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河南经济的地理基础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北平原的南部和江淮平原的北部，秦岭山系余脉的东段和太行山余脉的东南部。《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记载：河南“地在中原，又号中州，多为禹贡豫州之域，恒省称曰豫，或以全豫代河南全省”。把河南形胜概括为：“地势斜成三角，北东南三面，支出如股，南凭大岭，北凭太行，中包嵩岳，黄河如带，分河南、河北二部。淮水流经，灌于河南，江汉支流，灌于西南，卫河经流，灌于河北。川平原广，田野漫衍。西北负河山重险，东南居江淮上游，古来被兵最重，受敌最重，四战之地，不利于守。然平原遍野，沃土宜农，山脉萦回，林矿并富，黄河泛溢，为患最久也。”[1]民国时期的河南，“极南为北纬三十一度零八分，极北为北纬三十六度五十七分……极西之处在东经一百一十度零十分，极东之处在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五十分”。[2]民国时期河南省面积约172155平方公里。[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行政区划重新划分，河南地理范围发生了变化，经纬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北纬31度23分和36度22分，东经110度21分和116度39分之间，全省土地总面积1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74%。[4]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地理环境主要包括地貌、气候、水利、行政区划等方面。

（一）地形与地貌

河南地貌体现多样化的特征，东西地貌差异很大，就整体而言，西南多山岭，东北多平原。“本省地势，东西二部，大相悬殊。西部为山岳或丘陵地带，黄河以北有太行山脉，其在豫境之内倾斜面，海拔高至一千公尺。黄河之南有伏牛、熊耳、嵩、崤诸山脉，海拔自一千至二千四百公尺之间。东部为一大平原，川流纵横。”[5]太行山、伏牛山与大别山为河南境内主要的山脉，从西北、西南到南部环绕河南。太行山是中国东部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西部是黄土高原，东部是华北平原，从山西沁源分支南下，其南部伸入河南林县、济源、修武、沁阳等县，海拔1500米左右，向东南逐渐形成海拔300～400米不等的缓坡山地。伏牛山为秦岭东段的支脉，东南与桐柏山相接，呈北西西—南东东走向。长约400公里，为淮河与汉江的分水岭，海拔1000米左右，主峰老君山海拔2192米。大别山位于河南与湖北、安徽的交界处，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其北部是黄淮平原，南部是江汉平原。

河南地形不仅有高峻起伏的山地，也有地平广阔的平原，既有波状起伏的丘陵，也有山岭环绕的盆地。山地主要分布在豫北、豫西和豫南地区，面积约为4.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6.6%。平原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西起豫西山地东麓和太行山边缘，大致沿200米等高线与山地接连，东部和北部一直到达省界；南至大别山北麓，大致以120米等高线与丘陵分界，南北长达500多公里，东西宽100～260公里，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5%左右。河南盆地主要散布在太行山地、豫西山地及桐柏—大别山地之中，面积最大盆地为南阳盆地，长约150公里，宽约110公里，面积约为11900平方公里，海拔为80～200米。[6]河南平原、盆地面积所占比例较大，而山地面积比例较小，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黄河从河南穿流而过，因黄河不断泛滥，从上游携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在沿黄河两岸地区。因此，河南有大面积的盐碱地，据民国时期调查，盐碱地主要分布在豫东、豫北和豫南三个地区，在北纬33°～36°之间，东经113°～116°之间。豫东最重，豫北次之，[7]全部面积几占河南省三分之一，就豫东23县调查，不能种植作物的盐碱地“有十七万三千七百余亩之多”。[8]盐碱地的存在，对民国时期河南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气候及灾害性天气

河南位于由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又远离海洋，因此气候总体上讲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样，气象灾害频繁的特点。由于河南南北纬度跨度比较大，因此气候南北差异比较大，大致以伏牛山脉和淮河干流为界，此线以南为亚热带湿润地区，以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据民国时期记载：“全年平均气温，全省大部皆在百度表十四度至十六度之间，惟西北崤山、太行山一带，低于十四度，南部信阳一遇，超过十六度。北部除田亩外，草木缺乏，土壤外露，故大风起时，尘土飞扬，与河北省大致相同。南部气候较为温润，及至东南隅，所产植物，大都类于长江流域。”[9]有当代气候测量，全省年平均气温绝大部分地区在12～15℃，全年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活动积温为4000～5000℃。从伏牛山脉到淮河干流以南地区，大部分地区1月平均温度在0℃以上，7月平均气温在28℃左右，年平均气温在15℃左右。该线以北地区，东西两半部因地形条件的不同，热量条件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平原区1月平均气温在-3～0℃之间，7月平均气温为27～28℃，年平均气温为12～15℃；西部山地，因地势原因，气温较同纬度地区低，年平均温度在12.7～21.1℃，活动积温也只有3500～3700℃，是全省热量资源最少的地区。[10]

河南年平均降水量在600～1300毫米，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嵩县、鲁山、叶县、项城一线为800毫米，此线以南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南阳盆地及淮河以南达到900～1200毫米；此线以北，年降水量多在800毫米以下，其中黄河沿岸地区为700毫米左右，往北、往西逐渐降低到600毫米。[11]以民国时期省会开封为例来看河南降雨量的季节分布，春季降雨量66.20毫米，占全年总量的13%；夏季351.5毫米，占66%；秋季76.6毫米，占14%；冬季36.4毫米，占7%，[12]说明河南的降雨量主要集中在夏季。夏季雨量集中，常常造成洪涝灾害。据民国时期记载，河南“夏季连降大雨，辄致泛滥为灾。西南部汉水上流，开启湿润，雨泽亦富。夏季五六月时谓之谷雨，雨量最多，但每至水涨，亦有溃决堤防的灾患”。[13]

霜期的长短决定着农作物生长季的长短，河南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因此霜期长短不一，对农业耕作制度影响很大。淮河以南地区，无霜期多在220～240天之间，作物可以一年两熟；豫西山区是全省热量最少的地方，无霜期较短，作物一年一熟或两年三熟。全省其他“大部分地区均可一年二熟”。[14]

（三）水资源分布

河南的水资源由地表水和地下水构成。地表水以河流为主，由四大水系构成，即黄河、淮河、卫河和汉水，其中黄河与淮河最为重要，即所谓“河南诸水，北以河为纲，南以淮为纲”。[15]（1）黄河水系。黄河出陕西潼关后进入河南境内，流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等地，全长711公里，流域面积3.62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总流域面积的5.1%。在流经区域注入黄河的支流有洛河、沁河、汜水等；洛河水系又有涧水、瀍水和伊河。这些构成了豫西和豫西北的主要水系。（2）淮河水系。淮河发源于桐柏山，自西向东流经河南、湖北和安徽，注入洪泽湖。在河南境内流经桐柏、信阳、罗山、息县、潢川等县域，长417公里，流域面积8.83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32%，占河南土地面积的52.8%。淮河的主要支流有浉河、竹竿河、史灌河、白露河、南汝河等。（3）卫河水系。卫河发源于辉县百泉东南，经新乡、卫辉、滑县、浚县、汤阴、内黄等地，出河南境内经河北注入海河，省内全长388公里，流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民国以前，卫河是豫北地区通向天津的主要水上运输通道。（4）汉水水系。汉水是长江的主要支流，发源于伏牛山的唐河、白河是汉水的主要支流，丹江发源于陕西秦岭南麓，在荆紫关入河南，三条河流构成了豫西南和豫南的主要水系，流域面积2.7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6.2%。[16]以上四条水系构成了河南主要水资源，为灌溉农业的发展和航运提供了便利。

地下水是河南水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河南的浅层地下水（深层在60米以内）资源主要分布在黄淮平原、南阳和洛阳盆地；深层地下水（在60米以下）60%分布在平原和河谷盆地，40%分布于山冈。据专家估算，河南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可满足农业灌溉的需要。[17]民国时期，为了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国民政府组织专家对豫北安阳、林县、淇县、浚县一带地下水资源及其利用情形进行了调查。[18]这次调查为豫北凿井灌溉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 民国时期政权和行政区划的演变

民国时期，河南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战时期河南出现了日伪沦陷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数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抗战胜利后，河南建立有中共政权和国民党政权。随着政局动荡，政权更迭，行政区划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北洋政府建立后，在地方行政方面进行了变革。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了《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和《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组织令》，规定地方行政实行省、道、县三级。裁撤府，改州、厅为县，全省下辖108县；并设豫东、豫北、豫西、豫南四观察使公署。[19]1914年5月，取消观察使，将河南划分为四道：开封道，下辖开封等38县；河北道，下辖24县；河洛道，下辖19县；汝阳道，下辖27县。冯玉祥执政河南时期，1927年6月，裁撤道，设立豫东、豫西、豫南、豫北四行政区，继而增至7区。次年，增至14区，随即全部裁撤，省政府直辖县，全省共112县。[20]

中原大战后，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纳入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1932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暂行条例》，规定省以下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河南省设立了11个专员公署，下辖111个县。如表0-1。

表0-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督察专员公署及辖县一览

表0-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督察专员公署及辖县一览-续表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10年，中共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建立了鄂豫皖边工农民主政府，次年2月，改为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共辖26个县和1个市苏维埃政府，其中河南有8个，即光山、罗山、商城、固始、息县、新集市、商固边、商光边。[21]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首府设于光山县新集，使豫东南成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失利，撤出了鄂豫皖。1934年11月，中共红二十五军撤出鄂豫皖后，除了游击队在这里活动外，国民党政权重新控制了这一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出现了中共、国民党和日伪三个政权分割统治的局面。从1937年11月初日军沿平汉铁路侵入河南境内，到1938年10月，豫北、平汉路以东的豫东、豫东南先后被日军占领，河南有50多个县成为沦陷区。为了加强对沦陷区的统治，1937年11月，日伪在安阳成立了伪河南省自治政府，1939年3月将伪省公署（1938年5月将伪政府改为省公署）迁到开封。日伪在沦陷区建立了伪道、县政权，豫北道辖24个伪县政府，豫东道辖18个伪县政权。开封沦陷后，日伪成立了伪开封市公署，1938年10月在固始、商城、潢川、罗山建立了治安维持会。信阳维持会（1939年改为县政府）属于武汉地区伪政权管辖。[22]

1938年6月，省会开封沦陷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成为“流亡”政府，可以管理的行政区域不断缩小。河南省政府可以直接控制的地盘仅限于平汉线以西、陇海线以南的豫西和豫西南以及豫北部分地区，其余地区为沦陷区或半沦陷区。据1940年国民参政会调查，“河南省一百一十县，并分十三行政督察区，先后沦入游击战区者五十四县，郑县、广武、汜水三县在河北岸之辖境，亦不断有小股敌伪串扰，其余除夏邑、柘城、延津三县不能行使职权外，其余五十一县，有前曾沦陷已全部恢复完整者，有县境仅有小部分沦陷，而县长犹驻城办公者；有县城沦陷，而县长仍在县境办公者，有县长暂移驻邻县，但仍能执行职权，推行政令者”。[23]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即豫湘桂战役）后，“仅在一个月之内就丢掉了大半个河南”，[24]国民党政权能直接控制的范围更为狭小。

抗战时期，中共在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6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豫北地区有晋冀豫（后改名太行）、冀鲁豫、晋豫边（后并入太岳）根据地，豫东地区有豫皖苏根据地，豫南有豫鄂根据地，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期间，中共建立了豫西根据地。表0-2是1945年春河南各抗日根据地资料统计。

表0-2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河南活动地区面积人口统计

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4月，各抗日根据地河南部分的总面积达7.6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9%；人口1325万余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谈判，中共做出了一些让步，其中将包括河南（不包括豫北）的8个根据地的军队撤出来。9月，中共中央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原豫东、豫南的根据地逐渐丧失。[25]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其统治区域划分为12个行政督察区，111个县。[26]但实际控制区域没有这么多，豫北和豫西一些地方仍为中共政权所控制。随着南京政府的节节失败，国民党河南政府可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小，直至1949年6月，国民党失去了对河南所有地区的控制。[27]

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河南属于不同的根据地，行政区划变化比较频繁，简要叙述如下。（1）太岳行政公署。公署成立于抗战时期，原属于冀鲁豫根据地，1947年9月，河南洛阳、新安、宜阳北、偃师、孟津、渑池等划归太岳公署第五专署。次年11月，济源、孟县划归第三专署。（2）太行行政公署。1945年11月，成立太行行署，机关设在涉县（今属河北），将统辖的地区划分为6个专署及军分区，其中第四、五、六专署基本上是由豫北各县组成，大部分是从日伪军手中新收复的地区。次年6月，太行区又合并为4个专署。1947年3月，太行区将原来的4个专署改为5个专署，其中第四、五专署基本是由豫北的县市组成。1948年3月，又恢复为6个专署。（3）冀鲁豫行政公署。抗战胜利后，原冀鲁豫根据地调整了8个专署，其中河南范县属第二专署，濮阳、高陵、长垣、滑县、延津等县属第四专署，豫东的考城、民权、虞城属第五专署，南乐、清丰、内黄等县属第八专署。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华北行政区划和机构也做了调整，并成立平原省（1952年撤销），省府设在新乡，下设6个专区，太岳、太行、冀鲁豫行政公署相继撤销，所辖河南各县划归平原省。（4）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在豫皖苏根据地的基础上，1946年12月成立豫皖苏边区行政委员会，次年建立行政公署。豫东各县分别属于其第一、二、三、四、五专署。1948年8月，豫皖苏公署撤销，成立中原行政委员会豫皖苏分会，下辖8个专署，今河南豫东、豫南部分县市归其辖区。（5）豫西行政主任公署。在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1945年春在登封建立，辖豫西5个专署，30余县。1947年8月，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后，11月建立了豫陕鄂行政公署，辖8个专署、51个县、1个市政府，其中包括河南境内的6个专署、38个县和1个市政府。次年5月，中原局决定将该公署分别建立陕南和豫西行政公署。豫西行政主任公署辖境由本省38个县和洛阳市政府组成。（6）桐柏区行政公署。1947年12月建立，共辖4个督察专员公署、32个县和3个市政府。（7）豫鄂行政公署。1947年，刘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后，11月建立了豫鄂行政公署，辖豫南固始、商城、潢川、光山、新县、罗山等县。1949年3月，中原临时政府成立，上述豫皖苏、豫西、桐柏、豫鄂行政公署撤销，所属河南各县划归该政府。5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原豫西解放区全部，豫皖苏、豫鄂、桐柏解放区各一部分归河南省管辖，下设郑州、开封2个直辖市，陕州、洛阳、郑州、陈留、商丘、淮阳、潢川、确山、许昌、南阳10个专区，共计86个县，8个专区辖市，人口3017万。[28]

三 民国时期河南人口

人口是构成社会经济史的主要内容。1912～1948年是河南人口变化比较大的时期，如表0-3。

表0-3 民国时期河南人口统计

从表0-3来看，民国时期河南人口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前（1936年），是河南人口增长较快的阶段，全省人口增加了578.2万，平均每年增长24.1万，年均增长率为8.45‰；特别是1931年到1936年，人口增长速度比较快，平均年增加36.4万，年均增长率为11.08‰。[29]第二阶段为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口呈下降趋势，1944年人口比1937年减少了958.3万，平均每年减少136.89万，年减少率为39.92‰。抗战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量人口死亡、迁徙和逃散。二是1938年6月黄河决口后，造成了豫皖苏黄泛区，其中河南泛区范围达20余县，淹没农田651.6万亩；这场灾难也给河南人口带来巨大损失，逃离人口117.3万，死亡人口32.6万，[30]共计损失人口达150万。三是自然灾害造成河南人口的减少。1940年，河南发生大水灾，淹没农田467万亩，冲毁房屋38万多间，死亡人口近万人；1942～1943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接着发生了蝗灾，在这场灾难中，估计有300万人口丧生。[31]在整个抗战期间，除了日军烧杀掠抢，自然灾害死亡的人口外，外流西北、西南的灾民达到500万人，加之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口有80多万，共计使河南损失了900多万的人口。第三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为河南人口缓慢恢复时期，1948年的人口比1944年增加了494.4万。尤其是1949年河南人口急速增长到了4174万，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30‰。[32]人口增长的原因是：首先，战争结束后，大批逃难的河南居民返回原籍，特别是黄河堵口工程完成后，黄泛区的人口返乡，使人口增加。其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共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这些均为河南人口的恢复和增长提供了保障。

四 民国时期河南经济研究现状

民国时期河南经济研究主要开始于198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的专著（包括涉及民国时期河南经济的专著）近10部。刘世永、解学东主编的《河南近代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全面论述近代河南经济的专著，其中论述了民国时期河南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交通以及中共建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河南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河南公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河南公路运输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均论述了民国时期河南公路建设与公路运输的问题。刘书五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农民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研究了民国时期河南的租佃、田赋及田赋附加、高利贷等问题。曹世禄、王景尊的《河南矿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涉及了民国时期河南采矿业的问题。王守谦的《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是关于福公司与河南煤炭工业的个案研究，梳理了福公司在河南煤炭开采过程中与党派、军阀以及地方政府的各种复杂的关系。“豫商”是近几年来河南政府和学术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学术界围绕豫商做了一些研究，如徐有礼主编的《近代豫商列传》、张民服主编的《豫商发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等都涉及了民国时期河南的商业与社会经济活动。一些研究华北社会经济的著作也涉及民国时期河南经济问题，如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郑起东的《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等。这些专著的出版为研究民国时期河南经济提供了基础和方法。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经济也是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重要选题，尽管这些研究显得稚嫩，但毕竟做出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

民国时期河南政局动荡不安，多种政权在河南活动，经济成分复杂。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民国时期河南经济状况。

（一）对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的经济的研究

自1980年代以来，民国时期河南的社会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不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而且一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也涉及了民国时期河南经济问题。总括起来，关于民国时期河南经济研究主要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1）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农业产量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民国时期农业是发展还是衰落也是学术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王天奖认为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河南农业单产量不断下降，农业处于衰退状态。[33]徐秀丽对华北平原的农业做了考察，其中专门论述了河南亩产量的问题，认为20世纪头30年华北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粮食总产量有所提高，亩产也有所回升，大致恢复到清盛世的水平，或许还略有提高。[34]黄正林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河南的农业与之前相比，出现了缓慢向前发展的势头。[35]侯普惠的硕士论文《1927～1937年河南农田水利事业研究》（河南大学，2007）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河南农田水利。

农业商品化是民国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特点，河南的农业商品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台湾学者沈松侨认为随着铁路交通的出现、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以专业化及地域分工为特色，并主要为市场而生产的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在河南的农业经营中逐渐普及，逐步加深了其农业商品化程度。同时，这种商品化与农业经营的内卷化互为表里，因河南农业商品化完全缺乏现代的资本投资相配合，新技术根本未能发生任何重大作用。[36]贾贵浩也论述了河南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和农业商品化的问题。[37]近代河南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以及商品化主要表现在棉花、烟草和花生的种植方面，学者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邢振、陈松峰、贾滕、徐有礼、陈珂等发表文章对此进行了论述。[38]

地权和租佃关系对农村经济影响颇大，是研究民国农村经济的切入点。王天奖认为民国时期河南的地权分配是比较分散的；[39]王全营也研究了民国中期河南的地权与农业经营的问题。[40]王天奖对近代河南租佃关系的形式、地租等问题做了论述，认为分成租在河南租佃关系中占优势。[41]贾贵浩认为1912～1937年河南的租佃制度出现谷租开始占主导地位、租佃关系以直租立约为主、租期缩短、地租率高和隐性剥削加重等新的特点。[42]

（2）近代工业的研究。刘世永、解学东主编的《河南近代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框架下论述了民国时期河南工业的总体情况。解学东认为民国时期河南工业是落后的，主要表现在部门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平衡，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落后；[43]他还认为发展速度慢、进程曲折、产品产量所占份额低是民国时期河南工业的特点。[44]陈珂研究了晚清到民国时期豫北工业的投资环境问题和区域特色问题。[45]烟草工业是民国时期河南新兴的工业部门，蒋晔、叶春风、张红峰论述了民国时期河南的烟草业。[46]另外，民国时期河南的矿业、军事工业也有学者关注。

（3）财政赋税的研究。田赋是民国时期政府税收的主要内容，刘五书对河南田赋的沿革、征收和积弊以及田赋附加做了论述。[47]董建新的硕士论文《1927～1937年河南田赋研究》认为田赋是当时河南省财政、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48]李宁的硕士论文《1927～1937年河南县级财政研究》主要论述了南京政府时期河南县级财政体系的建立、财政收入与支出的问题。[49]

（4）交通研究。民国时期河南的交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铁路和公路的建设，二是铁路和公路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两个方面都受到了学者的关注。袁中金对铁路建设与河南经济问题做了论述，认为铁路的出现一方面便利了帝国主义对河南经济的掠夺，加深了河南半殖民地化程度；另一方面促进了河南新式工业的发展和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改变了河南市场结构和城市布局的变化。[50]宋谦的硕士论文《铁路与郑州城市的兴起（1904～1954）》[51]、张艳春的硕士论文《抗战前陇海铁路沿线河南段的经济变迁》[52]论述了陇海铁路贯通后河南段经济结构变迁的问题。在公路和公路运输方面，除了前文提到的两本通史外，黄正林、刘常凡的《公路建设、汽车运输与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的河南省为中心》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南公路规划、建设、成就、不足以及公路运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53]刘常凡在另一篇论文中论述了河南公路法规建设，认为南京政府时期河南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系统的公路法规体系。[5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河南公路研究有所深化。

（5）金融业的研究。民国时期是河南金融业新旧交替的时期，旧式金融机构在消退，新式银行在建立。王新峰的硕士论文《河南农工银行研究》论述了民国时期河南农工银行的问题。[55]黄正林对1912～1937年河南地方金融体制做了研究，认为这个时期河南金融业存在现代金融业与传统金融业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不论传统金融业还是现代金融业都无法独立承担市场发展对金融业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民间惯性对现代金融业的排斥，传统金融机关的生存能力得以延续。在现代金融业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信用合作社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新式银行和农村联系的桥梁，由于其借贷利率较低，较快地被农民接受，成为农村一种新型的融资和借贷组织。在河南广大农村，即使合作社发展比较深入的地方，也是合作社与传统融资组织并存的局面。[56]

（二）对列强在河南的经济掠夺的研究

英福公司是近代以来英国在河南建立的最大的煤矿，对此学者研究比较深入。王守谦的《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对英福公司对河南煤炭资源的开采以及与地方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57]黄天弘、薛世孝等论述了英国福公司建立与豫北经济社会的变迁和福公司对河南矿产资源的掠夺。[58]近代河南烟草的种植也是西方列强对河南进行经济侵略的产物，学者也给予关注。徐有礼论述了五卅运动前后英美烟公司在河南的活动状况及对河南烟草业的影响。[59]朱兰兰的硕士论文比较完全地考察了英美烟公司在河南的活动。[60]还有一些论文涉及河南民众收回矿权等经济斗争的问题。

日伪对河南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是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课题，而且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刘世永论述了日本对河南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农业方面，日本侵略者不仅掠夺农民的土地和农村劳动力，而且通过组建合作社、粮食配给制等手段掠夺农产品，日军的掠夺造成了农作物种植面积下降，农民收入明显减少，农民生活空前恶化。工业方面，主要是霸占和掠夺沦陷区的工矿交通事业，日本对河南工矿业的掠夺主要是由华北开发社和华中振兴会社所属子公司直接经营，河南沦陷区的一些重要工矿企业几乎都被日军以“军管理”的形式掠夺，1937～1943年河南沦陷区工业损失就达955.8万元。金融方面，主要是发行军用票和通过伪政权发行的伪币来实现，日军所到之处，强迫人民使用其军用票和各种伪币，又通过贬值法币和禁止流通的方式使伪币占领金融市场。[61]由于日伪的掠夺与破坏，河南沦陷区农民负担十分沉重，张俊英从日军对农民经济的掠夺、日伪公开抢劫、苛捐杂税及劳役负担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河南沦陷区农民的经济负担。[62]刘世永、解学东主编的《河南近代经济》从掠夺土地和劳力、榨取农产品、霸占工矿企业、控制交通运输和搜刮金融等几个方面论述日本对河南经济的掠夺。[63]河南北部是华北沦陷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对日军对华北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做了深刻的研究，如曾业英、张利民、王士花论述了日伪在华北的经济掠夺，也涉及河南。[64]

（三）对中共政权控制地区的经济研究

民国时期中共在河南建立的政权经历了鄂豫皖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三个时期，关于不同时期都有一些研究论著。关于鄂豫皖苏区的研究主要在土地、合作社、金融等方面有所涉猎。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周质澄、吴少海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谭克绳等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范立新主编的《红色税收的足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税收纪事》（中国税务出版社，2008），胡菊莲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朱正业、杨立红论述了鄂豫皖土地改革的问题，通过土地改革，基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改变了原来的地权关系。[65]许庆贺评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政策，认为有效地保证了根据地的粮食供给。[66]刘森论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货币种类、铸造、货币发行的准备金、货币兑换和流通等问题。[67]刘华实论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合作社运动，认为合作社是集体经济组织，在配合国有经济和协调私有经济方面发挥了作用。[68]庞良举、刘华实、薛毅探讨了鄂豫皖经济公社的体制和作用。[69]

金融独立自主是抗战时期各个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反封锁的主要内容，该问题受到学者的关注。如赵学禹讨论豫鄂边区建设银行与经济建设的问题，指出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成立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市场。[70]程丕祯等人考察豫皖苏货币发行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流通券、豫皖苏边区流通券和淮北地方银号币的发行过程和流通情况。[71]王流海也探讨了豫皖苏根据地货币问题，论述了流通券的种类、式样、面额、发行时间等问题。[72]

毛锡学对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进行了论述，认为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为边区军民进入反攻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73]张文杰从民生的角度对减租减息和增资斗争、清查黑地和实行合理负担、反贪污、反恶霸和改造村政权等问题做了论述，指出通过这些斗争，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又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组织上为边区军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74]项斌讨论了晋冀鲁豫的对敌贸易、粮食、货币斗争，认为经过贸易斗争根据地到1943年就实现了出入口贸易的大体平衡。[75]花瑜考察了晋冀鲁豫减租减息运动的背景、三个阶段和意义。[76]

除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外，其他根据地经济也有涉及。如李占才讨论了豫皖苏的经济财政建设问题，抗日民主政府通过提倡开垦，改良耕地，改善工具和组建各种合作社来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发展农业副业，促进农业生产；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保护并鼓励发展私人工商业；在财经方面，主要保障粮食供应，根据地的粮食增产是开源节流，合理负担，统筹统拨，赏罚并用。根据地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田赋，此外还征收盐税、烟酒税、屠宰税和“进出口贸易税”等。[77]任峰论述了鄂豫边区发展农业的环境、意义、经过和经验。[78]刘世永、解学东主编的《河南近代经济》一书涉及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农业互助、大生产运动、工商业、财政与金融等问题。[79]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河南解放区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和探讨的问题都不多。王礼琦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原解放区的货币斗争和金融问题。[80]马俊林从国共两党斗争的角度论述了抗战后中原解放区善后救济的问题。[81]程少明论述了中原解放区的财政来源、财政管理和支出。[82]他还论述了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的政策、减租和减息的标准等问题，认为对调动农民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3]程少明还论述了中原解放区的税务与税收问题。[84]杨科对解放战争时期豫西、桐柏地区流通券问题做了论述。[85]可以看出，对河南解放区经济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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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北京武学书馆，1920，第1、15页。

[2] 刘景向总纂《河南新志》卷1《與地》上册，1988年排印本，第20页。

[3] 杨文洵等编《中国地理新志》，中华书局，1940，第155页。

[4] 李永文、马建华主编《新编河南地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第4页。

[5] 崔宗埙：《河南省经济概况》，京华印书馆，1945，第1页。

[6] 毛继周主编《河南经济地理概论》，测绘出版社，1988，第21页；李永文、马建华主编《新编河南地理》，第13、17、21页。

[7] 周锡桢：《河南碱地利用之研究》，萧铮主编《中国地政研究丛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第24921、24932、24935页。

[8] 河南省整理水道改良土壤委员会：《整理水道改良土壤会刊》第2期，1936年6月，第160页。

[9] 崔宗埙：《河南省经济调查报告》，京华印书馆，1945，第3页。

[10] 毛继周主编《河南经济地理概论》，第23～24页。

[11] 毛继周主编《河南经济地理概论》，第24页。

[12] 胡焕庸：《黄河流域之气候》，《地理学报》第3卷第1期，1936年。

[13] 杨文洵等编《中国地理新志》，第158页。

[14] 毛继周主编《河南经济地理概论》，第24页。

[15] 刘景向总纂《河南新志》卷1《水道》上册，第41页。

[16] 李永文、马建华主编《新编河南地理》，第51～52页。

[17] 毛继周主编《河南经济地理概论》，第27页。

[18] 《河南安阳林县淇县浚县一带地下水调查简报》，《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第9号。

[19] 吴世勋：《河南》，中华书局，1927，第3页。

[20] 刘景向总纂《河南新志》卷1《沿革》上册，第58页。

[21] 参看《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第108～113页相关内容。

[22]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志》第16卷《政府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27～29页。

[23]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报告书》，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1940，第63页。

[24] 张宪文、黄美真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334页。

[25] 王天奖主编《河南通史》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79页。

[26] 《河南省志》第16卷《政府志》，第24页。

[27] 王天奖主编《河南通史》第4卷，第539页。

[28] 《河南省志》第16卷《政府志》，第31～51页。

[29] 貊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第44页。

[30] 韩启桐、南钟万：《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第12、33页。

[31] 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第9页。

[32] 貊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第47页。

[33] 王天奖：《从单产看近代河南的农业生产》，《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

[34] 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5] 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以1927～1937年河南为中心》，《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36] 沈松侨：《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以棉花与烟草为中心》，《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37] 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刊》2005年第3期。

[38] 邢振：《民国豫北植棉业的增长及其特点》，《今日湖北》2007年第5期；陈松峰：《河南烤烟种植时间及地点新考》，《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贾滕：《试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华北的棉花商品化发展》，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4；徐有礼等：《河南植棉发展考略》，《中州古今》2001年第3期；陈珂：《从地方志书看20世纪10～30年代华北的植棉业》，《平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9] 王天奖：《民国时期河南的地权分配》，《中州学刊》1993年第5期。

[40] 王全营：《民国中期的地权分配与农业经营——以中原地区为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41] 王天奖：《近代河南租佃制度述略》，《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

[42] 贾贵浩：《论1912～1937年河南租佃制度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3] 解学东：《试析民国时期河南的工业》，《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44] 解学东：《试论民国时期河南工业经营发展的特点》，《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45] 陈珂：《二十世纪前期豫北近代工业投资环境研究（1900～1936）》，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近代北京政府时期豫北民族实业区域特色》，《天中学刊》2005年第8期。

[46] 蒋晔、叶春风：《抗战前的河南烟草业》，《河南经济》1985年第4期；张红峰：《1912～1937年的河南烟草业》，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

[47] 刘五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农民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8] 董建新：《1927～1937年河南田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

[49] 李宁：《1927～1937年河南县级财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9。

[50] 袁中金：《河南近代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

[51] 宋谦：《铁路与郑州城市的兴起（1904～1954）》，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7。

[52] 张艳春：《抗战前陇海铁路沿线河南段的经济变迁》，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

[53] 黄正林、刘常凡：《公路建设、汽车运输与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的河南省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54] 刘常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南公路法规研究（1927～1937）》，《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55] 王新峰：《河南农工银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

[56] 黄正林：《二元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地方金融体制研究——以1912～1937年的河南省为例》，《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57] 王守谦：《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8] 黄天弘：《英国福公司对豫北近代经济的影响》，《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薛世孝：《论英国福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经营活动》，《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59] 徐有礼、朱兰兰：《“五卅”前后英美烟公司在河南的活动及影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60] 朱兰兰：《20世纪初至30年代英美烟公司与河南烟草业》，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4。

[61] 刘世永：《日本侵略者对河南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62] 张俊英：《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沦陷区农民徭役负担考》，《平顶山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张俊英：《河南沦陷区农民负担浅析》，《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

[63] 刘世永、解学东主编《河南近代经济》，第344～366页。

[64] 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曾业英：《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统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张利民：《日本对华北铁路的统制》，《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王士花：《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王士花：《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65] 朱正业、杨立红：《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及其历史经验》，《农业考古》2007年第6期。

[66] 许庆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粮食政策评述》，《许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7] 刘森：《鄂豫皖根据地货币论略》，《中国钱币》1988年第4期。

[68] 刘华实：《鄂豫皖苏区合作社及其运动》，《档案管理》2008年第2期。

[69] 庞良举：《鄂豫皖苏区经济公社刍议》，《安徽史学》1988年第4期；刘华实、薛毅：《鄂豫皖苏区经济公社初探》，《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70] 赵学禹：《鄂豫边区建设银行与边区经济建设》，《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71] 程丕祯等：《谈豫皖苏边区货币》，《中国钱币》1991年第1期。

[72] 王流海：《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探疑》，《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

[73] 毛锡学：《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对敌经济斗争》，《许昌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

[74] 张文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民生斗争》，《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

[75] 项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对敌经济斗争》，《经济经纬》1985年第4期。

[76] 花瑜：《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平原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77] 李占才：《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财政建设》，《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

[78] 任峰：《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的农业生产》，《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79] 刘世永、解学东主编《近代河南经济》，第384～410页。

[80] 王礼琦：《中州钞与中原解放区的金融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81] 马俊林：《战后中原解放区的善后救济》，《理论月刊》2004年第10期。

[82] 程少明：《中原解放区的财政建设》，《黄冈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83] 程少明：《中原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运动》，《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84] 程少明：《中原解放区税收初论》，《黄冈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85] 杨科：《中原解放区豫西、桐柏、皖西地方流通券初探》，《中国钱币》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