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理论与背景

第二章
参与式预算的缘起

与许多源于发达国家的治理创新不同，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是巴西阿雷格里港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创新实践。作为巴西南部南里奥格兰德州的首府，阿雷格里港在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贫富分化严重。在当地社会性组织邻里协会（Neighborhood Associations）的呼吁之下，80年代初执掌政权的新型左派政党劳工党发展了一系列由民众控制市政预算重点的制度，这便是参与式预算的起源（Baiocchi 2001）。其主要模式是划拨一定比例的财政资金让区域性民众代表来决定支出重点。

在劳工党执政期间，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不断发展，预算资金中由民众参与决定的比例逐步上升，民众参与的程度日益提高，这一做法也扩展到了更多的城市（Wampler and Avritzer 2004；Latendresse 2005）。不过，2004年劳工党在阿雷格里港市长选举中落败之后，中右派反对联盟掌控了政府，参与式预算在阿雷格里港有所式微。此后，参与式预算虽然表面上被维持，但政府给参与式预算划拨的资金减少，项目完成率降低，参与式预算对项目优先的排序也不被遵循（Melgar 2014）。虽然在阿雷格里港的参与式预算有所衰落，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参与式预算却进入了广泛传播阶段。1996年，联合国人居署第二次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 II）授予参与式预算“四十二项城市治理最佳做法”的荣誉。2001年，阿雷格里港举办了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参与式预算开始闻名世界（Oliveira 2017）。参与式预算越来越被认为能够提高治理水平、实现赋权于民、促进民主治理和提升穷人福利（Touchton and Wampler 2014）。参与式预算从此进入快速扩散阶段。据估计，截至2010年，全球大概有794-1470个参与式预算案例，其中大概200个发生在欧洲，40-120个发生在亚洲，拉丁美洲数量最多，有大约510-920个案例（Sintomer, et al.2012:72-73）。

参与式预算在全球的扩散，并不意味着各地的做法和巴西的参与式预算是雷同的。相反，不同地方的参与式预算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别，且在不断演化和融合中。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自21世纪初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但都被称为“参与式预算”的地方实践，这些实践引起了学界较多的关注和研究。从图2-1显示的知网数据来看，国内学者对参与式预算的关注主要开始于2005年，在2010年达到高峰，之后缓慢下降。

在研究参与式预算的中文论文和专著中，除了少数是介绍国外的参与式预算案例，大多数是介绍中国各地的实践。一些学者使用单案例研究，比如贾西津（2014）介绍了云南盐津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林慕华（2014）分析了盐津改革中群众议事员的角色和参与度，张学明（2011）、王自亮和陈卫锋（2014）、朱圣明（2017）等详细介绍了浙江温岭一些乡镇和市里的改革，苏振华（2007）分析了温岭泽国镇参与式改革的效益，幸宇（2013）、吴晓燕和杨明（2013）等对四川白庙乡的改革做了分析，周梅燕与何俊志（2008）考察了上海惠南的改革，王逸帅（2017，2020）主要介绍了上海闵行的改革，项皓（2019）介绍了海南美兰区街道和社区的预算改革，尹利民和程萝倩（2020）考察了以南昌市西湖区社区为主导的参与式预算的做法。也有一些学者做了多案例的介绍和比较分析。比如，何包钢（2011）介绍了村级的参与式做法以及新河、无锡、惠南、泽国等的参与式改革；赵早早和杨晖（2014）对无锡的城市社区实践、温岭乡镇改革和焦作的试验进行了对比分析；杨国斌（2015）描述了泽国、新河、无锡、哈尔滨、白庙乡等地的参与式预算改革；等等。诸如此类的单案例和多案例研究十分丰富。很多学者都阐释了参与式预算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分析了改革存在的困境，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注：纵坐标为知网收录的文章标题中含有“参与式预算”的文章数，横坐标为年份。

资料来源：知网可视化分析。1979-2004年的文章数量为0。

正因为研究众多，案例丰富，参与式预算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被大大扩展了。究竟什么是参与式预算？参与式预算有哪些类型？为什么会出现参与式预算？这些问题值得去归纳和整理。本章主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中外文献回顾：第一节回顾和讨论了现有研究中学者对参与式预算的定义以及相关的分类；第二节总结和评论了现有研究中有关参与式预算出现的原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