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程星

一个自称不是大学教学领域专门学者的学者，花了整整十年时间研究大学的教学问题，然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部六十万字的巨著阐述其研究成果：这样的学者值得每一位关心大学教育的人——不管你生活在大学的象牙塔之内或之外——脱帽致敬。然而，正如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睿智如赵炬明，也有不那么睿智的时候：他居然找了一个比他还要“门外”的门外汉来为他的巨著写序。

能为朋友办事，本是一件赴汤蹈火、心向往之的事情，但为其学术著作写序则有点让我惶惶不可终日了。原因是，古往今来，序言往往是为作者抬轿吹号的地方——不管你是否明白作者在书中说了什么，也不问自己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序言的功能就是将作者的观点鹦鹉学舌地重复一遍，并拍手叫好。可我与教学的唯一交集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近十年的书，而这段经历完全基于对自己老师的模仿，从未想到对教学本身进行研究。因此，答应炬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取其辱：既抬不动轿子，又不想拍手。想来我之胆敢在没有金刚钻的情况下招揽瓷器活，一是因为无知者无畏，二是冲着大学教学研究领域并无大师——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从炬明书中演绎出来的。

应当承认，刚开始我被“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简称SC）的本科教学改革这个题目的简明、直白、实践导向迷惑了。教学教学，有教有学。我们的祖先奉行以教（师）为中心，谓之“传道、授业、解惑”，而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美国学界推动进步教育，开始将关注点转移至学（生）一边。以我心思之，两者并无优劣之分，也无选边站之必要。因此，我是带着姑妄听之的态度接受了炬明写序的邀请。

读完书稿之后，我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人是要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的。原以为SC仅是教学法手册里的一个概念，不过是随着教科书再版得以不断更新，谁知赵炬明却以“请君入瓮”式的狡黠，一步步地将我引进一个叶茂林深的学术丛林。他将SC的概念放到脑科学、发展科学、认知科学和学习科学等多个领域里进行探讨，却对学究式的丛林探险并不留恋，只是点到为止。在让读者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作者已在有意于从事SC改革的有识之士们面前展开一张简要的知识地图和工作指南。最不可思议的是，美国人自20世纪80年代在大学推动SC改革，却鲜有志愿者挺身而出，为前线的教学人员做一点铺路搭桥的基建工作。结果是，在英文文献中至今未有人对SC做过系统的梳理和权威的综述。这个苦力活居然由一位跨界（学界、国界）的学者完成了，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以学生为中心：当代本科教育改革之道》。

赵炬明对SC问题的梳理和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他从哲学、历史和科学等方面为SC的基础理论作了铺垫；其二，他就实践路径、方法论、信息技术、教学环境和评价评估等教学改革实践的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其三，他从大学教学学术、教师发展、大学管理和公共政策等角度阐述学校及其外部环境如何支持SC改革。作者对于SC问题作了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让我们看到SC改革确实是一个涉及广泛、学理深厚、问题丛生、意义重大的领域。

在对赵炬明的SC研究击节赞叹之余，我注意到他对于自己研究目的的陈述，即在中国推动SC改革。因此，他在综述美国SC文献时强调中国导向、实践导向和卓越导向，在对美国学者SC改革的讨论中处处结合了中国国情。这种为我所用的学术取向我是赞成的，因为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多是在大学管理领域度过的，所以即使是研究理论问题也从不敢对其实践意义稍有怠慢。

作为美国学校教学活动的受益者，我个人经历的覆盖面还算完整：在美国大学里拿过三个研究生学位，又陪伴孩子从幼儿园走到本科毕业，自以为对美国课堂里以谁为中心的问题有些了解。相信一般普罗大众和我一样，对于“以学生为中心”这个命题直觉的理解，是将教师与学生当成对立双方（互动两方），然后根据自己的课堂经验判断双方（A方与B方）之间谁为中心。然而，作为一个学术命题，“以学生为中心”这个术语在本书中的界定与我们的直觉相距甚远。它包括三层意思：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这三句话分别从本科教学的目标、过程和效果三个方面说明了SC改革的三个基本特征：SC改革要以学生发展为目标，在教学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要把学生学习效果改进作为检验改革有效性的标准。这个表述代表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教学思想体系，和老三中心（以教师、教室、教材为中心）教学模式和教学思想形成鲜明对比。SC改革就是要用新三中心教学模式取代老三中心教学模式。因此它是当代本科教育改革的一次巨大变革。”

对于SC的如此解读，可以有效地防止“门外汉”们对SC的直觉猜测，也保证了关于SC的学术探究不至于在概念问题上出轨。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义，赵炬明认为，美国的SC改革要求教师将学生的发展放在中心地位，以课程设计为平台来组织教学内容与方法，并通过实施课程设计来改变现有教学方式，从而实现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型。近年来，随着教育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美国的课堂变得更加活跃。但是，正如赵炬明所说，中国并未在教育技术上输给美国人，那么，美国的SC改革对于中国的大学教学究竟有何启示呢？

假如我们把“以学生为中心”设想为中美大学之间的一场友谊比赛，而学生发展、学生学习和学习效果则是这场比赛的终点，那么在我看来，参赛的“运动员们”就从未站在过同一条起跑线上。换言之，美国运动员早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偷跑”了。以美国小、中、大学生家长和研究生的双重身份，我心目中的美国课堂从来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孩子们似乎没有过排排坐专心听讲的经历，而大学的课堂里更是充满着师生间的互动。我自己在大学教课之初还曾因为“满堂灌”的教学饱受学生诟病。但是，赵炬明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个人经历与SC并不完全重合。按照SC的理念，教学不再是教师照本宣科的单向旅程，但也不如我们所理解的课堂互动、启发式教学那么简单。真正的SC设计必须以学生发展为目的，而其效果最好还是可以测量的。以此观之，美国的大学课堂，虽然在中国“运动员”眼中已经很“中心”了，但距SC的要求还相距甚远。问题是，如果SC对于教师教学的要求如此之高，而教师的升职、涨薪、声誉却不取决于教学而在于其研究，那谁会真正去用心努力呢？难怪美国的SC改革虽已经年，但仍然过程步履艰辛、结果乏善可陈。

看来在这场比赛中，美国“运动员”不仅已偷跑在先，而且在比赛过程中还暴露出取胜意愿不强、体力严重透支等问题。尽管如此，中国“运动员”却未因此占到任何便宜。这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近年来网上有很多关于留美的印度学生在日后事业上为什么比中国留学生更加成功的讨论。由于工作关系我在过去十年里频频访问印度，特别是那里的顶尖中学。这些访问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完美的答案：由于历史原因，今日印度贵族中学的教育根本就是西式的，而学生参与课堂互动早就是这种教育的一个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留美的印度学生在文化上融入美国课堂完全没有障碍，而其日后的发展与他们的美国同学相比，除了多出一份勤奋而外，也并无高下之分。反观中国留学生，假如他们在国内的课堂里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中心”，怎么能指望他们在美国的课堂里产生任何“当家做主”的感觉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师道尊严既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也是阻碍学生在大学课堂里成为“中心”的因素之一。

同是美国大学教育的产品，印度留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教育体制的短板，而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更是以事实生动地展示了美国大学SC教学的学习效果。正如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SC的成功与否也与学生是否主动配合关系极大，绝非教师一厢情愿能够成就。中印学生在学习效果上的差异证明，学生的参与对于SC教学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在此书中，赵炬明对于美国大学本科教学SC改革停滞不前的批评，在我看来，虽然过于严苛，但放到美国高教大背景下观察并无不妥。SC的推行之所以在排名前五十的小型文理学院（如沃斯莫尔、阿默斯特、波莫纳）和有深厚文理学院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较为成功，除了和不同类型学校在科研与教学之间所设置的激励机制有关，我认为学生的素质及其学习主动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此类精英大学在美国大学中所占比例应当不超过百分之五。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环境中推行SC改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学改革对于中美两国的大学来说，原理相同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假如说SC能为美国大学锦上添花，那么它对中国大学则是雪中送炭。用赵炬明的话说，当前中国的SC改革“已经成了关乎中国国运的大事”。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今天的大学生四年本科时间从手机上能够获取的信息量也许已经超过他们父母皓首穷经念完博士之所得。“传道、授业、解惑”，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曾经是传授知识的有效途径。但是，当教师讲课不再是信息传输的唯一渠道，学生的发展及其成长便成了教学活动的中心，而大学能否令人信服地展示学生学习效果则成为大学利益相关者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中国大学是否可能利用新教育技术，通过学习SC的方法和技能，在人才培养上实现弯道超车呢？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包含着一个悖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首先必须承认我们大学的产品——毕业生不如他人，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令世人震惊的成就却并不支持这样的判断。另一方面，从在国际职场上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来看，我们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的确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大学推行SC改革，与美国人心目中的SC改革还是应当有所不同的。美国人需要通过SC改革来提高普通高校里学生学习意愿不高、动力不足等问题，而在中国大学推行SC改革，除了有教育技术在内的诸多问题外，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由大学单打独斗能够完成。学习上的参与是一种习惯，需要从小养成。

赵炬明引用的国际新媒体联盟发布的《地平线报告》也认同这个观点：光有教育技术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SC；制度、政策、管理、文化都是我们在推行SC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学校如果不在支持系统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新技术就不可能在学校中生根开花，发展壮大。这也是为什么SC改革研究必须讨论支持系统问题。”

行文至此，赵炬明大作的意义开始显现。虽然SC的成功有赖于学生的参与，但学生本身素质的培养及其学习主动性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大学鞭长莫及的。用英文中的一句俗语形容：这需要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我们的社会需要鼓励并培养孩子的好奇心、主动探究的兴趣和积极表达的能力，而这项任务的实行必须从幼儿做起。但中小学教育不是赵炬明这本书的主题，他将SC改革的起跑线设在大学本科，并从脑科学、发展科学、认知科学和学习科学等多重角度论证在中国大学课堂推行SC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非常赞成赵炬明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因为我们见到过太多关于大学教育问题的讨论，一不小心就被偷梁换柱，变成中小学的问题，而大学的责任被推得一干二净。

赵炬明对于SC相关的文化传统问题几乎没有提及，而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大学推行SC改革的实践问题上。换言之，这本书在交代了SC的理论背景之后，还为大学的教师和管理者们准备了一份实践的指南，告诉大学在SC改革的过程中能够做些什么。比如说，他详细介绍了近十年来美国高校在SC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学习空间改造潮流，包括教室改造、图书馆改造和创客空间。这些“物质性”的举措对于国内大学管理者来说不难学习，但他们在投入资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明白背后包含的SC理念，即为了有效促进课程目标的实现，老师需要营造合适的学习环境。唯有当大学将通过教学促进学生发展作为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时，教育技术的运用、教学空间的设计、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措施才能变得有的放矢，才有可能成为大学自觉的行动。

行动，才是这本书作者初心之所在，也是我甘冒隔行如隔山之大不韪斗胆推荐的原因之所在。

2021年9月25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