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类型的界定。东方与西方。俄罗斯心灵的对立。俄罗斯历史的间断性。俄罗斯的宗教性。莫斯科是第三罗马。17世纪的分裂。彼得改革。共济会。亚历山大一世时代。十二月党人。普希金。俄罗斯知识分子。拉季舍夫。知识分子与现实。哲学的悲剧命运。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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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民族类型、民族个体进行界定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这里，无法给出严格的科学定义。任何个体的秘密都只能靠爱来认识，在这个秘密里总是有某种无法彻底认识的东西，无法认识其最后的深度。我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俄罗斯在经验上是什么，而是造物主关于俄罗斯是如何构想的，俄罗斯民族的理智形象是什么，它的理念是什么。丘特切夫（Тютчев）说：“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一般的尺子无法把它度量，因为它有独特的身材，对俄罗斯只能信仰。”为了认识俄罗斯，需要使用宗教的美德：信、望和爱。在经验上，俄罗斯历史有太多让人反感的东西。在霍米雅科夫（Хомяков）关于俄罗斯罪过的诗歌里对这一点有非常鲜明的表达，他是斯拉夫派，也是一位信徒。俄罗斯民族在最高程度上是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结合。[5]它让人陶醉，也让人失望，在它那里总是可以有一些意外，它最能引起对其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这是一个能够引起西方各民族不安的民族。和人的个体一样，任何一个民族个体都是小宇宙，因此自身包含矛盾，但矛盾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在极化性和矛盾性方面，俄罗斯民族只能与犹太民族相比。只有这两个民族拥有弥赛亚意识，这不是偶然的。也许，俄罗斯心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与这样一个情况有关，世界历史的两个分支在俄罗斯相遇并发生相互作用，这就是东方和西方。俄罗斯民族不是纯欧洲的民族，也不是纯亚洲的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的“洲”，是巨大的东西方，它把两个世界联合起来。在俄罗斯心灵里总是有两个原则在斗争，即东方的原则和西方的原则。
在俄罗斯大地的无边无际与俄罗斯心灵的无边无际之间，在自然地理和心灵地理之间，有一种一致性。如同俄罗斯平原一样，在俄罗斯民族的心灵里也有无边无际的特征，有一种对无限的追求。因此，俄罗斯民族很难控制和规范庞大的国土。俄罗斯民族有巨大的自发力量，但在形式规范方面比较弱。俄罗斯民族主要不是个有文化的民族，如西欧各民族那样。俄罗斯民族是更加直率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它不知道分寸，容易走极端。在西欧各民族那里，一切都是在更大程度上被决定和被规范的，一切都是分门别类的，都是有限的。在俄罗斯民族那里不是这样的，它是更少被决定的，更多面向无限，不希望凡事都分门别类。在俄罗斯，没有严格的社会界限，没有明显表现出来的阶层。俄罗斯从来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贵族国家，它也没有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俄罗斯心灵形态的基础是两个对立的原则：自然的、多神教的狄奥尼索斯力量和苦修主义–修道式的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里可以发现对立的性质：专制主义、国家扩张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残酷、暴力倾向与善良、仁爱、温柔；恪守礼仪与寻求正义；个人主义、敏锐的个性意识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夸与普世主义、全人性（всечеловечность）；末世论–弥赛亚主义的宗教性与表面的笃信宗教；寻神与战斗的无神论；谦卑与蛮横；奴性与反抗。但是，俄罗斯国家从来都不是资产阶级的。在界定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及其使命时，必须要做出选择，根据其终极目的，我称之为末世论的选择。因此，这必然也是个世纪的选择，这个世纪最能表明俄罗斯理念和俄罗斯使命的特征。我认为，19世纪就是这样的世纪，这是思想和言语的世纪，同时也是对俄罗斯而言非常典型的尖锐分裂的世纪，分裂是内心的解放，也是紧张的精神探索与社会探索。
俄罗斯历史的一个特征是间断性。与斯拉夫派的意见相反，它完全不是有机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已经有五个时期，它们具有不同的形象。有基辅的俄罗斯、鞑靼人统治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的俄罗斯、彼得的俄罗斯和苏维埃俄罗斯，可能还会有新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是灾难性的。莫斯科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这是最让人窒息的时期，就其类型而言是最具有亚洲–鞑靼人特色的时期，爱好自由的斯拉夫派出于误解才把它给理想化了。基辅时期和鞑靼人统治时期更好一些，特别是对教会而言，当然，二元的、分裂的彼得堡时期也更好一些，更重要一些，在这个时期，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天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基辅的俄罗斯并没有脱离西方而封闭，它要比莫斯科王国更加敏感和自由，在莫斯科王国的窒息气氛里，圣洁甚至都消失了（在这个时期圣徒数量最少[6]）。19世纪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长期的无思想之后，俄罗斯人最终在言语和思想里表达自己，而且是在缺乏自由的非常沉闷的氛围里表达的。我指的是外部自由，因为内心自由在我们这里是巨大的。如何解释在俄罗斯、在俄罗斯人那里长时间缺乏教育？要知道俄罗斯人是非常有天分的，是有能力接受高级文化的。如何解释文化上的这种落后，甚至可以说这种文盲，以及缺乏与过去伟大文化的有机联系？曾经有人表述过这样一个思想，基里尔（Кирилл）和梅福季（Мефодий）把《圣经》翻译成斯拉夫文，这个翻译不利于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发展，因为这里发生了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脱离。教会–斯拉夫语成为神职人员的唯一语言，而神职人员是当时唯一的知识分子。因此，希腊语和拉丁语变得不需要了。我不认为，这可以解释俄罗斯教育的落后，以及前彼得时期俄罗斯的无思想和沉默状态。应该承认，俄罗斯历史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俄罗斯人的力量在其中长时间以来似乎处在潜在的、未获得实现的状态。俄罗斯国家的规模要求巨大的力量消耗，俄罗斯人因此而遭受压制。克柳切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说，国家强壮了，人民衰弱了，因为需要控制和保卫俄罗斯的国土。19世纪俄罗斯思想家在思考俄罗斯的命运和使命时经常指出，俄罗斯人力量的潜在性、未表达性和未实现性就是其伟大未来的保证。他们相信，俄罗斯人最终能够向世界说出自己的话语，表现自己。有一个公认的意见认为，鞑靼人统治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让俄罗斯民族倒退了。拜占庭的影响内在地压制了俄罗斯思想，让它变得传统–保守了。在自己的文化阶层里，俄罗斯民族非凡的和爆发性的动态进程只是在与西方的接触之后，在彼得改革之后才出现。赫尔岑（Герцен）说，俄罗斯民族用普希金（Пушкин）现象回应了彼得改革。我们补充说，回应彼得改革的不但有普希金现象，还有斯拉夫派自身，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和托尔斯泰（Л.Толстой）、正义的探索者们等现象，以及独创性的俄罗斯思想的产生。
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是最痛苦的历史之一：与鞑靼人入侵和统治的斗争，永远的国家扩张，莫斯科王国的极权体制，混乱年代，分裂，彼得改革的强迫性特征，作为俄罗斯生活最可怕灾难的农奴制，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处决十二月党人，尼古拉一世残酷的普鲁士贵族士官制度，出于恐惧而被控制在黑暗中的大众文化水平低下，为了解决冲突与矛盾而发生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及革命的强迫性和血腥的特征，最后还有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壮士和壮士歌与基辅俄罗斯有关，与圣弗拉基米尔（Влидимир Святой）有关。但是，在东正教灵性土壤上没有发展出骑士精神。在圣鲍里斯（св.Борис）和圣格列布（св.Глеб）的受难里没有英雄主义，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牺牲的观念。不抵抗的功绩是俄罗斯的功绩。简单化和忍受屈辱是俄罗斯的特征。对俄罗斯宗教性而言，同样典型的是圣愚（юродство）——忍受来自人们的羞辱，对俗世的嘲讽，对俗世的挑战。在罪恶的政权转移到莫斯科大公们手中之后，圣徒大公的消失也是典型的。在莫斯科王国出现了圣洁的匮乏，这也不是偶然的。作为宗教功绩的自焚是俄罗斯民族的现象，其他民族几乎不知道这个现象。我们这里所谓的双重信仰（即东正教信仰与多神教神话以及民间诗歌结合在一起），可以解释俄罗斯民族的很多矛盾。在俄罗斯自发力量里，过去和迄今一直保留着狄奥尼索斯的、神魂颠倒的元素。在俄罗斯革命高潮时，一个波兰人对我说：狄奥尼索斯在俄罗斯大地上穿行。与此相关的是俄罗斯合唱歌曲和舞蹈的巨大力量，俄罗斯人喜欢圆圈舞的狂欢。我们在民间神秘教派里，比如在鞭笞派（хлысты）里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俄罗斯人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倾向是在丧失规范的情况下的放纵与混乱。俄罗斯人不但服从获得了宗教圣化的政权，而且在自己的内部产生了在民歌里歌颂的斯坚卡·拉辛（Стенька Разин），以及普加乔夫（Пугачев）。俄罗斯人是逃亡派（бегуны）和强盗。俄罗斯人也是寻找神的公义的漂泊者。漂泊者拒绝服从政权。对俄罗斯人而言，人间之路是逃亡之路和漂泊之路。俄罗斯总是有太多各种神秘–先知的教派，在其中总是有对改变生活的渴望。在可怕的狄奥尼索斯式的鞭笞派里也是如此。在灵性诗歌里，有对赤贫和贫穷的高度评价。诗歌的一个钟爱的主题是无辜受苦。在灵性诗歌里，有对不公正的强烈感受。这里发生的是正义与谎言的斗争。但是，在灵性诗歌里，可以感觉到人民的悲观主义。在人民对救赎的理解中，施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俄罗斯民间，大地对人们来说是宗教感非常强烈的，这个特点根植于俄罗斯心灵非常深的层次里。大地是最后的庇护者。这里的基本范畴是母性。圣母先于三位一体，几乎等同于三位一体。人民觉得圣母–庇护者要比基督更近。基督是天上的王，他在大地上的形象很少获得表达。只有大地母亲获得了个性的体现。圣灵也经常被提到。费多托夫（Г.П.Федотов）强调，在灵性诗歌里缺少对救主基督的信仰，基督是审判者，即人民似乎看不到基督的虚己（кенозис）。人民自己忍受痛苦，但似乎很少相信基督的慈悲。费多托夫用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ство）的致命影响来解释这一点。约瑟夫派歪曲了基督在俄罗斯人那里的形象。俄罗斯人希望到大地母亲那里，到圣母那里躲避沃洛茨克的约瑟夫（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的可怕的神。基督的形象、神的形象被人间政权的形象压制了。人们按照与人间政权的类比来想象基督和神的形象。同时，在俄罗斯的宗教性里，末世论元素始终是很强的。一方面，俄罗斯民间的宗教性把神的世界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有巨大影响的伪经书卷谈的是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俄罗斯宗教性的这些不同原则也将表现在20世纪的思想里。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和索拉的尼尔（Нил Сорский）是俄罗斯基督教历史上象征性的形象。他们之间的冲突与修道院财产有关。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支持修道院拥有财产，索拉的尼尔支持不占有财产派（нестяжательство）。但是，他们这两个类型的区别是非常深刻的。沃洛茨克的约瑟夫代表的东正教为莫斯科王国提供论证并为之祝圣，这是国家的东正教，后来它成了帝国的东正教。他拥护残酷的基督教——几乎是施虐的、贪权的基督教，为搜寻和处死异端分子辩护，因此他是一切自由的敌人。索拉的尼尔支持对基督教更加灵性的、神秘的理解，保卫那个时候所理解的自由，他没有把基督教与政权联系在一起，反对迫害和折磨异端分子。索拉的尼尔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里热爱自由的流派的始祖。不仅在东正教历史上，而且在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上，沃洛茨克的约瑟夫都是个灾难性的人物。人们曾经尝试为他封圣，但是，作为圣徒的形象，他没有保存在俄罗斯人的意识里。和伊万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一起，他应该被认为是俄罗斯专制国家的主要论证者。我们在这里触及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双重性，触及其主要的分裂。在犹太民族之后，弥赛亚观念在最大程度上为俄罗斯民族所固有，这个观念贯穿整个俄罗斯历史，一直到（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对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历史而言，修士菲洛费（Филофей）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历史哲学观念具有重大的意义。[7]在东正教的拜占庭王国陷落后，莫斯科王国成为唯一的东正教王国。修士菲洛费说，俄罗斯沙皇是“普天之下唯一的基督教皇帝”。“普世的宝座和使徒的教会有自己的代表，就是位于心怀上帝的城市莫斯科的圣母教会，它取代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照耀人间，它胜过太阳，在普天之下，它是唯一的。”莫斯科王国的人们认为自己是选民。有一些人，比如米柳科夫（П.Милюков）指出斯拉夫–保加利亚对第三罗马这个莫斯科思想的影响。但是，即便承认修士菲洛费观念的保加利亚来源，也不会改变该观念对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意义。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观念的双重性表现在哪里？俄罗斯的使命是真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和保卫者，这是宗教的使命。“俄罗斯人”是用“东正教”来界定的。俄罗斯是唯一的东正教王国，在这个意义上，和第一罗马、第二罗马一样，它也是普世的王国。对东正教会强烈的民族化就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东正教成为俄罗斯人的信仰。在灵性诗歌里，罗斯（Русь）是普世的，俄罗斯沙皇是王中之王，耶路撒冷也是罗斯，哪里有信仰的真理，那里就是罗斯。俄罗斯宗教使命是独特的，它与俄罗斯国家的实力和伟大联系在一起，与俄罗斯沙皇的独特意义联系在一起。在弥赛亚意识里包含帝国主义的诱惑。这还是在古代犹太民族弥赛亚主义里也有的那个双重性。莫斯科沙皇认为自己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他们把这个承传追溯到奥古斯都·恺撒（Август Цезарь）。留里克（Рюрик）成了恺撒的弟弟普鲁斯特（Пруст）的后人，普鲁斯特建立了普鲁士。伊万雷帝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普鲁斯特，喜欢称自己为德国人。王冠转移到了罗斯，传承继续追溯下去，直到尼布甲尼撒（Навуходоносор）。有一个传说，讲述的是希腊皇帝莫诺马赫（Мономах）把皇冠转交给了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王国的皇冠从巴比伦传递给东正教普世沙皇，因为在拜占庭发生了信仰和王国的崩溃。这个想象是为了巩固强力意志。在修士菲洛费那里，弥赛亚–末世论的元素因为他关注人间王国的实现而遭到弱化。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在精神上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第三罗马被想象为强大王国和国家力量的显现，它成为莫斯科王国，然后成为帝国，最后成为第三国际。沙皇被认为是神在尘世的代理人。沙皇不但应该关注王国的利益，还应关注灵魂的拯救。伊万雷帝特别坚持这一点。宗教大会是根据沙皇们的旨意召开的。1572年的宗教大会表现出的软弱和献媚令人惊讶。对主教们而言，沙皇的意愿就是教会事务的法律。神的物归给了恺撒。教会服从国家不仅仅是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的，在莫斯科公国时期也是如此。对基督教的理解带有一种奴性。很难想象有比令人厌恶的《治家格言》（Домострой）对基督教更大的歪曲了。伊·阿克萨科夫（Ив. Аксаков）甚至不能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怎么能够产生像《治家格言》那么低级的道德说教。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思想有助于莫斯科国家、沙皇专制制度的巩固与强大，而不是有助于教会的繁荣、精神生活的成长。俄罗斯民族的基督教使命遭到了歪曲。不过，在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它们很少在生活里实现基督教的要求。莫斯科的俄罗斯走向分裂，由于低级的教育水平，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莫斯科王国就自己的原则和风格而言是极权主义的。这是王权支配教权的神权政治体制。同时，在这个极权主义王国里没有完整性，它导致各种类型的分裂。
对整个俄罗斯历史而言，17世纪的分裂具有远比通常所想的更大的意义。俄罗斯人是分裂派，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重要特征。在面向过去的保守派看来，17世纪是俄罗斯历史上“有机”的世纪，他们想要模仿它。斯拉夫派也有这个毛病。但这是历史的错觉。实际上，那是混乱和分裂的世纪。动摇了整个俄罗斯生活的混乱时期改变了民族的心理，损害了俄罗斯的力量。在这个时代表现出深刻的社会敌对情绪，在民间出现了对贵族的仇恨，它在民间的自由逃民那里也有所表现。哥萨克自由逃民是俄罗斯历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最能够表达俄罗斯民族性格里的极化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俄罗斯人顺从地建立起君主专制的独裁国家。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逃离它，成为自由逃民，反抗它。斯坚卡·拉辛是典型的俄罗斯人，是“野蛮的哥萨克”和穷人的代表。在混乱年代，已经有了与20世纪，以及与革命时代类似的现象。在俄罗斯，殖民地化是由自由的哥萨克实现的。叶尔马克（Ермак）把西伯利亚赠送给了俄罗斯国家。但是同时，内部包含几个阶层的哥萨克自由逃民代表了俄罗斯历史上无政府主义的元素，它与国家专制制度和独裁统治是对立的。哥萨克自由逃民表明，可以离开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国家，走向自由的田野。在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按照另外的方式，在另外的条件下离开国家，但也走向自由。夏波夫（Щапов）认为，斯坚卡·拉辛是分裂的产物。在宗教生活里也一样，很多教派和异端都是对官方教会的脱离，因为和国家一样，在官方教会里也有同样的压迫，灵性生活变得麻木了。与国家教会的非正义对立，在教派和异端里有正义的元素。在托尔斯泰（对教会）的脱离中也有同样的正义。但是，我们的教会分裂有重大的意义。从它开始了俄罗斯生活和历史中的深刻分裂，以及一直持续到俄罗斯革命的那个内在的分裂。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解释。这是俄罗斯弥赛亚观念的危机。
以前人们经常断定，17世纪宗教分裂发生的原因是恪守礼仪方面的琐碎问题，如礼拜中采用单声部和多声部的问题，以及两个手指头画十字问题，等等，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无疑，在我们的分裂里，低级的教育水平、俄罗斯的蒙昧主义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恪守礼仪在俄罗斯教会生活里占有太大的位置了。东正教的宗教性在历史上是作为教堂虔敬的类型而形成的。在低级的教育水平上，这会导致对历史上相对的和暂时的礼仪形式的神化。与索拉的尼尔很接近的马克西姆·格列克（Максим Грек，又译希腊人马克西姆）揭露无知的恪守礼仪，但他成了牺牲品。在无知的俄罗斯社会里，他的处境是悲剧的。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有对教育的真正恐惧。科学引起怀疑，就像“天主教”一样。莫斯科不是教育的中心。这个中心在基辅。分裂派甚至比东正教徒更有文化。尼康（Никон）牧首不知道，俄罗斯教会礼仪程序是古代希腊的，后来在希腊人那里发生了改变。尽管分裂的主人公大司祭阿瓦库姆（Аввакум）拥有一些神学知识，但是，他当然也是个蒙昧主义者。同时，他是前彼得时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蒙昧主义的恪守礼仪是俄罗斯宗教生活的一极，在另外一极上是对神的公义的寻找、漂泊、末世论的追求。这两个极在分裂里都有所体现。分裂的主题是历史哲学的主题，它与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使命有关，与王国的主题有关。分裂的基础是一种怀疑，即怀疑俄罗斯王国、第三罗马是真正的东正教王国。分裂派感觉到教会和国家里的背叛，他们不再相信俄罗斯王国权力等级的圣洁。王国遭到神的遗弃，这个意识是分裂的主要动机。分裂派开始生活在过去和将来，但不是生活在现在。他们受到社会–启示录的乌托邦鼓舞。因此，位于分裂的极端界限上的是“否定派（нетовщина）”，这是纯粹俄罗斯的现象。分裂是离开历史，因为历史被此世的王、敌基督控制着，敌基督渗透到教会和国家的上层。东正教的王国进入地下了。真正的王国是位于湖下面的基日城（град Китеж）。分裂派左翼是最有意思的一派，它带有鲜明的启示录色彩。对正义王国的紧张探索就源于此，正义王国与当下的王国对立。在民间曾经是如此，在19世纪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中间也是如此，后者也是分裂的，也相信恶的力量控制了教会和国家，也追求基日城，但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已经有所不同，因为“否定派”当时已经传播到宗教生活的基础里。分裂派宣布莫斯科东正教王国的覆灭、敌基督王国的到来。阿瓦库姆把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看作是敌基督的仆人。当尼康说：“我是俄罗斯人，但我的信仰是希腊的”时，他给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带来沉重的打击。在分裂派看来，希腊信仰不是东正教的信仰，只有俄罗斯的信仰才是东正教的、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王国有关。真正的王国应该是俄罗斯王国，但是，这个真正的王国在大地上不再存在。在俄罗斯，敌基督的王国从1666年开始了。真正的王国应该到地下的空间里去寻找，在时间上，应该到带有启示录色彩的未来去寻找。分裂暗示俄罗斯人等待敌基督，他们将在彼得大帝身上，在拿破仑（Наполеон）身上，以及在很多其他人物形象里看到敌基督的显现。在森林里建立了分裂派的隐修院。为了摆脱敌基督的王国，他们逃往森林、深山和荒漠。射击军（стрельцы）是分裂派。同时，分裂派呈现出团体建设和自我管理方面的巨大能力。百姓要求地方自治事务上的自由，地方自治事务开始在国家事务之外发展。这是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对我们的19世纪而言，这个对立是非常典型的，西方人很难理解它。来自民间的冒名沙皇的出现、先知–治病术士的出现，对俄罗斯民族而言也是非常典型的。冒名是纯粹俄罗斯的现象。普加乔夫只有把自己冒充为彼得三世才获得了成功。大司祭阿瓦库姆相信自己被拣选了，拥有特殊的圣灵恩赐，他认为自己是圣徒、神医。他说：“天是我的，地是我的，光是我的，还有整个被造物——上帝都赐给我了。”阿瓦库姆经受了超越人类忍耐力的酷刑和折磨。分裂破坏了俄罗斯教会的力量，降低了教阶（иерархия）的威信，并使得彼得的教会改革成为可能的和可以解释的。但是，在分裂里有两个元素——宗教的和革命的。分裂的左翼——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ство）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得俄罗斯思想成为自由的和勇敢的、冷静的和面向终结的。这里体现了俄罗斯民族非凡的性格——对痛苦的忍耐，对彼岸事物、终极事物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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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是由以前的诸多过程准备的，同时，也是强制性的，是从上边发动的革命。俄罗斯应该走出封闭状态——是鞑靼人统治和莫斯科王国的整个特征使其陷入其中的那个状态。就风格而言，莫斯科王国是亚洲的王国。俄罗斯应该走向世界。彼得的强制性改革在很多方面对人民而言都是痛苦的，但是，没有这个强制性改革，俄罗斯就不能完成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的使命，不能说出自己的话语。对问题的精神方面不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们非常清楚地解释了，没有彼得的改革，俄罗斯国家就不能保卫自己，也不能发展。斯拉夫派对彼得改革的观点经不住批判，完全过时了，如同纯粹的西方派观点一样，后者否定俄罗斯历史过程的独特性。尽管莫斯科王国非常封闭，但是，与西方的交往在15世纪已经开始。[8]西方一直惧怕莫斯科强大起来。在莫斯科，有一个德国人的镇子，德国人向俄罗斯的入侵在彼得之前就开始了。在17世纪，俄罗斯的贸易和工业被外国人控制着，起初主要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彼得前的俄罗斯已经有这样的人，他们摆脱了莫斯科王国的极权体制。叛教者赫沃罗斯季宁（Хворостинин）公爵是这样的人，丧失民族特征的科托希欣（В. Котошихин）也是这样的人。奥尔亭–纳肖金（Ордын-Нащекин）是彼得的先驱。斯拉夫派的先驱是克罗地亚人克里扎尼奇（Крижанич）。彼得大帝痛恨莫斯科王国的整个风格，嘲弄莫斯科习俗，但他是典型的、地道的俄罗斯人。只有在俄罗斯才可能出现这种非凡的人。在他身上有这样一些俄罗斯特征——质朴，粗鲁，不喜欢仪式、规范、礼节，有独特的民主作风，爱正义，爱俄罗斯。同时，在他身上还有野兽般的自发力量。在彼得身上有与布尔什维克相似的特征。他就是王位上的布尔什维克。他安排滑稽的、亵渎的教会游行列队，非常类似于布尔什维克的反宗教宣传。彼得把俄罗斯王国世俗化了，把它纳入西方开明君主专制的类型。莫斯科王国没有实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弥赛亚观念。但是，彼得的事业在警察式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神圣王国之间制造了隔阂。在俄罗斯社会最高领导阶层与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分裂，在大众中间保留了旧的宗教信仰和期望。西方对19世纪优秀俄罗斯文化产生的影响对百姓而言不是有利的。贵族变得与百姓完全格格不入，但贵族的力量在增长。百姓不能理解贵族地主们的生活方式。正是在彼得时代，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罗斯人民彻底陷入农奴制的统治之下。俄罗斯历史的整个彼得时期就是一场在俄罗斯心灵里发生的西方与东方的斗争。彼得的帝国俄罗斯没有统一，没有自己统一的风格。但是，非凡的动态进程在其中却成为可能。历史学家们现在承认，17世纪已经是分裂的世纪，是西方教育的开端，是危机时代的开端。但是，从彼得开始，我们彻底进入危机时代。帝国不是有机的，它成为压在俄罗斯人生活上的沉重负担。从彼得改革开始出现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而言非常典型的二元论，这种程度上的二元论是西方各民族所不知道的。如果莫斯科王国已经在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宗教怀疑，那么针对彼得的帝国，这些怀疑大大地加强了。同时，下面这个流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按照德国路德宗的样式建立至圣主教公会的彼得奴役并弱化了教会。更正确地说，彼得的教会改革已经是教会的弱化、主教们的无知以及教会道德威信丧失的结果。从更有文化的南方（在基辅，教育水平是非常高的）来到罗斯托夫的圣德米特里（Св. Дмитрий Ростовский）因这里的粗鲁、无知和野蛮而感到震惊。彼得被迫在可怕的黑暗中、在蒙昧主义氛围里工作，开启改革，他被恶人包围。在一切方面都指责彼得，这是不公正的。但是，彼得的暴力性格伤害了百姓的心。有一个传说，彼得是敌基督。我们看到，作为彼得事业的结果而形成的知识分子，接受彼得的普世主义，接受他转向西方，但拒绝帝国。
18世纪俄罗斯的西方文化是肤浅的、贵族老爷式的借用和模仿。独立思想还没有觉醒。起初在我们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国的影响，被我们掌握的是肤浅的启蒙哲学。18世纪俄罗斯贵族老爷所掌握的是没有消化好的伏尔泰主义（вольтерианство）式的西方文化。整个19世纪，当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更独立和更深刻的思想流派时，这个伏尔泰主义的表层在一部分俄罗斯贵族那里还有所保留。一般而言，18世纪的科学教育水平非常低。上层和平民百姓之间的隔阂在不断加深。我们的开明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上的监管很少有积极的效果，只能抑制自由社会思想的觉醒。别茨基（Бецкий）谈到过地主们，他们说：“我不希望应该为我服务的人成为哲学家。”[9]百姓接受教育被认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波别多诺斯采夫（Победоносцев）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彼得大帝说过，和所有民族一样，俄罗斯人有能力从事科学和思想活动。只是在19世纪，俄罗斯人才真正学会思考。我们的伏尔泰派不能自由地思考。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是位天才的学者，他预见了19世纪和20世纪物理学和化学里的很多发现，他创立了物理化学学科。但是，在周围的黑暗中，他的孤独是悲剧性的。对于我们感兴趣的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历史而言，他的意义不大。俄罗斯文学开始于讽刺作品，但是，它没有提供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
18世纪，共济会是我们这里唯一的精神–社会运动，它的意义是巨大的。最初的共济会分会在1731——1732年就产生了。最优秀的俄罗斯人都是共济会会员。最初的俄罗斯文学与共济会有联系。共济会是俄罗斯第一个自由的自组织团体，只有它不是政权从上边强加的。共济会会员诺维科夫（Новиков）是18世纪俄罗斯启蒙的主要活动家。[10]这个广泛的启蒙活动引起政府的担忧。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伏尔泰派，她对共济会的神秘主义也抱着敌视态度——后来又加上了政治上的担忧，她越来越倾向于反动，甚至成为民族主义者。共济会分会于1873年被关闭。叶卡捷琳娜不应该去监控诺维科夫的东正教。对叶卡捷琳娜的询问，普拉东都主教回答道，他“向上帝祈祷，愿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像诺维科夫一样”。诺维科夫感兴趣的主要是共济会的道德和社会方面。诺维科夫的道德指向对俄罗斯思想的觉醒而言是典型的。在俄罗斯，道德因素总是较理性因素更有优势。对诺维科夫而言，共济会是“伏尔泰派和宗教之间的交叉路口”的出路。18世纪，唯灵论在共济会的分会里躲避启蒙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排他性统治。神秘的共济会敌视启蒙哲学和百科全书派。诺维科夫非常怀疑地对待狄德罗（Дидро）。他不但出版西方神秘主义者和基督教神智学家们的著作，还出版教会教父们的著作。
俄罗斯共济会会员寻找真正的基督教。他们总是想要检查一下，在共济会里是否有某种敌视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东西——看到这一点是令人感动的。诺维科夫自己认为，共济会就是基督教。他与英国的共济会接近。他与对炼金术和巫术以及通灵科学的迷恋格格不入。在官方教会里，灵性减弱了。对官方教会的不满是神秘的共济会在俄罗斯产生的原因之一。共济会会员们对可见的教堂不满，希望建造不可见的教堂。在我们这里，共济会是对内心教会的追求，会员们把可见的教会看作是过渡状态。在共济会里产生了俄罗斯文化心灵的一种形态。共济会提供了心灵的苦修规则，制定了个性的道德理想。当然，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心灵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但是，在共济会里形成了彼得时代的文化人，他们对抗独裁政权和蒙昧主义。共济会的影响为我们准备了三十年代哲学思想的觉醒，尽管在共济会里没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在共济会的氛围里发生了精神的觉醒。需要记住诺维科夫、施瓦茨（Шварц）、洛普欣（И. Лопухин）、加马列亚（И. Гамалея）等人的名字。最具哲学素养的共济会员是施瓦茨，他也许是第一个在俄罗斯进行哲学思考的人。18世纪乌克兰哲学家和神智学家斯科沃罗达（Сковорода）被忽视了。这是个杰出的人、民间智者，但是，他对我们19世纪的思想流派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施瓦茨受过哲学教育，与诺维科夫不同，他对通灵科学感兴趣，认为自己是玫瑰十字会会员。俄罗斯共济会会员总是非常远离魏斯豪普特（Вейсгаупт）极端的光照派（иллюминатство）。叶卡捷琳娜一直搞错了，也许是有意为之，她把马丁派（мартинисты）与光照派混淆了。实际上，俄罗斯大部分共济会会员都是君主主义者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对者。但是，社会的不公正折磨着共济会会员，他们希望更多的社会平等。诺维科夫是从福音书里，而不是从自然法里，推导出平等的观念。洛普欣起初处在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之下，翻译了霍尔巴赫（Гольбах）的作品，却把自己的译著给烧掉了。他寻找经过净化的灵性基督教，写过一本关于内心教会的书。18世纪，在获得西方思想嫁接的俄罗斯心灵里发生了圣马丁和伏尔泰（Вольтер）的斗争。18世纪末，圣马丁在我们这里有巨大影响，他的著作很早就在共济会出版物里被翻译过来。伯麦（Я. Бёме）享有巨大的威信，他的著作也是在共济会的出版物里被翻译过来的。有趣的是，19世纪初，在我们这里，在文化阶层和民间有一个神秘主义运动，这时，伯麦渗透到民间阶层，这个阶层被灵性探索笼罩着，人们非常崇拜伯麦，甚至称之为“与我们的教父并列的圣雅科夫·伯麦”。我们还翻译了伯麦的英国追随者波尔捷日（Портедж）的作品。在神智学类型的二流西方神秘主义者中间，我们还翻译了施季林（Штиллинг）和埃卡茨豪森（Эккартгаузен）的著作，他们是非常流行的。18世纪共济会历史上的一个悲剧片段是对诺维科夫的逮捕以及他的印刷厂被关闭。诺维科夫被判刑15年，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Шлиссельбургская препость）。他从那里出来时完全变成了废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从对诺维科夫和拉季舍夫（Радищев）的迫害开始。关于亚历山大一世的神秘主义时代以及共济会的作用，需要单独谈。
19世纪初的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是俄罗斯历史彼得堡时代最有趣的一部分。属于这个时期的现象有：神秘主义流派、共济会分会、超教派的基督教、圣经协会、神圣同盟和神权政治幻想、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和俄罗斯诗学的发展，这是俄罗斯的普世主义时期，它（普世主义）对19世纪俄罗斯精神文化有决定性影响。[11]19世纪俄罗斯的心灵及情感生活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俄罗斯沙皇自身就是有趣的人物。可以把亚历山大一世称为王位上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这是个复杂的、分裂的、把对立面融合于自身的人物，在灵性上是不安的、进行探索的人物。亚历山大一世与共济会有关，和共济会会员一样，他也在寻找真正的和普世的基督教。他处在克留德涅尔（Крюднер）男爵夫人的影响之下，和贵格派教徒一起祷告，同情超教派类型的神秘主义。在他身上没有深刻的东正教基础。年轻时期，他经历了否定的教育，仇恨奴役，同情共和制和法国大革命。拉加尔普（Лагарп）教过他，唤起他对自由的同情。亚历山大一世的内心发生悲剧冲突，因为他知道有人准备杀害他精神失常的父亲，但他又没有警告父亲。关于他的生命终结，人们编造一个传说，他成了漂泊者，名叫费奥多尔·库兹米奇（Федор Кузьмич），这个传说是非常具有俄罗斯特征的、非常逼真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前半段具有一种热爱自由和追求改革的色彩。但是，专制君主在这个历史时期已经不能忠实于自己年轻时期的那些追求，这在心理上也是不可能的。独裁的本能、对解放运动的恐惧导致的结果是，亚历山大把俄罗斯交给了阿拉克切耶夫（Аракчеев）来统治，这是个残酷和可怕的人物。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俄罗斯沙皇是神圣同盟的鼓动者，根据他的想法，神圣同盟应该成为各民族在基督教普世主义土壤上的联盟。这是社会基督教的构想。但这个想法没有获得实现，在实践上，获得胜利的是梅捷尔尼赫（Метерних），他是一位更现实的政治家，关于他有人说过，他把各民族联盟变成了反对各民族的王公联盟。神圣同盟成了反动的力量。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导致十二月党人起义。在这个时期，令人厌恶的蒙昧主义者鲁尼奇（Рунич）和马格尼茨基（Магницкий）都属于神秘–唯心主义流派，这里有某种致命的东西。修士大司祭福季（Фотий）也是个灾难性的人物，他是“黑帮式的”东正教代表，在他看来，宗教事务大臣戈利岑（Голицын）公爵是个革命者。更为纯粹的现象是洛布津（Лобзин）及其《锡安通讯》（Сионский Вестник）。当惊慌失措的反动分子向亚历山大一世指出共济会分会以及部分近卫军的解放意向的危险性时，他被迫说，他自己同情这一切，是他自己准备了这一切。都主教菲拉列特（Филарет）也是从亚历山大时代及其超教派基督教、圣经协会、神秘倾向里走出来的，他是个非常有天分的人，但就自己的作用而言是个矛盾的人物。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神秘主义运动是矛盾的。一方面，十二月党人就是在共济会神秘分会里接受的教育，这些分会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另一方面，神秘主义运动具有蒙昧主义的特征。在圣经协会里也有一种矛盾性，这个矛盾性就体现在戈利岑公爵这个人物身上。圣经协会是政府从上边强加的。成为神秘主义者和超教派基督徒，这是上边的命令。甚至保卫东正教会的书籍都被禁止了。但是，当政府出台相反的命令时，圣经协会立即改变自己，开始谈论马格尼茨基这样的人所需要的东西。只有在一个不大的小组里才有真正的精神解放的运动。十二月党人是个不显著的少数派，无论是在更广大的贵族和官员的上层圈子里，还是在相信沙皇专制政权的宗教圣化的大众中间，他们都没有获得支持。他们因此注定要毁灭。恰茨基（Чацкий）是十二月党人的类型。但是，他周围是在对“共济会会员”的恐惧中惊呼的法穆索夫们（Фамусовы），还有莫尔恰林们（Молчалины）。在自己的上层，贵族们制造了十二月党人运动，这是俄罗斯第一个解放运动，它开启了革命的世纪，这一点给俄罗斯贵族带来了非凡的荣耀。19世纪将是革命的世纪。俄罗斯近卫军最高层在当时是最有文化的阶层，他们表现出巨大的无私精神。富有的地主和近卫军军官们不能容忍农奴和士兵的苦难处境。1812年后，俄罗斯军队曾经逗留在国外，这对该运动的产生有重大意义。很多十二月党人都是温和的人，甚至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尽管他们也反对独裁的君主制。他们代表了俄罗斯贵族最有文化的阶层。俄罗斯的一些显贵也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有些历史学家指出，与三十年代的人相比，二十年代的人，也就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参加者们，他们经受过更多的考验，但却不那么敏感。与下一代人相比，在十二月党人那代人里有更多的完整性和清晰性，更少的不安和激动。这一点部分可以这样来解释，十二月党人是军人，他们参加过战争，在他们身后是卫国战争的肯定事实。对于下一代人，实际的社会活动的可能性消失了，在他们身后是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起义进行的残酷镇压所带来的恐怖。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氛围和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氛围有巨大的差别。俄罗斯心灵是在亚历山大时代培养出来的。但是，创造思想的觉醒发生在尼古拉时代。创造思想是压迫和黑暗的政治的反面，是与这个政治直接对立的一极。俄罗斯思想是在黑暗中出现的。在俄罗斯，第一群有文化的、热爱自由的人是共济会会员和十二月党人，但他们还不是独立思考的人。19世纪初，俄罗斯贵族文化阶层的特点是优雅和崇高。十二月党人经历过共济会分会。佩斯捷利（Пестель）是共济会会员。尼·屠格涅夫（Н. Тургенев）是共济会会员，他甚至同情魏斯豪普特的光照派，即共济会里极左派的形式。但是，共济会并没有满足十二月党人的需求，因为它过于保守，共济会会员应该服从政府。共济会会员与其说要求废除农奴制，不如说要求人道主义。除了共济会分会之外，俄罗斯还被秘密团体笼罩，它们准备了政治革命。第一个这样的秘密团体是“拯救联盟”，还有“美德联盟”“幸福生活联盟”。[12]在这里，雷列耶夫（Рылеев）、拉季舍夫的诗歌都产生了影响。人们同情法国大革命和希腊起义。但是，在十二月党人中间没有完全一致的思想，有不同的流派，有的更温和些，有的更极端些。佩斯捷利和南方社代表十二月党人运动左的、激进的一翼。佩斯捷利支持通过专制实现的共和制，北方社则反对专制。可以认为佩斯捷利是第一个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农业社会主义。他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间革命运动的先驱。有人指出德斯基·德·特拉西（Дести де Траси）的《思想家》杂志对佩斯捷利的影响。十二月党人卢宁（Лунин）认识圣西门（Сен-Симон）本人。我们这里没有重要的和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将来也不会有——这一点对俄罗斯而言是典型的，它把俄罗斯与西方明显地区别开了。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带有社会色彩。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导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产生。俄罗斯人因为不能行动而感到痛苦。俄罗斯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积极思想和积极行动的结果。兴奋的敏感性在我们这里获得发展。出现了对席勒（Шиллер）的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把“席勒”的名字当作“崇高与美好”的象征。佩斯捷利灾难性的失败导致出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爱幻想的青年斯坦科维奇（Станкевич）。三十年代青年人的孤独要比十二月党人那代人的孤独更加可怕，它将导致忧郁。[13]共济会会员和十二月党人为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出现做了准备，西方对我们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了解，把他们与西方所谓的知识人（intellectuels）混淆了。但是，共济会会员和十二月党人都是俄罗斯世袭贵族，他们还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只是具有能够预示知识分子出现的一些特征。普希金也还不是知识分子，尽管他是19世纪前三十年里俄罗斯创造的最伟大天才，是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创造者。普希金决定了这个世纪的特征，他最惊人的特点是他的普世主义（универсализм），他的普世回应能力（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没有普希金就不可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种文艺复兴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整个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都与他不相似，就精神而言，19世纪俄罗斯文学完全不是文艺复兴式的。只有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和20世纪初，我们这里才有文艺复兴的元素。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不是因为创造方面令人喜悦的过剩而创作，而是因为渴望拯救民族、人类和整个世界，因为对非正义和人的奴役而感到忧伤和痛苦。即使当俄罗斯作家们在自己的意识里离开基督教时，俄罗斯文学的主题也是基督教的。唯一一位文艺复兴类型的俄罗斯作家普希金见证的是，任何一个拥有伟大命运的民族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在自身中潜在地包含一切。比如，针对日耳曼人，歌德就见证了这一点。在普希金的诗篇里，有来自天堂的声音。他的诗歌提出了非常深刻的主题，首先是关于创造的主题。普希金肯定人的创造、创造的自由，同时，在另外一极上，果戈理（Гоголь）、托尔斯泰等人对创造的权利持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的基本主题不是完善文化的创造，而是最好生活的创造。与世界上所有的文学相比，俄罗斯文学更具有道德特征，它还具有隐藏的宗教特征。道德问题在莱蒙托夫那里已经很尖锐了。他的诗歌已经不是文艺复兴式的。普希金是自由的歌手。但是，与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相比，他的自由是更深刻的、更独立于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莱蒙托夫也追求自由，但是，在他那里有巨大的断裂和分裂。也许，莱蒙托夫是俄罗斯诗人中间最具有宗教气质的一位，尽管他反抗神。对俄罗斯基督教问题而言非常有趣的是，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最伟大的俄罗斯圣徒萨罗夫的谢拉菲姆（св. СерафимСаровский）都生活在亚历山大时期，但他们相互之间从未听说过有关对方的任何东西。这就是天才与圣洁、创造与拯救之间的关系问题，旧基督教意识没有能够解决它。[14]
3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的构成物。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存在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制造了困难。知识分子是观念论的阶层，是这样一些人构成的阶层：他们彻底迷恋观念，准备为了自己的观念去坐牢、服苦役和赴死。在我们这里，知识分子不能生活在现在，他们生活在将来，有时候生活在过去。因为不能发挥政治积极性，在独裁君主制和农奴制时代，他们只能信奉最极端的社会学说。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有典型的俄罗斯特征，但是他们却感觉自己是无根基的。无根基性可能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以为只有对保守主义的根基原则的忠诚才是民族的，这是错误的。革命性也可能是民族的。知识分子感觉到一种摆脱历史重负的自由，他们起来反抗的就是这种重负。应该记住，俄罗斯意识和俄罗斯思想的觉醒是对帝国俄罗斯的反抗。不但针对西方派，对斯拉夫派而言，这个说法也是对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迷恋观念的特殊能力。俄罗斯人曾经深深地迷恋黑格尔、谢林（Шеллинг）、圣西门、傅里叶（Фурье）、费尔巴哈（Фейербах）、马克思（Маркс），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在自己的祖国都没有受到这样的迷恋。俄罗斯人不是怀疑主义者，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在他们那里，一切都获得宗教的性质，他们不理解相对的东西。在西方，达尔文主义是生物学假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它获得了教条主义的特征，似乎这里说的是永恒生命的拯救问题。唯物主义是宗教信仰的对立面——有一个时代，唯物主义的反对者被解释为人民解放的敌人。在俄罗斯，一切都是根据正统与异端的范畴来评价的。对黑格尔的迷恋带有宗教迷恋的特征，人们期待黑格尔哲学可以解决东正教会的命运。人们相信傅里叶的“法郎吉（фаланстеры）”，如同相信天国的到来。年轻人用谢林自然哲学的术语谈情说爱。在对黑格尔的迷恋里，在对毕希纳（Бюхнер）的迷恋里，也体现出同样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关心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称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俄罗斯历史的彼得堡时期的漂泊者。他将揭示这个漂泊的精神基础。分裂、背叛、漂泊，与现在无法妥协，追求未来，追求更好的、更公正的生活——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恰茨基的孤独、奥涅金（Онегин）和毕巧林（Печорин）的无根基性——是预告知识分子出现的现象。知识分子是从各社会阶层里招募来的。他们起初主要是贵族，然后是平民。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然后是积极的革命者——都是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不同侧面。三十年代，我们这里开始摆脱无法忍受的现在，同时，这也是思想的觉醒。弗洛罗夫斯基（Г. Флоровский）神父不确切地称之为摆脱历史的出路的东西——“教育”、乌托邦、虚无主义、革命——也都是历史的现象。[15]历史不仅仅是传统，不仅仅是守护。无根基性有自己的根基，革命是历史的运动。19世纪下半叶，我们这里彻底形成了左翼知识分子，这时，他们获得了与修会类似的特征。这里体现了俄罗斯心灵深刻的东正教基础：离开“卧在那恶者手下”的世界，苦修，牺牲以及受难。为了保卫自己，俄罗斯心灵不再忍耐，在自己与其余世界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界线。在心理上，它是分裂的遗产。只因为如此，它才能在迫害中生存下来。整个19世纪，它都生活在与帝国、国家政权的激烈冲突之中。在这场冲突里，知识分子是正确的。这是俄罗斯命运中的一个辩证的方面。俄罗斯理念酝酿成熟了，在自己对强力和暴力的渴望中，帝国背叛了它。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舍夫，他预示并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拉季舍夫在自己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环顾自己的周围，我的心被人类的痛苦刺痛了”，这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诞生了。拉季舍夫是18世纪俄罗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他身上当然可以看到卢梭（Ж.-Ж. Руссо）及其自然法学说的影响。他引人注目不是因为自己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自己独特的敏感性，以及他对正义、公正、自由的追求。他被农奴制的不公正深深地伤害了，他是第一个揭露农奴制的人，是俄罗斯最早的民粹派之一。他比自己周围的人高出很多。他肯定良心至上。他说：“假如法律或者国王，或者无论什么样的人间政权强迫你去行不公正的事，背叛良心的义务，那么你不能动摇。不要害怕屈辱、折磨、痛苦，甚至不要怕死亡。”拉季舍夫非常同情法国大革命，但是他抗议法国大革命高潮时缺乏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他宣传对需求进行自我克制，呼吁抚慰穷人。可以把拉季舍夫看作俄罗斯知识分子各种极端革命流派的始祖。在他那里，主要的不是国家的福祉，而是人民的福祉。[16]他的命运预示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解力和敏感性的确是异乎寻常的。俄罗斯思想始终关注改变现实。认识与改变有关。在自己创造的激情里，俄罗斯人追求完善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完善的作品。甚至俄罗斯浪漫主义也在追求最好的现实，而不是与世隔绝。俄罗斯人在西方思想里寻找的首先是改造和变革自己糟糕现实的力量，首先是摆脱当前处境的出路。他们在德国哲学思想和法国社会思想里找到了这些力量。在读完《死魂灵》后，普希金惊呼：“上帝呀，我们的俄罗斯多么令人忧郁！”在整个19世纪，全体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在这样惊呼。他们尝试摆脱俄罗斯现实无法忍受的忧郁，走向理想的现实。这个理想的现实或者是彼得前的俄罗斯，或者是西方，或者是即将到来的革命。俄罗斯人情感上的革命性是由这个无法忍受的现实及其谎言和丑陋决定的。同时，政治改革自身的意义也获得了重新评价。知识分子被置于帝国与人民之间的悲惨位置上，他们为了人民的名义反抗帝国。19世纪的俄罗斯成为一个庞大的、受农奴制束缚的农业国家，以独裁沙皇为首，其政权不但依靠军事力量，也依靠人民的宗教信仰，它有一个把沙皇与人民隔开的强大的官僚体制，有一个依靠农奴养活的贵族——一般的贵族都没有受过教育、恣意妄为，还有一个不大的文化阶层，它很容易被分裂和压垮。知识分子被两股力量压垮了——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的自发力量。在知识分子看来，人民的自发力量是神秘的力量。他们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感觉到自己在人民面前的罪过，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主题是纯粹俄罗斯的主题，西方人不太理解它。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被迫过一种几乎是英雄主义的生活，这一点彻底地扰乱了他们的意识，让他们的意识脱离人的创造生活的很多方面，变得更加贫乏。人民在沉默，在等待一个能够说出自己话语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到来之际，它却成了来自革命方面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他们几乎用了整整一百年准备这场革命。
进行哲学思考是俄罗斯人的特点。俄罗斯不识字的男子汉喜欢提出哲学性质的问题——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上帝、关于永恒生命、关于恶和不公正、关于如何实现天国。与自己的时代相适应，夏波夫迷恋自然科学，他特别强调，我们人民的思维特点的指向是现实的指向，而不是人道主义指向。[17]如果在我们这里没有发展出自然科学，那么其原因是东正教徒的反对。但是，夏波夫认为，由于俄罗斯人过去的现实主义性格，实用的、机械的自然科学在我们这里毕竟占据了优势地位。俄罗斯人的确具有现实主义的气质，在技术发明方面有巨大能力，但是，这一切完全是与他的精神探索和对生活进行哲学思考的爱好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夏波夫的意见无论如何是非常片面的。他的意见部分与这样一个情况有关：与西方不同，在俄罗斯，古典教育是一种反动的力量。夏波夫自己与哲学格格不入。哲学在俄罗斯的命运是痛苦的和悲剧性的。哲学经常遭到排挤，处在被怀疑的状态。它主要是在神学院里为自己找到了栖身之地。戈卢宾斯基（Голубинский）、库德里亚夫采夫（Кудрявцев）、尤尔克维奇（Юркевич）体面地代表了哲学。但是，唯一可能的哲学传统在俄罗斯东正教里中断了。甚至到了这样一种可笑的地步，曾经有一个时候，理性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沃尔夫（Вольф）被认为是最符合东正教哲学的人。令人惊讶的是，哲学遭到怀疑，遭到排挤，起初是来自右边，来自俄罗斯蒙昧主义，然后是来自左边，在这里，哲学被怀疑是反动的唯灵论和唯心论。谢林派沙多（Шадо）被赶出俄罗斯。在尼古拉时代，有一段时间，不学无术的将军被任命为哲学教授。蒙昧主义者激烈地攻击哲学唯心主义。最后，在1850年，国民教育大臣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Ширинский-Шихматов）公爵彻底禁止在大学里讲授哲学。奇怪的是，他认为自然科学是更安全的。六十年代的虚无主义者们从另外一端攻击哲学，认为哲学是脱离现实事务和为人民服务义务的形而上学。在苏维埃时期，共产主义者们压制辩证唯物主义之外的一切哲学。其实，俄罗斯虚无主义和俄罗斯共产主义提出的主题也是哲学主题。俄罗斯思维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总体性的学说和全面的世界观，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这样的学说在我们这里才受欢迎。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性格就体现在这里。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追求为自己制定全面的、完整的世界观，其中正义–真理（правда-истина）将与正义–公正（правда-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结合在一起。通过极权主义思维，这种世界观寻找完善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完善的哲学、科学、艺术作品。根据这种极权主义性质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属于知识分子。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比如，罗巴切夫斯基（Лобачевский）或门捷列夫（Менделеев），不能算是精确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反，很多在智力劳动方面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却属于知识分子。18世纪和19世纪初，我们这里没有真正的哲学，哲学处在萌芽状态。[18]在我们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出现真正的哲学文化，只有一些孤独的思想家。我们将看到，我们的哲学首先是历史哲学，正是历史哲学问题赋予它以总体性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哲学思想的真正觉醒是在德国哲学的影响之下发生的。
德国唯心主义，康德（Кант）、费希特（Фихте）、谢林和黑格尔对俄罗斯思想有决定性的意义。俄罗斯的创造性思想是在德国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氛围里开始呈现的。在俄罗斯，德国影响的双重性是惊人的。在俄罗斯国家管理方面，德国人的渗透是有害的和不幸的。但是，德国哲学和德国精神文化的影响是极其富有成效的。我们的第一批哲学家是谢林派，他们迷恋自然哲学和美学。帕夫洛夫（М.Г. Павлов）、达维多夫（И. Давыдов）、加利奇（Галич）、韦兰斯基（Велланский）都是谢林派。对俄罗斯浪漫主义而言，最有趣和最典型的是奥多耶夫斯基（В.Ф. Одоевский）公爵。[19]俄罗斯人去德国听谢林的课。谢林非常喜欢俄罗斯人，并相信俄罗斯弥赛亚主义。有趣的是，谢林通过奥多耶夫斯基了解到圣西门和波尔捷日。谢林很熟悉恰达耶夫（Чаадаев），对他评价很高。巴德尔（Фр. Баадер）与俄罗斯思想非常接近，舍维廖夫（Шевырев）见过他，并在俄罗斯宣传他。1823年，在俄罗斯出现了爱智（любомудрие）协会，它是德俄哲学交往的初次尝试。十二月党人起义后，该协会被关闭。对爱智者们而言，哲学高于宗教。奥多耶夫斯基通过轻松读物推广爱智者们的思想。爱智者重视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精神自由。后来成为斯拉夫派的科舍廖夫（А. Кошелев）和基列耶夫斯基（И. Киреевский）都是爱智者。我们的谢林派不是创造性的思想运动。独立的哲学还没有出现。在我们这里，谢林对20世纪初的宗教哲学的影响更有成效一些。对谢林学说的创造性转化，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对黑格尔学说的创造性转化，不是由本来意义上谢林的追随者们做出的，而是由斯拉夫派做出的。三十年代，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对社会神秘主义的迷恋，但这已经不是德国人的影响，而是法国人的影响，主要是拉门奈（Ламенэ）的影响。整个19世纪都渗透着对自由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在俄罗斯哲学思想里，宗教、道德和社会的主题将占主导地位。有两个主要的神话，它们在各民族生活里可能成为有活力的神话——关于起源的神话和关于终结的神话。在俄罗斯人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二个神话——末世论神话。可以这样来界定19世纪俄罗斯的主题：对进步、革命、世界文明最新成就、社会主义的热烈追求，同时还有对世界进步、革命、文明等方面所有成就的深刻和尖锐的批判意识。我用涅瓦王圣亚历山大（св. АлександрНевский）的话来结束这段历史引言，可以认为这句话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而言是典型的：“神不在力量里，而在正义里。”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在于，俄罗斯政权没有忠实于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