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如何以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论指导中印关系实践？

中印关系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格局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党的十九大报告延续了党的十六大形成的将中国外交对象依照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进行分类的表示，创新之处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具体指导思想。“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这是对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思想指导下的重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加强经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导引下的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中国周边外交来说，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周边外交迎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亚太强国之后的新时代。

尽管中国未来仍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但在政治影响力、经济辐射力、军事投送力以及文化输出力等大国强国地位衡量指数方面已经居世界前列，在亚太地区事务层面更是拥有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规则制定与维护能力，并且早已成为地区繁荣的发动机。中国身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兼为世界大国和亚太强国，这恰恰揭示出传统国际秩序正在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中国的周边战略只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本质意义上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制定和执行，其执行过程与效果也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组成部分。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未来长期的外交任务特别是周边外交任务，仍将是为中国的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而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又势必履行与自身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作为地区强国，中国还需要承担必要的地区秩序维护责任，行使必要的地区规则制定权，以回应周边国家对与强国为邻的期待和忧虑。正确认识并协调多种维度下不同国家定位之间的关联，是中国新时期大国强国周边外交的关键命题之一。

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一直在探索如何妥善处理三对关系。

一是中国自身发展利益和中国国际担当之间的关系。将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与中国的国际责任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国际关系史表明，将承担国际责任的行动转化为谋求国际权力特别是规则制定权与秩序维护权，是地区强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普遍途径。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时刻注意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既不能一味地从实用主义甚至短期的功利主义心态出发，只强调自身利益，回避甚至拒绝承担国际责任，也不能为了体现自己的强国地位，在地区事务上过度支付成本，尤其不能为了获得国际和地区国家的“点赞”而迟滞甚至弱化谋求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近期中国就解决缅甸“罗兴亚人危机”问题提出了“三步走”方案，并表示愿意协助斡旋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的对话协商，这是中国在周边勇于维护地区秩序、承担国际责任的最新展示之一。

二是发挥地区强国作用与保持战略克制之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回避矛盾来为自己争取发展空间，因为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广阔，这种形势使得中国必须更加主动地参与地区事务。同时，周边国家对华的战略期待和战略疑虑也在不断上升。中国既需要团结周边国家，让它们感受到中国亲诚惠容的良好意愿，也需要避免在周边释放对稳定的过强偏好，避免周边以中国需要稳定为由向中国索取“稳定报偿”。

这意味着中国在周边要建立可靠的行为预期，通过明确的奖惩机制促使周边地区支持中国倡议但不试图挑战中国的核心关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持战略模糊并不总是值得提倡的。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强化战略目标清晰表达的益处。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不断趋于良性的互动，以及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将南海局势从暗流涌动逐步转变为合作之海的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国惠及周边的经济能力，也证明了中国将底线明确化的战略和战术价值。

三是中国稳定与现行体系主导国家关系的需求和抵御战略挤压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中国的战略对手将不得不试图在中国周边地区而不是中国领土外缘对中国进行牵制。换言之，围堵中国已经很难在中国家门口实施，决定围堵策略能否奏效的不再是抵近侦察这类直接的军事挑衅的动作，而是能否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由域外强国主导的排斥中国参与的区域机制。而中国要抵消这一战略图谋，只能通过积极主动的周边外交谋略。

在积极主动地推进周边外交过程中，中国无法避免和现行区域体系之间爆发遭遇战。如何以最小化的风险寻求最大程度的突破，是中国周边外交中处理与周边秩序主导国之间关系的关键。不论中美两国之间在全球事务层面存在多少共识，必须承认，在周边事务层面，中美两国真正的共赢甚至利益协调空间并不充分。

出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与尊严，以及在周边建立中国负责任强国形象的考虑，中国需要在处理与美战略协调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关系张力。中国不应该寻求与美国的对抗，但也不能回避甚至掩盖中美之间巨大的结构性矛盾。新时期中国的强国周边外交，既要体现强国的力量与尊严，又要避免陷入强者必霸的循环。这考验的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智慧，更是中国的决策胆略和实施意志。

在中国周边外交当中，中印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中印两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多个政府间高层对话机制，主要包括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始于2011年的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始于2015年的高级别安全和反恐会晤机制以及2017年2月恢复的中印战略对话机制。2011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曾与印方达成共识，实现中印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2014年，双方还同意在两军总部、相邻军区和边防部队之间建立定期会晤机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印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

但是，必须看到，重视并不必然代表友好。实际上，随着近年来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和秩序的演变，先后崛起的中印两国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期待与诉求都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各自对外战略也在深度调整过程中。应该承认，中印两国尽管都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然而两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始终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未来还可能继续扩大。中国崛起的障碍主要来自美国，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区域并不是中国的战略重点方向，中国在这一方向的基本诉求是保证战略稳定，避免分散精力，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以较小的成本扩大经济乃至政治影响力。而印度认为中国才是其崛起的最关键制约因素，美国则是其崛起的重要助力。双方在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研判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不是通过对话和交流就能弥合的。虽然印度并不必然响应美国的“印太”概念，但无论如何，印度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影响力与提高话语权。在印度的对华战略思维中，竞争意识和疑虑心态是无法消除的，印度也不会在中国遭遇美国压力时支持中国的立场和主张。这是由印度的国家利益决定的，而不仅仅源自印度在对华战略方面存在的偏见。中国只能争取将中印关系控制在合作与竞争并存、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抗上，而不能寄望于中印开展战略合作，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中国应该正视这一点，对中印关系的期待不应过高。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对华战略思维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且印度与中国对抗的自信心也有所增强，“问题外交”策略不断强化，花样翻新，手段多样。作为莫迪对华“问题外交”的阶段性定点，发生在2017年的洞朗事件虽然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置，但中印两国对洞朗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并不相同。相当一部分印度政要认为洞朗事件中印度的冒险策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测试了中国的意图，并在南亚中小国家中强化了印度能够在中印对抗中占上风的印象，因此可以预见，印度未来一段时间将利用中方不愿意在西南战略方向上分散过多精力的心态，对华立场将更加强硬，既要寻求在边界问题上占到更大便宜，又要以边界问题为筹码，讹诈中国在双边经贸、中巴经济走廊等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印度的这种心态，既不利于中印关系现阶段保持稳定，也不利于中印关系的长期发展。

印度决策者目前的过度自信，已经成为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障碍。印度的对华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当前以“问题外交”为基本手段的强硬路线的？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建立战略互信并开展合作？美国的“印太”概念将对印度外交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产生怎样的牵引性影响？最为关键的，中方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动剧烈的当前，应该执行怎样的对印策略才能既促使印度认识到中印两国存在的巨大实力差距，又体会到中国发展中印关系的良好意愿，以使印度从目前不利于双方相向而行的策略当中调整过来，认清时代发展的大势，深化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以上这些问题，在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印关系和印度外交研究的笔者看来，不仅是当前中国南亚学界关注的主要学术热点问题，而且是中国对印工作部门亟须回答的重要策略问题。

本书即在笔者10多年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的系统性回答。全书总论部分是笔者对中印关系问题常年思考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全书内容的凝练与概括。第一章梳理了学术界近年来对国际体系变动与中印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做了述评。第二章讨论了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态势，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中印关系的地缘基础。第三章解构了中印关系所涉及的各个维度，并对中印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定性。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讨论了当前中印关系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领土问题和印度与“一带一路”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相关学者一段时间以来研究的热点，而且是政策制定与执行部门关注的焦点，对解释中印关系的性质、判断中印关系的走向具有关键意义。第六章分析了莫迪政府的对华战略与策略，梳理了“问题外交”的内容、手段，并评估其政策效果。第七章关注中印关系的国际因素，研究了美国“印太”概念与印度对外政策的关联与互动。第八章是全书的重点，试图以中印关系为例，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界一个被相对忽视的问题，即崛起国应该如何应对来自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试图实现理论创新，并提供笔者认为适宜的战略与策略选项。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中心副主任朱翠萍教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笔者的学生刘佳俊、白雪、李铭恩对全书的完成亦有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书中的任何疏漏和错误，均由笔者本人负责。

叶海林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