人的目的，或建立交往关系，实现共同目标。这种语言观的基础，是欧洲功能主义语言学，更可以溯源到古希腊修辞学，而在更深、更广的文化道德方面，又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崇尚的个人主义之上的。这就是为何大多数话语分析实践者只注重言说者，言说的目的或原因，而非对话者的理解、反应，或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反响，更不关心人们如何相互运用语言（及其媒介）建立、维系社会关系，推动、改变事物状态。Gee和Handford (2012: 1) 在导言里对话语分析解说道：

It [discourse analysis] is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s we give to language and the actions we carry out when we use language in specifi c contexts. Discourse analysis is also sometimes defi ned as the study of language above the level of a sentence, of the ways sentences combine to create meaning, coherence, and accomplish purposes.

这与中华传统文化所崇尚的“仁”“礼”“和谐”和社会行动的政治目标（如“治国、平天下”）等最高社会行为准则、终极关怀形成反差，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集体主义精神形成对照。中国传统伦理（语言哲学）认为，交际的第一要义，是建立、维系和谐的社会关系，语言是立德的手段。因此，如果简单地把西方的话语理论应用于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就会忽视中国人用话语关心他人、顾及社会和谐关系的本质特征。当今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盛行的世界所需要的，也恰恰不是这种个人主义的话语原则。

本本主义。关于话语意义，批判话语分析有一种特殊的预设：话语意义存在于符号表达之中。因此，尽管在理论上承认“语境”与“文本”两者有联系（因果、互动、背景等），但是，在实证分析上或在研究目的上，却是将 “可观察的”“本本”—语言形式—从“语境”中剥离开来，以便将目标锁定在前者上，即便需要运用“语境”时，不是先去调查，更不是去揭示、解读、解释它，而是将其作为阐释文本的辅助性资源。即使在解读非西方话语时，也采取同样的进路。这种做法，一多半是缘于根深蒂固的语言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欧洲语言本身结构及“低语境”特性。这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因此，大量话语分析实践的事实表明，话语研究的中心是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具体的文化语境只是作为阐释前者的辅助性工具（Fairclough 1992：73）。 Fairclough (2012: 19)对于评判话语分析这样总结道：

The version of CDA I have briefly presented here, and its precursors in earlier publications (e.g. Fairclough, 1992;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 are strongly focused upon shifting articulations of genres, discourses and styles in texts (interdiscursivity) and in orders of discourse.

然而，这与中国的“言不尽意”语言观、“整体辩证”的世界观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因为中国/东方话语有“高语境”特性，研究者讲求超越语言形式，利用“经验”“体察”“直觉”“妙悟”“虚静”等语言之外的资源，以获得 “风骨”“意境”“神韵”“道”等。

拘泥言辞，不触及“物质”世界—经济的、机构的、组织的，忽视“说的”与“做的”，“语言”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无以揭示“语言”本身，更无益于认识和改变世界。同样道理，在当今新媒体、高科技革命时代，本本主义无疑也是微不足道的。

强势传播。话语分析不仅仅是一套思想体系，也是一个话语体系。这里，学科的创立者、领头人或代言人绝大多数是西方男性白人。选取的视角、标准、旨趣局限于西方文化。研究的事件、现象、问题集中在西方社会。借助西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通过标杆期刊、专业教材、网络传播、（主旨）演讲、留学深造等，话语分析成了一种单向强势（从西方都市传向全球）、通常被盲目效仿的霸权话语体系（Alatas 2006；Miike 2009；Shi-xu 2009a、b；Thussu 2006；施旭 2010）。作为一种知识产业和文化商品，不仅占据国际市场，而且还有经济利润。对于非西方的社会和民族来说，这种蕴涵西方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体系，继续制造殖民主义的“东方”“他者”，同时也抑制东方学术的传承、重构与发展。

与此同时，东方文化圈中的学者和学术接受、认同、翻译、介绍、再生产话语分析，将其运用到本土文化话语的阐释和批判，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渲染、巩固了西方体系的“普世性”。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全球膨胀，起码导致三方面后果。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抑制、排挤了发展中世界学术的传承、发展、创新；二是消解了东西方文化对话合作的可能性，使人类的知识趋于单一贫乏；三是这种饱蘸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旨趣的话语体系，使已经不平等、不公正的文化秩序，包括内在的偏见与无知，变得更加坚固持久。

西方的“中国话语/传播”研究

前面我们首先讨论了交际学总体的文化问题，接着我们带着同样的问题考察了具体分支，话语分析。这些观察和批评都是围绕人类交际、话语分析的基础理论、方法及其国际传播现象。下面转向交际学对于中国话语传播的研究。

交际学对于中国的应用，同样可以从其话语实践和话语体系角度来认识。首先，国际主流学界对中国话语、传播有其特殊的认知定势。学者往往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以陈旧（冷战时代）偏见来审视中国现实。只要翻阅一下近些年国际期刊关于中国大陆话语传播的研究论文（且不包括用中国现象印证西方“普世”语言学理论的论文），就会发现这条规律。这里，常见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包括：“中国政府为自身权威而操纵媒体、左右国内外舆论”(Chang & Ren 2017; Hinck et al 2016; Li & Rune 2017; Lin 2015; Sun 2010; Wang 2017) ;“中国政府与人民/民主对立” (Esarey& Xiao 2011; Gleiss 2016; Han 2015; Nordin & Richaud 2014; Zhang 2013) “中国话语与‘正统话语’不同”(Callahan 2012; Hartig 2016) ; “中国图谋称霸世界”(Gong 2012; Lee 2016; Zhang 2013)。

那么，在研究现象和问题上，文献主要集中在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Gong 2012; Lin 2015; Li & Rune 2017; Sun 2010; Zhang 2013) 、“摆布”人民，或反过来，人民如何“反抗／托举”政府(Esarey & Xiao 2011; Han 2015) ，或中国如何“坑害”美国、“愚弄”世界(Hinck et al 2016) 。

方法上，套用西方模式和手法，或凭借孤立个案，或拘泥只言片语，或依托内容分析 (见Esarey & Xiao 2011; Gong 2012; Han 2015；Hinck et al 2016；Lin 2015; Li ＆ Rune 2017; Sun 2010；Wang 2017；Zhang 2013)。

这种模式下，结论也就不足为怪: 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存在“鸿沟”(Sun 2010)；人民有各种“反/托”政府的声音(Esarey & Xiao 2011; Han 2015)；中国给美国“挖陷阱”(Hinck et al 2016)；中国政府/元首具有“操纵”媒体的各种策略 (Lin 2015;Li ＆ Rune 2017; Wang 2017) ；中国政府有掌控世界的“企图”和“局限”(Gong 2012; Zhang 2013) 。这些观点成为批评、质疑、诋毁中国的主旋律。

这里的学术局限性（偏向性）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西方是中心是标准”，并非国际学界和社会公认；相反，从“文化话语研究”的立场出发，我们应该包容多元文化，努力和谐共存。关于中国政府的西方“知识”并非不可颠覆的真理，本身是需要讨论的话题。中国有14亿人民，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西方某些话语传播研究的旨趣不免过于短浅。中国人交际的一个原则是“言不尽意”，中国人理解方法要求“听其言观其行”（见第四章）。相比之下，西方话语分析方法显然是缺乏可信度的。

这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罔顾中国文化传统、历史变迁、实践全貌。按照西方逻辑推导出来的“中国知识”，与 Said (1978，1993) 所揭示的“东方主义”话语，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是新瓶旧酒、陈词滥调。但在西方传播机器（比如期刊评价系统）强势推动下，效果上倒是在国际学界强化了对中国的歧视。

结语

本章将西方交际学看作一种话语体系，从文化对比和文化关系的角度，分三个层次（整体的交际学、作为分支的话语分析和交际学的中国应用），对其做了简要的分析。我们发现，交际学并非其自己直接或间接地描绘的那样：中立、客观、普世。尽管具有合理有益的成分，但是同时也有严重但通常被忽视的缺陷：二元对立、普世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这样的西方范式不仅不能全面、系统、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还阻碍了文化多元对话和创新，特别是对东方文化实践的盲目照搬，更是巩固了西方的偏见与歧视。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逆）全球化、媒体化、本土化、文化多元化、世界权力多极化，以及国际社会分化，使得破解交际、话语、传播、文化问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变得无比突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的学术思潮，后浪推前浪，同样也催促着包括交际学、话语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实现文化繁荣创新。

交际学（包括传播学、话语研究）的方向在哪？突围、创新的基础是什么？有什么资源、优势？已形成怎样的学术成果？相关科研发展的平台有哪些？所有这些对于中国语境、中国学者意味着什么？中国学人如何创新？研究中国话语是不是应该考虑中华文化语境？中华学术传统里是否有其可借鉴的地方？中西话语学术传统应该如何相互学习、综合创新？新形势下，我们“文化失语”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如何抓住时机，面对挑战，并争取以平等的文化身份参与国际学术对话？这些问题是下一章讨论的方向。

讨论题

1. 现当代中外学术互动有何规律，产生了哪些影响？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交际学（传播学），话语研究在理论、方法、问题方面有哪些创新性研究？

3. 中国交际学、话语研究的民族文化创新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