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内容结构与创新点

（一）内容结构

本书从综合性的货币史框架出发，采取自前而后、前后贯通的方式考察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历史基础、体制成因、展开过程、格局形成等问题。正文部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二、第三章是本书第一部分。该部分主要从历史溯源的角度回顾了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历史基础和体制促因。本书将该问题放在长时段货币体系演变的内在逻辑中把握，同时论及影响货币体系演进的两大动因——国家组织方式与市场发展状况。

第二章从元明变迁的角度分析纸钞制度盛期的到来、运行特点和流通状况，铜钱作为价值基准的衰退，白银的货币功能迅速发展等问题。金元时期是纸钞制度由区域推广至全国的重要发展阶段，其背后却是白银地位的不断增强。金朝后期形成了“钞银兼行”向“银钞相权”的发展态势，元初发展至“银钞相权”及以银为本的明确阶段。元廷通过权定纸钞与丝绢、金银、铜钱等货币的兑换关系，以银为本，依托国家强大的财政分配和回笼能力，谨慎严格地推广纸钞制度，使元钞获得了空前的流通规模和成效。与此同时，在铜钱价值基准逐步坍塌、流通危机加深之际，称量银在金元交替之际货币功能迅速发展。先期它与纸钞、丝绢等一道形成复合货币体系，在财政领域和交易市场发挥作用。继而它作为纸钞的有效支撑和价值基准，正式进入国家货币制度构建范围。最后，白银作为欧亚大陆广泛流通的硬通货，沟连着国内外双重市场。从长时段角度言之，白银职能的不断发展为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形成提供历史条件；而元明制度的承继与变革，塑造了全新的国家组织形态和市场发展态势，成为明初货币体制缺失、“白银时代”最终到来的背后体制促因。

第三章详细介绍了明初货币制度的演变和单一宝钞体制的内涵，并将其置于“洪武货币秩序”的框架下来解析。尽管钱法首先得到明廷的重视，但囿于铜材不足、财政压力以及“洪武型”社会经济体制逐步形成，极具空心名目化特点的宝钞开始取代铜钱，成为明初国家执一的选择。失去合适的发育土壤，便势难生长出良性的货币制度。笔者认为，洪武时期货币政策的变化必须放在明初政治经济综合演化的态势中，方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唯有如此，新型纸钞体制的建立、禁钱政策历时半个世纪以上、多元实物货币不断充斥、货币与财政的脱节等现象，才能得到通贯解释。以法令统摄市场、从属于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的“洪武货币秩序”的确立，不仅使长久以来政府主导的钱法和钞法遭受颠覆性的信用打击，事实上也成为货币白银化力量不断积蓄的起点。

第四、第五章是本书第二部分。该部分主要从综合立体的角度分析货币白银化在上下两层次逐步展开的源起和过程，试图完整呈现货币白银化的动态演进过程。

第四章首先从明前期禁金银政策入手，挖掘出政策限域中白银“双轨”流通的现象和含义，并认为之后赋役折银事例的开展是这种“双轨”内涵的扩展和突破。宣正之际，赋役折银显现了新动向，皂隶折银开启了徭役折银和均徭改革的先河；南方田赋折银初具规模。折粮银北运的实施，使白银在南北空间上呈现周流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折银事例逐渐增多，越加频繁，尤以成弘时期为显著。正嘉之后，财政制度改革及其银纳化进程进入深化阶段。白银日益卷入贡赋领域并塑造着各项制度本身，而贡赋体制对于折纳白银的依赖程度日趋加深，其背后的一大逻辑在于明廷通过隐形的“折银财政”方式为政府增加巨额财政增量。“折银财政”成为政府失去铸币税之后寻找的另一替代方式。

第五章结合民间货币流通的实态，采取政府与市场互动视角，分析白银在国家货币制度领域和民间市场的替代机制与替代过程。明中叶，货币演化转型肇始于正统中后期，不少地区先期发生了纸钞转向铜钱的趋向。铜钱广泛恢复流通，形成行钱地带。但由于政府有效货币供应缺失，国家上下仰赖民间自发机制解决货币短缺问题，通货紧缩成为明中叶货币转型的宏观背景。市场机制催生的挑拣、私铸之风，不断催促着政府与市场做出反应，结果是政府疏通钱法、铸行铜钱等举措接连挫败，私钱流通逐渐趋于泛滥，最后以至恶滥程度。在此过程中，货币市场趋于混乱，物价波动抬升，基层交易深受冲击。最终源于民间的白银被需求进入地区市场，行钱之地不仅萎缩，且逐步形成“银进钱退”的替代过程，白银或部分或完全替代铜钱；未行钱之地范围扩大，多种实物货币充斥。从整体上看，明中叶货币地域流通的分割化、细碎化等特点依然鲜明。

第六章是本书第三部分。该部分主要分析嘉万时期银钱格局奠定形成的问题。发轫于明中叶的货币白银化趋势已难阻挡，随着商业市场的发展、海外白银的流入，更显如此。但受主流货币思想熏陶的士大夫难以坐视称量银主导货币秩序的现实，强调制钱对政府货币主导权、财政利权和民间交易便利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不断建议明廷广开铸局、重整钱法。由于白银存量不足、政府财政危机加深、行钱之地依然流通铜钱，明政府一再开展铸钱活动，整顿钱法之举此起彼伏，结果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铜钱流通的范围、领域因遭受白银挤压而日渐萎缩，但仍顽强存在。以一条鞭法改革为标志的贡赋领域用银的拓展与银钱替代机制在基层社会的推进，一道确立了白银的支配性地位。士人只得接受白银的地位，并承认银钱兼行的事实。足见，银钱关系虽并不稳定，但银钱分立地域、领域而又互相联结的兼行格局，无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已然奠定。中国的“白银时代”已然落地！

（二）创新点

本书基于史料上的辨析论述，在充分尊重并吸收学界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创新。

第一，认识视角方面，表现在以下三点。（1）本书试图打破断代史为单位的论述方法，采取连贯的视角来论述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具体而言是将目光回溯至金元时期，深入了解货币体系内在演变的脉络轨迹，以明晰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历史基础。（2）本书摒弃仅从商品经济单线的视角来解释货币史演变的做法，试图将货币史置于更为综合复杂的政治经济演化网络中去理解，尤其重视时代变局下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货币政策变化、财政运转的作用等内容。（3）本书试图采取上下两层互动的视野来分析此阶段的货币体系演变，试图将国家制度变化和货币流通实态演变纳入文中一起考察，且对货币的地域流通状况十分关切。

第二，相关概念的提出。本书试图在史实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方法提炼出或归纳出一些新概念：（1）“国家铸行货币”与“民间货币”的划分，这组概念的提出主要为了更好地对货币产生的来源及制度性规范含义做出区分；（2）“洪武货币秩序”和“双轨”流通的概念，主要源自笔者对这段史实演变的归纳和总结。

第三，具体论述方面。本书尝试对学界论述较少的地方进行重点考察和挖掘，诸如对明代初期白银在赋役财政领域行用的情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对明代前期“禁金银”政策、“禁钱”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考辨；结合考古出土材料对明初铜钱的流通分布进行考察；对明代中叶的货币演化转型问题，尤其是地域社会中铜钱替代宝钞恢复流通、行钱之地的形成、白银替代私钱的过程、银钱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着力的考察。

第四，综合性货币史框架的提出。本书倡导的综合性框架是指以制度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分析货币体系内在演变的逻辑问题。本书无论是在货币白银化的历史基础分析方面，还是在货币白银化的演进过程分析方面，俱采取这种分层而又互相参照的方式予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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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4章第1节“金银”；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华书局，2006，第2章；等等。

[2]参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第5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章；高聪明《宋代的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第2章第3节；等等。

[3]参见王雷、赵少军《试论金代白银的货币化》，《中国钱币》2015年第1期；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林松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等等。

[4]参见Akinobu Kuroda，“The Eurasian Silver Century，1276-1359：Commensurability and Multiplicit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09，Vol.4，No.2，pp.245-269；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王文成《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宋金元时期传统中国的市场结构与货币流通》，《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等等。

[5]据后文介绍，日本银大体在16世纪30年代末开始成规模流入中国，之后数量愈来愈多。美洲银于16世纪70年代开始会合加入。至16世纪末以后，白银成倍加速流入中国。

[6]参见岩见宏「銀差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明代徭役の銀納化に關する一問題」『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後編、同朋舎、1986；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12页；胡铁球《明代官俸构成变动与均徭法的启动》，《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等等。

[7]参见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刘迪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300、319～328页。和文凯指出，早在18世纪40年代前后，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湖北、北直隶、山东等省的许多地方出现转向使用铜钱并强烈需求铜钱的现象。参见氏文《乾隆朝铜钱管理的政策讨论及实践——兼与18世纪英国小额货币管理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2页。

[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446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5页。

[10]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31、43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1页。

[12]这个论点尤以黑田明伸为代表，详见后文“学术史回顾”关于黑田论点的介绍。

[13]关于东西方白银作为货币的历史，参见凯瑟琳·伊格尔顿、乔纳森·威廉姆斯《钱的历史》，徐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尤其以“加州学派”学者的相关研究及其引起的讨论为典型。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等等。

[15]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第327页。

[16]百濑弘、岸本美绪早就对白银分布的不均衡性做过论述。岸本美绪曾对晚明白银的流向做过考察，并提出白银的内流“并没有使得全国的农村得到好处，而是不均衡地分布在部分地区及大都市富裕阶层的手中”这一暂定假说。参见岸本美绪《关于明末土地市场的一次考察》，见《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百瀨弘『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研文出版、1980。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1页。

[18]格奥尔格·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7，第3页。

[19]尼尔·弗格森：《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2012，第305～306页。

[20]参见陈梧桐《明代后期：中国向近代转型》，《博览群书》2009年第4期；张显清《张显清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21]参见陈支平《明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三联书店，2008；《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科学出版社，2017。

[22]参见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唐文基主编《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等等。

[23]典型的看法见William Guanglin Liu（刘光临），Wrestling for Power：The State and Economy in The Later Imperial China，1000-1770。李华瑞关于宋、明的多方位比较，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这个看法，参见氏文《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4]如龙登高等人提出的“地权市场和多层次交易体系”论点，基本上是把近世中国看成一个保护私有产权，依赖民间社会及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朴素市场经济形态。彭凯翔提出民间自组织等概念来论述明清时期的产权、市场组织、货币流通等问题，体现了这一点。参见龙登高《地权市场和资源配置》，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近代民间经济的脉络》，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25]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26]参见William Guanglin Liu，Wrestling for Power：The State and Economy in The Later Imperial China，1000-1770。此外，黄仁宇、林枫等研究也说明，明代国家对于税收资源的低度吸取与管理缺位，造成了商人势力的坐大。

[27]参见阿谢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5页。

[28]参见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何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04～105页。

[29]参见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30]参见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第103页。

[31]参见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32]从量化研究角度看，晚明是否经历了蓬勃的市场扩张和经济增长，引起了学者的怀疑。刘光临在考察1600年代的物价和货币供应时发现，这一时期并没有很大的转变。他甚至将晚明经济发展的图像归结为少数区域才有的现象，进而提出“晚明之谜”，一则由于晚明时期的数据缺乏，二则其他地区的情况不明。参见刘光临“Long-term Changes in Prices，Wages and the Size of the Monetary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1000-1700”，陈春声、刘志伟主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33]参见黄阿明《明代赋税征银中的负面问题》，《史林》2007年第6期。

[34]如高寿仙综论了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但缺少对该地货币史的论述，参见氏著《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

[35]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第2页。

[36]黄阿明对明代货币史的研究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但对国外的研究关注不够；郑永昌曾对20世纪90年代前中日学界关于明代白银史的研究做过简要回顾，失之简略。参见黄阿明《近30年来的明代货币经济史研究概述》，《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3期；郑永昌《中日有关明代白银史研究之回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1992年。岸本美绪、万明、后智钢等人的相关回顾较好地弥补了国外研究这一部分。参见岸本美绪《全球视野中的明清市场》，http：//m.ishare.iask.sina.com.cn/f/3492346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31日；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143～145页；后智钢《外国白银内流中国问题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

[37]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等等。

[38]参见檀上宽「初期明王朝の通貨政策」『東洋史研究』第39巻第3期、1980。

[39]参见市古尚三『明代貨幣史考』鳳書房、1977、18～55頁。

[40]参见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91～292页。

[41]参见宮澤知之「明初の通貨政策」『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第28巻、2002。

[42]足立启二特别强调铜钱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独特作用，以及铜钱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他注意到铜钱在东亚市场上作为国际货币流通的现实。宫泽知之从钱、钞、银的相互关系入手，探讨了明初的通货和财政问题。他认为，少量的铜钱和白银集中地投向了军队，全国流通领域的供给极少。钞的发行也是小规模和不定期的，并多用于军费等临时性开支。缺少铜钱保障而本身回收量也较小的钞，之所以还能在市场上流通，并且国家财政也没有因此而崩溃，在于铜钱和白银的流通量较小，财政基础建立在实物之上。参见足立啟二『明清中国の经济结构』汲古书院、2012；宫泽知之观点的介绍，见中岛乐章《2002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2期。

[43]参见足立啟二「明清時代銅錢經濟的發展」『明清中國の經濟結構』；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pp.88-104。

[44]万志英、张瑞威的研究见下文介绍。滨口福寿的研究见氏著「隆慶萬曆期の錢法の新展開」『東洋史研究』第31巻第3期、1972。

[45]参见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4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514页。

[47]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83页。

[4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83～484、486页。

[5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84～485页。

[51]参见王裕巽《明代金银钱分类综论》，《中国钱币》2003年第4期；高桂云《万历银钱刍议》，《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等等。

[5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20页。

[53]近来对这个问题的推进研究见胡铁球《明代九边十三镇的月粮折价与粮价关系考释》，《史学月刊》2017年第12期；《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等等。

[54]参见全汉昇《宋明间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二），中华书局，2011；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William Guanglin Liu，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1000-1500（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p.64；等等。

[55]参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2；《中国经济史研究》（二）。

[56]据刘志伟、陈春声（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2008，代序，第11～12页）介绍，梁氏曾有关于明代宝钞的研究提纲，亦对明代货币流通做过系统而深入的思考。

[57]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第148～150、260页。

[58]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第151页。对这个问题的推进研究，见胡铁球《明代折漕规模及漕粮折价确立原则考》，《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明代起运税粮“领价”折银原则及其适用范围》，《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59]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第256页。16、17世纪的白银内流有着国内货币演变、赋役制度变革、社会转型等多重背景；后期的白银内流可以说主要是一种国际贸易现象。黑田明伸指出，16世纪至17世纪初是白银渗透上层的过程；17世纪后半叶是白银渗透下层的过程，并形成“一体性高而不稳定”之特征；18世纪后期是铜钱渗透下层的过程，形成“一体性低而稳定”的特点，可算是一种回应。参见氏文「What can Pricies Tell Us about the 16th-18th Century China」『中國史學』京都、第13巻、2003。

[60]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第261～262页。关于明代后期白银流通的特点，很少有人做过系统的考察。仅前述提及的百濑弘、岸本美绪做过推测性的论述。黑田明伸讨论了清代银、钱在不同市场结构中的流通特点，对考察明代白银的流通具有启发性。参见黑田明伸『中華帝國の構造と世界經濟』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4。

[61]参见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一）（二），《中国钱币》2011年第2、4期；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62]参见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第291～292页。

[63]参见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7，第262～268、280～292页。

[64]参见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6章。

[65]参见周琳《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66]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67]分见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59、60、143、197～198、164、104、105页。

[68]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143～246页；《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等等。关于其观点集中体现在氏文《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69]参见张瑞威《一条鞭法的开端——论宪宗一朝的货币政策》，陈春声、刘志伟编《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534～548页。

[70]参见张瑞威《皇帝的钱包——明中叶宫廷消费与铜钱铸造的关系》，《新史学》2011年第4期。

[71]参见张瑞威《论法定货币的两个条件：明嘉靖朝铜钱政策的探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第60期，2015年。

[72]参见刘光临《岭南州府宋元明之际两税征收的比较研究——以连州、广州、潮州、惠州为例》，《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制度与数据之间：宋元明之际两税的去货币化进程——以温州乐清为例》，中古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等等。

[73]参见William Guanglin Liu，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1000-1500（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

[74]参见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75]参见刘光临、刘红玲《嘉靖朝抗倭战争和一条鞭法的展开》，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2辑，故宫出版社，2012，第11～148页。

[76]参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蒙古灭金前后的市场演变与白银使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宋金元时期传统中国的市场结构与货币流通》，《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77]参见赵小平《明初“钱楮并用”的再现及其原因》，《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明代中后期“银钱兼行”流通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

[78]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2016。

[79]参见张宁《铜钱危机视野下的明代币制变革》，《湖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80]参见赵轶峰《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81]参见何平《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82]参见古德哈特《货币的两种定义》，《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上），康以同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第177～194页；李黎力、贾根良《货币国定论：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新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8期；张宇燕《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等等。

[83]参见万志英《宋代货币史研究的创新——评宫泽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经济〉及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周星辉译，《宋史研究论丛》2012年第13辑。

[84]参见大田由紀夫「元未明初期における徽州府下の貨幣動向」『史林』第76巻第4号、1993、1～33頁。

[85]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代序；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等。

[86]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p.10.

[87]参见万明《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第49～50页。

[88]参见足立啟二「明代中期における京師の銭法」『熊本大學文學部論叢』第29巻、1989、74～97頁。

[89]参见刘光临《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90]参见邱永志《元明变迁视角下的明代货币白银化的体制促因》，《中国钱币》2018年第1期。

[91]参见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の展開』東京女子大學學會、1996；岩見宏『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小山正明『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等等。

[92]参见谷口規矩雄『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同朋舎、1998；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伍跃：《明代中叶差役改革试论》，《文献》1986年第2期；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伍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赖惠敏《明代南直隶赋役制度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83；万明《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学术月刊》2007年第5、6期；《明代浙江均平法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等等。

[93]参见申斌、刘志伟《明代财政史研究的里程碑——万明、徐英凯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读后》，《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94]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三联书店，2001，第131页。

[95]参见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等等。

[96]参见赵轶峰《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97]参见梁方仲《明代一条编法的争论》《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氏著《明代赋役制度》；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第284～349页。

[98]参见高寿仙《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第5章。

[99]这方面研究较多，参见唐文基《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等等。

[100]参见樊树志《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01]参见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1660-17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89-153。

[102]参见Dennis O. Flynn，Arturo Giraldez，“ Arbitrage，China，and World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ume 38，Issue 4，pp.429-448；Cycles of Silver，“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3，No.2，2002，pp.391-427。

[103]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29～430页。

[104]关于整体的估算，参见刘光临《明代通货问题研究——对明代货币经济规模和结构的初步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05]关于明代银矿开采数额的估算，主要可参见梁方仲《云南银矿之史的考察》《明代银矿考》，以及全汉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都由中华书局集结文集出版。

[106]参见傅镜冰《明清两代外银输入中国考》，《中行月刊》1933年第3期；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全汉昇《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吴承明《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倪来恩、夏维中《外国白银与明帝国的崩溃——关于明末外国白银的输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和国外流入额试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李隆生《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数量的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等等。

[107]关于国外学者研究的相关情况，可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35～241页；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第156～173页；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刘军等《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的商品（1368～1840）》；等等。

[108]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和研究》，第241页。

[109]Kent G. Deng梳理了学界的数据后认为，16～18世纪中国吸纳的白银不足2万吨，占世界产量的18%还少，每年为64～74吨，故不可夸大白银的数量。参见Kent G. Deng，“Miracle or Mirage？ Foreign Silver，China's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Vol.13，2008，pp.320-357。

[110]关于19世纪上半叶的货币经济危机问题，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等。

[111]参见孙义飞《多元化、多样化、拓展化与开放性——西方学术界“17世纪普遍危机”论争及其启示》，《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112]参见E.J.Hamilton，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1501-1650（London：Cambridge，Mass，1943）；Adshead，S.A.M，“The Seventeenth-Century Genral Crisis in China，” Asian Profile，1973，Vol.1，No.2，pp.227-280。

[113]参见董建中主编《清史译丛》第11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商务印书馆，2013；李伯重《明清易代与17世纪总危机》，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BoChong.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31日。

[114]参见Atwell，William S.，“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1982，No.95，pp.68-90；Notes on Silver，“Foreign Trade，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Ch'ing-shih wen-t'I 8，1977，No.3，pp.1-33。

[115]参见F.E.Wakerman，“China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6，No.2，1986，pp.429-454；《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导言；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玉茹、关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佐伯富「中國近世史發展と銀の問題」『中國史研究』第3冊、同朋舎、1977。

[116]参见倪来恩、夏维中《外国白银与明帝国的崩溃——关于明末外国白银的输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117]参见艾维泗《对中国和日本“十七世纪危机”的几点观察》，陈兆肆译，《清史译丛》第11辑。

[118]参见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220～262页。

[119]参见陈支平《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中国社会经济史》1982年第2期。

[120]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pp.207-245。

[121]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pp.4-5。

[122]参见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第45～102页。

[123]参见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第177～189页。

[124]参见吴承明《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236页。

[125]参见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序，第1页。

[126]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127]万志英指出，这个概念的最大问题是把历史上的货币等同于现代的货币来研究。就历史实际而言，没有一种货币能发挥所有的功能，不同类型的货币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职能角色。参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p.22。

[128]与王文成强调宋代实现了白银货币化的观点不同，汪圣铎、高聪明等认为宋代的白银没有成为一种十足的货币。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794～946页；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129]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第10页。

[130]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用货币白银化概念。另见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科学出版社，2017。

[131]参见王文成《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132]参见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59～325页；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第262～301页；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第166～190页。

[133]参见邹进文《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关于用银问题的论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134]参见岸本美绪《关于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220～262页。

[135]参见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107页。

[136]参见林丽月《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137]参见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第3章。

[138]参见邱永志《论明中叶的银钱替代与银钱争议——重审“反银论”》（待刊）。

[139]参见蒿峰《明宫藏银之谜》，《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杜车别《内帑真相——戳破一个甚嚣尘上的谎言》，《社会观察》2007年第8期；等等。

[140]参见张培峰《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贵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沈伯俊《文学史料的归纳与解读——元代至明初小说和戏曲中白银的使用》，《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刘晓艺《〈醒世姻缘传〉及其他明清小说中的白银与制钱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141]目前已有不少学人提出了相关理论来阐述这个宏观问题。岸本美绪从其修正的“循环型”或B型市场理论出发，提出了“白银依赖论”，试图解释明清白银流通与国内市场起伏的关系。黑田明伸建立了货币结构的层次理论来解释16～18世纪货币结构演变与市场分层的关系。宫泽知之从“财政性物流”理论辨析了宋代国内市场和明代国内市场的差别。丹尼尔斯·弗林从经济理论角度提出了明代白银虽带给中国以经济增长，然并无发展的论点。吴滔等以松江府棉布交易机制为个案，从货币流通角度提出明清市场形态呈现由国家财政资本驱动到市场自由组织的转变过程。参见岸本美绪「明末清初の市場構造」古田和子編『中國市場秩序再考』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3；《全球视野中的明清市场》（未刊）。黑田明伸『中華帝國の構造と世界經濟』。宫泽知之《日本关于唐宋变革时期流通经济史的研究》，李晓译，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economy.guoxue.com/？p=3133，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5月31日；『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财政·市场·货币』創文社、1998；《中国货币经济论序说》，《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Dennis O.Flynn，“Arturo Giraldez，Money and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The Case of Ming China，” in A.J.H. Latham and Heita Kawakatsu eds.，Asian-Pacific Dynamism，1550-2000（London：Routledge Press，2000），pp.199-215。吴滔、于思莹：《明末清初江南的棉布交易机制与银钱使用——以松江府为中心》，《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

[142]参见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43]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等译，三联书店，2002，第515页。

[144]阿谢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5页。

[145]参见黄阿明《近30年来的明代货币经济史研究概述》，《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3期。

[146]参见丁晓山《明代小说中所见的银钱名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47]钱穆：《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