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史研究评述

高超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讲的主要内容是向管理学界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传统企业史研究的情况。 1949年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企业史研究。 1949年以后，企业史的研究有很大进展，特别是在近代企业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不过，学界真正对企业史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则开始于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初、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及最近几年。此外，本讲还着重介绍了近年来中国企业史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如产权制度的研究、企业组织制度的研究、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研究等，并对未来学界如何加强企业史与管理学的结合，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本讲的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超群研究员，他同时兼任《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两位评论人分别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陈凌教授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陈凌教授长期致力于家族企业史研究，而林立强教授目前专注于企业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企业史研究概况

关于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概况大家可以参考下面这两篇文章：李玉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 (发表在《史学月刊》 2004年第4期)，以及高超群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范式及其转型》(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期) 。这里我们不再就具体企业史研究状况进行介绍，而是围绕企业史研究的长期趋势和近年来一些新的特点、动向做一点探讨。

1949年之前，学界对于中国企业史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民国时期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当时的企业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总体来说，企业史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 1949年以后，企业史的研究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在近代企业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不过，真正对企业史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则始于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失败原因的探讨，讨论的焦点议题有民族资本、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概念，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工业化(或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吴承明主编的名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卷)的基本框架就是按照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分类框架展开的。除此之外，严中平的《试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吴承明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从影片〈不夜城〉谈起》、张国辉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张仲礼、陈曾年的《沙逊集团在旧中国》、胡滨、李时岳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张后铨主编的《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夏东元的《洋务运动史》等诸多相关文献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企业史的研究者大都是经济史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这说明企业史在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主题是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机制。研究者关心的焦点是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遇到的挫折。此外，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家族企业等也有一定的研究，主要代表有沈祖炜主编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王处辉的《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李玉的《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张忠民的《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朱荫贵的《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潘必胜的《中国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1895—1956) 》 、杨在军的《论家族制度与家族企业的互动关系》 、杜恂诚的《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 》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1927—1937) 》等多部论著。

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向，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些动向还只是初见端倪，缺乏有影响力的、代表性的成果，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系统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截至目前它具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对现代化思路的反思，对于一些传统的、受到现代化研究思路和理论较大影响的传统研究结论的反思。比如在龙登高的《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周飞舟的《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手工业发展中的历史角色》等著作中有突出体现，相关研究的价值将在下文详细阐述。其二，是主动地借鉴和寻求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与国际上的企业史研究的联系和互动。如林立强、陈守明的《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司文晶、宣朝庆的《文化营造与宿舍共同体的生产：以恒源纱厂〈人事科女工管理处记事〉为核心的分析》、杨可的《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现代文明教化空间的民国模范劳工宿舍》等多篇论文有所体现。此外，2020年9月26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等机构发起了以“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为专题的学术对话会，会议邀请了15位来自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从事企业史研究的学者，就企业史的未来发展趋势展开讨论，发言的内容发表在中国经济史学会会刊《中国经济史评论》 2021年第一辑上，有兴趣的师友可以查阅。其三，如果说此前企业史研究更多地回答经济史问题的话，那么现在开始尝试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长时段的、始终困扰中国企业发展问题的探索。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尝试是打破历史阶段对企业史研究的约束。过去对企业史的研究基本上分成三段——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以1840年和1949年为界。但实际上，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它的发展并不完全受到大的历史阶段限制，我们应当深入探究企业内在的演化逻辑和阶段，而不是从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肢解”企业的历史。目前，这三段的企业史研究之间很少有学术交流。我发表在《文化纵横》 2019第2期的《现代工人与企业关系的历史演变：从大生看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重建》，就是尝试从劳动管理的角度，以大生等企业为例，研究从20世纪初期到当下中国企业内部劳动管理的一些特征和它的历史连续性、演变的逻辑。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近年来企业史研究的一些新成果。

产权制度的研究

关于产权制度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传统中国产权制度及其近代转变。这一领域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步。彭凯翔在《清代司法实践中的产权制度：若干评议》一文中比较深入、全面地梳理了清代产权制度，涉及产权观念、产权的获得方式、产权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产权保护的效率问题等方面。当然，他主要关注土地制度，但对于我们理解企业产权也很有帮助。清代工商企业的成立，产权的交易、转让、继承等通常也依赖民间契约，这些行为受到基于商业习惯的行会行规的严格管理。当产权受到侵害，比如字号被盗用，商人诉至官府，官府才会介入。正如邢铁在《我国历史上商铺字号的继承问题》一文中强调的，官府在审理、执行判决结果的时候也非常倚重行规和行业组织。总体来说，清代的产权保护主要依靠民间契约，国家的介入比较被动。

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有很多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揭示成文法与商业习惯之间的冲突，相比较而言，其中最为成熟的是关于土地产权的研究(可参见杜正贞的《近代山区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和《从“契照”到土地所有权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杨士泰的《清末民国地权制度变迁研究》等书籍文章)。在对近代工商业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主题。在晚清民国时期，法律与商业习惯的紧张关系始终持续。比如闫天灵在《马莲沟煤矿权之争与民初〈矿例〉的艰难落地》一文中提到了，在1914年《中华民国矿业条例》公布后，矿权的领照注册问题；有关城市码头权、商业店铺的铺底权的兴废，可参见刘诗古的《近代中国城市商业活动中的“码头权”：以江西南昌市为中心》和《从租客到铺东：清至民国城市店铺产权形态的演变》、卢忠民的《近代北京商铺的铺底与铺底权》、郭志东的《新中国初期北京市铺底权纠纷的处理》等文章；虞和平在《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朱英在《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等著作中都认为，晚清以来中国商人的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同时，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商业习惯与国家立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商会往往会站在习惯的一方，阻挠国家的干预。这类例子非常多，比如在关于字号注册的问题上，张二刚、高红霞发表于2021年第4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商业习惯与现代经济立法：民国上海传统行业同名字号现象研究》一文即有体现。

就企业的产权组织形态而言，近代中国最重大的变化或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张忠民、朱荫贵等人对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张忠民认为，如果说近代中国的企业制度有什么划时代的进步或者说制度创新的话，最主要且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近代公司制度的传入和建立，弄清楚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变迁和演进，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化的重要线索也就基本廓清了。

其他与企业产权相关的研究还有：

• 关于合伙制的研究。传统中国的合伙制非常发达，按现在的研究来看，刘秋根在《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一书中认为春秋或者是秦汉时期就已出现合伙制，其中有资合、人合、人资结合等多种形式，在金融、农业、手工业等领域都曾经出现过。对中国合伙制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争论，比如关于合伙中股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和现代的股份有何异同等。对此，张忠民、彭久松、陈然曾经围绕自贡井盐业中的股份、曹树基围绕清代台湾民营垦号的性质展开了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彭久松、陈然的《中国契约股份制概论》、陈然的《自贡盐业地脉股份性质简论》、彭久松的《中国契约股份制》、曹树基的《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和张忠民的《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等论著。

• 关于中国企业中官利制度的研究。“官利”是中国一种特殊的股权制度，在明清的商业企业中就曾经出现。官利是指投资于企业的一些资本(可能来自政府，也可能来自民间)，从投资之日起，无论企业是否开工，就开始计息。在企业的利润分配中，股东可以先获得官息，如果企业在扣除官息和成本之后还有利润，股东还可以和管理层等一起分配余利。朱荫贵在《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和《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以资金运行为中心的考察》等文中较为深入系统地探索了这一问题。邹进文、姚会元的《近代股份制的“中国特色”之一：试论清末股份企业的“官利制”》、王裕明的《明代商业经营中的官利制》、张忠民的《试论近代中国早期企业产权制度演进中“股权”与“债权”的共存》、胡政、陈争平、朱荫贵主编的《招商局与中国企业史研究》等论著中亦有涉及。

• 关于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特别是官营手工业，研究成果非常丰硕，较新也较为权威的研究是魏明孔主编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共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四卷。

企业组织制度的研究

首先是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一般认为中国的企业，至少在山西票号时期就出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较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黄鉴晖，日本的寺田隆信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可参见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料》、寺田隆信的《山西商人研究》等著作。杜恂诚在《近代中国企业家多元投资效果分析》一文中对于近代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尤其是职业经理人是否在近代普遍出现，有过一个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在相关研究的综述中已有不少介绍，这里我们不再赘述。

其次是企业组织中工头制和层级制的关系。工头制是近代企业中重要的劳动管理制度，简单而言，就是企业和工人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是由工头负责招募和管理，由工头来决定招哪些工人，在生产中对工人执行奖惩纪律，甚至一部分薪酬的发放也由工头来决定。在某些工厂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基层和车间的生产秩序也是由工头维护的。在层级制下，企业将工人的招募和管理纳入企业的边界之内，直接由企业来招募和管理工人，对工人实行层级化管理。在近代企业中，这两种管理制度都非常普遍，较早的研究认为，工头制是一种落后的管理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工头制逐渐地被层级化管理替代。不过，近年来一些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

王处辉在《中国近代企业劳动组织中之包工制度新论》一文中通过对开滦劳动雇佣制度的研究，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工头制“是最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劳动组织制度之一”。王小嘉在《近代中国企业包工制度新探》一文中认为工头制向上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向下看则可以发现它至今仍然活跃在经济生活中。只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时期有各自的特点而已。高超群则在《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形态初探：以包工制为中心》一文中认为：如果从激励强度、行政控制和合同法制度三者来衡量，工头制的激励强度更大，但企业对工头制下的工人控制力要更弱一些，在出现争端时，两者一般都要依靠企业内部的规则来解决。在适应性方面，当劳动力价格出现变动时，工头制要比层级制更为灵活。总体来说，工头制是一种介于市场与层级制之间的混合制度。在近代，其与层级制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竞争。

最后是企业生产中的包工生产和一体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即使在当前，中国企业中也有非常发达的包工生产。近代中国的包工生产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包买商制。以纺织业为例，学者们较为充分地研究了明清时期江南丝织业、近代南通土布业以及高阳的织布业中包买商的运作机制。在吴承明的《论工场手工业》，林举百的《近代南通土布史》,〔日〕顾琳著、王玉茹等译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等诸多论著中有所体现。

第二类是内包制。内包制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企业改革中的承包制有些类似。在近代缫丝业、机器工业和外资企业中较为常见。可参见王处辉的《中国近代企业劳动组织中之包工制度新论》、王小嘉的《近代企业包工制度新探》、刘兰兮主编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等相关论著。在近代规模颇大、体系严整的大型国有企业当中，包工制也颇为活跃，比如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萍乡煤矿等，这些在张国辉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朱荫贵的《朱荫贵论招商局》、李海涛的《清末民初萍乡煤矿的市场角色转换及其历史启示》等相关研究中均有涉及。

第三类是外包制。从刘消寒、吕有晨的《日本企业分包制变迁及其功能分析》、林季红的《日本分包制的经济学分析》等文章可知，外包制可以被视为包买商制的一种发展，主要发生于企业之间，有些类似日本的下请制。常见于近代的一些小规模企业，比如棉纺、制烟等，轮船制造业也会把一些工序发包出去。侨批业也是如此，由一系列企业通过市场来完成整个业务流程。以上可参见高超群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形态初探：以包工制为中心》，胡少东、孙越、张娜的《近代潮汕侨批网络的构建与特征的量化分析：以1936年侨批局登记详情表为证据》等文章。

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研究

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一直是企业史研究的重要命题，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近年来，也有一些新方法、新视角的尝试，下面我们略作介绍。

首先是关于激励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林盼、林超超对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中的动员与激励有很多研究，如林超超的《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及林盼的《既要效率，也求均等：20世纪60年代半计件工资制的实施》 《计件工资制度的工具取向与价值取向：一项比较研究》 《工人分化与激励异化：20世纪50年代国营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 《经济政策的政治理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计件工资制的存废》等多篇文章。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动员能力非常强大，企业内部在进行精神和荣誉激励方面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极强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问题。因为较少有深入的历史学研究，来剖析精神激励和物质刺激在企业中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它们是不是有效率，二者在实际运行中是怎样的关系。

另外，燕红忠、唐汝在《新式教育、人力资本与工资溢价：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员档案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用企业的人事档案和财务数据，对教育和工资溢价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实证研究。通过历史数据，他们探讨了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教育究竟是发挥了一个信号效应，还是提高了人的能力，然后人的能力造成了工资溢价。

其次，近年来对于文化、企业家的作用等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例如，蔡洪滨、周黎安在《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对于晋商和徽商进行了比较研究。晋商和徽商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商帮，但他们的经营风格却有着很大不同：徽商更多借助宗族的力量来治理企业，而晋商就较少运用宗族关系。这是历史学家们都注意到的现象，但如何从经济学上对其加以解释？他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思路。对企业家的研究也是企业史研究的重点，过去对重要的洋务企业家，还有重要的民营企业家，比如张謇、卢作孚、荣德生、荣宗敬、宋棐卿、刘鸿生、穆藕初等，都有专门的研究，出版了他们的传记、文集等。其中，林立强在《试论民国时期基督教对企业精神的影响：以“东亚精神”为个案》一文中对基督教对近代企业家影响的研究较有特色。近年来路风在《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一书中对京东方展开研究，也非常强调企业家王东升等人的贡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关于传统中国商号账簿的研究，有比较大的进展。中国的企业留下了大量的账簿，但这些账簿从识读、整理到研究都比较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但这也是深入研究企业的不二法门。韦伯曾经有一个经典的论述，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复式簿记，只有单式簿记。这个结论被广泛引用。但曹树基等人在《同一账，记两簿：清代丰盛泰账本的复式簿记》一文中通过对丰盛泰商号账簿内部结构的剖析，特别是各类账目之间数据关系的还原，认为中国传统的“龙门账”实际上是一种复式簿记，我觉得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关研究还可以参考袁为鹏、马德斌的《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 》及李锦彰的《重新认识“龙门账”》等。

企业史与管理学的结合

企业史与管理学的结合，首先是在企业史研究中更多地借鉴和使用管理学的分析方法，林立强在《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再思考》《从企业管理学视野反思中国企业史研究》等文章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有深入讨论，他总结了国内外管理学方法在企业史研究中运用的经验，并指出存在的问题，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加强企业史与管理学的结合，我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尝试探索。

首先，可以尝试利用企业档案做一些量化研究。前面说过，历史上的企业留存有时间延续较长、数量非常丰富的文书、档案资料，特别是财务和人事数据，但囿于研究方法的限制，对这些档案资料的利用、研究还有较大空间。前面提到的曹树基、燕红忠的研究都是很好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者和管理学者可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突破。

然后，可以尝试在案例研究中展开合作。与当代企业相比，历史上的企业能够呈现其更完整的生命历程，这显然有利于案例研究。张萍、杨雄胜在《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的内部控制模式探索：基于明代龙江船厂的案例研究》一文中对明代龙江造船厂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从文化情境的角度强调了中国文化的作用，文章分析了精神和道德的熏陶，在企业内部控制中的独特作用并将其与西方的物化控制进行对比。陈凌等人在《非家族经理进入家族企业研究：以山西票号为例》一文中，用集体传记的方法对非家族经理(也就是职业经理人)如何进入家族企业，以及企业如何实现对经理人的激励，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

最后，可以对中国式的管理经验进行理论总结。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与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相比，中国企业成功的原因还没有很好地揭示出来，相关的理论总结尚未真正展开。这是中国企业史学者和管理学学者的共同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两个学科更深入地相互借鉴。

【评论与讨论】

陈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一个管理学教授的历史视野

我一直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接触了不少经济史的内容，后来到德国留学，发现德国的经济学是非常强调历史的。我们博士生有三门课，分别是经济学理论、经济政策、社会科学方法论，其中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讨论如何做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将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我很喜欢“当企业史遇到管理学”这个系列讲座的名字，因为两个不一样的学科相遇，肯定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来。

我虽然在管理学院研究企业，但与其他管理学院教授不同的是，我一直有一个历史的视角，认为长期观察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几年我主要从事浙商研究，也属于企业史的范畴。我总结了整个研究的框架，是一个从“企业家能力(个人和群体)”到“企业组织能力(制度和能力)”再到“绩效(兴衰)”的流程。企业家能力，包括个人的企业家能力和群体的企业家能力，然后它会转化为一种企业的组织能力。从长时段来看，最后体现的就是企业的绩效问题，有兴有衰。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很多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1987年成立的，于是我在2007年撰写了《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一书，阐述了相关问题。书中的制度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制度的环境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民营企业事实上有很大的潜能，在制度环境越来越改善的情况下，它们的能力就可以发挥出来。当然这个制度也包含企业内部的制度，它在不断地变化。我在浙江研究民营企业，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很多民营企业家。我发现如果一两年不去某一家企业，你再回去时，它就会有很多的变化，甚至面目全非。另外一个就是能力问题。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部分老师给一些著名的浙商撰写个人传记，我研究的是方太的茅理翔，研究成果是2018年出版的《茅理翔：创业式传承》。我的思考是，我们应该了解企业家们的历史，要从关注制度环境，到关注企业成长，这就需要长时段地观察企业家个人成长和企业成长。

此外，我最近的研究有两个突破，第一个方面叫突破文化决定论，因为我们研究历史也好，研究其他社会科学也好，大家如果对历史过于强调，有些时候会有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也就是说，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常常假定制度、文化不变，但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的文化和制度恰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赞同奥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 2000年在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综述的论文里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新古典的经济学一般都是研究价格机制。那么变化是什么呢？是人们的行为根据市场的价值在变化。制度经济学观察的是“ Govern-ment”，是“ Institution”和“ Environment”，甚至是“ Culture” 。它的时间维度( Fre-quency)，基本上是1—4年，这期间政府的治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制度的变化需要几十年，文化的变化时间可能要更长。目前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快速成长的时期，因此在这个大环境下要研究中国的企业，我建议时间维度要发生一些变化，要把文化和制度考虑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第二个方面，我研究的是家族企业。我一直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一个创业的家庭或者创业的家族到现代家族企业的转型。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大家研究企业史都绕不过钱德勒，钱德勒对欧美大型企业的一个总结叫“适度多元化”，以及适度多元化下的组织结构。我们在全球范围既可以看到欧美(尤其美国)大型企业集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小企业。那么我就在想：我们中国的企业组织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的企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才高老师讲的“农场制还是租佃制”的企业制度，其实就是企业组织形态(变化)的历史。为了撰写《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一书，我曾去缝纫机企业飞跃集团调研，发现我们的民营企业广泛使用外包制，而且不光有外包制，还有内包制。这就像高老师刚才讲到的，企业组织形态非常多元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工厂制就一定更好，或者说一体化就一定比外包制好。

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史的研究？

第一，企业史可以帮助我们描画历史原貌，打破标签式或脸谱化的形象或印象。有了企业史，有了历史的视野，我们就不能够用简单的标签化或脸谱化的观点来看待真实的、现实的、复杂的企业现象。现在，我们很多的管理学研究就是贴标签，比如国外说期权制这个制度非常好，我们国内就尝试要么寻找期权制，要么贴上期权制的标签。事实上，国外的期权是在上市公司，它的股权激励发展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地发展出这种形式。尤其是如果企业业绩能够比较好地反映高管的贡献程度，那么期权制是有其合理性的。而我们国内的一些分红股、干股不是真正的股份，激励不够。因此我觉得研究民营企业制度，一定要读企业史。它会给我们一种启发，让我们发现企业不是简单地用几种好的制度就能发展起来的，企业的发展实际上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刚才高老师也讲到要打通企业史研究在1949年、1978年无形之间的“墙” ( Wall)，也就是说现在管理学如果只研究改革开放之后，或者只研究最近这十年，而不研究企业更长时间的历史，肯定是有缺憾的。

第二，我们不仅要了解企业成功的要素，更要从企业发展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什么需要企业实践呢？就是不仅要了解企业成功的要素，更要从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汲取经验教训。我比较了一下管理学的研究和企业史的研究，觉得企业史研究如果做得好对管理学研究很有帮助，因为企业史本身就是对企业长时段历史的研究。我们学者之间经常开玩笑说，经济学如果有了好的数据的话，就可以发很多的文章，但是做历史研究很可能要读100本书，做很多的数据的整理、收集与分析，然后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所以历史研究花费的精力和周期会非常长。因此，管理学与企业史双方应该互相学习。

第三，企业史研究为管理学研究提供更为真实、生动的中国情境，同时成功过滤了基于发达国家企业实践提炼的所谓经验中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成分。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家族企业，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研究它。当时许多人认为家族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家族企业只是企业创始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我在德国留学时接触过的很多的德国优秀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它的家族企业与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夫妻店，或者说那种管理非常糟糕的家族企业，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家族企业通过现代转型之后，它完全可以是一个现代的企业。就像我们经常讲的那样，“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

第四，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指导现实中的企业管理实践。不同的学者研究历史都会有不同的倾向，有些人为学术而学术，自得其乐；而我很喜欢《资治通鉴》式的历史，这种历史可以服务于我们的社会实践。所以我觉得企业史研究的成果应该向管理学靠拢，因为管理学做严格的学术研究，同时更好地与现实中的企业管理相联系。我始终觉得，企业史的研究不仅非常有学术价值，而且有非常强的实践价值。

历史学如何和管理学“牵手”？

第一，历史学和经济学、管理学是否可以相会于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呢？当然这个理论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在中国国情、中国情境下的一些规律性的理论。我是坚信有中间理论的，对于产业的研究可以形成一些中间的理论，对于具体的形态的企业形式研究也有中间理论。所以中间理论可能非常像韦伯所谓的类型，不同的类型它会有不同的规定。

第二，共同合作研究，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追求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歌德说过，我们在这里严肃地工作，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一桩值得尊敬的事业。因此，当我们承认了他人的努力时，我们也需要得到他人的承认。我们渴望帮助、共情与支持。所以，我觉得历史学和管理学的牵手需要互相尊重、共同努力。

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管理学者了解中国经济史学界企业史研究的渠道

一般来说，要研究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必然涉及哲学层面的问题，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来讲。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从方法论的视角切入。我的评论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高老师讲座的评论，另外一个是我最近的一些思考。

我先对高老师讲座做一个总的评价。如果说我的第一讲是从美国企业史学史的角度，围绕着企业史遇见管理学这个中心展开的话，那么高老师今天就是从一个纯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对目前国内企业史研究的情况做了一个概述，是对我上一讲很好的补充。高老师在刚才的一讲当中，较全面系统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企业史研究。他所引用的文章主要有两种范式，即历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这是因为经济史有历史学的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经济史之分，而企业史目前尚属经济史的范畴，自然亦循此例。就像高老师刚才提到的，目前企业史研究使用计量的文章还比较少，但我相信未来应该会逐渐多起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南开大学关永强教授的《从历史主义到计量方法：美国经济史学的形成与转变( 1870—1960) 》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孙圣明教授的《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等文章，了解一下计量史学的方法。至于我第一讲主要介绍的管理学范式，以及社会学、人类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高老师的讲座中似乎没有提及。所以希望大家在了解目前中国企业史研究状况的时候，注意到这个方面的特点。

管理学者与企业史学者应求同存异

我重点谈谈听了高老师讲座带来的一些思考，主要还是在范式创新这方面。我在上一讲说过，管理学者经常认为传统的史学家没有理论且不客观；而传统的历史学者认为管理学已经科学化，理论性很强。那么，似乎有点水火不容的双方如何完成互动呢？我在第一讲已经说了不少，这里我仅做些补充。

我看到很多社会研究，包括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著作中，把历史学方法只是作为定性研究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低估了历史学方法对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传统历史学也是有自己的学术规范的，即大家熟悉的叙事方法，那么这种叙事的方法会不会对管理学科有所启发？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在《政治哲学史》 (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一书中提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从来不用一个普通的方法来推理出一个普适性的方法，他是用这种叙述的方法，用叙述方法的秩序，以及语言的表达和重点的选择，来唤起他所要描述对象的政治或者道德的问题。比如修昔底德( Th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作者自始至终在书中没有得出一个对战争而言的普遍意义，但你却不能否认该书的价值。管理学则完全不一样，它可以通过某一案例推出一个普适性的东西、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呼吁，就是我们在采用历史学方法的时候，如果只是把历史学方法变成管理学当中一个研究设计的某个数据来源，那历史学方法就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工具了，就有可能失去它的魅力，也失去它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后现代主义出现了大量的叙事转向，而叙事转向不仅仅出现在历史学，还出现在大量的其他社会科学上，这说明叙事法有一定的魅力，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然，企业史学者如果要与管理学者交流甚至合作的话，我个人认为要事先了解一下管理学论文的学术规范。国际学界有三部关于企业史的权威期刊：美国的《哈佛企业史评论》 ( Business History Review)和《企业与社会》 ( Enterprise &Spcoetu)，以及英国的《企业史》 ( Business History) 。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商学院的，会按照管理学的规范来书写论文。对我们历史学者来说，如果我们想与管理学者进行交流，特别是一些企业史学者要向这类刊物去投稿，应该认认真真学习一下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当然，交流是双向的，一些管理学的文章也开始用到历史档案。我最近发现某国外顶刊登载的一篇管理学论文，是关于一个板球俱乐部组织的文章。文章末尾的参考文献中除了常见的管理学文献之外，还专门有一个历史档案的附录，别有一番风景。

管理学者使用历史方法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刚才陈凌老师提到的时间维度问题。管理学者一直在做纵向研究，但对于时间跨度特别长的纵向研究的兴趣不是那么大，因为这得花费很多时间，而从效率来看，花这么多时间才能出一篇文章，“性价比”不高。这应该是在目前国内高校现行的考核制度下，有考核压力、晋级需求的年轻学者一般不会选择历史学办法的原因之一吧。

要多关注历史学的人文性和人性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 Main Trends in History)提出历史学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从研究个别和具体，转向研究普遍规律；另一个是历史学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不断扩展。他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历史学如何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一条道路。历史学跟社会科学结合的这种观点，实际上美国历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就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呼吁，如曾经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著名企业史学家托马斯·C．科克伦( Thomas C. Cochran)就是其中的一员。

至今关于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有一百多年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历史学对科学的渴望。历史学自近代以来也努力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努力，但结果似乎都不尽如人意。最近的计量史学应该算是一个科学化比较成功的案例，它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于美国，用所谓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传入中国后得到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青睐，但在国内传统史学界的影响力还是有限，主要原因还在于失去了对历史事实的温情和敬意，把活生生的历史转为冷冰冰的数据，历史中最主要的人性不见了。 1962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布里登博( Carl Bridenbo)曾抨击当时的量化史学缺乏人文性，是要把学者培养成“历史技师” ( Historical Technician),历史学家不应该拜倒在量化这个“猥琐女神” ( Bitch-Goddess)的神龛之下。其实我本人并不反对历史学的科学化，因为“史无定法”，这里我只是想说，历史学在科学化的同时，是否也要回归一些关于人性和人文性的东西呢？人性和人文性的东西才是未来能够得出更多新理论、涌现更多灵感的关键。我认为历史学叙事的一些方法，看起来很无序的，或者是没有理论的，但实际上它就像一段优美的音乐，或者一次很有趣的旅行，甚至可以是一次难忘的邂逅，仿佛某个海边传来的涛声一样，它在某种程度上会激发出我们心灵深处的某一个灵感。也许一种新的理论就这样诞生了，我想这应该是历史学的另一种魅力。在前一讲当中，我讲历史学的工具性比较多，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注意到历史学的温度、人文性和人性。

武亚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我接着提出三个问题，给我们的读者提供进一步的思考方向，这三个问题是从管理学研究的角度提出来的。

企业史研究要问“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企业史研究中如何问出大问题( Big Question)，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企业史研究和管理学研究结合过程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我们要在企业史里面寻找(或者说我们要研究)一个什么样的Big Question?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哈佛商学院琼斯教授写他对钱德勒的一些观察，他提及钱德勒经常要问大问题。我认为，在企业史研究中如果你不问一些重要的问题，那你花了很大的工夫论证出来一些史实或者说一些结论，可能对管理的实践或者说企业史研究本身，没有那么大的贡献度。

所以，我觉得问大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刚才陈凌教授也谈了他的几个问题，尤其是他从企业家的成长，到企业组织能力的成长，再到企业的长期绩效的这样一个变化，这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属于战略管理里面的一些重要问题。所以我觉得陈凌教授不光是企业家研究和家族企业研究的专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属于我们战略管理研究方面的专家。

高附加值研究需要历史学和管理学方法的分工与协作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企业史与管理学相结合的研究里面，我们如何进行高附加价值的研究。

在企业史和管理学结合的过程里面，我看到的一些文献资料，它们把主要的研究活动归结为三种，可以简称CDC：第一个C是Collection(收集)。第二个D是Description(描绘) 。收集完了以后把相关的事实弄到一块，就是描绘。第三个C是Critical Analyze(审慎分析) 。我戏称CDC为“疾病控制中心” (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这个“疾病控制中心”所从事的实际上就是资料的收集、描绘，然后审慎分析。我觉得这三个方面的活动构成了一个价值活动体系，即重要的价值增值活动。

前两个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一个记者和考古学家所做的工作。目的是要把情况都了解清楚，甚至用一些考古发掘的方法来做。后面的审慎分析，我觉得更像是我们管理学案例研究里面强调的做一个“侦探”，要做一个好侦探，把这些线索更有效地辨识出来从而串联证据。所以，我觉得高附加值是这样一组活动体系，CDC这三个活动怎么有效地结合或者说是研究里面形成一种合理分工和协作变得十分重要。当然，很多企业史学家可能更偏重或擅长前两个，管理学界的学者可能更擅长第三个，如果能在结合中更好地分工和协作，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增值过程。

历史学与管理学研究结合中要有方法论自觉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在企业史和管理学的结合过程之中，我们如何更好地具有一种方法论自觉。其实刚才林立强教授和陈凌教授都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自己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包括在2016年《美国管理学会评论》上，有两个学者提出了“历史性组织研究”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要将历史学的方法和组织研究结合，而且是创造性的综合( Creative Synthesis)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语，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组合或者折中，而是创造性的综合。

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提到了四种具体的结合方式，包括历史作为一种叙事、历史作为一种概念化过程、历史作为一种评价体系、历史作为一种阐释过程，等等。我觉得他们已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综合性方法框架，即创造性的综合。我认为大家可以在后面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来发挥创造性综合在方法上的优势。当然，由于我自己最近在研究矛盾管理，所以比较注意方法论的问题。事实上，矛盾管理研究涉及很多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些讨论。

我这里特别强调在历史学和管理学的结合中，还要注意一种已有的组织研究方法，即辩证法组织观。辩证方法在本体论上，将组织历史或者组织的实质看成一种嵌套分层的实有存在，而且它坚持这样一种关系且持续变化过程的导向。这可能对我们企业史的研究，或者说我们注重变化发展过程的一些管理现象研究，有非常强的方法论启示。在目前的大变革时代，我希望大家注意这种辩证方法在组织研究、组织变化和组织系统发展过程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兰日旭(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企业史研究范式应该重视官方的视角

高老师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为企业史研究做了非常好的铺垫，特别是提供了很多研究视角。从管理学的角度，在企业史研究中我们不但可以借鉴它的方法、理论，充实和拓展企业史研究领域，而且还能在企业史研究上形成新的合力，做出更好、更贴近中国实际的企业史研究成果。当然，从企业史研究方法上，我认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它都应有一个企业史研究的范式。比如英国有工厂制度；美国有垂直组织管理制度；日本有年功序列制；然而，谈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企业史研究范式呢？这是亟须我们去总结和提炼的。

在近现代的企业史研究中，我发现要真正理解中国企业史，没有办法离开官方的视角，由此我觉得研究中国企业史，一定要把官方因素考虑到里面去，只有充分理解官商关系才能真正领会中国企业史的真谛。我曾经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企业史视角下的中西分流探析》，是从企业史的角度专门对中国与欧洲企业发展进行了长期比较，发现中国跟欧洲企业的早期发展起点是一样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差异逐步放大，具体体现在制度或者企业发展路径上。差异推动了中西之间的产业分化，最终成为中西分流的重要驱动因素。

秦汉以来，大分流之前，中国官方曾推行了一个民间去大工商化的措施，让市场中有盈利的行业向官营企业经营集中，把含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工匠们集中起来进行生产。规模化生产引致了技术溢出，促成了“李约瑟之谜”前半段中国技术发明领先于世界的成就，而所生产的产品，受专卖制度等影响，难以形成市场导向的生产需求机制。宋以来，虽然允许民间参与官营行业产业链中的某个环节，但至晚清期间，民间能够参与的环节基本集中在销售领域，自然带来了商帮(如晋商、徽商等)的崛起，借助商业活动民间积累大量财富，而受高利行业向官营集中、牙行制度等的限制，民间积累的资本长期只能投向购买土地、建造大院、向官方捐纳、流向金融等非生产性经营领域，无法实现较大规模地转化为实体产业投资。

欧洲则在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长期处于争霸战争的分裂、竞争状态下，企业为谋求安全环境日益向城市集中。在资源禀赋差异下，城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区域性市场在欧洲地区发展起来，集中于城市的企业就日益呈现创新和向市场导向的转化，从而为欧洲地区的企业向近代企业的转型奠定了物质、技术与制度基础。显然，中西之间企业发展的路径差异，导致了在制度约束下中国企业更偏好官营，民间难以按照市场化规则去追逐利润最大化；而西方则在积累资金之后，没有受到像中国那样的制度约束(“布罗代尔钟罩”)，可以按照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去发展。从研究范式而言，中国企业史研究应该重视官方的视角。

当然，以上是我个人的想法，之前我也与高超群老师、林立强老师交流过这个问题，同时我这个想法也跟历史学、经济学的研究者交流碰撞过，但是与管理学界没有交流，权当一个初步的接触和探讨。对于企业史与管理学如何协调，我赞同高老师讲的有效借鉴管理学的方法，在企业资料利用、案例研究中合作，提炼出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经验，真正反映出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范式。

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陈凌老师讲的这几点，我都特别的赞同。面向实践，是我内心中一个很强烈的追求。尤其让我感慨的是陈凌老师说我们历史学研究产量很低，读很多书、很多材料才能写出一篇文章，事实确实如此。我觉得陈凌老师期望的合作里头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中国情境，一个是中间理论，我觉得都很有指向性，我们可以找时间再深入讨论。林立强教授更多地讲到历史学和管理学方法的一些归纳和可能面临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在历史学和经济学合作中，在经济史研究当中很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对林立强教授的归纳，我们也可以进行专门的讨论。他的疑虑，他对历史学和管理学方法的归纳，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尤其是后面提示到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历史学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