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学中的时间概念

要想理解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首先得理解时间。谈到时间，人们一般都将之视作事物持续而不可逆的线性变化过程。此种——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话来说——一般通俗的时间理解（vulgäres Zeitverständnis），也使得对于时间的讨论，多落脚在“时间是可测量的既存客观现象”以及“被构筑出来的主观意识与（或）意义”这两种时间理解的光谱之间（Heidegger，1957：405）。但社会学接续着这两个重要的时间理论，开拓了“社会时间”的视野，形成了自身关怀的取径。以下将依序粗略地交代“作为客观现象的时间”与“作为被构筑出来的时间”的观点，并探讨“社会时间”等如何接续着这两方的取径，拓展自身的社会学的关怀。特别是社会时间以及几个基本命题，将是本章论证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的基础。

1.客观的时间

对于作为客观现象的时间的测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一直以来的首要任务。从最早的沙漏、日晷到钟摆的发明，人们不断地企求更好的科技和方法，以提升时间测量的精准度。到如今人们发明出原子钟，已将铯原子的辐射周期当作最稳定、最精密的时间测量工具，并将其测量出的时间进行单位划分，作为标准时间单位[4]。另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会随着测量者的速度与重力有所改变：一个物体的速度越快，所受重力越小，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流逝就会越慢。而这也对物理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人们若要更精准地测量时间，就必须注意并排除因时间的相对性而造成的时间测量误差的个别因素（Hawking，1988）[5]。

由于科技的成功发展与广泛影响，时间概念作为客观现象，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时间探讨出发点，这对社会学的时间概念也有一定的影响。无怪乎有些物理学家如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会大胆地声称，物理学对于时间的研究结果不只是物理学认为自身的观点为真，其他学科对时间的探讨最终也会与物理学的汇流，得出一样的结论（Prigogine，1997）。然而，将时间视作可量化测量的客观现象，其实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一方面，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见，每个人都有自身主观的时间体验。例如社会心理学便有研究指出，人们对某一件事的时态感影响了对该事件的愉悦程度（Doob，1971：132；Schmied，1985：88）。人们若是喜欢它，可能会觉得良宵苦短；若不喜欢它，可能就觉得度日如年了。另一方面，已有许多学者提出批判，认为时间并非人们可以实际经验到的客观对象，并非就既存地摆在人们面前等待测量，因为人们毕竟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着时间（Elias，1984：VII）；当然也不是把所有时间测量工具收走了，或把所有变化停滞下来了，时间也就随之被收走、停滞了（Heidegger，1957：337 ff.）。人们不能仅想着可以物理客观测量的时间，事实上，时间的根本意涵更加重要，也更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Heidegger，1976：11）。因此，许多学者对普里戈金大胆的宣示不以为然，而是更倾向于强调时间是一个被构筑出来的结果的面向（Sandbothe，1997）。

2.构筑的时间

将时间视作构筑出来的结果，并非指时间是无中生有的虚幻物和想象，而是说人们是奠基在一个特定的基础上，才会经验到或使用了“时间”这个概念。在此基础之下，不是意味着不可能有个作为客观现象的时间，而是客观时间在成为人们所经验到或表达出来的概念之前，还有必须加以探讨的概念构筑前提。关于此一构筑面向的论述，胡塞尔的观点具有代表性（Husserl，1928）。胡塞尔并不反对有个作为“事物持续不可逆的线性变化过程”的客观时间，但他强调人们可以借以观察到时间的客体对象本身并不是时间。时间之所以可以被体验成一个变化而同一的流逝，必须还原成在知觉时间客体时的不同的意识形式。时间客体可被知觉的“当下”，有赖于它在意识中的持留，而意识也可以将知觉时间客体的当下前展出去。持留（Retention）、知觉（Wahrnehmung）和前展（Protention），其实于其内在意义上也构筑出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

虽然胡塞尔的时间哲学专注于时间的内在意识，而多少因此略嫌唯心，使其在论述上有不完满之处，但他确立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或被反驳的概念：时间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而流逝的变化现象，而是过去、当下、未来这三个不同维度的统合。或者说，一般通俗的时间概念，其实构自这三个更根本的时间维度。而三维时间（由过去、当下、未来这三个维度所统合起来的时间）被重新发掘出来的重要性，对于近代超脱“一般通俗的时间概念”的探讨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6]（Luhmann，1990：97）。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应该将时间超脱于时间而思考，而三维时间是此思考应具备的出发点之一[7]。他以此为基础对“存在”（Sein）所进行的探讨，则是此一取径的经典示范（Heidegger，1989：6；Sandbothe，1997）。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对存在的追问是存在者的追问；而这个能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即“此在”（Dasein）。让此在会去思及、筹划自身存在的，则是此在对存在的“操心”（Sorge）（Heidegger，1957）。操心不仅仅是此在揭露出自身存在的烦躁或思虑，操心的本质在于它会根据此在曾在着（gewesend）的过去（Vergangenheit），将其所向之至（即未来，Zu-Kunft）带入此在自身［所处的当下（Gegenwart）］。也就是说，操心的本质在于绽出让此在得以追问存在的过去、当下、未来。这种绽出时间的操心的本质就是让时间得以成为时间的根本性质，即时间性（Zeitlichkeit）。而时间性所绽出的时间维度，其实也就是存在的维度。操心并非单纯是（仿佛仅存在于内心当中的）烦躁与思虑。已有学者进一步诠释，操心其实是一种同时绽出时间维度并连结时间维度的“行动”。或者说，唯有当操心作为一种实际的行动时，才可以让时间既绽出又连结，成为人们能经验并说出的“时间”（Murchadha，1999）。有不少学者也关注行动与时间的关系，将行动视作时间维度的连结，或时间维度的绽出。例如，关于时间维度的连结，舒茨指出，之所以来自作为操心的行动，是因为人们虽然可以回忆过去、设想未来，但是真正将人们把过去推连到未来的不是人们内心的想象，而是人们借着所设想的未来，介入所处的世界的实际行动；唯有行动方能进行改变，将人们从过去推连到未来，时间的维度也才因此被串联起来而成为时间（Schütz，1945：539 ff.；Schütz & Luckmann，2003：48 ff.，465 ff.）。而关于时间维度的绽出，卢曼（Niklas Luhmann）着重在时间维度的差异分化面向指出，行动可以视作一个当下的“决定点”（Entscheidungspunkt），当下的决定点让（当下的）过去与（当下的）未来也随之被区隔出来，时间维度才得以浮现（Luhmann，1981：130，1997：1004）。

舒茨和卢曼都不约而同地进一步提到，由于所处的世界是与其他人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世界，因此介入世界的行动并非是进行行动的单位自身的行动，而是进行行动的单位在与另一个进行行动的单位产生关系的情况当中被要求出来的行动（Schütz，1945：543 ff.；Schütz & Luckmann，2003：81 ff.；Luhmann，1975）。简单来说，与他人共同存在的世界当中，介入世界的行动都是牵涉到与其他进行行动的单位的相互行动。所以，通过行动而绽出并连结的时间并不只是进行行动的单位的时间，而是因互动而交织起来的共同有效的、标准的世界时间。

当“时间”通过维度面向的强调而与“行动”乃至于“（社会）互动”这几个概念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之后，探讨时间的取径于是不再只是进行测量与运用的客观现象，或论述其于意识当中如何被加以构成的哲学思辨，而是通过“社会互动”此一概念形成了相当大的可能性，将时间从自然科学或哲学的范畴转化进社会学。社会学的时间概念，因此得到一个可供探讨的厚实根基。

3.社会时间、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的概念

由于出现了朝社会学转向的潜力，近来不少以时间为专门探讨主题的社会学著作都试着将近代哲学时间概念作为探讨的出发点，然后转向社会学式的讨论（Bergmann，1981；Nassehi，1993）。此一转向可以概述为第一个时间社会学的基本命题：时间不能仅从“客观现象”或“构筑出的意识或意义”这两极出发，将时间视作“持续不可逆的事物变化”；更重要的是，时间是人以行动与互动开拓并连结的自身存在维度。时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时间就是人自身的存在维度，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来源，是一切对于人类关怀的基础。不过，这一命题的开展虽然好，但是还不够好。因为这些论述都忽略了，一旦牵涉到行动或互动，就会牵涉行动之间的协调（Habermas，1989：571 ff.）。当行动或互动是经由协调而来的时候，人们就不能将以此而来的时间视作自然的中立概念；而且容易想见的是，互动当中享有的“共同有效的标准时间”并非在互动中自然而然浮现的。许多学者提到，成为人们可以加以经验和使用的“时间”此一概念，并不是个体以一己之力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更多是群体所构成与加诸的；它牵涉到的是广泛的规约出规律性的社会集体生活，且是通过规律性的社会集体生活而表现出来的（Adam，1990；Bergmann，1992；Bourdieu，1990；Durkheim，1965；Sorokin & Merton，1937；Zerubavel，1981）。社会学也因此不应将时间视作量的流逝，而应看作质的社会集体生活方式、质的“社会时间”。这方面的顾虑，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给出了值得援引的深入思考（Elias，1984）。

面对过往哲学式的时间理解，埃利亚斯首先提及了一直没被顾及的盲点：人们不是一出生就知道“时间”这个概念的，也不是光用观察、用意识思考，或介入世界行动，就可以参透时间。他强调，人们必须通过学习才会理解、掌握时间概念。每个人从小就被教导如何理解“时间”此一概念[8]，并学习着如何通过观察钟表运作或时历变迁等时间测定工具来掌握时间。之所以被要求掌握时间概念，则是为了协调、安排行动与互动。例如人们知道早上八点该起床，不然上班就会迟到；知道晚上十一点之后最好不要打电话给别人，因为别人可能已经在睡觉了。通过学习，人们将日常生活进行了时间性的组织。时间对于日常生活的组织，埃利亚斯指出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探讨层面。

第一，人们借以理解时间的钟表或时历虽然有组织人们日常生活的功能，但这些时间测定工具本身并不会规定人们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例如时钟指向上午九点，它仅仅给出了一个刻度，刻度本身没有意义。但是当人们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被要求在什么刻度进行什么行动，甚至进一步地安置出整体社会形态的生活规律时，时间便由人们的行动社会性地呈现其结构性的意义。因此，埃利亚斯提醒人们，时间此一词语并不是一个指涉某客体对象的名词，而是一个于关系之中（In-Beziehung-setzen），让社会形态通过人们时间性地交织起来的生活运作，呈现其结构性的动词。

进一步地说，奠基在哲学时间概念上的时间理论认为，时间是人以行动展现的存在维度；人展现存在维度的总体的社会行动与互动，或可定义为“生活”（Voβ，1991：10），如此一来，生活本身就是时间性的。但埃利亚斯则更进一步提到，人并非可以孤立而处的个体，人的生活当中的任何行动都牵涉到他人，并与他人直接或间接地交织在一起，此种关系性的生活交织便构成埃利亚斯所谓的社会形态（Figuration）（Elias，1993：12）。有所协调的交织让人们在生活运作当中产生内发与外在的结构性秩序，这使得时间不仅是个人扩展出来的存在维度，而且是通过生活的交织，让社会形态具有结构性的韵律表现。因此，社会学转向的哲学时间理论配合埃利亚斯对于时间的理解方式，让人们可以诠释时间社会学的第二个基本命题：时间即生活，时间结构即各个生活运作时间性地协调、交织起来的整体社会形态的结构性表现（Bergmann，1992：99）。

但时间结构并非在日常生活的安置与交织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埃利亚斯加以探讨的第二个层面便在于时间对于日常生活的组织。时间测定（Zeitbestimmung，意指同时对时间进行测量并将时间点定置下来）以及测定出来的单位所蕴含的意义（例如中午十二点是午餐时间，某月某日是法定假日），虽然得以让人们协调性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但也牵涉到构成社会形态的各种人际生活关系之间动态权力的斗争与平衡问题。例如，某月某日是假日，人们可以安排自己的休闲活动，但这天作为假日可能是人们争取来的；可能是宗教或政治单位为了生产与再生产某种权力的意识形态而规定的；也可能是因为雇主的要求，某些薪资劳动者在假日不得放假。又或者，在若干年之后，因为某些权力因素，政府取消了这天的假日。因此，时间结构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权力斗争与平衡不断变动的制度；且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对时间制度的抗争与争取所造成的时间结构的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在社会中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人类有意识地改善日常生活，试图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时间结构，让时间有了政治性的生活实践意涵，即“时间政治”（Mückenberger，2002：121 ff.）。没有永远不变且普世皆然的时间结构，也没有一个最终完成的时间政治（Rinderspacher，2005：441）。换言之，任何一种时间结构中都蕴含着实践性的政治问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运作，生活运作中又会萌生时间结构。不同的时间结构会有不同的时间政治的问题，这是一个永不止息的变动历程。这或可为时间社会学的第三个基本命题。

到目前为止所论及的社会学的时间理论，以及三个时间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已初步阐释了“时间”“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等概念的内涵。但这些命题也开启了接续的问题：不同的时间结构有着不同的时间政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牵涉到人自身的存在以及彼此生活的交织，那么人们的时间结构究竟历经了什么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到了如今又让人们面对了哪些所特有的时间政治问题？

以下将粗略考察时间结构不同的改变阶段，并对个别的阶段进行探讨。下文在探讨各个时间结构的形成与特征的同时，探讨各个时间结构阶段当中的时间政治问题，通过各自阐释和相互比较来凸显当代时间问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