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融合儒释道，吸收外来文化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经济与文化繁盛的时期，特别是唐朝初期就确立了儒、道、佛“三教并尊”的宗教政策，使得孙思邈在这样的时代中能够融合儒、道、佛思想，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并对邻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宋徽宗时曾经追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从“孙真人”这一称呼也不难看出孙思邈与道家之间的渊源。

据记载，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曾患风痹症（即痛风），当时其他医家都不愿为他治病，而孙思邈则收留他，与其同住并为其治病。在此期间，卢照邻面对一棵生病的梨树偶发感慨，作《病梨树赋》。取其中言及孙思邈者如下：

癸酉之岁，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君思邈居之。君道洽今古，学殚术数（另有版本作“学有数术”，此处取《备急千金要方校释》中“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之版本）。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飞炼石之奇，洗胃肠之妙，则甘公、洛下闳、安期先生、扁鹊之俦也。自云开皇辛丑岁生，今年九十二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矣。共语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也。然犹视听不衰，神形甚茂，可谓聪明博达不死者矣。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椿菌之性，何其辽哉。

该段序言充分阐释了孙思邈融合儒、释、道的精髓，分析该序言可知：

《病梨树赋》序言中作者以病梨树自况，“癸酉之岁，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时有处士孙君思邈居之”；又言“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椿菌之性，何其辽哉”，意思是说自己正值壮年，却身染重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孙思邈大医仁心，没有“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而是“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道洽今古，学殚术数”指的是孙思邈学问渊博，贯通古今；同时又精通天文、历法、五行、医药、占卜等“术数”，体现了孙思邈“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及其推步甲子，度量乾坤，飞炼石之奇，洗胃肠之妙，则甘公、洛下闳、安期先生、扁鹊之俦也”则体现了孙思邈高超的医术，这些都是他对于儒家“医乃仁术”思想的贯通融合。

“高谈正一”中“正一”是道教术语。道家将“一”视作永恒不变、为万物之根本，道教中也有门派谓“正一派”。与“一”相关的道教术语还有“真一”。如《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曾引陶弘景云：“隐居曰：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夙痼，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不尔，五精不续，真一难守，不入真景也。”“真一”，道家术语，人的元气、丹田均可称为“真一”。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多次为“真一酒”题诗。“真一酒”是依据道家《三元真一经》“众真归一”之法酿造的道家法酒。苏轼极为重视“真一酒”，他所写的相关文辞歌赋有《真一法酒寄建安徐得之》《记授真一酒法》《真一酒并引》《真一歌并引》等，足见他对“真一酒”的喜爱。卢照邻认为孙思邈“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因庄子是蒙（今河南商丘）人，故称蒙庄子，指的是孙思邈深谙老子、庄周学说，如同古代的蒙庄子，正如他在“论大医习业第一”中所言：“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

“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意思是说孙思邈深入佛家的“不二法门”，如同当今之维摩诘。“不二”，佛教术语，亦称“无二”“离两边”，指的是对一切现象应无分别，或超越各种区别。《大乘义章》卷一：“言不二者，无异之谓也，即是经中一实义也。一实之理，妙寂理相，如如平等，亡于彼此，故云不二。”菩萨悟入此不二之理，谓之入不二法门。维摩诘则为梵文“Vimalakirti”的音译，意译为净名或无垢尘，为佛典中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代表人物；佛家创始人之一，善说“不二法门”。卢照邻将孙思邈视作“今之维摩诘”，足见其对孙思邈评价之高。孙思邈在“论大医精诚第二”中言“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之教义。佛教自汉代传入后在隋唐时期兴盛，因此孙思邈广泛吸收了古印度的一些医学理论及药方，并记录在《千金方》中，例如他积极吸收印度名医耆婆所持的“天下物类，皆是灵药”的理论，提出“一方不弃，万法并取”的理念，还吸取了印度佛教医学“四大”“百一”学说。

药物方面，孙思邈吸收了很多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药物理论，例如，他认同民间“吃肝补肝”的做法，由于肝开窍于目，他建议可食用动物肝脏治疗“雀目”。中医的“雀目”指夜间视物不清的一类病证，又有鸡蒙眼、鸡盲等别称，即西医的“夜盲症”。《千金要方》中还引用“耆婆方”十余个，这些都反映出孙思邈对于外来文化所持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与他处于开放、繁盛的唐朝时代有很大关系，其《千金要方》也对古代日本、朝鲜以及其他一些海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人类医疗与健康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