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类词缀研究综述

对汉语类词缀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1953)首先提出了“新式的字尾” “新式的字头”1的说法,吕叔湘(1941:20-21)则列举了“士、生、师、人、者、丁、夫”以及“后、厂、场、园、馆”等两类共计20个“近似词尾”的成分。 1979年,吕叔湘(1979:48)明确提出“类词缀”的概念,学界由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任学良,1981: 49;郭良夫,1983;沈孟璎,1986,1995;王绍新,1992;陈光磊,1994: 23-25;马庆株,1995a),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类词缀概念的界定、类词缀的特点、类词缀的范围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上。进入21世纪,类词缀研究更为系统深入,主要表现为:出现了借助语料库对类词缀构词情况进行穷尽考察的定性和定量研究(王洪君、富丽,2005;曾立英, 2008;尹海良,2011);某些类词缀受到了研究者的专门关注,如新兴类词缀(王玲芳,2001;李蓓,2004;邹晓玲,2006;沈光浩,2011b)、外来类词缀(魏伟, 2007;张洁,2011;赵颖,2013)等;采用了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宋作艳, 2009,2010,2015;尹海良,2011;贾泽林,2011;徐萍,2011;卢美艳、钟守满, 2012;阮畅,2012;刘善涛,2013;贺宁,2013;李加 ,2015;袁野,2018;颜颖, 2019;张媛、王晨阳,2019)等。

本节中我们首先将对类词缀的界定、特点、范围进行梳理,这三方面的问题是我们研究类词缀构词的基础;进而我们将按照研究理论基础的不同,对不同范式的类词缀构词研究进行综述;最后我们将从整体上总结类词缀研究取得的进展以及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

1.2.1 类词缀的界定

在汉语研究中,“类词缀”这一术语最早由吕叔湘(1979: 48)提出,他指出:“汉语中地道的语缀不很多”,“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然而还是差点儿,只可以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说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还得加个‘类’字,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

国外学者对于类词缀(affixoid)的界定与吕叔湘基本一致,Booij(2005b:114)认为类词缀是指那些“看起来是复合词的一部分、可作为词位出现,但是作为复合词的组成部分使用时表达具体和更受限制的意义的语素”2。

吕叔湘和Booij的定义分别指出了类词缀和词根或词缀的差异和联系,厘清了类词缀是词根向词缀演化的过渡体这一本质。相比较而言,Booij的定义可操作性更强,“意义具体和更受限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判断,而吕叔湘的界定强调类词缀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何种情况才叫“没有完全虚化”。 Booij的定义也有不足,他虽然指出了类词缀和词根的区别,却认为它“看起来是复合词的一部分”,更强调它与复合词词根的相似性,没有明确指出它与词缀的关系。

除了“类词缀”的说法,还有学者将这种介于词根和词缀之间的特殊语素称为“新式的字尾/字头” (瞿秋白,1953)、“近似词尾” (吕叔湘,1941:20)、“类乎后置成分的东西” (陆志韦等,1957: 138)、“新兴前缀/后缀”3(Chao,1968/2011:234-236,245-248)、“准词头” (任学良,1981: 49)、“准词缀”(马庆株,1995a)、“半词缀”(semi-affix)(Marchand, 1969: 326)等。

目前来看,术语“类词缀”在学界使用得最为广泛,所以本书也将采取这一说法。

1.2.2 类词缀的特点

吕叔湘(1979:48)提出了“类词缀”的概念,并强调了它“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的特点。但是,语义标准虽然是确定类词缀的核心标准,却很难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因为“意义实在、意义有所虚化而又未完全虚化、意义虚化这三者之间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 (苏宝荣、沈光浩,2014),因此研究者们后来围绕类词缀的特点又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

(1) 虚化和类化

在吕叔湘(1979)之后,大部分研究类词缀的学者都赞同类词缀的语义虚化(郭良夫,1983;沈孟璎,1986;王绍新,1992;马庆株,1995a;陈光磊,1994:23)。所谓“虚化”,指的是语素由实语素向虚语素发展。汉语中的语素往往被分为虚实两种,“实语素有实在的意义,虚语素没有意义。所谓实在的意义,即词汇意义(lexical meaning),所谓没有意义,指的是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却有抽象的语法意义,语法意义即结构意义( structural meaning)” (郭良夫,1983)。类词缀“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 (吕叔湘,1979:48),代表其词汇意义已经开始虚化但仍部分保留,同时也可以表示抽象的语法意义。

与类词缀的语义虚化密切相关的是其构词时的类化。所谓“类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类词缀可以“显示某种词性” (沈孟璎,1986;汤志祥, 2001: 149-164;张小平,2008: 115-125),如类词缀“家”不论是附加在名词性词基上(“气候学家、钢琴家”),还是附加在动词性词基上(“游泳家、绘画家”),最终派生出的均为名词;二是指它可以表示某种“以原语素的某种语义特征为内涵、外延扩大了的类指(泛指)义” (苏宝荣、沈光浩,2014),例如当类词缀“友”附加在名词或动词性语素、词或词组后时,表示具有某种共同经历或嗜好的一类人和这些人之间的互称,如“麻友”(在一起打麻将的人)、“摄友”(一起搞摄影的人)、“侃友”(一起闲聊的人)、“牢(狱)友”(一起坐牢的人)、“赌友”(聚赌的赌徒之间的互称)、“发烧友”(对某一类事物特别着迷、狂热的人)等4。

苏宝荣、沈光浩(2014)指出,学界在描述类词缀的语义特征时常混用“虚化、类化、泛化”三个术语,他们主张类词缀“是语义的类化(泛化),而不是传统词缀语义的虚化”,但他们并未在文中对“虚化”和“类化”进行明确的区分,对“虚化”也未做明确界定。

我们认为,既然语义虚化主要是词汇意义的减弱和语法意义的增强,而语法意义又称“关系意义、类别意义”,是“对整类的语言项目及其相互关系的概括”(张清源,1990: 190-191),对类词缀而言,其语法意义的增强就表现在其成词或者改变词性以及表达类指义的功能上,即其语义的虚化体现为构词的类化。

(2) 组合能力强和能产性高

学者们通常并不区分类词缀的构词能力(组合能力)和构词能产性(沈孟璎,1986;汤志祥,2001: 149-164)。实际上,前者指的是类词缀“参与构造已有词语的能力” (王洪君、富丽,2005 ),着眼于已经存在的词( actual words);后者则是指“一个特定的形式在构造新词时被运用的可能性程度的大小”(董秀芳,2004: 97),着眼于可能的词(possible words)。

组合能力强和能产性高都是类词缀的特点,不过在与词缀的组合能力及能产性比较时,情况就略有不同了。根据王洪君、富丽(2005)的统计,汉语中词缀、类词缀的组合能力都很强,类词缀的组合能力大于词缀,而某些汉语词缀的构词能产性很弱5,类词缀的构词能产性很强。

曾立英(2008)对汉语类词缀的定量研究证明了类词缀构词能力强的特点。她对《语法信息词典》三字词中位于词末的语素进行了抽取,结果发现构词频率排在前11位的语素里,有6个(“性、学、员、化、品、者”)都是学界公认的类后缀6。

尹海良(2011: 45)对类前缀“零、准、非”和类后缀“热、界、化”派生情况的动态对比则证明了类词缀构词的能产性很高。他发现“实际语料中有很多的派生词在词典中都没有收录”,“说明这些类词缀都有很强的动态在线(on-line)生成新派生词的能力”7。

当然,我们说类词缀的能产性高也是就整体而言的,不同类词缀的能产性也会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同样是表专长、老牌类词缀“家”的能产性目前就比新兴类词缀“帝”高,前者可以周遍地附加在所有学科名之后,后者目前还处于能产性的上升期(我们在BCC语料库中共检索到132个词)。

(3) 黏着性8

黏着性,又称“非独立成词性”,指的是类词缀离开所构词“既无单独的意义,又不能独立成词”(张小平,2008: 121)。

尹海良(2011: 56-59)从语义的角度研究了类词缀的黏着性9。他调查了60位大学一年级本科生看到10个常用类词缀10时最先想到的语义内容,结果发现,“被调查者在第一时间里最先激活的语义内容绝大多数是实词义”,说明“类词缀脱离词根,它的虚化语义就难以得到激活,孤立的类词缀词素最先激活的是与它联系紧密、处于一个连续统中的实词(素)义”。这一点与含同一语素的复合词词群中的核心词根不同,后者“即使是不自由词素(不单独成词),它在复合词中的语义和单独作为词素时的语义内容也是基本一致的”。

(4) 定位性和单向高搭配性

定位性是学界公认的类词缀的特征之一(沈孟璎,1986;马庆株,1995a;汤志祥,2001: 149 -164;张小平,2008: 120;王洪君、富丽,2005;曾立英, 2008;尹海良,2011: 67-68),指的是类词缀“在某个义项上出现在组合的固定位置上”(曾立英,2008),类前缀只出现在词首,类后缀只出现在词末。

定位性是类词缀与词根的重要区别,以否定类前缀“不、准、非”为例,它们都只能出现在词首,而类后缀“家、化、性”等只能出现在词末;但是词根“风”在表示“风气;风俗”[《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以下简称《现汉》]时,既可位于词首,如“风气、风尚”11,也可位于词末,如“出国风、吃喝风、说情风、送礼风”,并不具备定位性。需要说明的是,类词缀的定位性强调的是其在类词缀义上的定位,并不考虑它作词根时是否定位12。

尹海良(2011: 65-66)对语料库中实义词素复合构词的量化统计也证明了类词缀和词根在定位性上的差异。他发现,与类词缀不同,“一般的实义词素在构词位置上是较自由的”,“无论是在静态的语言词典中还是在动态的流通语料库中,实义词素前置和后置构词都有相当的数量”。

单向高搭配性最早由王洪君、富丽(2005)提出,指的是“在保持结构整体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结构的一个位置上的成分可替换的同类成分不多,而另一个位置上可以有很多可替换的成分”,以语素“式”为例,他们在8亿字的语料库中共检索出了3466例“X式”字组,而《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仅收录了2例“式(实义) X”字组,这说明,类词缀位于后字位置时可搭配率极高,而位于前字位置时可搭配率极低。

单向高搭配性和定位性有所不同又密切相关。后者“强调的是词素构词时的位置”,前者“在强调位置的同时还增加了‘高搭配’这一数量特征”(尹海良,2011: 65),也就是说,定位性是形成单向高搭配性的前提条件。

(5) 组配的规则性

组配的规则性是指“搭配的成分及搭配后的整体意义是否可以用语法或语义的类来控制”,包括“生成向周遍性”和“接收向周遍性”两类,前者指“某一语义类的全部成分均可周遍地与另一类(或一个成分)搭配,搭配后的整体义也都可以用成分义和结构义的相加来预测”,后者指“某一语义类的不少成分(不是所有同类成分)可以与另一类或另一个成分搭配,但只要能搭配,搭配后的整体义总是可以用成分义和类后缀义的相加来预测”(王洪君、富丽,2005)。

几乎所有类词缀在构词时都可适用于一条或几条生成周遍性规则,例如类词缀“式”可以同所有表国家、民族的名词性成分组合,如“中式、中国式、日式、日本式、美式、美国式、藏式、蒙式、蒙古式、满式”;类前缀“副”可以与所有官名相配,如“副经理、副总经理、副部长/局长/司长/科长/股长/班长/组长、副主任”13。

即使是不符合生成向周遍性规则的类词缀构词,也往往适用于接收向周遍性的规则。例如类前缀“总”并不能与所有表示官职的名词性成分组配(“总经理、总工程师、总参谋长、总司令”成立,但“∗总主任、∗总部长”不成立),但是“凡能搭配者,其整体意义就可以从成分义和类词缀义的相加来推知,也即它们的语义是透明的”(王洪君、富丽,2005)。

类词缀组配的规则性有利于留学生词汇的通达和输出。一方面,如果他们掌握了某一类词缀构词的生成向周遍性规则,就可以根据这些规则自由地类推构词;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不适用生成向周遍性规则的类词缀构词,也往往是语义透明的,可以降低留学生猜测词义的难度。

以上总结了学界对类词缀特点的讨论,类词缀是一种介于词根和词缀之间的语素,我们要想对其特点有更清晰的认识,还应该明确它与词缀、词根的区别与联系。与词根相比,类词缀具有意义虚化、类化、黏着性、定位性、单向高搭配性的特点,而与词缀相比,类词缀则具备意义尚未完全虚化、能产性高、组配的规则性等独特之处。但是,类词缀和词缀、词根也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将它同词根和典型词缀泾渭分明、说一不二地划分开来难度很大”(尹海良,2011: 34)。类词缀由词根发展而来,有学者认为类词缀内部虚化的程度不一,对于那些词汇意义仍较明显的诸如“人、民、论、豪、场、站”等最好纳入“复合词末了14结合面宽”的普通语素范畴内(王绍新,1992;张小平, 2008: 119);类词缀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向词缀转化,郭良夫(1983)认为“一个类前缀或一个类后缀,使用的次数多了,使用的范围广了,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缀或后缀”,陈光磊(1994: 23)进而主张取消词缀和类词缀的区分,因为它们“是一种正在转变而尚未最后完成虚化的词缀,是一种‘准词缀’或‘副词缀’,或者说是‘预备词缀’”。

我们不同意取消类词缀的独立地位,因为从客观事实出发,类词缀与词根、词缀相比具备独特性,无法完全纳入二者的范围内,而将其独立出来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类词缀本身的特点,而且也能让我们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内部差异有更清楚的认识。

1.2.3 类词缀的范围

由于类词缀和词根、词缀之间的边界模糊,学者们在划分类词缀的范围时有很大分歧,我们总结了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八种观点,如表1-1所示:

②根据马庆株(1995a),我们将“子”分为“子1、子2、子3”,作词缀、读轻声的为“子1 ”,指人的类后缀为“子2”,如“臣子、夫子、君子”,不指人的类后缀为“子3”,如“分子、原子、电子”。

③有学者在原文中并未使用“类前缀”这一说法,我们从尊重原文的角度出发,这里也列出他们采用的名称。

从表1-1我们可以看出,在学者们划定的类词缀中,类前缀最多为23个,最少为7个,类后缀最多达86个,最少为12个。

在以上八位学者列举的类词缀中,认同度最高的类前缀为“非”和“准”,各出现了7次;认同度最高的类后缀为“员、家、界”,各出现了8次。大部分的类词缀都仅出现了1次或2次15。这说明,学界对某些语素类词缀身份的判定还是存在很大分歧的。

表1-1中出现3次以上的类前缀有20个,它们是“非、准、可、超、单、多、反、泛、伪、亚、类、软、半、不、次、无、前、总、大、零”,出现3次以上的类后缀则有39个,包括“员、家、界、学、性、化、度、率、论、观、手、星、热、迷、法、生、鬼、师、族、式、型、品、子3、夫、棍、者、坛、户、物、别、体、气、士、派、件、业、犯、盲、风”。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某一类词缀身份的争议,我们决定在选择要研究的类词缀时先把认同度低(仅出现了1次或2次)的类词缀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重点关注学界认同度相对较高(出现3次以上)的类词缀。不过对于这些学界公认的类词缀,有些也仍然值得进一步讨论,我们将在第1.4节中进行具体分析。

学界在类词缀数量和范围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以下两点原因所致:一是类词缀处于词根向词缀过渡的连续统中,它和词根、词缀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所以不可避免会有某些语素位于三者间的模糊地带,属于类词缀范畴中的边缘成员;二是学者们对类词缀概念的界定和特点的认识也会直接影响他们对类词缀的判定,综观学者们提出的类词缀的特点,有些在确认某一类词缀的身份时可操作性并不强,例如上文提到的语义的虚化性,是否虚化、虚化程度的高低就并不容易明确区分。因此,我们将在本章1.4节中提出一套目前看来更容易操作的类词缀确定标准。

1.2.4 不同范式的类词缀研究

总体来看,汉语的类词缀研究大致可分为五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基于结构主义的类词缀研究、基于形式主义的类词缀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类词缀研究、基于构式语法的类词缀研究以及基于生成词库理论的类词缀研究16。这五类研究在关注的重点问题、研究方法、所得结论上都有所不同,同时受理论基础的影响,也各有各的优缺点。

1.2.4.1 基于结构主义的类词缀研究

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类词缀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中后期,带有结构主义构词法研究的鲜明特点:多是对类词缀派生词的结构进行共时描写,关注构词成分的语法属性,以及“不同语法性质的词素组合与整个词类、功能等语法性质的关系” (朱彦,2004: 7), 回避用意义标准做系统研究。

陆志韦等(1957)的《汉语的构词法》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汉语构词法的专著,以结构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系统分析了汉语的词语结构。其分析的程序是:先将词的结构类型分为多音的根词(即多音单纯词)、并立、重叠、向心等九类,然后按照构词成分的词性以及所构词的词性再次分类讨论构词情况。在书中,陆先生并未对类词缀17展开详细分析,多是例举式的描写,间或对派生词的结构和语法性质辅以简单说明,以“化”为例,他首先例举了“化”的派生词“软化、缘化、腐化、机械化、具体化、尖锐化、合理化”,然后指出“这是正在孳生的格式,多半能作动词用” (陆志韦等,1957: 138)。强调派生词的内部结构和语法性质,在他分析词缀时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他把单音节的儿化词分为十类18,分类的标准就是词基和派生词的语法性质。

Chao(1968/2011)基于美国描写语言学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共时性的系统描写。在分析类词缀时,他也把重点放在了分析类词缀派生词的内部结构上,带有典型的结构主义特点。例如在分析类词缀“不”时,他是这样说的:“‘不’是副词,但在‘不科学’和‘不道德’中‘科学’和‘道德’都是名词。有时一个名词会通过逆构词变成形容词,例如‘名誉’也可以用在‘很名誉’中,尤其是当‘不名誉’也出现在上下文中时。”

在专文系统研究类词缀的成果中,王玲芳(2001)的《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语缀)研究》是我们在知网中检索到的时间较早的一篇,其理论框架也是基于描写语言学。以其对类前缀“多”的分析为例,论文中谈到了类词缀“多”的几个特点:可以直接修饰名词;修饰名词时位置固定,必须位于名词性词根前,位置更换后将失去类前缀的作用;有显示词性的作用,凡带“多-”的词都转化为名词;以同双音节组成三音节词为主要形式。以上几个特点,除了最后一个是类前缀“多”在音节组合上的特点之外,前三个特点都是从“多”的语法功能上来谈的,更注重对词语内部结构的分析。

结构主义的类词缀研究对派生词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细致描写,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忽视了类词缀和词基之间的语义关系,因为结构主义学者们认为语义标准是无法把握的,这一点我们在Marchand(1969: 215)分析英语中的“-er”后缀时可以明显感受到,他说:“作为一种词类转换标记,-er在由动词派生出的词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在由名词派生出的词中,它的词类转换标记地位就不重要了,因为大部分的词基和派生词都属于名词性的实词……-er作为一种语义转换标记时,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大部分派生词都是指人名词,一般是男性,但也存在很多在语义上不相关联的义项。带-er的派生词可以指‘纸币、钞票’(fiver, tenner)、‘击打’(backhander)、‘车’(two-seater, two-decker)、‘衣领’( eight-incher)、‘枪’( six-pounder)、‘一阵风’ (noser, souther)、‘某一时刻的讲座’(niner)、‘诗的一行’(fourteener)、‘船’ (three-decker, freighter)。”从Marchand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词缀、派生词和词基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规律性很强的,但是从语义的角度来看,词缀是相当灵活的,它能够同时表达多种不同的意义。

从语言事实出发,结构主义的类词缀研究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汉语的类词缀很多都是多义的,即使是在同样的内部结构中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仅仅从结构上研究类词缀的构词无法区别同一内部结构中的类词缀的不同意义。例如类词缀“-家”可分别附加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性的词基后构成名词,如“钢琴家、游泳家、幽默家”,在每一类派生词中“家”又有不同的意义,名词性词基后的“家”可表示“在某一领域有一定成就的人”,如“气候学家”,也可表示“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如“仇家”,还可表示“专门从事某种(不好的)活动的人”,如“阴谋家”等,结构主义的类词缀研究无法发现或者刻意回避了这三类词(“气候学家”“仇家”“阴谋家”)的区别。

其次,汉语中有语义相近、语法属性相同的近义类词缀,结构主义的类词缀研究关注类词缀及其派生词的语法属性,无法解释这些近义类词缀存在的差异。例如名词性类后缀“-员(保洁员)、-手(操盘手)、-师(按摩师)”等都可以附加在动词性词基后构成职业名,如果仅分析它们的内部结构都是“V.+类词缀→名词(职业名)”,但它们并不能互相替换,这说明仅仅从结构角度研究并不能充分挖掘出它们的区别。

1.2.4.2 基于形式主义的类词缀研究

与其他范式的类词缀研究相比,形式主义的类词缀研究相对来说数量较少,在理论假设和主要观点上也存在一定的内部分歧。

Tang(1993,1995,转引自Packard,2000: 158-163)是在形式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较早进行汉语构词法研究的,他主张汉语的词和句法结构都是由同一套规则生成的,并且包括词缀、类词缀等在内的所有的构词成分都可被看作词干(stem),这些词干在构词时遵循以下两条规则:(1)复合规则:X→’X,’ X;(2)词干规则(可递归):’X→’X,’X19,进而Tang(1993, 1995)细分出了汉语中的不同词汇类型,如:

名词→[’A ’N]N

[’V ’N]N

[’N ’N]N

[’A ’V]N

[’V ’N]N

[’Ad ’V]N

[’A ’A]N

[’Nu ’N]N

[’M ’N]N

[’Ad ’N]N

[’D ’N]N

[’Cj ’N]N

动词→[’V ’N]V

[’V ’V]V

[’A ’V]V

[’N ’V]V

[’Ad ’V]V

[’N ’A]V

Tang的这一体系并不区分自由语素和黏着语素,也不区分词缀和非词缀,因为他认为这些概念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且对它们不做明确区分“并不会对我们研究或者确定汉语中合法词的形式、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Tang,1995: 198,转引自Packard,2000:161)。这一看法值得商榷,以类词缀为例,如果说表人的类后缀都是名词性的,那么它们构成的词都是名词性的,但是对于“性”和“化”这样的兼类类词缀又该纳入哪一个范畴中呢?

2000年,语言学家Jerome Packard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构词法》),以生成形态学和心理语言学为基础研究汉语的构词法。在书中,他提出了两条汉语的构词规则: a.X-0→X-0,-1,(W) , X-0,-1,(W) ;b.X-0→X-0 , G(Packard, 2000: 168)20。其中,X-0为“词根词” ( root word),既可以单独成词,也可以充当词干或词的核心(head);X-1表示黏着词根,XW表示构词词缀,G表示语法词缀。在这两条构词规则下,随着X取值的不同,一共可以得到9种不同形式的词语形式21。除了通常所认为的词缀,Packard 将有改变词性作用的类词缀,如“无-、未-、非-、复-、可-、-性、-化、-然、-者”等都纳入了他的“构词词缀”(XW)的范畴,因此与类词缀相关的双音节组合为[X-0, XW](如“红化”)、[X-1, XW](如“惯性”)、[XW, X-0](如“无性”)、[XW, X-1](如“无机”)四种,多音节组合可以由X-0充当递归节点,分出[XW[X-0, X0]](如“未分配”)、[XW[X-1 , X-1 ]] (如“无原则”)、[ XW [ X-0 , X-1 ]] (如“非卖品”)、[[XW, X-0] X-0](如“无线电”)、[[XW, X-1] X-0](如“无核区”)等多种形式(有些组合理论上成立,但未发现实际的词)。 Packard的这一体系受西方形态学传统的影响很大,他将语素分为黏着词根和自由词根,词缀和非词缀,并试图用两条构词规则制约汉语词汇的生成,有很强的概括性,但却同时存在一些问题,仅就类词缀而言,一是会造成同一个类词缀构词的“四分五裂”,以类词缀“无”为例,它所构成的三音节词“无线电” “无核区”都属于“无+N.素+N.素”结构,但因为“线”是自由的,“核”是黏着的,Packard就将它们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形式,意义恐怕不是很大;二是在“构词词缀”这个概念上,能够看出Packard的定义与国内学者有所不同。

Packard主张语素在词库中被指定为或自由、或黏着、或构词词缀、或语法词缀,并且构词过程是在进入句法结构之前就完成了的,这本质上属于“词汇主义” (Lexicalism) (Chomsky,1970)。 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基于形式主义的形态学理论——分布形态学兴起。与传统词汇主义不同,分布形态学主张“句法词法同构”,“词的结构和句子结构均源自一个运算系统”(王文斌,2014: 21)。经过30年的发展,分布形态学在理论系统、事实分析范围都有了很大提升,已经成为形态学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分支22。目前,国内已经有学者用分布形态学理论研究汉语的构词问题(胡伟,2013,2017;王焕池, 2014;谢静,2016;邓盾,2018,2020a,2020b),也有学者将部分类词缀(如“者、员、家”)的派生词纳入“合成复合词”23的范围进行了分析,以下我们将重点介绍程工、周光磊(2015)的研究成果,以窥分布形态学的研究路径。

程工、周光磊(2015)基于分布形态学的理论框架,研究了汉语中的动宾复合词(涉及部分本文研究的类词缀派生词)如“谣言制造者、传播病毒者、客运员、理发师”等的生成机制。研究认为,O.和V.均为双音节的O.V.X如“谣言制造者”的生成过程为:a.动词宾语的词根(“√谣言”24)与定类(零)语素(n0 )合并25→b.动词的词根(“√制造”)与宾语合并→c.宾语并入词根→d.把合并后的“宾语+词根”组合与定类语素合并26,整个生产过程涉及复合(b)和派生(d)两个步骤,是典型的合成复合词;O.和V.均为单音节的O.V.X生成过程与此类似,也是典型的合成复合词。但是,V.O.X类与前两类不同,当V.和O.均为双音节时,其生成方式属于“短语入词”,以“开创事业者”为例,“√开创事业”凝结为一个整体进入词库,本身“不用再参与任何句法运算”,只是作为词根与定类语素“者”合并,因此只通过派生这一个步骤就可以生成;当V.和O.均单音节时,以“播音员”为例,V.和O.由于韵律的原因高度融合,也是进入词库称为词根(“√播音”),再与“员”合并产生派生词。因此,程工、周光磊(2015)总结认为“O.V.X是标准的动宾合成复合词,而V.O.X均是通过派生或复合而成的派生词或基础复合词”。

除了程工、周光磊(2015)在分布形态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基于生成语法也研究了合成复合词的生成机制,具体可参见顾阳、沈阳(2001),何元建(2004,2011,2013),程工(2005),何元建、王玲玲(2005),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做具体介绍。

总体来看,基于生成语法的类词缀研究更关注类词缀所构词的生成机制问题,关注原则和规则,诸如“右向中心原则”“词汇完整性假设”等都有很好的解释力。但是这类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语义的忽视,这与整个生成形态学的倾向是一致的27,这一缺陷对于汉语来说尤为关键;第二点同样也是生成形态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类研究更关注的是语言中受规则制约的(rule-governed)“可能的词”(possible words,Aronoff,1976:17),“对真实的词的研究仅仅是为了通向可能的词” (Bauer, 1988: 9),但是对于类词缀研究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真实的语言使用,除了那些受规则制约的可能的词外,也应该关注那些看起来“不规则”的构词现象,并进一步为这些不规则构词现象的产生提供解释。

1.2.4.3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类词缀研究

目前来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汉语类词缀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 利用原型范畴理论确定类词缀的地位。例如徐萍(2011)认为类词缀处于词根向典型词缀过渡的连续统中,如果将词缀看作一种范畴,那么“典型性最高的就是‘典型词缀’,典型性不那么高处于边缘位置的就是‘类词缀’”。

(2) 利用原型范畴理论为类词缀分类。例如阮畅(2012)提出类词缀“鬼”“门”“秀”“性”“巴”“可”等与本义偏离,虚化程度非常高,甚至在一定的句法位置和结构关系中,被去掉后也不影响词语语义的表达,属于类词缀范畴内的核心成员;“客”“族”“汉”“婆”“姐”等虚化程度较高,但仍与本义相关,偏离不远,会长期保持在类词缀这一中间状态上,属于次核心成员;而“准”“超”“热”“感”“霸”等语义虚化程度很低,与本义的距离还比较近,属于边缘性成员。刘善涛(2013)更进一步强调,词典在收录新词时也应该对新词词群进行范畴化总结,“概括出具有原型意义的类词缀,并单立条目”。

(3) 采用转喻、隐喻理论分析类词缀的语义认知机制或生成机制。贾泽林(2011)、贺宁(2013)、刘代阳(2015)等从隐喻和转喻的角度分析了类词缀的词义生成机制;卢美艳、钟守满(2012)指出转喻凸显在类词缀公示语的意义拓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黄金金(2013),邹晓玲、王志芳(2013)则借助隐转喻理论对近年来相当能产的称谓名词派生构词做了解释。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类词缀研究,与前面两类类词缀研究相比,更注重研究类词缀语义的发展变化,并试图从认知的角度对类词缀的产生及语义变化做出解释。不过目前看来,这一类类词缀研究发展得还很不充分,主要体现在:

(1) 基础理论单一,认知语言学下的类词缀研究大部分以原型范畴理论和隐转喻理论为基础,少部分涉及意象理论(邹晓玲、王志芳,2013)和概念整合理论(贾泽林,2011;孙佳,2013;刘代阳,2015)。

(2) 除了一些最常用的类词缀如“化”“式”和亲属称谓演变成的类词缀以外,其他类词缀受到的关注较少,缺乏系统性研究。

1.2.4.4 基于构式语法的类词缀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构式语法兴起后,汉语学界有学者将构式语法的理论应用到类词缀研究中,比如李加 (2015)分析了“ X哥” (李文称为“后缀式词语模”)的构式生成机制、构式压制机制和构式继承机制;程晨(2015)总结了“指人”类流行语“ X帝/控/二代”的构式义,分析了各构件X在词性、音节上的特征以及“帝/控/二代”的意义,探讨了“X帝/控/二代”等“指人”类流行语的句法功能和形成机制;张媛、王晨阳(2019)描写了“ XX化”构式的语法特征,并从构式的内部和外部视角分别探讨了构式“ XX化”的认知机制;许华元(2016)以“X风”为研究对象,在构式压制的基础上提出“类词缀压制”,认为X不论为何句法成分,在进入构式后都受到“风”的类词缀压制,从而在组配后表现出名词性并在语义上凸显事体性。不过,这部分研究与目前整个汉语构式语法研究存在的问题类似,有些类词缀研究虽然冠以“构式”字样,但实质上仍然是传统的类词缀语义、句法特征的描写,算不上真正的构式语法范式下的研究,在研究重点上也主要集中在对构式义的归纳和构式义生成机制(包括构式压制)的解释上。

除了以上研究,Booij(2005b,2010,2012)将构式这一概念引入形态学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构式形态学( Construction Morphology)理论框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以构式形态学为理论基础的汉语类词缀构词研究,以下我们将做重点介绍。

与构式语法一脉相承,构式形态学主张构式是我们描写和分析自然语言的基本单位,所谓“形态构式”是在词层面形式和意义的系统性配对。与结构主义形态学和生成形态学不同的是,构式形态学认为应该从语音、句法、语义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来研究词的结构(Booij,2010:5),一个最为核心的主张是认为自然语言的词库是通过图式和子图式来实现高度结构化的(Booij, 2012)。 Arocodia(2011)引入构式形态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汉语中类后缀“性”的产生路径,以及多义类后缀“吧”的语义辐射网络;随后 Arocodia (2012)又基于构式形态学分析了汉语5类“介于派生和复合之间的语素”,包括典型的名词性类后缀如“学、家、员”,新兴类后缀“吧、迷”,在功能上近似西方词缀的“化”,既可附加在词上,又可附加在短语上的“者、式”,以及类前缀“非、反、超”等。

目前,国内基于构式形态学的研究还比校少,严敏芬、万华敏(2015),安丰存、程工(2017),袁野(2019)等介绍了认知形态学的基本理论内容,邵斌、王文斌(2014),邵斌(2021)通过分析英语中“-friendly、-exit”等新兴词缀的构词图式论证了构式形态学的优势在于能对新兴词缀和词根、词缀进行统一解释。也有学者开始用它来解决汉语的构词问题,如宋作艳(2019)研究了“高富帅”“矮穷矬”类词的词汇构式化;尹宇航(2019)分析了“老虎”的图式;梁如娥(2019)则从构式的形义配对关系上对名量复合词构式做出了整体解释。具体到汉语类词缀的研究上,袁野(2018)基于构式形态学分析了汉语中的“-哥、-姐”等为代表的类词缀构词(袁文称之“命名构式”)的表层构式表征,将其总结为[X-H]N.←→[具有X特征的H]命名,不过其文章的重点在于强调省略型复杂词语如“蜗居”等深层构式的存在,以及由表层构式到深层构式间的认知推演的重要性,对于命名构式的表层构式的分析较为简单;颜颖(2019)、邓紫芹(2021)结合定性描写和定量统计,分别对类词缀“云-、-体”和“-狗、-微”的构式图式进行描写,但总体来说研究深度还有所欠缺。整体来看,当前国内构式形态学视角下的构词研究高质量的成果不多,尤其是类词缀的构词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2.4.5 基于生成词库理论的类词缀研究

近年来在词汇语义学领域也有学者关注类词缀的构词问题,这里主要介绍生成词库理论下的类词缀研究。

生成词库(Generative Lexicon)理论是一个面向计算的词汇语义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Pustejovsky(1991,1995)提出,被认为是“当代语义学中最精细的形式化成分分析范式”(Geeraerts, 2010: 147),它“首次把生成方法引入到词汇语义的研究中,提出了语义生成(组合)的机制”,并且“强调名词在语义组合中的重要性”(宋作艳、黄居仁,2018)。28 生成词库的一大特色是将一部分百科知识引入词义,从论元结构、物性结构、事件结构和词汇继承结构四个层面对词条做更丰富的语义说明,这一静态的语义类型系统为动态的语义运作系统服务,后者包括类型转换、类型强迫、选择约束和共组等机制(张秀松、张爱玲,2018)。基于生成词库理论,宋作艳(2009,2010,2015)29研究了汉语中三类与事件强迫相关的类词缀:指人的(如“-家”)、指物的(如“-机”)和指情状的(如“-热”),指出能触发事件强迫的类词缀都是后置的,前两类构成的多是施事名词(倾向于高度范畴化的人造类名词、恒常性名词);当与类词缀结合的词基X是体词性的N.P.时,就存在事件强迫,释义时需要添加一个谓词,重建一个V.P.,如果是人造类词缀,这个重建的V.P.多是整个名词的功用角色,如“弹钢琴”是“钢琴家”的功用角色,如果是非人造类指人类词缀,重建的V.P.则是名词的规约化属性,如“读书”是“书迷”的规约化属性;隐含的V.基本上可以从N.的功用角色、施成角色或规约化属性获得,如“钢琴家”中隐含的动词“弹”是“钢琴”的功用角色。不过,生成词库理论对我们研究构词中的多义问题( polysemy)很有帮助,但在近义词缀/类词缀的对比分析(the multiple-affix question)上似乎并不高效(Lieber, 2004: 8)。

1.2.5 小结

通过对汉语类词缀相关研究的综述,可以发现,类词缀研究目前取得了以下进展:

(1) 厘清了类词缀的内涵。在“类词缀”这一术语产生前,学界对这种近似词缀的语素还有不同的说法,但在“类词缀”被提出后,学界在术语的使用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2) 明确了类词缀的特征。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讨论30,学界对类词缀的特点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综合前人研究,本书将“类词缀”定义为类似词缀、语义上尚未完全虚化的定位黏着语素,其整体特点为语义类化、组合能力强、能产性高、黏着、定位、单向高搭配、组配规则等。

(3) 在研究方法上从例举式描写发展为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提高了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4) 不同范式的类词缀研究从各个方面推动了类词缀研究的深入: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类词缀研究对类词缀派生词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全面描写,基于形式主义的类词缀研究关注类词缀构词的生成机制并为此做出了形式化的努力(许多术语和规则也被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类词缀研究继承),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类词缀研究关注语义,为类词缀的产生及语义变化提供了很好的认知解释,基于构式语法的类词缀研究和基于生成词库理论的类词缀研究同样关注语义层面,强调类词缀构词时整体构式的规约性。其中,构式形态学、生成词库理论和本研究采用的认知形态学研究框架在基本理论主张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关注重点、具体研究方法、擅长解决的问题上都有差异,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具体对比这三个理论框架的异同点,以展示认知形态学与汉语类词缀构词研究的适配性。

类词缀研究在以下方面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1) 对类词缀的范围仍有较大争议。目前学者们划定的类前缀少则7个,多则23个,类后缀少则12个,多则86个,大部分类前缀和类后缀的认可度都很低。

(2) 目前来看,认知取向的类词缀研究是未来类词缀研究发展的趋势,建构起系统的、可操作的认知取向研究范式尤为重要。

(3) 除了结构上的描写较为充分之外,仍有许多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如多义类词缀的内部语义分化、近义类词缀的语义差异以及如何从认知层面为这种语义差异提供统一的解释等。从这些问题出发,未来的类词缀研究尤其需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加强对类词缀的内部语义分化情况的系统研究。同基于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构词法研究相比,注重语义是认知取向的构词法研究的特点(包括基于认知形态学、构式语法和生成词库的理论框架)。采用语义研究标准对仍然保留部分词汇意义、尚未完全虚化的类词缀来说十分重要,系统性地研究类词缀,语义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

其次,从语义、认知的角度加强近义类词缀的对比。目前的类词缀对比研究,在分析两个近义类词缀时,常是从结构或语用角度寻求差异,而忽视了其语义上的区别,例如尹海良(2011: 133)在对比表否定的类词缀“不、非、零”时,认为三者在语义功能上是相同的,区别在于“零”附带有语用义或预设。根据尹海良的这一说法,在弱语境(只呈现搭配)、词基相同的条件下,“不”和“非”应该是可以自由替换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说“极/十分/有点不人道”,但不能说“∗极/十分/有点非人道”。因此加强近义类词缀的对比,发现它们的真正差异并进一步解释它们在词汇系统中共存的原因,显得尤为迫切。

以上这两个方面都将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1 出自瞿秋白的《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1931),当时并未刊发,直到1953年才收录到他的文集中出版。

2 Booij(2005b)的原文是:“the terms ‘affixoids’and ‘semi-affix’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denote morphemes which look like parts of compounds, and do occur as lexemes, but have a specific and more restricted meaning when used as part of a compound”。

3 Chao(1968/2011:234,245)的英文原文为“modern prefixes/suffixes”,吕叔湘后来将其翻译为“新兴前缀/后缀”(赵元任,1979: 112-117)。

4 类词缀“友”的例子来源于苏宝荣、沈光浩(2014)。

5 王洪君、富丽(2005)将构词的能产性称为“新生类推潜能”,即“构造从未出现过的新词、新语的能力”。

6 此外她还把排在第3和第4位的语素“机”和“器”也纳入了类词缀的范围。

7 考察某一词法加工过程在语料库中出现的词与词典收录的词之间的数量差异是计算能产性的方法之一(Bauer,2001: 156)。

8 “黏着”也有学者写作“粘着”,本书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词条“黏着语”,统一写作“黏着”。引文中若出现“黏着/粘着”,我们遵从原作者写法。

9 尹海良将其称为“语义粘附性”。

10 这10个类词缀是“性、化、者、家、手、热、界、类、准、非”。

11 词根“风”的例子来源于张小平(2008: 120)。

12 马庆株(1995a)指出,定位包括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两种,类词缀的定位性有时是绝对定位,如“者”参与构词时总是后置的;有时属于相对定位,即“在词缀义(A)上定位,在非词缀义(B)上不定位,AB两个意义相关”,例如“式”作类词缀时总是位于词末,如“西式、家庭式、资本主义式”,作词根用时则既可位于词首也可位于词末,如“式样、样式”。

13 类前缀“式”和“副”的例子来源于王洪君、富丽(2005)。

14 这里的“复合词末了”指的是复合词词末,这一说法源自赵元任(1979: 115)。

15 根据表1-1,仅出现1次或2次的类前缀有26个,类后缀有128个。

16 后三类研究都有共同的认知取向,但在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所依靠的具体理论上有明显区别,因此我们这里分别综述。

17 陆志韦等(1957:138)书中称为“类乎后置成分的东西”。

18 这十类是:(1)名词性的语素加上“儿”才是名词。 (2)不加“儿”也是名词;加了“儿”,另是一个名词。 (3)不加“儿”是动词;加了“儿”,是名词。 (4)不成独立的名词,是动宾格分析出来的一部分,在拼音文字有时必须分写,例如“打/个/滚儿”,“闹了/摔儿/了”。(5)日期的名称。 “今儿”是“今日”的变音,不是—般的儿化。 “明儿”[miɐr],是“明日”的变体,不同“名儿”[miŋr]。 (6)不加“儿”是形容词;加了“儿”,是名词。有的例子也只是动宾格分析出来的一部分。 (7)儿化的量词,其中有能作名词用的。参上3类。 (8)不加“儿”是量词;加了“儿”是名词。 (9)象声的成分加了“儿”,变成名词。 (10)儿化的象声词。 (陆志韦等,1957: 131)

19 规则(1)意为一个词由两个词干组成,规则(2)意为一个词干又可由两个词干构成。

20 Packard (2000:169)同时指出,汉语构词除了受这两条构词制约之外,还要受汉语的“核心原则”(Headness Principle)限制,即“(双音节)名词总会有一个名词性成分在右边,动词总会有一个动词性成分在左边”(2000: 39)。

21 XW在一个词中只能出现一次,不存在[XW, XW]的组合,因此构词规则(a)只有8种组合形式,加上构词规则(b),一共9种组合。

22 关于分布形态学理论的介绍和最近进展,可参见王奇(2008),常辉、姜孟(2010),王焕池(2013),程工、李海(2016)等。

23 “合成复合词”(synthetic compounds)又叫“动词复合词”(verbal compounds),目前学界对它的界定不太统一:何元建(2004,2011:83,2013)认为合成复合词是含有动词和题元成分的复合词,是词汇化了的句子;程工(2005)和程工、周光磊(2015)则认为合成复合词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派生于动词的中心词,另一个是非中心成分,在功能上相当于动词词根的宾语,它们的生成涉及复合和派生两个步骤(所谓“合成”)。从具体研究的范围来看,学者们的分歧集中在VOX型复合词上。何元建(2004,2011,2013)将“播音员、理发师、制造谣言者、传播病毒者”这样的VOX型词都纳入合成复合词的范围,但程工、周光磊(2015)则认为VOX型不属于合成复合词,具体原因可见后文介绍。 “合成复合词”的界定和范围并非本书研究的重点,从方便行文的角度考虑,暂且将OVX和VOX型词都称为合成复合词。

24 “√”在分布形态学中表示尚未确定语类特征的词根。

25 之所以会首先完成这一步骤是因为,与词汇主义不同,分布形态学主张“词根在句法推导时即填入,但在句法上尚不具备语类特征,需要在句法中合并至定类语素节点下,如n0 、a0 、v0等,确定其语类特征”(程工、周光磊,2015)。

26 生成过程的树形图详见程工、周光磊(2015),限于篇幅,不再展示。

27 在生成形态学领域,在Lieber(2004)之前都没有学者系统研究过构词法的语义问题,只有学者或多或少地涉及过一词多义、零派生和语义错配等问题(张未然,2015)。

28 国内关于生成词库理论的具体介绍,可参阅张秀松、张爱玲(2009,2018),李强(2016, 2018,2019),李强、袁毓林(2020)。

29 宋作艳这三项研究成果分别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发表的期刊文章和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在类词缀的事件强迫上,核心观点变化不大,调整主要是在术语的使用(将物性角色中的“telic role”由“目的角色”改为“功用角色”)以及“规约化属性”(conventionalized attributes)的引入上,本书介绍时主要依据的是她2015年专著中的表述。

30 从1979年吕叔湘提出“类词缀”这一术语,至2005年王洪君、富丽发表《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学界对类词缀的特点基本有了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