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思想如何表达》：作为“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被人们称作“哲学家”，但他又是通过叙事来表达思想的“哲学家”。“叙事的哲学”与哲学家们的“理论哲学”，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话语言说规则。如果说哲学与文学都是致力于对世界的探询、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生命的意义的追问，它们都以语言为媒介，那么，它们的差别，首先便是其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表达”的差别，决定了其“思”的独特性。

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有两个面目：小说家与政论家。当然这两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作家日记》可以说集中地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政论家”的面目。而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思想性”，作家也由此被称为“哲学家”。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日记》中是如何展开其“政论”的。

一

19世纪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长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创办过《时代》（1861—1863）与《时世》（1864—1865）月刊。《时世》1865年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想再办一个刊物。1972年，受弗·梅谢尔斯基公爵之邀，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任《公民》报主编，从1873年开始，在该报设立《作家日记》栏目，发表自己撰写的评论文章与小说。1874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公民》报，开始筹备自己的刊物《作家日记》。1871年1月，《作家日记》第1期与读者见面。《作家日记》出了两年后停刊，一直到1881年才复刊，但只出了一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去世了。刊物出版的那天，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群魔》中有一个情节，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到类似于《作家日记》这种体裁与结构的作品：小说的一位人物莉莎向另一位人物沙托夫说她准备编一本书，这本书“只限于选择那些多少能够表现当前人民精神生活和俄罗斯人民的个性的事例。当然，什么材料都可以收入：奇闻逸事，火灾，捐款，一切善举与恶行……然而在一切材料中只选那些能反映时代特征的东西；选入的材料都要能表现一种观点，一种方针，一种意图，一种能阐明总体、阐明事实总和的思想”。沙托夫进一步说出了他的理解：这“将是一种有倾向性的书，是按照一定的意向编成的一部事实汇编”，“这部事实汇编也将指出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些事实”。[25]

《作家日记》就体裁而言，包括政论、杂文、回忆和小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战争、家庭、教育、文学、艺术各个方面，可谓无所不包。这里无意于讨论《作家日记》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而更想关注的是，这些“内容”是怎么被传达出来的。

巴赫金曾谈到作为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表达思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撰写中长篇小说的艺术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政论家思想家。在《时间》《时代》《公民》《作家日记》上发表过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表达了一定的哲学的、宗教哲学的、社会政治的和其他的思想；他在这里（文章中）发表的思想，是作为自己肯定无疑的思想，是采取系统独白体的形式，或采取独白的演说体的形式（这是纯粹的政论体）。同样的这些思想，他在自己给不同人的书信中，有时也讲到过。在这里（文章和书信），这些当然绝不是思想的形象，而是用独白体直接肯定的思想。”[26]

大致而言，《作家日记》除少数的几篇虚构小说外，其他的文章有一些作家的回忆性文字，更多的是对当时发生的事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的评论。虽为政论、评论性文字，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议论”也常常具有其独特的个性。以回忆性文字而论，其中最有代表性一篇《老一代人》，叙述作家与赫尔岑、别林斯基那一代人的交往，及其他们对作家思想的影响。这类文字很容易写成一般性的描述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非常善于抓住人物个性与思想中最本质性的东西。例如写赫尔岑，说赫尔岑是“我们贵族社会的产儿，首先是俄罗斯贵族和世界公民，唯独俄罗斯才能出现的人物”，他“生来就是侨民”，虽然类似的“侨民”其中“大多数人从未离开过俄罗斯”。“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生活里，俄罗斯贵族老爷，除极少数外，最后的根柢都腐烂了，与俄罗斯根基、俄罗斯真理的最后联系都动摇了。历史注定要通过赫尔岑这个最鲜明的人物类型表明我们的有教养阶层的大多数人与人民之间的这种裂痕”。他们脱离人民，抛弃上帝，或者成为“无神论者”，或者成为“遁世者”。赫尔岑是“作为俄罗斯的贵族公子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他成功地处理了自己的家业，心满意足地在国外过起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他发动了革命，煽动别人参加，同时却“喜欢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的恬静”。“这是一位艺术家、思想家、杰出的作家，学识渊博、机智灵敏的人物，惊人的健谈家（他的言谈甚至优于他的写作）和极其擅长内省反思的人。”[27]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赫尔岑的评价是否公允姑且不论，其对人物思想与个性的把握，对赫尔岑所代表的贵族出身的“西欧派”的概括，正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问题的敏锐和作为“作家”的特质。

在《老一代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到另一个重要人物别林斯基。与作为“内省反思型”的赫尔岑不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别林斯基是“豪爽而又热情奔放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在认识别林斯基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交谈径直从“无神论”开始，而给作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那灵敏得惊人的辨别力和执著地献身于一种思想的自由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别林斯基对基督教的看法，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

“可是您知道吗，”——有一次晚上，他面对着我，尖声喊道（他十分慷慨激昂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喊叫）——“您知道吗，在社会极其不合理、人不可能不干坏事的条件，在经济会导致人去干坏事的条件下，是不能向人历数他有多少罪恶，不能用种种义务和自愿让人抽打面颊之类的说教去压抑人，也不能要人去做那种按照自然法则他即使想做……但也做不到的事，否则就是荒唐的，残忍的。”

这天晚上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谈话，在座的还有别林斯基的一位朋友，别林斯基很尊重这位朋友，常常听从他的意见；他也是一位年轻的、刚刚开始写作的文学家，此人后来在文学界颇有声望。

“看着他，我都觉得可怜，”别林斯基突然中断了慷慨激昂的言辞，把脸转向自己的朋友，还用手指着我，“每一次，我一提到基督，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仿佛要哭的样子……请相信，您的基督假如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会是一个最不显眼、最平凡的人，在当今科学和当今推动人类的力量面前，他将变得黯淡无光。”

“不，不！”别林斯基的朋友接过话茬儿说（我记得，我们是坐着，他则在屋中来回走动）。“不！假如基督在今天出现的话，他就会参加运动、领导运动……”

“对，对！”别林斯基立刻表示赞同，快得惊人，“他必定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走在一起。”[28]

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感叹：“这样满腔热情地相信自己的思想，可想而知，这是最幸福的人们中间的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虽然相信了上帝，但其“信”却充满了疑虑，使他一生都痛苦不堪。这里记别林斯基的“信仰”，其“小说”笔法，一个活生生的别林斯基的形象便立在了读者面前。

二

《作家日记》虽为“政论”，但各篇表达却各有特点。《老一代人》作为回忆性文字，偏重记事，夹叙夹议。而下一篇《环境》则带有很强的辩论性、对话性。正如巴赫金所言，“把某一思想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人立场，用一个个声音进行思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趋势，甚至表现在他的政论文的布局方法上。……甚至在自己的论辩文章里，他实际上也不是在说服，而是组织不同的声音，使不同的思想意向交锋，多数情况下是采用某种虚构的对话”[29]。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非常关心犯罪及其惩罚的问题。当时社会上流行把犯罪更多地归结为社会环境的原因，在法庭审判中，对犯罪的惩罚也多流行“一味为人开脱”，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可能是在“滥用权力”。“事实上，在那里，陪审员明白，在法庭上，他只要一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就不止是一个心肠仁慈、感情丰富的人，他首先是公民。他想的是（无论正确与否），履行公民义务高于个人心灵上的善行。”[30]但作家在阐发自己的观点时，《环境》不断地引入各种声音，与作家的“声音”形成对话：

“假定说吧，”有人说道，“你们那些牢固的原则（即基督教的原则）全然未变，确实是首先应该做一个公民，也要高举旗帜……就像您说的那样，——再假定说，暂时没有人反对您的话，那么请想一想，在我们这里，公民从何而来呢？只须想想昨天还是什么样子就够了！公民权利（而且是这样一些权力！）突然间从山顶上滚下来，落到他面前。这些权利把他压得直不起腰来，对他来说，这些权利目前纯粹是重荷，重荷！”

“当然，您说的也有道理”，我回答说，多少有点儿气馁，“但是，俄罗斯人民毕竟是……”

“俄罗斯人民？请原谅，”我听见另一个人说，“人人都说，恩赐是从山顶上滚下来的，都把他压垮了。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不只是感受到，他得到的那些权利是一种恩赐，不仅如此，他还觉得，他不花分文就得到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他觉得，现在他还不配得到这些恩赐。……在我们还没有成熟到像你们的公民那样之前，我们还是宽恕吧。由于恐惧而宽恕。很可能，我们坐在陪审员的席上的时候，心中却在想：‘我们自己比受审的人更好吗？我们富有，不愁吃穿，可是，一旦我们处于他那种境地，那我们干的勾当可能比他干的还要坏，——所以我们还是宽恕一点吧。’可能这样还好，这是发自内心的温情。也许，这就是走向未来某种更高级的基督教的温情的基础，直至今日世界上还未有过的温情！”[31]

这里通过直接引语，为给犯罪者开脱的人辩护。“有人”“另一个人”，可以是他者，也可以是作家内心的另一种声音。而“我”却“多少有点儿气馁”。这里的“我”，作为叙述者，在参与对话，也只代表了一种声音。可以说，作为叙述者的“我”只是一个对话者，他可以是作者的代言人，但不是整个的作者。作者的声音，在后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上，假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比罪人还坏，从而我们也就承认，对罪人的犯罪行为我们应负一半责任。他如果践踏了大地为他制定的法令，现在他站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罪责就在于我们。因为，我们大家要是都好的话，他也就会好，现在就不至于站到我们的面前……

“那么就这样判他无罪吗？”

不，完全相反。正因如此就该说真话，把恶称之为恶；但是，因此自己要把判决的罪行的一半重负承担起来。我们走进法庭时就带着我们有罪的思想。这是真诚的痛苦，现在人人都害怕这种痛苦，我们将怀着这种痛苦走出法庭，这就是对我们的惩罚。这种痛苦如果是真挚的和强烈的，我们就使自己净化，使自己变得更好。自己变好了，我们就能矫正环境，把环境变好。只有这一条道路才能改善环境。那种回避自己的怜悯心，为了自己不感受痛苦而干脆判决无罪——这是容易做的。然而，这样我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一个结论：根本就没有犯罪行为，一切都是“环境的罪过”。我们就会得出循环性的结论，甚至把犯罪看做义务，看做反抗“环境”的义举。“由于社会是龌龊的，在这样的社会就不能不反抗、不犯罪而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由于社会很坏，不动刀枪就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与基督教义相反的关于环境的学说所主张的，基督教义充分承认环境的压力，怜悯犯罪者，但它认为，同环境斗争是人的义务，它划定环境问题与义务问题的界限。[3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基督教在认定人的责任的同时也承认人的自由。人是“自由”的，也就意味着他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罪在环境”，“只有恶劣的环境，而罪行则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不过是“诡辩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民并不否认罪行，“他相信环境完全取决于他，取决于他的不断忏悔和自我完善。毅力、劳动和斗争——这就是改造环境的东西。”[33]

以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对罪犯的不当宽容所带来的后果：一个农民多年来毒打自己的老婆，折磨她、凌辱她，最后导致她上吊。法庭上，陪审员们却判决：“有罪，但应予宽恕。”还有哭泣的孩子因为惹烦了母亲，母亲抓住孩子的小手在开水下浇了十来秒钟，最后结果也是“应该得到一切宽恕”。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采取小说笔法，详细描写丈夫折磨老婆的过程：

……他忽然扔开皮带，发疯似的抓起棍棒、树枝，碰到什么就拿什么，最后那三下毒打落在她背上时，棍棒折断了，——这才算完事！他走到一边，在桌子旁坐下来，呼哧带喘地喝起克瓦斯来。[34]

事实的呈现，本身便具有了“思想”的力量。辩护律师们喜欢把一切归于“环境”，比如对那“母亲”的有可能的辩护：

“陪审员先生们，当然，这件事当然不可能是人道的，但是要从整体上看这件事，请注意环境和情况。这个女人贫穷，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承受着种种苦恼。她没有钱雇保姆。很自然，在那种时刻，由于折磨人的环境而造成的残暴可以说已经成为习性，先生们，她把孩子的手放到茶炊的开关下是很自然的……”[35]

这种“辩护”其荒谬性，不言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呼吁：辩护律师先生们，不要再用你们的“环境”来狡辩了。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小说笔法引入政论，优点是增强了政论的生动性、丰富性、论辩性，但也可能带来思想表达的含混、歧义。比如《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有一篇《判决》，登出后引起一些读者的误解乃至引来讽刺揶揄的文章，《判决》何以会引起误解，就可能跟表达有关。

《判决》前有一小引：“这是一名由于苦闷而自杀者的议论。显然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36]以下则全部是自杀者的自白。

这位自杀者一开始就提出疑问：

实际上，这个大自然有什么权力让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它根据的是自己的哪些永恒的法则？我是作为有意识的人被制造的，我也意识到这个大自然：他有什么权力没有我的允许就把我制造为有意识的我？造成有意识的我，就是造成忍受痛苦的我，但是我不愿意忍受痛苦，我为了什么要忍受痛苦呢？大自然通过我的意识向我宣告，存在着某种整体的和谐。人类的意识根据这一宣告制造了宗教。[37]

这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的自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都在质疑生存的意义：如何才能获得幸福，活着还是不活。《判决》中的主人公也强调：“假如让我自觉地选择，那么，不言而喻，我宁愿只是让我存在的这一瞬间成为幸福的人，至于整体及其和谐，在我消逝之后，与我毫不相干，在我消逝之后，不管这个整体及其和谐是否还存在于世间，或者，与我同时灭亡，都是一样。”[38]这是因为，人类不存在永恒，一切都是易逝的、短暂的：“然而，像现在这样永无休止地向自己提出问题，即使是我有仁爱之心和人类对我的爱这种最高尚的和真挚的幸福，我也不可能幸福，因为我知道，明天这一切就将被消灭：我、整个幸福、全部爱、整个人类都将转化为零，化为从前的一片混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绝不能接受任何幸福，这不是由于我没有同意接受幸福的愿望，也不是为了原则而固执己见，仅仅是因为乌有在威胁着明天，我不会，也不可能幸福。”[39]主人公最后宣布：

那么，作为不容置疑的原告与被告，法官与受审者，我判决消灭这个肆无忌惮地、卑劣地使我遭受苦难的大自然和我自己……但是，由于我不可能消灭大自然，我就消灭我自己一个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忍受这种无任何人承担过失的压制太苦恼了。[40]

显然，主人公之选择自杀，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系列“思想自杀者”，有他自身的自成体系的逻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名自杀者在自己开枪之前，为了辩解，也可能是出于告诫的目的，亲自写了这篇随笔。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觉得，他的文章的目的已经够清楚了：“我觉得，把最天真的读者想象成简单到自己猜测不出文章的潜在含义和文章的目的，看不出文章的规劝性质，那是可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也心存疑虑：“是否所有的人和每一个读者都能明了文章的目的呢？会不会事与愿违，给某些人造成完全相反的印象呢？”有些本来就有自杀倾向的人“会不会受到文章的诱惑？”结论应该是：“在文章的结尾应该以作者的名义用直言不讳的、简洁明了的言语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阐析清楚，甚至加上规劝。”[41]

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然后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上的《迟到的规劝》。有读者问：《判决》莫非是在为自杀辩解？《消遣》周刊还刊出了一篇尖酸刻薄的文章：

每个发着高谈阔论——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日记中所刊登的那种议论——而死去的自杀者是不值得任何怜悯的；这种人是拙劣的利己主义者，沽名钓誉的人，人类社会中极其有害的成员。他甚至不能把自己这件蠢事做得不引人注意；他在这件事情也不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不能把自己装出来的性格进行到底；他虽然能不发表任何议论而轻易地死去，可他却要发表高谈阔论……

啊，生活中的福斯塔夫们，装腔作势的骑士们！……[42]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生气，很无奈，只好在《迟到的规劝》之后，再写一篇《毫无根据的论断》。做出自己的明确的论断：

我的文章《判决》涉及人的存在的基本的和最高的思想，这就是人的灵魂不死这一信念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这是一篇“由于逻辑上的自杀”而苦恼不堪的人的自白，自白的潜在意义就是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对自己的灵魂和灵魂不死的信念，人的生存就是不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和不堪忍受的。……我声明（暂时仍然拿不出依据），没有人的灵魂不死的共同信念，对人类的爱就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总之，灵魂不死的思想——这就是生活自身、就是生机勃勃的生活，是生活的最确切的表述，是真理和人类的正确意识的最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文章的目的，我想，任何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自然会看清楚这个目的。[43]

从《判决》不加任何作者的评判到需要如此明确地点出文章的观点、结论，归根结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还是习惯于小说的表达方式：点到即止，充分相信读者，给读者留下一些思考、想象的空间。对于《判决》中自杀者的自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到，是“为了辩解，也可能是出于告诫的目的”，“辩解”还是“告诫”，连作家自己也不肯定，难怪读者误解了。总的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大部分时候是以“政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但“小说”式的表达也时时融入其中，体现了《作家日记》在体裁上的含混性和表达上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