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国际组织志，对上合组织进行学术史回顾是必要的。因为上合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支持。研究上合组织的视角非常多，多边主义、制度现实主义、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等都能解释上合组织的兴起。但是，上合组织的性质和目的是动态的，因为这取决于两个不同层次且相互影响的要素：一是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化而变化，上合组织可能会有更多的新成员加入或老成员退出，在制度化水平上也有可能走向更具约束力或更松散。二是地区极性的变化影响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定位。与国际体系有相似之处，地区性权力结构将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地区形成单极、两极或多极的地区性权力结构。中亚地区极性目前仍然处于单极，但地区极性的变化影响着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政策取向。[7]

国内外研究上合组织的成果十分丰硕。截至2018年12月，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自2001年6月至2018年12月有关上合组织的文献约3743篇，其中包括学位论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会议论文等。若以2002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发表的中文期刊文献统计，大约有1896篇研究上合组织的文献，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的大约有683篇，占相关文献总数的36%。这表明，尽管国内研究上合组织的成果多，但整体研究水平还不高。在中文期刊发表文章的作者中，长期研究上合组织且被引用率比较高的作者包括赵华胜、许涛、赵常庆、李琪、陈玉荣、何希泉、季志业、潘光、高飞、张德广、冯绍雷、孙壮志、姜毅、柳丰华、冯玉军、夏义善、邢广程、余建华、王海燕、李新、许勤华、曾向红等。这些作者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兰州等地。

根据读秀的检索结果，2002～2018年有关上合组织的专著和研究报告类出版物共有75部。2002年时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是国内较早研究上合组织的专著。该书梳理了上合组织的成立过程，分析了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并对日后发展趋势作了预测。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外交部欧亚司主编的《顺应时代潮流 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文献选编》。

自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开始组织编撰《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黄皮书），这是目前国内外最早且连续公开出版的、有关上合组织的年度报告，至2018年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9本。位于中国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也组织编撰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从2012年开始也已出版4本。作为国家研究中心，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自2018年起开始编撰《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

国外关于上合组织的文献也十分丰富，通过谷歌学术检索（英语），2002年1月至2018年12月，就有14400条结果，其中以上合组织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大约有152篇；通过谷歌图书检索，以上合组织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有100部。国外文献中，其一是分析上合组织性质的，诸如提莫斯·克雷格《上海合作组织：起源和影响》（2003年），杰斐逊·特耐、安妮·柯伦娜、克里斯托菲尔·图米《上海合作组织：纸老虎或地区强者》（2005年），埃尔森·巴勒斯《上海合作组织》（2007年），S.阿里斯《欧亚地区主义：上海合作组织》（2011年），亨利·普雷特·扎伊别克《上海合作组织演进的战略意义》（2014年），伊什特·艾哈迈德《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主义》（2018年），拉希德·阿利莫夫《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发展和前景》（2018年）；其二是以上合组织为对象分析大国政治的，多以地缘政治为视角，诸如雷纳·约翰逊《塔吉克斯坦在新中亚：地缘政治、大国竞争和极端伊斯兰》（2006年），刚萨雷斯·本杰明《绘制新丝绸之路？上海合作组织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2007年），斯拉斯·马克托斯《中国的能源地缘政治：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2009年），麦克·弗雷德霍姆《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地缘政治：新方向、前景和挑战》（2013年），纳比拉·贾费亚《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次扩员及其影响》（2016年），马克·朗特涅《俄罗斯、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偏离的安全利益和“克里米亚效应”》（2018年）；其三是以对外政策分析为议题的，国外学者多从自己国家利益为出发认识上合组织，如朱里斯·波兰德《上海合作组织：失去的10年？美国的伙伴？》（2011年），斯考特·安德鲁·麦克克兰《上海合作组织：美国需要关注吗？》（2013年），麦克·H.哈朋《普京的战争：崛起的俄罗斯新帝国主义》（2014年），乌萨玛·尼扎马尼《中巴经济走廊和上海合作组织：对南亚战略稳定的意义》（2018）。[8]

此外，在国外文献中，研究上合组织的俄语文献也非常丰富。通过俄罗斯科技电子图书馆可检索到1239份相关文献，当然这些文献不仅仅是俄罗斯学者撰写的，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学者用俄语写作的。在俄罗斯，公开出版上合组织文献最多的组织当属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则包括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谢尔盖·卢贾宁、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库林采夫·尤里等。俄罗斯莫斯科卡内基研究中心的德米特里·特列宁、亚历山大·加布耶夫，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亚历山大·卢金也是俄罗斯研究上合组织的重要学者。此外，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布拉特·苏尔丹诺夫、康斯坦丁·利沃维奇·瑟罗耶日金、鲁斯兰·伊济莫夫、库什库巴耶夫、阿姆列巴耶夫、扎基耶娃等；塔吉克斯坦的阿利莫夫·拉希德·古特比金诺维奇（曾任塔吉克斯坦外交部长，2016～2018年任上合组织秘书长）、胡达别尔吉·霍利克纳扎尔、阿卜杜加尼等；乌兹别克斯坦的诺罗夫（曾任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任2019～2021年上合组织秘书长）、图尔松诺夫、沙法阿特、阿瓦兹等；吉尔吉斯斯坦的伊马纳利耶夫、阿扎马特等。当然，国内外有关上合组织研究的文献众多，文献梳理肯定存在挂一漏万的问题。

与国外研究上合组组织的文献相比，国内文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理论化水平不高。国内外大部分有关上合组织的研究都有重描述、轻理论的问题。理论是一种工具，它试图有助于对某一加以限制的行为加以理解。[9]尤其是那些经过实证检验过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做出相对科学的判断，而且有助于我们解释现状。尽管近年来在上合组织研究中对理论的重视不断提高，但是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国外相比，国内上合组织研究理论化水平更低，但国内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方面的研究要好于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

其次，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不够。与提高理论化水平相辅相成的是重视自觉运用科学研究方法。目前，除部分经济题材的研究外，上合组织研究大多属于规范性研究和思辨性研究，这两类研究在去伪存真方面存在弱点。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互动的结果，研究上合组织需要引入系统论进行分析。系统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客观地考察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考察在不同阶段系统内的各个单元是如何互动的。

最后，研究多以政策分析为主、基础性研究少。上合组织研究成果大多来自智库，研究人员基本上来自智库或与智库关系密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上合组织还不能称为典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只能说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且，该组织仍处于发展变化过程当中，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和作用力难以预料，变数很多，学者的态度是观察多于研究。再加上在大量活动资料没有对外公开的前提下，研究者受到了资料匮乏的条件限制，只能通过有关声明、宣言和协定等公开文件来进行研究。[10]然而，经过18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功能不断增多，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并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繁荣中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作用，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上合组织影响力不够大、制度化水平较低、信息化水平不高（包括组织和成员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