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视妇孺，首创妇、儿分科论治

《千金要方》卷二、三、四为“妇人方”，卷五为“少小婴孺方”，分上、下两部分，卷二至卷五紧跟在卷一总论之后，体现了孙思邈对妇、儿诊治尤为重视。“少小婴孺方·序例第一”中的开篇论述：“夫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故《易》称积小以成大；《诗》有厥初生民；《传》曰声子生隐公。此之一义，即是从微至著，自少及长，人情共见，不待经史，故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也。”孙思邈对妇人、小儿的诊治着墨较多，且置于男人、老人的诊治之前，是不同于其他医家的一种创新。《千金要方·妇人方》包括求子、妊娠、分娩、难产、产后病、妇科病等方面，合药方540余首，先对妇产科的疾病、孕妇卫生、孕妇禁忌进行翔实论述，后论述临床注意要点以及产后护理等各个方面，研究可谓具体深入，并首倡妇、儿单独成科，分科论治。正如他在《千金要方·妇人方》卷二开篇所言：“论曰：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任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所以妇人别立方也。”唐代以前史料记载中虽然有论述妇人病及诊治，但并没有提出设立妇产科专科，孙思邈《千金要方》则是明确提出倡导妇、儿分科论治，同时他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系统论述小儿养护与保健的医家，开创了中医学妇幼保健领域诸多先河。

我国中医儿科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远远早于19世纪才发展起来的西方儿科学，涉及儿科的中医药古籍也相当丰富。根据史料，与儿科相关的最早的文献可追溯至殷商甲骨文的卜辞，记载了儿科病名，如“龋”“蛊”。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婴儿病痫”等疾病，《黄帝内经》也有关于小儿疾病（如腹泻、癫痫等）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曾被呼作“小儿医”，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记载：“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然而这些史料中与儿科相关的记载数量不多且未成体系。

儿科真正成为一门“专业”是在隋唐时期，隋朝太医署首设“少小”科，使小儿病诊治走向专门化，为儿科学专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隋末的巢元方著有《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其中卷四十五至卷五十记载了儿科杂病诸侯及其诊疗方法；唐代“药王”孙思邈格外重视妇、儿疾病的诊疗，倡导分科论治，《千金要方》卷二至卷四先论妇科，卷五“少小婴孺方”单列儿科，分为上、下两部分，包含了序例、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疬、小儿杂病等九篇，共记载儿科病名90多个，以及各类治疗方剂、针灸、推拿之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卷五上、下两部分共包含：方293首，法61首，共计354首；其中上部含方15首，法45首，共计约60首；下部含方约278首，法约16首，共计约294首。“方多法广”是《千金要方》的一大特色，许多疾病名称及方药沿用至今，其中很多知名方剂，如被誉为“治小儿痫第一方”的“龙胆汤”，对后世儿科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继承创新的重要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临床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