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基础篇

第一章 导论

1.1 新变化

1.1.1 数量和质量双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为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所取得的成就为世人瞩目。20多年来，中国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教育办学体制、教育投资体制、招生就业体制、财政体制、经费筹措制度以及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对中国教育消费的规模、质量和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高校普遍扩招，实现了从精英化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教育消费中存在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教育质量下滑、家庭和个人教育费用负担过重等矛盾日益尖锐，引起了社会公众和媒体的批评。在学术界，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等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在中国经济进入调结构稳增长的背景下，考察经济增长的指标已经从单一的GDP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加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由于教育消费是人力资本增加最主要的途径，学术界在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经济新常态要求教育消费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的不仅仅是大量的产业工人，还有大量的科技与创新型人才，从而不断提高社会创新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培养怎样的人才，以及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消费结构，因此研究中国教育消费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1.2 要素结构变化：短期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

以往很多经济学家用“三驾马车”来分析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更可靠的方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估量。“三驾马车”这一分析方法，实际上有一个前提，即假设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之间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但是在凯恩斯看来消费是一个完全无法由政府调节的变量，净出口在不考虑贸易保护和汇率、价格干预的情况下也不是政府能够决定的。因此以往用“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多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多投资项目，但是在一段时间后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就会充分显现出来。在面对经济减速和结构失衡的问题时，索洛模型更加适合于分析经济形势，应该努力提高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不断优化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转变，而教育消费作为社会人力资本提升和科技创新的最主要途径，在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1.3 驱动力的变化：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教育消费具有投资和消费的二重性。以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三驾马车”的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显疲软。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求必须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教育消费作为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有效需求不足时，总需求的增加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所以在社会达到充分就业以前，政府教育消费和私人教育消费的增加可以有效地拉动经济的增长。教育消费与其他消费、投资、进出口一样，对经济的增长具有乘数效应。王崇举等在研究重庆市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指出，2001年重庆市全部教育消费产生的经济效益占重庆市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14.21%，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1]尤其是教育部规定从2014年秋季开始，高等教育学校将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收取学费，以平均每位研究生收取8000元学费、每年新入学研究生人数为60万人来计算，每年仅研究生的学费就有48亿元。这笔收入会带动第二笔、第三笔消费，最终会以若干倍的增加贡献到GDP中去。

教育消费是个人和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实现家庭和社会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有着积极意义。在知识经济和消费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整个社会的教育消费在总消费中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教育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关注点，持续推进教育消费合理化对于促进家庭福利水平的改善和社会消费的合理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国家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和教育改革的背景下，研究教育消费合理化和经济增长这一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