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席书与王守仁的学术交流

金生杨[1]

摘要：席书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型官员，在学术上也有深入的思考与研究。他在较为艰难的情况下，独具才胆识，延聘王守仁主讲文明书院，后又积极支援守仁平定朱宸濠之乱，力荐其入阁，对阳明政治、学术的成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家传《春秋》学，不断思考朱陆异同，提出独特见解。在贵州提学副使任上，席书与王守仁讲学论道，率诸生以师礼事之；对守仁知行合一说，由疑而信，接受并践行之。王守仁也受到席书朱陆同异论的影响，深化其研究，完成《朱熹晚年定论》等论著。在议大礼的过程中，席书得到王守仁疑义相析并鼓励其弟子黄绾等的参与帮助。

关键词：席书；王守仁；心学

因为席书是王守仁走出人生低谷的“贵人”，所以席书与王守仁的关系问题就成为研究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不过，受到史料等的限制，相关研究始终不够深入。学界最早专门讨论这一话题的是中国台湾学者林继平先生。作为席书的同乡，他从小便对这位乡贤充满敬意，最终写作专文，就席书生平事迹、与王守仁的交谊及知行合一说的形成做了初步的分析，提出席书为阳明政治上的知音、深知知行合一说之真谛。[2]其实，在此稍前，陈荣捷先生已就王守仁、席书间有关朱陆同异的学术互动做了研究，提出席书有功于守仁之说。[3]张宏敏先生从黔中王学、蜀中王学着手，重点围绕贵阳讲学、大礼议，分析席书与守仁学的关系，特别是引入黄绾，分析了席书、黄绾、王守仁等人间的互动。[4]任文利先生则从大礼议中王阳明及其弟子们的角度，分析了阳明与大礼议的问题，席书也得到一定的探讨。[5]此外，冈田武彦先生、余怀彦先生等对席书与王守仁的关系做了较通俗的解读。[6]深入挖掘席书的有关史料，并从席书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探讨，则是本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一 平生知己，不患无知

席书是王守仁政治仕途上的荐拔者，也是王守仁政治理念的践行者，突出表现在贵州延聘、支援平叛、荐举入阁三件大事上。王守仁对席书有学术上的启迪之功，在大礼议上给予了积极的声援。他们在学术上相惜相知，互相进益，在朱陆同异、知行合一、大礼议论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所以，席书与王守仁不是普通的师友关系，而是患难见真情的平生知己。黄绾在与席书的信中就说：“阳明先生与潘御史壮道及先生，平生颇为知己。英雄心事，固不患无知者。”[7]

正德元年（1506）二月，王守仁上封事，忤宦官刘瑾，被矫旨谪守贵州龙场驿，任驿丞。正德四年（1509），席书出任贵州提学副使，择州县子弟，延守仁教之文明书院，率诸生以师礼事之。他去函称王守仁“文章气节，海内著闻”，而前督学毛科任时，王守仁“旅居书院俯教，承学各生方仰有成”而毛氏罢，所以在“省试已迫”的情况下，敦请守仁“再屈文斾”，“用副下学之望”[8]。

其实，王守仁未能在前督学毛科敦请下主讲文明书院固然有毛科罢任的原因，还在于王守仁根本不愿意前来，直接拒绝应请。正德三年（1508）初，王守仁逃过刘瑾追杀，好不容易来到贵州，却受到思州守令遣人来驿的羞辱。当地夷人为抱不平，将来者殴辱了一番，惹得守令大怒，言诸当道。作为余姚同乡的时任毛宪副科，不仅没有调查清楚事实，替王守仁正名，反而以老好人的方式去信守仁，要他向守令谢罪，并谕以祸福。显然，毛科将王守仁看成罪人谪臣，劝其委曲求全。王守仁本身以直为国而受谪，如何能受同乡如此责辱，直接以忠信礼义复信，以为“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9]。对于此，钱德洪称“先生致书复之，守惭服”[10]，颇为怪异。毛科来函，王守仁复之，何以“守惭服”呢？事实上，毛科的态度明显有变化，所以他稍后请守仁主讲文明书院。对此，王守仁当然没有接受。他以诗答复道：“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11]从诗中可以看出，毛科以“文檄”的方式招王守仁，即用官场公文，以上命下的方式招用。这对于王守仁而言，官势压人，当然不可接受。他说出不应招有三条理由：其一，作为贬谪之臣，乃山村野夫，身体不好，正打算寻医问药，治病求生；其二，以旧学相招，但自己因病疏懒，书卷长抛，旧学已荒；其三，戴罪之身，没有威仪，不堪法象。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避席不应。王良于王莽时，称疾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王守仁当时在修文办龙岗书院，教授生徒，正如王良的处境。所以他最后一句诗，大有挖苦之意，称毛氏如果一定要约束他，只能让士子嘲笑他而已。

与毛科的公文相招不同，席书则以私函相邀，词情恳切，很快得到王守仁首肯。这一呼一应，加以前后对比，就鲜明地折射出席、王的心心印许。席书随即复函，分析科举利弊，认为守仁任教可以兼顾科举时文与圣贤之学，更能为民矜式，有系风教，并为守仁执教事务做了具体的安排。[12]“文成既入文明书院，公暇则就书院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13]可以说，正是席书的延聘，促成了阳明学在贵州的广泛传播。李贽称：“即此一事，公之才识已足盖当世矣。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则其识见为何如者？然有识而才不充，胆不足，则亦未敢遽排众好，夺时论，而遂归依龙场，以驿丞为师也。官为提学，而率诸生以事驿宰，奇亦甚矣。见何超绝！志何峻卓！况不虞贼瑾之虐其后乎。”[14]席书识见超绝，才充胆足，志虑峻卓，不畏惧刘瑾的报复，可见其勇毅敢当。其时之凶险，一般人皆望而畏之。“王伯安时谪贵州龙场驿丞，诸命吏方虞刘瑾之余，不敢通龙场一刺，书则独率诸生事龙场为师。”[15]林继平分析指出：“席元山不惧刘瑾的权势，以提学副使之尊，前去拜访驿丞王阳明，并延聘阳明主讲贵阳书院，固然阳明在龙场的超悟，必有令元山可倾服者，而元山的为人，服善与向道，就非一般朱学化的官僚所能比拟了。况阳明处此极端险恶环境，元山非但伸以援手，并倍加礼遇，其间的情谊，已超越政治层面之上，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16]所以，席书不仅才胆识志超群，还有礼贤下士，待人有情感，给人以体面，能深入人心的一面，非真知己者不能为。

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乱起。王守仁提督军务，于江西吉安起义兵，集合数千人前往平乱。固然王守仁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但“提弱卒”而抗衡十余万众的朱宸濠，并取得“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的政绩[17]，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在平定过程中，王守仁得到了时任福建左布政使席书的大力支援。席书发库金，募兵二万，赴江西支援。途中得王守仁《预备水战牌》，“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选募海沧打手一万名，动支官库不拘何项银两，从厚给与衣装行粮，各备锋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书，兵备佥事周期拥自行统领，星夜前赴军门，相机前进，并力擒剿”[18]。为此，席书返回福建制备，再度赴援，道闻贼平，乃还。王守仁称：“臣遇变丰城，传檄各省，独（周）期雍与布政席书闻变即发。当是时，四方援兵皆莫敢动，迄宸濠就擒，竟无一人至者。独席书行至中途，复受臣檄，归调海沧打手，又行至中途，闻事平而止。”[19]虽然，席书只是策应，但情况紧急，容不得半点差池。席书的支援，对于阳明的平叛是一个有力的声援，在打击对手士气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助力阳明，绝非口头空言，而是实实在在的践履，也可以说是对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真实践行。最关键的是：“宸濠反，王守仁传檄诸省募兵，独书与按察使周期雍即日赴援，闻贼平，道归。”[20]这样的情谊，不可谓不深。

事平，面对王守仁的不如意，席书好言相劝，多加安慰。他说：“曩岁江州事宁，书幸谒于信州，执事曰行将献捷行在，归阳明山，遂乃志。书亦谓盛名难居，功高不赏，履谦持盈，时道然也。”[21]一以遂志相告，一以谦不受功为劝，皆根底肺腑之言，毫无掩饰应酬之态。其后，王守仁再遇朝臣劾论，席书又以书解之，慰喻恳切。一则关于守仁之事功者，既为明劾者之因缘，又为其理出困之方。他说：“江西之事，如日月皎然，而全躯保妻子之臣从而媒蘖其短，此不足怪。大抵功高不赏，从古为然，宜乎言者之纷纷也。然邪不胜正，归正论者恒七八。执事处此，岂俟多言。宜再具疏，大略曰：‘言官论列，臣不敢辩。兹惟大事，仰仗天威，臣实无功，乞免爵封，以息群议。’大意如此，字句不过十行，力疏三四而后已，则执事之道德不可名言矣。”一则关于守仁之学术，感慨心学为时所禁，劝守仁坚守以待后学。他说：“近日谈孔、孟者，为时大禁。圣明之世有此，可为叹息”，“为执事计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已”。[22]

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自江西便道归省，听说席书有“内台之擢”，推测其沿途行止，派人专候，希望借此机会，作“信宿之谈”，质证学问新境。然而王守仁虽“驻信城五日”，但终无缘一面，只得“怏怏而去”[23]。由此可见，二人之情深义重，真诚相与。

嘉靖三年（1524），桂萼再掀大礼议，并上席书、方献夫先前所拟疏。席书因此得召，特旨代礼部尚书。嘉靖四年（1525）二月，席书受到首辅费宏等的阻抑，力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大同军变……书持不可，请讨之，与政府忤。时执政者费宏、石珤、贾咏，书心弗善也，乃力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且曰：‘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帝曰：‘书为大臣，当抒猷略，共济时艰，何以中材自诿。’”[24]钱德洪记载：“先生服阙，例应起复，御史石金等交章论荐，皆不报。尚书席书为疏特荐曰：‘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且使亲领诰卷，趋阙谢恩。’于是杨一清入阁办事。明年有领卷谢恩之召，寻不果。”[25]荐举守仁者非止席书一人，所谓“久之，所善席书及门人方献夫、黄绾以议礼得幸，言于张璁、桂萼，将召用，而费宏故衔守仁，复沮之”[26]。但就地位而论，席书算不上阳明弟子，地位又高，却如此不避忌讳、不遗余力，以至受到皇帝的责让，真可算相知已深。

需要指出的是，席书不仅荐王守仁，还同时荐杨一清入阁，而且将杨一清排在首位。其实，这与杨一清与王守仁相知有密切关系。起初，王守仁由庐陵知县“入觐，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书杨一清改之验封”[27]。其后，仅历五年，守仁便升至南京鸿胪寺卿。“其升迁之速，实所罕见，如非杨一清暗中大力擢拔，在政坛上是绝不可能的”[28]，所以才有“一清雅知守仁”之说[29]。显然，席书深知此事，故以杨一清、王守仁并举，以便二人相互声援，协同治理。此外，也缘于席书与杨一清的亲密关系。当桂萼将其议礼疏奏上时，或劝席书“宜勿承，不然忤众，且得罪”，席书虽不肯，但仍有疑虑，以书质杨一清，得其鼓励与支持：“公既实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据其所见者耳，何必同比？”当尚书命下，或止席书不宜至时，又得到杨一清的鼓励：“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祸起矣。”[30]所以，席书之荐杨一清、王守仁，实乃三人互为知己之故。对于席书之荐己，王守仁感恩在心；对于席书之荐杨一清，王守仁也十分认同[31]。至于黄绾欲以守仁入辅而毁一清，这是后话，也反映出作为守仁弟子的黄绾，并不如席书之知守仁，故而弄巧成拙，反致一清、守仁失和。

嘉靖六年（1527）三月十一日，席书病卒。王守仁《祭元山席书文》，盛赞其为“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称其勇于以道自任，“世方没溺于功利辞章，不复知有身心之学，而公独超然远览，知求绝学于千载之上”[32]。这也正是对席书当年只知王守仁长于文、相交而后论道的回应。关于二人的相知，王守仁提到了两点：第一，荐举，属于政治层面：“某之不肖，屡屡辱公过情之荐，自度终不能有济于时，而徒以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怀惭愧。”[33]第二，论学，属于道艺层面：“又忆往年与公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近年以来，觉稍有所进，思得与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质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复已矣。”王守仁谦以政治无长，学术无涯而应之：“自今以往，进吾不能有益于君国，退将益修吾学，期终不负知己之报而已矣。”[34]他特别提及当年贵州论学，受知实深。其实得其益者，既有席书，一改功利辞章，而从事于身心之学，进而论朱陆同异，求绝学于千载之上，也有王守仁自己，不但成就知行合一之论，而且因朱陆同异之质问，而突破当年之疑惑，终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但王守仁所感念的是受知之深，也应有两点：一是在艰难困苦中，被延请以讲学，受到了应有尊重；二是席书深悉其学，领会其知行合一的真谛，在学问上找到了知音，得到了激励。至于席书是否于此有讲益之功，则不言自明。

二 朱陆同异与知行合一

席书与心学颇有渊源，其六世祖席福，“学博而邃，尝游元草庐吴先生（澄）之门”[35]。席书“读书信道学，求理性，穷探苦索，务窥蕴奥”[36]，“性嗜静养，学问根本周、程。课士先德行，后文艺”[37]，在学术上早已偏袒陆学。

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至谪地龙场驿，始悟格物致知。次年，悟知行合一之旨。时席书被命贵州提学副使，正对朱陆同异上心。二人相遇，于是有了两悟交感、各鸣其意之举，以相印许。席书自称：“予旧知阳明，知其文也，知其才猷勋业也，因以二者质之”。王守仁则批评其所言为小，“予事文业以为观听之美固末”，“心至大而至明，君子先立其大而不晦其明”。这对席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心惕背汗”。但席书并非不学无术之徒，他分析濂洛道统，提出朱陆同异的问题。在讲学过程中，席书感受到王守仁“悟朱陆不决之疑，直宗濂洛，上溯孔、孟”，于“大中之道，恍若有得”，称其为文运再兴的希望所在[38]。通过交谈，席书改变了以王守仁为“文士”的看法：“近觏接于贵阳，扣其所蕴，道理尤精，盖尝于静中学他道而悟正学者。”为此他专门去信好友刘绩，希望在夏口与守仁相会时，“相倾下，各吐所见所闻，以求道理归一，庶于斯道有补”[39]。

席书提出来与王守仁做学术交流者，大体在其所长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其家传的《春秋》学。弘治十一年（1498），席书任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在淮安与刘绩讲学，着《三礼春秋私论》稿十卷[40]。此次听王守仁教，得闻《春秋》之论，归而阅旧作《春王正月》遗稿，发现“宛有暗合阳明之意”，有感于“古今天下，此心此理，本无二矣”[41]，不仅对当年的疑惑释然，而且更加自信。其二便是朱陆同异。席书后来寄信阳明道：“书不揣愚昧，妄为陆氏鸣者，为今日诸君鸣也。执事昔在龙场，书怀此疑，尝以质之门下，曰然，乃益信之，然梦闻也。迄今十余年，漫漫长夜，酣寐如昨，安得日侍君子，一觉我耶？”[42]席氏所言为陆氏鸣者，即其所着《鸣冤录》也。可见，席书当时确实以朱陆同异质诸守仁，而守仁“曰然”，但没有给出明确回答，故席氏仅为“梦闻”。不仅如此，通过与王守仁的讲学，席书还有满满的收获，著成《定性续书》稿二卷[43]，盖发明程颢《定性书》者，是于圣贤之学大有长进也。

虽然守仁不正面回答席书所问，而是激情地宣传其知行合一论，但席书仍在交流中似有所悟地得到了答案。“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辩。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同异，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与毛宪副（毛科）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44]

这里有两方面需要关注：一是席书的朱陆同异问题。关于此，王守仁没有给予正面回应，又有所肯定。席书在交谈中悟得朱陆各有得失，算是守仁不教教之。二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王守仁不理睬席书之问，却极力宣扬己说，席书对此始而疑，终而信，可谓是王氏知行合一说的见证者和首批接纳者，所以席书才率诸生以师礼事之。钱德洪《刻〈文录〉叙说》称王守仁“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学”[45]，席书显然是最早的那一位。更为重要的是，席书体认得知行合一论的真谛，又体现出二人的相知。王守仁后来说：“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46]又说：“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格不入。学问最怕有意见人，只患闻见不多。良知闻见益多，覆蔽益重。”[47]面对“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席书虽“有意见”，却能“入”得其里，确乎难能，这可以说是王守仁引以为知己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守仁在席书去世后的祭文称：“忆往年与公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48]王守仁说的受知深，没有提席书请其主讲书院，而是说“论学”，而论学内容，最核心内容就是知行合一说。

王守仁知行合一论是他在告知席书自己所悟而引发的。虽然它源于王守仁自悟，但其因缘却在于席书之疑与问。王守仁正是在“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时，才意识到知行合一。有意思的是，王守仁于正德三年（1508）完成《五经臆说》，乃其谪居中“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者[49]，恰好成为他为席书讲论所悟的凭借。今此书已佚，只留下弟子于废稿中所得的十三条。值得注意的是，其废弃之由：“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钱德）洪尝乘间以请。师笑曰：‘付秦火久矣。’（钱德）洪请问。师曰：‘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50]所以，《五经臆说》之佚，实因王守仁自己不满意，所谓“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但考其实，乃是守仁与席书讲论而有新悟后的自弃。“（王阳明）嗣后以所记忆‘五经’之言证之，一一相契，独与晦庵注疏若相抵牾，恒往来于心，因着《五经臆说》。时元山席书官贵阳，闻其言，论议有自，知其所学之非至，有诳己诳人之说，乃自信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与学者讲究体察，愈益精明，而从游者众。”[51]王阳明最终释而无疑，乃在其《朱子晚年定论》，所谓“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52]。冯梦龙《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虽为小说家言，但也不尽是胡言乱语，其说无疑给了人们更多启示和遐想，似足资佐证。其言道：“明年癸巳，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号元山，亦究心于理学。素重先生之名，特遣人迎先生入于省城。叩以致知力行，是一层工夫，还是两层工夫。先生曰：‘知行本自合一，不可分为两事。就如称其人知孝知弟，必是已行过孝弟之事，方许能知。又如知痛，必然已自痛了，知寒必然已自寒了。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古人只为世人贸贸然胡乱行去，所以先说个知，不是画知行为二也。若不能行，仍是不知。’席公大服，乃建立贵阳书院，身率合省诸生以师礼事之，有暇即来听讲。先生乃大畅良知之说。”[53]据此，王守仁知行合一论乃由席书发问而起。林继平先生分析认为：“阳明知行合一说的诞生与形成，皆由元山而起，故元山实为王学形成的一关键性人物”；正是在前一年“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后，经席书之问，王守仁才将良知本体与笃实践履工夫联系起来，“良知本体，并非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由笃实践履的工夫证知得来的”[54]。这样的哲理逻辑性梳理，很能说明席书确实在知行合一说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席书前来，王守仁告知以其所悟，所悟者乃其前一年始悟的格物致知，在于良知本体。对于如此虚幻的本体，作为务实的席书，自然不能接受，但又觉得很有道理，所以疑而去，去而复来。王守仁显然受到启发，故借此而阐发其良知本体乃由笃实践履工夫证知得来，从而有知行合一说。

应该说，贵州时席、王之交，席为主，王为次。只是后来王守仁学问、名望之故，反而主次颠倒。胡直记载道：“方王公谪贵阳，始倡圣人之学，公首相推信，赠之文。其言曰：‘君子先立其大，不晦其明，譬之开广居，悬藻鉴，物来能容，事至能应。蕴中为道德，发言为文章，措躬为事业，大至参天地，赞化育而有余。’又曰：‘朱陆二氏各分门户，从陆者谓为禅会，从朱者谓为支离。道至是一明，亦至是一晦。’观斯言也，盖蒸蒸入至一无我之门矣。”[55]可以看出，当时席书极力向王守仁谈论陆学，辩朱陆异同。此后，席书也没有放弃，而是撰刻《鸣冤录》一书，并寄予王守仁指正。“书才识敏决，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称。其学专右象山而抑考亭，尝著《鸣冤录》以明象山之冤，识者韪之。”[56]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与席元山》书：“向承教札及《鸣冤录》，读之见别后学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几乎天下非之而不顾，非独与世之附和雷同，从人非笑者，相去万万而已。喜幸何极！”[57]嘉靖二年（1523），王守仁《寄席元山》，再次表示赞赏，称：“向见《鸣冤录》及承所寄《道山书院记》，盖信道之笃，任道之劲，海内同志莫敢有望下风矣，何幸何幸！”[58]钱德洪记载：“（王守仁）先生刻《象山文集》，为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尝闻先生论学于龙场，深病陆学不显，作《鸣冤录》以寄先生。称其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59]

就此而言，需要辨析的有以下几点：其一，虽然席书早有朱陆异同之见，但不够成熟，其撰刻《鸣冤录》在闻守仁龙场论学之后。王守仁“读之见别后学力所到”、钱德洪“尝闻先生论学于龙场，深病陆学不显，作《鸣冤录》以寄先生”，可以相互印证。其二，席书之见异于当时思潮，有卓然独立之见。王守仁称其“卓然斯道之任”，“天下非之而不顾，非独与世之附和雷同”，“信道之笃，任道之劲”，甚至“海内同志莫取有望下风”，皆可印证，而钱德洪所记，乃转述王氏之说而已。细味其语，似还有席书从信阳明学，坚守不易，而又独立求索之意。其三，席书对王守仁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此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首先，席书朱陆异同说的时代背景。陈建称：“篁墩（程敏政）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后学无不宗信也。于是修《徽州志》者，称篁墩文学，而以能考合朱陆为称首矣；按闽台者，称《道一编》有功于朱陆，为之翻刻以广传矣。近年，各省试录每有策问朱陆者，皆全据《道一编》以答矣；近日，缙绅有著《学则》，著《讲学录序》《中庸管窥》，无非尊陆同朱，群然一辞矣。至席元山之《鸣冤录》、王阳明之《定论》，则效尤附和，又其甚者矣。”[60]席书自己也说：“近时一二大贤尝伸此义，以救末流。信者寡，而传疑大半，是录所由鸣也。”[61]看来，由朱陆无极之辩等引发的朱陆异同问题，已成为当时社会上日渐重要的话题，尊陆同朱，成为共同认可的论点。席书、王守仁则是逐其流而扬其波。就陈建所论先后次第而言，似席书《鸣冤录》又早于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

其次，王守仁在朱陆异同上的认知变化。王守仁当时不正面回答席书朱陆异同之问，冈田武彦推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其争辩古人做学问是非，不如体悟圣学，以求吾性；二是朱学盛行，为避其锋芒，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不便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62]应该说，这两点说法比较符合学者们的认识，但王守仁是否就这种角度去思考问题，仍有待商榷。关于第一个原因，王守仁正处于得悟“格物致知”的兴奋点，又因问而悟“知行合一”，急迫需要与人分享交流，以验证其当否，可能更为关键。关于第二点，从前文所引陈建的论辩、明代心学发展的历程来看，说当时朱学固然盛行，但陆学私潮风起云涌，尊陆同朱更受欢迎，所以冈田氏之论不合事实。此外，王守仁之学从“格物”入，其格竹子之理的经历，充分说明他早期是朱学的坚定信仰者，虽然逐渐由信而疑，但要直接认同席书抑朱扬陆，显然比较困难。更何况，他前一年所著《五经臆说》，尚属于朱熹读书格物的“知解”工夫。如前所述，王守仁最终受席书影响自弃掷而不惜。在朱陆异同问题上，他很可能还没有认真琢磨过。他后来自称：“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63]虽是自言其悟，但既不满意于《五经臆说》，就难免有自我拔高之嫌。退一步说，面对正可以共同讨论学术，又是长官，又是知遇之人，王守仁恐怕也不便直接表明反对态度。他说：“间尝以此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虽每痛反深抑，务自搜剔班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64]很显然，席书与守仁意正相契，此言闻者非议，不提席书讲益同道之功，显然是讳而不论罢了。“阳明全部精神注乎自创新见，于朱陆之辩，未感兴趣。据年谱记载，在此以前，未见对陆氏有何特殊关系。虽谓元山首次引其注目，亦无不可。”[65]但席书朱陆异同说对他触动很大，所以就在正德五年（1510），王守仁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后，便一心琢磨朱陆异同的事，最终摘取朱熹、真德秀、许衡、吴澄等相关论说，编定《朱子晚年定论》一书，所谓“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66]。至正德十年（1515）年冬十一月，王守仁为之序，以言其缘由。稍后“出入贼垒，未暇宁居”[67]，迟至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刻就《朱子晚年定论》，力图以朱子晚年悔悟之说，解朱陆异同纷争，也算是对席书之问的正式回答。正德十五年（1520），王守仁为《象山文集》作序，称陆九渊接孟子“心学”之传，与世之诋以为禅者异，士人当得于言而求诸心[68]，此又与席书《鸣冤录序》所言相似。席氏甚至还有“后之君子，不究晚年至论，师尊中年之书”的说法[69]，与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相同。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以陆九渊得孔孟正传，其学术久抑而未彰，文庙尚缺配享之典，子孙未沾褒崇之泽，牌行抚府金溪县官吏，录其子孙，免其差役，选其俊秀子弟送学肄业。同年，他复信席书，称赞其撰《鸣冤录》，“身任斯道，庶几天下非之而不顾”[70]。嘉靖二年（1523），王守仁复信席书，再次提及《鸣冤录》，并同样予以赞许。最后，嘉定六年（1527），王守仁祭席书文，一再提及贵州论学，也说明席书朱陆异同之论对其心灵与学术刺激很大。“若程篁墩《道一编》止言朱陆晚同，席文襄《鸣冤录》止辩陆学非禅，并未尝摘朱子之庛”[71]，而“阳明之学从朱子入，不从陆子入，故《晚年定论》一编尚欲依附朱子，而显与陆子异”[72]。所以，从学术转变看，无论是席书，还是王守仁，整体上还偏向于由朱而陆。“论者从未归功元山，此又可为彼鸣冤者也。”[73]

三 大礼议中的互动

正德十六年（1521），席书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时朝议大礼未定，形势不明，但席书揣摩帝意，拟奏疏主张嘉靖生父为皇考兴献帝，以支持张璁、霍韬之见。嘉靖元年（1522）正月二十二日庚午，奏疏成[74]，席书拟上之朝，遇中朝诋张璁论为邪说，因惧不敢上。二月，席书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密以示桂萼等人。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十五日壬辰，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礼疏，“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并录二臣之疏以闻”[75]。嘉靖帝见而欣喜，迅速下廷臣议，再次掀起大礼议的浪潮。三月，特旨升席书为礼部尚书，却受到南北言官交章论劾。疏辞，不允。五月，再疏，并上所撰《大礼考议》。八月，至京任职。

王守仁弟子除方献夫外，黄绾、黄宗明也加入议礼队伍中来。席书与他们保持着良性互动，声气相通，相互支持。黄绾先后三上大礼疏，在完成大礼第一疏后，去书请益席书：“绾初晋谒论此，即蒙教云：‘且不可具疏。’绾云：‘欲得致书当路，使其默改，公私各全，则喜动颜色，如此深厚老成之意，人孰知哉。’绾尝即此数端，谈于识者，无不深服，以为真古大臣之用心也。犹不知扶持为苍生造福，顾欲以私挤之，此何心哉！”[76]此后，他们更是反复交流意见，以同心同理，交互推进议礼取得成效。黄绾《三上大礼疏》称：“又昨大臣席书、吴廷举等与群臣方献夫、张璁、桂萼、霍韬、黄宗明等亦尝反复论之，可见人心之同、义理之公，不可遏灭有如此者。”[77]所以，席书与方献夫、黄绾、黄宗明、霍韬等王守仁同道、门弟子多有往返议论。方献夫在哭席书诗中也有类似追忆：“几回廷论共逶迤，百折狂澜亦既陂。公力固知如砥柱，圣心何啻苦标枝。”[78]

对于席书等人的议礼，王守仁在事有未明、议论未起时，希望相与讲明于下，以积聚人气和力量；在议论兴起之后，则时时为之辩理析义，委曲调停，以求其成，以便周全地将事情办理妥帖无害，将对国家的损害减到最小。他在嘉靖六年（1527）《与霍兀崖宫端书》中回顾自己的默默支持与努力：“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善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辨析，期在委曲调停，渐求挽复，卒亦不能有益也。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然如倒仓涤胃，积淤宿痰，虽亦快然一去，而病势亦甚危矣。”[79]按王守仁的话，以“典礼已成”“议论既兴”“已申其义”三个阶段来讨论大礼议。

“典礼已成”指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世宗入继后，廷臣以为人后者为之子，拟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世宗以父母不可更易，令廷臣再议。观政进士张璁上疏力诋继嗣之议，称继统非继嗣。廷臣迫于压力退让，世宗下谕尊孝宗为“皇考”，称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大礼初步议定，争论暂告一段落。席书于嘉靖元年（1522）正月拟疏大礼，正处于此阶段。据守仁之说，则席书亦曾以其疏相示，并求其必复。看来，席书确实很谨慎，但用另一种方式传播了自己的主张，既密示桂萼，又派使者送达王守仁，并要求对方必须回复。王守仁认为大势已定，此时再上疏讨论，当事者不会更改礼仪，只可能徒益纷争，重要的是在朋友、官绅之间讲明大礼，让更多人信从，制造舆论和民意基础。席书显然遵从了王守仁的建议，不仅自己没有将已拟好的疏文上奏，而且还在黄绾写就大礼第一疏，相与讨论时，建议黄绾“且不可具疏”。就事实来看，应当是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桂萼上正大礼疏，并同时上呈方献夫、席书二疏文之前。否则，席书自己的疏文已上，却劝黄绾不具疏，不合情理[80]。不过，方献夫议礼疏是否正式上奏，虽然有疑，但已广传于官员间则是事实，至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戊戌，南京十三道御史方凤等上疏辩论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与张璁、霍韬议礼非是，乃欲为兴献帝立庙京师，尤为不可，因请痛黜浮言，早定大礼，兴献帝立庙安陆，以崇仁王为后。下所司知之”[81]。所以，“献夫疏已报闻”[82]，确是事实。有意思的是，方献夫疏文中的主张，“与王阳明‘讲明于下’的态度相似”[83]。其言道：“礼时当人顺次之，故非昭圣之心释然，不可改也；非举朝之心释然，不可改也。”[84]当然，王守仁也在私下与弟子交流讨论大礼问题。顾应祥就称私下撰有大礼论，“乃嘉靖二年（1523）考满赴京途中所作。因畏避人讥干进，不曾敢出，止被江西士子抄录，传至王阳明先生处。故阳明有书云：‘近见《礼论》，足知日来德业之进。秦汉以来礼家之说，往往如仇，皆为不闻致良知之学耳。’今岁久论定，故附录于此”[85]。

所谓“议论既兴”，应当就是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礼疏后，再驳廷臣继统并继嗣论之非，并录上席书、方献夫二疏，于是大礼议复兴，乃大礼议的第二阶段。此时，王守仁显然在积极支持议礼诸人，特别是支持朋友、弟子参与其事。所以席书、方献夫、黄绾、黄宗明皆积极发声，更将其疏寄呈在越中讲学的王守仁，咨询其意见。而王守仁则于问及者，时时为之辨析[86]，努力调停，希望不作无益之纷争，尽快完成大礼的议定。“委曲调停，渐求挽复”是王守仁的基本主张。席书进京途中，“北行至德州，闻百官伏阙被逮击，上疏乞宥学士丰熙等”[87]；既入，效姚崇《要说》，上十二事，以为当今急务，求贤尤重[88]；“闻大礼之议，群臣有廷杖死者”，又立即与胡世宁上疏，请“依律科断”[89]；“上心亟欲袝献帝太庙，书能谏止，而又不肯偏狥璁、萼辈，议从皇后入谒大庙，廷臣以其能不如璁、萼之拗执也，而颇称之”[90]。这些行动，显然就是对守仁主张的践行。赵廷松更有直观的感受：“嘉靖甲申（三年，1524），予以部属趋缙绅，亲见议礼诸臣侈史矜经，喙如聚讼，甚至于操戈挤穽，以快其说，昭蚀以时，祸福如射。惟公考议于家，非以要闻；辞荣于朝，非以食宠；履正于顺，非以图躬。乃其嘘恩树党，一时风颓澜倒之习，公实耻之。此时士大夫所共睹闻，非予之私言也。”[91]郑晓亦称赞席书：“礼议盈庭，分朋树雠。风摧震烈，废死窜流。非兹曲护，自怒曷瘳。”[92]正因为委曲调停，席书从善如流。以前的相知陕西督学唐龙乡试发策论朋党、陈列大义以讽，他却亟呼秦吏，语以“为我谢唐君，谨受教矣”[93]。作为礼部尚书的席书，有负议礼之专责，王守仁的支持，无疑极为重要而有意义。有意思的是，钱德洪的记载却与王守仁自己的说法相左，称“是时，大礼议起，先生夜坐碧霞池”，作诗言“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又“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等诗句，更称“四月，服阕，朝中屡疏引荐。霍兀涯、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94]。对此，学者深入辨析后，认为记载有误[95]。

“已申其义”指在议礼派“明目张胆”的论奏下，最终于嘉靖三年（1524）九月丙寅议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96]。但大礼争议杖毙、废黜一大批廷臣，确如“倒仓涤胃”，被清洗一过，“积淤宿痰”虽然“快然一去”，但世宗乾纲独断、廷臣阿谀献媚，朝廷之弊更为严重，所以王守仁有“病势亦甚危”之说，亦如其所言“今天下事势，如沈痾积痿”者[97]。对此，王守仁以“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诗表达其忧心，认为大礼议对于社会来说，根本是无谓之事，“无端礼乐”，再怎么议论，都不关民生之事，不能解决社会积弊，希望官绅士大夫用心于“扫宿尘”。对于此，席书、王守仁也有互动。

席书作为务实型政治官员，李梦阳推之为“唐陆贽”[98]，其《漕船志》反映出他有“综理之才，通变之学”[99]。席书虽然参与大礼议的纷争，但始终力图调停，希望尽快解决纷争。当大礼议议定，席书马上建议图新政、修礼书，将精力转向“扫宿尘”上。“公谓礼成之后，宜图新政，以答人望”，上奏《大礼告成乞图新政以答人望疏》，“疏列十二事，皆指陈实政，触犯忌讳，言人所不敢言者”[100]。“世庙告成，书谓宜仿宋郊祀覃恩之典，宽释议礼获罪诸臣，具疏荐罗钦顺自代。”[101]这恰如王守仁所言，“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庙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协恭之风”[102]。席书所做的，正好是协调诸人，共济时艰。也如王守仁劝诫黄绾，要做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的“古之大臣”[103]。席书则在事实上做到了这一点，一方面，“世方媢（）谗险，排胜己以嫉高明，而公独诚心乐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其怨谤之集于其身”，所以王守仁也以“断断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称赞席书[104]。另一方面，席书又立即建议嘉靖帝编纂《大礼集议》《大礼纂要》，汇辑议礼派官员的大礼疏文，了结大礼议。可以说，席书所做的这两件事，均是实实在在地践行王守仁的主张。

对于席书的践履，王守仁仍给予了积极的支援和响应，主要是大力鼓励弟子黄绾、黄宗明支持参与编修礼书一事。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何渊以《大礼集议》有所未备，于是世宗下诏再行编纂《大礼全书》（后改名《明伦大典》），以时任礼部尚书席书为总裁。席书立即想到心学之士，建议召方献夫、霍韬、黄宗明、熊浃、黄绾五人进京参与修纂。黄绾托疾居家，疑虑是否出仕并参与编修礼书，致函王守仁请益。王守仁为之分析出处之道，特别是当时的形势，深情地复函道：“今且只论纂修一事，为可耶？为不可耶？若纂修未为尽非，则北赴未为不可。升官之与差委，事体亦自不同。况议礼本是诸君始终其事，中间万一犹有未尽者，正可因此润色调停。以今事势观之，元山既以目疾，未能躬事。方、霍恐未即出。二君若复不往，则朝廷之意益孤，而元山之志荒矣。”[105]对席书的关爱、帮助之心，跃然纸上。黄绾《寄胡秀夫诸兄书》，对其出处缘由做了清晰的交代：“仆归，只谓终焉而已。在家方得安乐，不意元山论荐，朝廷遂差千户来取纂修礼书。初闻亦欲坚谢，既而镇巡藩郡各差官及县官，日夕到家敦逼，不惟势不容辞，一时度义亦无可为辞者。又令人持书质诸阳明，亦云‘义不容辞’。且元山后题本内，又反覆说破众人欲辞之意，不容终已，遂勉强出门。既不获辞，今已就道，今亦无可说者。”[106]一方面是席书考虑周全，心知其恳辞之意；另一方面则是王守仁曲尽其理，勉励黄绾就道相助，其相惜相知，确乎心通。此外，方献夫于嘉靖六年（1527）六月，应召至京，王守仁复函道：“圣主聪明不世出，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图报！”[107]仍然在积极鼓励弟子方献夫出而助力，只不过，席书已于本年二月十日病逝。

综合来看，席书是王守仁的平生知己，对其学术、事功皆有助力。二人在贵州的讲学，互有影响。席书接受了王氏心学，特别是知行合一论，并成《定性续书》稿二卷，其后又在王氏思想影响下完成《鸣冤录》一书。王守仁则受到席书启发，确立知行合一论，并受席氏朱陆异同论的影响，持续关注此议题。其《朱子晚年定论》及《象山文集序》等，多少有席书思想的影子。在大礼议上，席书与王守仁也有交流，并得到了王守仁的默默支持。当然，二人的学术交流较为广泛，绝不仅限于此。从席书现存的与守仁的书信中，就还有他有关于格物、孝道等方面的论述[108]。王守仁也曾提到席书将其《道山书院记》寄赠予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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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生杨，重庆万州人，历史学博士、教授。

[2]林继平：《席元山与王阳明的交谊——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形成》，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18卷第7期（1985），第12～26页。

[3]陈荣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书目季刊》第15卷第3期（1981），第15～34页。其后收入《朱学论集》，学生书局，1982，第353～383页；《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学生书局，1983，第437～472页。

[4]张宏敏：《黄绾与席书——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蜀中王学论稿——“蜀学”与“浙学”互动的一个案例》，舒大刚、尹波主编《蜀学·湘学与儒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线装书局，2018，第226～245页。令人好奇的是，在他的论述中，席书前文是黔中王学，后文却又变成蜀中王学，但论述内容却相同无异，岂在黔说黔、在蜀说蜀之谓？

[5]任文利：《治道的历史之维——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88～130页。

[6]〔日〕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中卷，重庆出版社，2015，第2～3页；胡传淮《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录有余怀彦、刘学洙、周月亮、庞思纯、何静梧、吕峥等先生的有关通俗性论说，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第177～210页。

[7]（明）黄绾：《黄绾集》卷19《寄席元山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51页。

[8]（明）席书：《元山文选》卷5《与王阳明书》之一，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

[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1《答毛宪副（戊辰）》，第838～839页；《（嘉靖）贵州通志》卷11《艺文》；《（万历）贵州通志》卷23《艺文志》。

[10]（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32《年谱一》，第1234页。

[11]（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19《答毛拙庵见招书院》，第742页。

[12]（明）席书：《元山文选》卷5《与王阳明书》之二，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按，（乾隆）《贵州通志》卷37席书《为诸生请王阳明先生讲学书》为节录本。

[13]（明）郭子章：《黔记》卷39《提学副使席文襄公书》，《云南丛书》本。

[14]（明）李贽：《续藏书》卷12《内阁辅臣·太傅席文襄公》，明万历三十九年王惟俨刻本；（明）焦竑辑《熙朝名臣实录》卷12《太傅席文襄公》，明末刻本。

[15]（明）尹守衡：《皇明史窃》卷70《张李席桂方夏列传》，明崇祯刻本。

[16]林继平：《席元山与王阳明的交谊——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形成》，《东方杂志》复刊第18卷第7期。

[1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5《王守仁传》，中华书局，1974，第5170页。

[1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17《别录九·预备水战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611页。

[1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15《别录七·举能抚治疏（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第526页。

[20]（明）何乔远：《名山藏》卷74《臣林记·文襄席元山先生书》，明崇祯刻本。

[21]（明）席书：《元山文选》卷5《与王阳明书》之四，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

[22]（明）席书：《元山文选》卷5《与王阳明书》之五，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

[2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5《文录二·与席元山（辛巳）》，第193页。

[2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7《席书传》，第5205页。参《明世宗实录》卷48，嘉靖四年二月辛卯。

[2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34《年谱三》，第1303页。

[26]（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5《王守仁传》，第5166页。

[2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5《王守仁传》，第5160页。

[28]林继平：《席元山与王阳明的交谊——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形成》，《东方杂志》复刊第18卷第7期。

[2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95《王守仁传》，第5167页。按，杨一清《石淙诗钞》中有多首二人相唱和之诗，可以佐证。

[30]（明）杨一清：《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襄席公书墓志铭》，（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5《内阁四·席书》，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

[31]王守仁在杨一清再入阁后曾致书，鼓励对方“身任天下之祸”以“操天下之权”，从而“济天下之患”，《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1《寄杨邃庵阁老（癸未）》，第855～856页。按系年“癸未”有误，具体分析参考任文利《治道的历史之维——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20～22页。

[3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5《外集七·祭元山席尚书文（丁亥）》，第1008～1009页。

[3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5《外集七·祭元山席尚书文（丁亥）》，第1008～1009页。

[34]（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5《外集七·祭元山席尚书文（丁亥）》，第1008～1009页。

[35]（明）杨一清：《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襄席公书墓志铭》，（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5《内阁四·席书》，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

[36]（明）杨一清：《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襄席公书墓志铭》，（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5《内阁四·席书》，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

[37]（明）郭子章：《黔记》卷39《提学副使席文襄公书》，《云南丛书》本。

[38]（明）席书：《元山文选》卷1《送别阳明先生序》，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嘉靖）《贵州通志》卷11《艺文·席书送别王守仁序》；（万历）《贵州通志》卷23《艺文志·（提学席书）送别王守仁序》。

[39]（明）席书：《元山文选》卷5《与刘用熙书》之一，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

[40]（明）席中：《元山文选》跋，（明）席书：《元山文选》卷末附，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按：席中称此“未脱稿”，今已不传。但《元山文选》中仍保留《春秋》六论，（道光）《安定席氏族谱》卷6收录明李实原叙《文襄公春秋论》，仅录文5篇，二者均无下文所言的《春王正月》稿。

[41]（明）席书：《元山文选》卷5《与王阳明书》之三，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

[42]（明）席书：《元山文选》卷5《与王阳明书》之四，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

[43]（明）席中：《元山文选》跋，（明）席书：《元山文选》卷末附，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按，《定性续书》稿，今不传，未见佚文。

[44]（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三十二《年谱一》，第1235页。

[45]徐爱、钱德洪、董澐：《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凤凰出版社，2007，第185页。

[4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三十二《年谱一》，第1236页。

[4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三十九《补录一·传习录拾遗（五十一条）》，第1550页。

[4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5《外集七·祭元山席尚书文（丁亥）》，第1009页。

[4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2《外集四·五经臆说序（戊辰）》，第917页。

[50]（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6《续编一·五经臆说十三条》，第1023～1024页。

[51]（明）雷礼辑《国朝列卿纪》卷50《南京兵部尚书行实·王守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3册，第480～481页。

[5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7《文录四·朱子晚年定论序（戊寅）》，第256页。

[53]（明）冯梦龙：《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卷上，日本墨憨庆新编弘毅馆刊本，第25页。

[54]林继平：《席元山与王阳明的交谊——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形成》，《东方杂志》复刊第18卷第7期。

[55]（明）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21《席文襄公祠堂碑》，明万历刻本。按，所谓赠文即席书《送别阳明先生序》，然所引赠文，前者为席书转述王守仁言，后者方为席书之言。胡直概以为席书言，略有不妥。

[56]（明）李贽：《续藏书》卷12《内阁辅臣·太傅席文襄公》，明万历三十九年王惟俨刻本；（明）焦竑辑《熙朝名臣实录》卷12《太傅席文襄公》，明末刻本。

[5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5《文录二·与席元山（辛巳）》，第193页。

[5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1《外集三·寄席元山（癸未）》，第861页。

[5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33《年谱二》，第1288页。

[60]（明）陈建：《学蔀通辩·前编》卷下，淳熙十六年正月，（明）陈建：《陈建著作二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10页。

[61]（明）席书：《元山文选》卷1《鸣冤录序》，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

[62]〔日〕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中卷，重庆出版社，2015，第3页。

[6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7《文录四·朱子晚年定论序（戊寅）》，第256页。

[64]（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7《文录四·朱子晚年定论序（戊寅）》，第256页。

[65]陈荣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附录，台湾学生书局，1983，第446页。

[6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7《文录四·朱子晚年定论序（戊寅）》，第256页。

[67]陈荣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附录，台湾学生书局，1983，第438页。

[6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7《文录四·象山文集序（庚辰）》，第261页。

[69]（明）席书：《元山文选》卷1《鸣冤录序》，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

[70]（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33《年谱二》，第1288页。

[71]（清）李绂：《穆堂类稿》初稿卷43《答雷庶常阅传习录问目》，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

[72]（清）李绂：《陆子学谱》卷20《附录》，清雍正刻本。

[73]陈荣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附录”，台湾学生书局，1983，第447页。

[74]（明）杨一清：《明伦大典》卷7，嘉靖元年正月庚午，明刻本，第18～22页。

[75]（明）杨一清：《明伦大典》卷9，嘉靖二年十一月壬辰，明刻本，第14～15页。

[76]（明）黄绾：《黄绾集》卷19《寄席元山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50页。

[77]（明）黄绾：《黄绾集》卷30《大礼第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81页。

[78]（明）方献夫：《方献夫集·西樵遗稿》卷4《哭席元山次兀厓用杜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40页。

[7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1《外集三·与霍兀崖宫端（丁亥）》，第872～873页。

[80]按，黄绾第一疏于嘉靖三年（1524）二月丁未上奏，见（明）杨一清《明伦大典》卷10，明刻本，第6页。

[81]《明世宗实录》卷21，嘉靖元年十二月戊戌。

[82]（清）夏燮：《明通鉴》卷50，岳麓书社，1999，第1358～1359页。

[83]任文利：《治道的历史之维——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113页。

[84]（明）杨一清：《密谕录》卷2《礼论上·论〈明伦大典〉修完升官奏对》，《杨一清集》，中华书局，2001，第940页。

[85]（明）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首《附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362页。

[8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1《外集三·与黄诚甫（甲申）》即谓：“近得宗贤寄示《礼疏》，明甚。诚甫之议，当无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仆之所望于二兄者，则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为斯道之计，进于议礼矣。”第862页。

[87]（明）杨一清：《光禄人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襄席公书墓志铭》，（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5《内阁四·席书》，上海书店，1986。

[88]（明）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21《席文襄公祠堂碑》，明万历刻本。

[89]《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45，嘉靖三年十一月甲子。

[90]（明）尹守衡：《皇明史窃》卷70《张李席桂方夏列传》，明崇祯刻本。

[91]（明）赵廷松：《赵廷松集》卷9，线装书局，2009，第368～369页。

[92]（明）郑晓：《郑端简公文集》卷8《志论杂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5册，第315～316页。

[93]（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1，《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96页。

[94]（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34《年谱三》，第1302页。

[95]任文利：《治道的历史之维——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第114页。

[96]《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43，嘉靖三年九月丙寅。

[9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6《文录三·与黄宗贤（丁亥）》，第234页。

[98]（明）李梦阳：《空同集》卷20《送席副使监贵州屯学二事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149页。

[99]（明）李贽：《续藏书》卷12《内阁辅臣·太傅席文襄公》，明万历三十九年王惟俨刻本；（明）焦竑辑《熙朝名臣实录》卷12《太傅席文襄公》，明末刻本。

[100]（明）杨一清：《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襄席公书墓志铭》，（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5《内阁四·席书》，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

[101]（明）何乔远：《名山藏》卷74《臣林记·文襄席元山先生书》，明崇祯刻本。

[10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5《外集七·祭元山席尚书文（丁亥）》，第1009页。

[10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6《文录三·与黄宗贤（丁亥）》，第234页。

[104]（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5《外集七·祭元山席尚书文（丁亥）》，第1009页。

[10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45《补录七·与黄宗贤》，第1826页。

[106]（明）黄绾：《黄绾集》卷19《寄胡秀夫诸兄书》，第356页。

[10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21《外集三·答方叔贤（丁亥）》，第866页。

[108]（明）席书：《元山文选》卷5《与王阳明书》之五，明嘉靖二十年（1541）席中、席和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