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癌症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癌症新发和死亡病例，癌症死亡约占全死因的1/4。中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为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女性乳腺癌、食管癌、甲状腺癌、子宫颈癌、脑瘤和胰腺癌。中国癌症负担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呈现发达国家癌谱与发展中国家癌谱共存的局面。尽管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近十年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偏低，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癌症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每年用于癌症诊治的直接费用超过2 000亿元，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也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癌症防控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是我国当前癌症防控工作的重心。将癌症防治关口前移、重视癌症预防、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是打赢防癌抗癌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在控烟限酒、避免接触致癌感染因子、合理膳食、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病因预防措施的基础之上，筛查和早诊早治是改善癌症患者生存和预后以及降低癌症发病和死亡负担的有效措施。多数癌症发生在身体易于查出或发现的部位，早期容易出现癌症警示症状或体征的部位主要有：口腔、鼻咽、胃、结直肠、乳腺、子宫颈、卵巢、膀胱、前列腺及皮肤等，而危害严重的肺癌、肝癌及食管癌早期阶段鲜有症状或体征。癌症的早期发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已有警示症状或体征的人群需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进诊治；其次，对无症状人群，特别是高危人群需进行早期筛查和定期随访，进而达到早诊早治的目的。通过筛查与早诊早治，提高癌前病变及早期癌症的检出率，阻止或减缓其发展，是提高癌症患者治愈率及降低死亡率的关键。

一、癌症筛查及实施原则

1.筛查的概念

筛查是指通过一定的检查方法从无症状或体征的健康人群中发现可疑癌症患者，随后对其进行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筛查是早期发现癌症并进行早诊早治的重要手段。筛查的实施需根据具体条件而定，应选择适宜筛查的癌种和筛查方法并制定适宜的筛查计划。

2.筛查实施原则

一项筛查计划需要考虑如何选择筛查疾病、目标人群、合理的筛查程序（包括筛查起始年龄、筛查间隔等）、筛查和确诊方法以及有效的干预和随访方案。Wilson和Junger等人于1968年提出了筛查计划的10条标准，在此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于2008年对开展筛查项目需要考虑的原则进行了更新，特别强调在项目实施之初就应开始对筛查项目进行相应的评价。评价内容包括：目标人群是否明确，筛查与治疗程序是否有效，是否具有卫生经济学价值，是否符合公平性、可及性即伦理学原则，人群获益是否超过伤害。此外，还需对筛查质控、经费保障及项目风险应对机制等方面进行评估。制定癌症筛查计划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归纳如下：

（1）所筛查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高，是现阶段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2）所筛查的癌症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比较清楚，有足够长的临床前期以及可被识别的疾病标识，对癌前病变及早期癌具有有效的诊断方法及治疗方法，早期干预能够显著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率。

（3）具有准确、简单、经济、安全、有效、合乎伦理、顺应性好的筛查方法，同时应选择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卫生资源状况相匹配的筛查方法。

（4）对在不同阶段筛查出的癌前病变和早期癌具有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案，确保早期治疗的效果，达到提高早期病变和早期癌检出率和治愈率的目的。

（5）以人群为基础的筛查通常是一种政府行为，需要行政主管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应有相应的资源保障进行以人群为基础的筛查、诊断及治疗。

（6）开展筛查、诊断及治疗应促进卫生系统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最好能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相结合。

（7）筛查及早诊早治的开展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人力及资金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应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应能促进社会发展，体现健康公平。

二、癌症筛查方法评价指标

筛查方法是否有效是开展人群癌症筛查项目的基础。一种癌症的筛查方法评价就是将待评价的筛查方法与该癌种诊断的金标准进行比较，判定该方法检出癌前病变及癌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筛查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与开展筛查项目所带来的收益密切相关。

1.准确性

是指测量值与实际值符合的程度，评价指标有灵敏度与假阴性率、特异度与假阳性率等。筛查试验评价指标计算如表1-0-1所示。

（1）　灵敏度（sensitivity）：

又称真阳性率（true positive rate），指筛查方法将实际有病的人正确地判断为患者的百分比，反映筛查方法发现病人的能力。

（2）假阴性率：

又称为漏诊率，是指筛查方法将实际有病的人错误地判断为无病者的百分比。

（3）　特异度（specificity）：

又称真阴性率（true negative rate），指筛查方法将实际无病的人正确地判断为无病者的百分比，反映筛查方法确定非病人的能力。

（4）假阳性率：

又称为误诊率，是实际无病但被筛查方法错判为有病者的百分比。一种好的筛查方法应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即漏诊率和误诊率均比较低。

2.可靠性

也称信度、精确性或可重复性，是指重复检测、在其他实验室环境中或不同操作者之间诊断或获得相同结果的一致程度。常用评价指标是一致率和Kappa值。一致率高提示该筛查方法的稳定性好，受操作者主观因素或操作水平影响较小。可靠性与金标准诊断是否患病的结果无关，主要与受试对象生物学变异、检测者专业水平以及实验室条件等因素有关。

3.预测值

是应用筛查结果的阳性和阴性来估计受检者为病人和非病人可能性的指标。该类指标反映了筛查方法在实际人群筛查项目中可获得收益的大小。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是指当筛查结果为阳性时，受检者患目标疾病的可能性有多大。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指筛查结果是阴性时受检对象真正未患病的可能性。PPV和NPV不仅与检查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关，还与人群疾病的患病率有关。NPV高提示若筛查结果为阴性时，受检者患病的可能性低，是确定筛查间隔时需重点考虑的指标。

4.绘制ROC曲线

当筛查结果是连续性指标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curve）来确定阳性结果的判断标准，即截断值。以1-特异度作为横坐标，灵敏度作为纵坐标绘制ROC曲线。应综合考虑灵敏度和特异度来选择一项筛查方法的最佳截断值，一般情况下ROC曲线最左上角的点对应的值可同时满足灵敏度和特异度最优，该点对应的阳性值为截断值。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也可反映筛查方法的效果，AUC越接近1.0效果越佳，越接近0.5效果越差。也可利用ROC对比不同筛查方法的优劣。

三、癌症筛查效果评价

在癌症筛查实施的不同阶段，可通过近期收益、早中期疾病中间结局改善以及长远期人群癌症死亡率降低等情况来评价筛查效果。一项筛查项目开展之初就应计划在人群基础上逐级深入地开展研究，通过局部范围精细化设计的现场干预研究、扩大区域的社区干预研究、推广应用后的验证研究等来评估筛查方法或干预措施对于降低癌症死亡率的有效性等生物学效果。然而，癌症筛查作为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服务措施，除了观察生物学效果指标外，还应同期开展安全性、卫生经济学和项目可持续性等评价。

在一项筛查方法和筛查方案在被广泛应用于人群筛查之前，一般采用设计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将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需要按照既定的研究方案接受连续周期性的筛查，而对照组一般情况下接受常规医疗服务或者措施。以在美国开展的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大型RCT研究为例，干预组按照研究方案接受每年一次的低剂量螺旋CT（low-dose spiral CT，LDCT）筛查，连续进行三年，对照组接受X线检测，经过长期的随访收集肺癌患者的发病和死亡结局，评价LDCT用于人群肺癌筛查的收益、中间结局的改善情况、筛查成本及生物学效果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多中心的社区类试验研究，连续观察筛查的中、远期效果生物学指标，卫生经济学效果指标及筛查和治疗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等，探索筛查在实际环境中的有效运行机制。当筛查项目已经在某些地区广泛推广，并且该地区全人群健康档案齐全，有连续多年的、完整准确的肿瘤登记信息，可采用观察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在现实条件下开展癌症筛查所取得的远期生物学效果、卫生经济学效益及项目的可持续性。以结直肠癌为例，采用粪便隐血检测和结肠镜进行筛查可有效降低结直肠癌患者的死亡率。基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肿瘤监测、流行病学及预后数据库（surveillance，epidemiology，and end results，SEER）长期监测资料进行的模型研究分析显示美国结直肠癌患者死亡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效的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筛查项目评价内容及指标主要包括：收益、生物学效果指标、卫生经济学评价、安全性和伦理学评价。

1.收益

也称收获量，指经过筛查后能使多少原来未发现的癌前病变或者癌症患者得到诊断和治疗。该类指标反映人群在短期内因筛查得以早诊早治的获益情况。常用的指标有：

（1）阳性预测值：

是最常用的收益指标。阳性预测值高说明筛查阳性人群中，真正患癌或癌前病变的比例高，提示筛查具有较高的效率。

（2）阳性率或转诊率：

即筛查阳性者所占筛查目标人群数的比例。阳性率与筛查试验的灵敏度高或特异度低有关，如果目标人群基数较大，该指标不宜太高，否则不符合卫生经济学原则。

（3）　早诊/早治率：

即早期病例在通过筛查所发现的全部病例中所占的比例，如果筛查的早诊率显著高于正常医疗程序发现的早诊率，则可认为筛查收益较高。

2.生物学效果评价

生物学效果评价是根据筛查能改善疾病的中间或终末结局状态（发病、死亡或预后）的观察终点来设定的，通常采用率为指标。还可通过计算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等指标来比较筛查效果。

（1）归因死亡率：

是评价筛查人群长远期获益的终点结局指标，可通过比较参加筛查人群与未筛查人群之间的相关癌症死亡率差异来评价筛查效果。例如采用LDCT进行肺癌筛查，经过长期的随访来比较筛查人群与未筛查人群的肺癌死亡率，来评估LDCT用于人群肺癌筛查是否有效。目标疾病归因死亡率降低是筛查效果评价中最具说服力的结论性指标。

（2）早诊率、治愈率、复发率、病死率、生存率和生存时间：

这些是用来评价筛查人群早期或中期获益的中间指标。如果经筛查确诊的病例较未筛查发现病例的复发率或死亡率更低，生存率或者生存时间更长，则说明筛查可能有效，常通过1年、3年、5年生存率来评价癌症筛查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应用这类指标时应考虑领先时间、病程长短等时间相关偏倚的影响。

（3）关联指标：

针对不同研究设计计算相应的关联度指标对筛查项目的生物学效果进行评价。在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常用指标有效果指数、保护率、归因危险度或绝对危险度。在观察性研究中，队列研究多用参加筛查人群和未参加筛查人群的归因死亡危险率比，病例对照研究则采用死亡病例与对照参与筛查的优势比作为评价指标。

（4）　需要筛查人数（number needed to be screened，NNBS）：

在癌症筛查研究中，以癌症死亡率作为结局指标，随访一定期限后，计算未筛查组和筛查组的癌症归因死亡率之差（risk difference，RD），将RD值取倒数，得到NNBS=1/RD，该指标表示减少一例待筛查癌症的死亡，需要筛查多少人，NNBS值越小越好。

3.卫生经济学评价

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是国家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旨在惠及广大人民，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是有效开展人群癌症防控工作的根本前提。因此，在组织开展癌症筛查项目时需要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估，确保投入相应成本后，获得最大收益。

在癌症筛查实施的不同阶段从近期收益、早中期疾病中间结局改善，以及长远期人群癌症死亡率降低等方面评价筛查效果的同时，应进行相应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卫生经济学评价需要详细计算癌症筛查实施过程中的相关费用以及相应的健康收益，进行成本-效果（cost-effectiveness）、成本-效用（cost-utility）和成本-效益（cost-benefit）分析。　筛查成本是指开展筛查时消耗的资源。成本-效果分析是指在筛查项目开展后，通过计算成本效果比评估癌症的死亡率下降或者生存期延长所消耗的成本情况，例如通过筛查降低一例癌症的死亡所需的费用。成本-效用分析是指在通过筛查挽救生命的同时，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体现了投入筛查成本所获得的效用。如以寿命年作为观察指标，则对质量调整生命年测量进行成本-效用评估。成本-效益分析采用货币来衡量通过筛查获得的健康改善效果。

成本测量的准确程度直接影响卫生经济学评价的质量和效果，也是敏感性分析中影响方案选择的重要因素。总体来说，筛查成本越低，早期患者治疗成本较晚期患者降低越多，筛查方案的经济学效果越好。WHO宏观经济和卫生委员会建议，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投入获取的健康生命年大于1时，即认为具有成本-效果价值。可将发现早期病例平均费用与人均GDP的比值，即早期发现成本系数（early detection cost index，EDCI）作为卫生经济学评价的简化指标。影响EDCI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GDP和发现早期病例的平均费用，因此将筛查方案有效性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机整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EDCI愈小，筛查花费的成本愈小，所获健康收益愈大，癌症筛查及早诊早治效果越佳。

癌症筛查效果需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能获得，因此在进行我国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经济学评价时通常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选取癌症防治的中期指标进行绩效评价，如通过“降期效应”观察癌症分期的变化，一般规律是，早期患者增多，继而晚期患者减少，最后死亡率下降。我国早诊早治项目技术方案也据此提出采用筛查检出率、早诊率和治疗率等指标作为技术方案的工作目标，同时也是用于癌症早诊早治工作考核的重点。第二种则是运用数学模型对癌症筛查的远期效果进行估算，如采用Markov模型，模拟各种筛查方案组和不筛查组的筛查、治疗和转归过程，预测基线队列数十年间累计的死亡数、生命年、质量调整生命年、成本和效益，进行成本-效果、成本-效用和成本-效益分析。

癌症筛查方案的卫生经济学效果受目标人群癌症发病率、筛查参与率、筛查技术、筛查间隔、随访策略、早期治疗疗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目标人群发病率、筛查参与率、筛查技术的灵敏度/特异度、早期治疗疗效越高，筛查早诊早治方案的经济学效果越好，而筛查间隔和随访策略对经济学效果的影响在不同癌症间则各有不同。然而卫生经济学效果最好的方案不一定最优，在进行卫生资源配置时，除考虑成本效果等卫生经济学指标外，仍需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人群参与支付意愿等因素，在诸多经济学备选方案中选择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经济高效的筛查方案。

4.筛查的安全性、伦理问题

筛查作为一项医学干预措施，没有绝对的安全。评价筛查方法安全性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筛查的假阳性者可能面临过度诊断的问题，可能会经历确诊前的焦虑。当早期诊断病例为“惰性病例”，由此带来的过度治疗可能会损害健康。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与筛查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

在进行癌症筛查时要严格遵循医学伦理准则。首先，在开展癌症筛查项目前应获得相关部门和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批。其次，在开展实施筛查计划时，需对受检者进行充分知情同意告知，明确说明筛查获益及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及相应处理措施，严格保护受试者隐私。获得受检对象的知情同意后，方可进行筛查。

四、癌症筛查现况

1.国际癌症筛查实践与概况

大量研究和实践证明通过采取有效的筛查方法对子宫颈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和肺癌进行筛查，可有效降低这些癌症的死亡率。自20世纪中期欧美等发达国家将巴氏涂片应用于子宫颈癌筛查，子宫颈癌的死亡率显著下降。随着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与子宫颈癌病因关系的确立，开辟了子宫颈癌筛查史上的新纪元，实现了从形态学向分子生物学的转变。HPV DNA检测作为一种有效的子宫颈癌筛查方法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IARC/WHO）最新发布的结直肠癌筛查手册汇总分析多项RCT研究，其结果表明采用化学法粪便隐血试验（guaiac fecal occult blood tests，gFOBT）和结肠镜检查进行结直肠癌筛查可有效降低结直肠癌的死亡率。采用单次结肠镜进行结直肠癌筛查可有效降低结直肠癌的死亡率，长期随访结果显示这种保护作用可持续长达17年之久。IARC乳腺癌筛查专家组对多项采用乳腺X线摄影用于乳腺癌筛查有效性研究的RCT进行了系统综述，研究表明采用乳腺X线摄影进行早期筛查可有效降低乳腺癌的死亡率。两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NLST和NELSON研究证实通过LDCT筛查可降低肺癌死亡率。在美国，对55～69岁男性开展基于前列腺特异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的前列腺癌筛查。然而伴随研究证据的不断积累，对于采用PSA进行筛查降低前列腺癌死亡率的有效性尚存争议。由于PSA用于前列腺癌筛查的假阳性率较高，因此在进行筛查前应根据家族史、种族、健康状况等信息充分评估筛查的利与弊，制定个体化决策。

针对目前比较适宜筛查的癌种，各国家根据该国的癌症负担谱、经济、医疗卫生水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癌症筛查实践。美国癌症协会制定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规划蓝图中，推荐对一般风险人群进行乳腺癌、子宫颈癌及结直肠癌筛查，对肺癌高风险人群进行筛查。目前美国的医疗和保险计划涵盖乳腺癌、子宫颈癌及结直肠癌的筛查和治疗费用，并于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将LDCT筛查纳入医保。2016年，在欧盟第二轮癌症筛查报告中，汇总了欧盟各成员国乳腺癌、子宫颈癌、结直肠癌筛查执行情况，以人群为基础的筛查项目的可及率由2007年的42.6%提高到2016年的72.4%。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开始实施“综合癌症防控规划”，并逐步建立起癌症三级防治体系，成立癌症筛查中心。日本还通过制定癌症防控相关的法律来保障癌症筛查及临床随诊工作得以有效的开展和实施。

2.我国癌症筛查实践与概况

我国癌症负担较重，且癌谱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肺癌发病和死亡均居我国恶性肿瘤之首，是癌症防治的重中之重。肝癌、胃癌及食管癌疾病负担仅次于肺癌，农村地区较为严重。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的死亡率仍呈现上升趋势，其防治可借鉴发达国家在筛查及早诊早治方面的经验。子宫颈癌病因明确，防治措施比较有效，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注射HPV预防性疫苗和早诊早治得以全面控制的恶性肿瘤。鼻咽癌在我国华南地区高发，在早诊早治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此亦列入我国癌症防治项目中。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子宫颈癌及鼻咽癌构成我国癌症的主要负担，是我国当前癌症防控的重点。

国家癌症中心——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团队于2018年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负责开展“肺癌和结直肠癌多中心筛查的随机对照试验和前瞻性队列研究”和“上消化道癌筛查和干预新型技术开发及评价研究”，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将为制定适宜我国国情的肺癌和上消化道癌筛查及早诊早治方案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在我国上消化道癌高发现场开展的一项大型多中心、以人群为基础的队列研究结果显示一次性内镜筛查可以显著降低食管癌和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HPVDNA检测技术用于我国一般人群的子宫颈癌筛查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价值。在我国鼻咽癌高发区开展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血清EB病毒抗体检测进行筛查可提高早期癌占比，与未筛查人群相比参加筛查的人群鼻咽癌的死亡率显著降低。结合国内外的筛查实践经验，目前在我国开展的癌症筛查项目中，推荐使用的筛查方法列表（表1-0-2）如下：

我国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末，在河南林县首次采用细胞学拉网检测技术进行食管癌筛查。20世纪70—80年代，在我国恶性肿瘤高发现场逐步建立起一支专业的肿瘤防治队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奋战在抗癌一线的前辈孜孜不倦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癌症防控策略，积累了宝贵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癌症负担逐年攀升，癌症防控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启动多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针对严重危害我国居民健康的恶性肿瘤开展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作为承担单位，于2012年启动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针对城市地区居民开展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和肝癌高危风险评估、临床筛查、早诊早治和随访等工作。自“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开展以来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家高度重视癌症早诊早治工作，逐步加大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支持和投入，并逐步实现我国主要癌症筛查网络全国覆盖。自2007年起，在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助下，启动医改重大专项“淮河流域早诊早治项目”。在江苏、安徽、河南和山东四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高发现场开展食管癌、胃癌、肝癌筛查及早诊早治工作。2005年在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助下，在我国农村地区开展癌症早诊早治工作，针对特定高危人群进行食管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肺癌和鼻咽癌的筛查。2009年将农村妇女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项目列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在此基础上，我国还需持续性加大对癌症早诊早治的投入，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完善管理机制、提高质量和效率，旨在让更多的百姓从中获益。

五、提升我国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能力

我国在癌症防治方面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然而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仍然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癌症负担仍日益加剧，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罪魁祸首。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部门联合制定了《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年）》，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癌症防治体系，显著提升癌症筛查、早诊早治和规范诊疗水平，遏制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的势头。因此，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方针，采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心下沉、关口前移的战略，是我国癌症防控的重要指导原则。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癌症早诊早治能力，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制订符合我国国情重点癌症早诊早治计划

1.加强对公众癌症防治知识和宣传和教育，普及癌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的知识，提高防癌知识的知晓率和参与防癌筛查的积极性。

2.根据我们国家人群分布特征，利用国人自己的数据，针对发病负担重、筛查技术和方案比较成熟的癌种，制订统一规范的筛查和早诊早治技术指南，并在全国推广应用。

3.将针对病因的一级预防与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有机结合，全面提升癌症防控效果，包括在推荐肺癌高危人群进行低剂量螺旋CT筛查同时大力倡导控烟以及制定HPV疫苗注射与筛查互补的子宫颈癌防控计划等措施。

4.逐步完善国家、区域、省、市、县癌症防治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癌症防治能力建设，加快适宜筛查技术的推广。

5.正确、合理引导高危人群定期接受防癌体检。加强筛查后续诊疗的连续性，将筛查出的癌症患者及时转介到相关医疗机构，提高筛查和早诊早治效果。

6.加强癌症诊疗规范化管理，提高癌症早诊早治水平。

7.多向筹措资金，探索癌症防治与医疗保险制度相结合的模式，保障癌症防治经费长期和持续性投入。

（二）加快推进癌症综合防控平台建设，实现全网络信息化管理

完善癌症信息防控平台建设，加强癌症防控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进一步融合风险评估、高危筛查、影像上传、癌症随访、肿瘤监测和早诊早治生物样本库等信息系统，实现高效智能管理。依托国家癌症防控信息管理平台，健全肿瘤登记报告制度，提升肿瘤登记数据质量，为实现对癌症筛查效果长期和高效评价奠定基础。加快推进多源异构肿瘤大数据共享和充分利用，为全面提升癌症防治能力提供信息平台保障。

（三）加强科研攻关，建立癌症早筛研究网络，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充分发挥和利用国家癌症中心资源与平台优势，建立国家级早诊早治生物样本库以及中国常见癌症全周期、全链条、多中心大型筛查队列。联合全国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进行资源高效、有机整合，建立中国癌症筛查研究网络。强化癌症防治的基础前沿研究、诊治技术和应用示范的全链条部署。充分发挥国家癌症中心及其协同网络在临床研究、成果转化、推广应用方面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提升我国癌症防治的整体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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