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时期，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却经历了从迅猛发展到停滞的变化，其前景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另一方面，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亦即第三世界国家，也面临着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任务，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要求政治与社会的进步。还有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从更高的视点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致力于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虽然这些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不同，研究的目标或目的也有所不同，理论与观点相差颇大甚至针锋相对，但很多研究都有大致相似的特点，可以归于同一大类，其特点又可用“发展”一词加以概括，于是在理论界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即“发展学”（或称“发展研究”）。“发展学”现在已经发展出若干分支，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其中发展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可称为政治发展。也可以说，政治发展研究也可称为发展政治学。[1]

发展学从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上可以划分为广义与狭义的发展学。广义的发展学是从全球背景出发探索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所要阐明的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远景（当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狭义的发展学则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些国家落后的原因、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和环境，进而提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广义发展学起初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而探讨全球性发展问题的。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实际上就是研究其经济增长的规律，所以这种理论就叫作“增长理论”。而学者们试图将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由此便产生了一种理想的“全球模式”。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学，主要目的自然是探讨这些国家如何能够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从而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程度，通常人们把这种研究称为“发展学”或“发展理论”。显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的，是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

广义发展学先后出现了很多种理论，比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华尔托·惠特曼·罗斯托[著作有《经济成长的过程》（1953）、《从起飞进入自我持续成长》（1956）等]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其中“起飞阶段”是一个关键性阶段；意大利资本家、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伊组织的“罗马俱乐部”[著作有福雷斯特的《世界动力学》（1971）、D.L.麦多斯等的《增长的极限》（1972）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悲观论调即“增长极限论”，它是反对工业化并主张国家停留在“不发达阶段”的；美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卡恩（著作有《今后20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即将来临的繁荣》等）提出的“大过渡理论”，这是未来研究中的乐观派，认为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2世纪末的400年的“现代化”时期是“大过渡”，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更伟大的时代，是无比繁荣的时代。

狭义发展学的理论可谓层出不穷。传统理论就有英国经济学家格拉纳·纳克斯等人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代表著作为《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的困难》（1966）]，意指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可避免且无可救药；英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等人提出“大推进平衡增长理论”，主张利用国内国外巨额投资，同时推动多项工业的发展，以便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论”所说的缺乏资本造成的困境；艾伯特·O.赫希曼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大推进平衡增长理论”行不通，主张集中力量发展某些重要工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美国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提出“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论”，认为在城市现代化与农村落后之间，农村存在着生产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为城市的现代化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以此来带动现代化的发展。另外一个传统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尔鲁克斯等人提出的“发展极理论”，主张以某些大城市为“发展极”，吸引周边居民到大城市，由此集中农村土地并改进生产技术，进而扩大影响，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任何理论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况经济发展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因为对传统理论不满，所以出现了一批非传统发展理论。这些理论主要认为传统理论没有注意不发达国家的具体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因此提出的发展模式或方案不一定适合，或者会面临更多问题。这些新的理论包括：“满足基本需求论”——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还会产生贫富不均，出现失业率过高的情况；“增长和公平论”——针对传统理论“先增长，后分配”的模式而提出“边增长，边分配”模式，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实现社会公平。

非传统理论还包括反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而提出的“依附论”。其中经济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其著作有《不发达的发展》（1966）]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种理论是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到发达国家的身上，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或主张不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脱钩”，免受其影响，或主张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后者应该称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论”一样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2]）。

上述发展学的各种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众多学者对全球发展问题的不断探索。这种态势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探索可能还只是开始，远没有完成，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新的问题还在产生。有些基本的问题需要考虑。

一是价值观冲突的问题。在研究发展问题时，不同国家与政府会不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影响学者的研究？即发展学研究会不会有不同国家的利益掺杂其中？答案恐怕是肯定的。当然，其中相当多的学者是出于科学与学术的考虑，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研究的，也是为了全人类利益或者更多地为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利益考虑的。但肯定也有一些研究者会出于各种原因为本国政府做研究，或者他们只是受到一直以来接受的价值观的影响。目前相对肯定的有美国学者亨廷顿，中国学者持有特定立场的也比较多。对于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而言，在科研上能尽量做到客观就已经不易了。总而言之，在客观的科学研究背后，可能存在着不同价值观的冲突，甚至不同的制度或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些需要仔细考虑，慎重处理。

二是发展模式问题。这一问题由前一个问题延伸而来，世界发展的目标是否是单一的，即建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现代化是否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都向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目前较多的人认可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世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性，特别是允许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多的探索，这样可能更好些。当然，不能否认发达国家经过实践获得的有益于全人类的那些价值观，那些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时也要承认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也可以给其他国家以参考借鉴。总而言之，在发展问题上应该多一些包容。

三是经济与政治的“分与合”问题。政治与经济是否必须全盘考虑？亦即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必然带来或必须伴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近年来不断讨论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与非传统理论中的“体制变革论”相关联。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不能仅仅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还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该理论侧重从社会、政治制度上寻找不发达的原因，从而主张进行政治经济制度或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问题是向什么方向改。也许政治体制改革确实需要更多的讨论，其改革决策必须特别谨慎，也因此不得不容忍它的迟缓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