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日本为例，从国家层面看科技革命的影响

在追赶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时代潮流中，日本虽然是一个“迟到者”，却是一个“后来居上者”。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政策，其“脱亚入欧”的实质就是要抓住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并力争与欧美列强为伍、在夺取殖民地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在亚洲，日本“幸运地”遇到了一个错失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机遇的“大而弱”的近邻——中国。中国之“大”使得国土狭窄、资源贫乏的日本垂涎欲滴，中国之“弱”使得作为后进工业国的日本也产生了对其“欺负一把”的野心。总之，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中国的“大、弱、落后”（当然也包括其他亚洲各国的弱小），成为急切走向强大的日本迫切希望抓住的“两大机遇”。

由于抓机遇用力过猛、争强权性子太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百多年间成为在胜利的巅峰与失败的谷底间激烈浮沉、大起大落的国家的“典型”。在1894～1895年赢得了中日甲午之战，在1904～1905年又打赢了日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20世纪30年代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在1941年12月成功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然而，军国主义日本在达到胜利巅峰之时，也正是它开始跌入失败谷底的转折点，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军在广岛、长崎先后引爆两颗人类历史上首次投入实战的原子弹，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败得极惨。这正如俗话所说，“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二战后，日本先后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国家。这是战后一两代日本人民发奋努力的成就，也是日本抓住战后“新的两大机遇”的结果：其一是以战后科技革命发源地——美国为靠山，紧紧抓住战后科技革命机遇；其二是抓住战后“婴儿潮”（远赴战场的男人解甲返乡，触发了第一次婴儿潮，此时期出生的人被称为“团块世代”）使得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机遇。然而，当今日本已进入“超高龄社会”和“人口减少社会”，“婴儿潮”早已转变为“银发潮”，以致日本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国家前途命运表示担忧：“2017年日本总人口减少了40万人”；“现在从农业、渔业、零售业、服务业到制造业的生产现场，已经到处出现人手不足问题”；“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日本人口将总共减少620万人，其后还将出现每年减少100万人的局面”；“2024年1/3的国民年龄在65岁以上”；“2033年1/3的住宅没人住”；由于耕作废弃地不断扩大，得不到护理的老人不断增加，“到2040年左右每年将有20万人‘孤独死’”，“随着人口持续老龄化，日本目前有4.1万平方公里的无主地，面积相当于整个九州岛。未来日本境内的无主地可能扩至7.2万平方公里，比北海道或斯里兰卡还大”。“日本各地将可能呈现‘一片废墟’的景象。”[2]也许，以上是一些日本学者“杞人忧天”的预言，因为当今日本依然面临着两大机遇，就看它能否抓得住：其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在战后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日本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机遇；其二是“中国的发展”给日本带来的机遇，日本领导人、学者和媒体都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首相安倍晋三在2006年1月9日也曾经说过：“我们阐述了小泉首相的见解，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3]至于日本前首相和其他官员也多次有类似表态，例如前首相福田康夫等，都曾表明“中国的和平发展对日本而言是机遇而并非威胁”。[4]

如前所述，战前日本曾经把“中国不发展”当作“机遇”之一，拼命抓住这个机遇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错误道路，如今，日本领导人需要从内心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以坚持和平发展为前提，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中国发展”这两大机遇，日本的“再兴”[5]未必不可预期，特别是随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落到实处取得进展，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正在把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转化为实际行动，日本领导人也就“一带一路”建设多次做出积极表态。然而日本参与“一带一路”，表面上是日本领导人的积极表态，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却是历史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从“脱亚入欧”到“返亚连欧”。从中长期看，“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可望改变数百年来“先进的欧洲与落后的亚洲”互相隔阂的旧历史局面，创造“先进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互相交融的新历史境界。

目前来看，影响日本今后发展的有两个最重要的外因，一个是“美国因素”，一个是“中国因素”。“美国因素”将日本引向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中国因素”可能将日本引向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随着中国软硬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因素”势将压倒“美国因素”，中国完全有力量争取到广大的日本人民，促使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要参见第三章“科技革命时代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