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历史与重建
- 马戎主编
- 16685字
- 2025-04-08 19:02:00
序言
马戎
自1987年春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任教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参与和组织了多个领域的实证性研究课题，涉及的专题包括内蒙古草原社区演变、乡镇人口迁移、西部城市民族居住格局、乡镇企业发展、城乡环境治理、乡镇政府体制变迁、农村教育发展、人口结构演变、西部跨省劳务输出、族际通婚、西部双语教育发展等。进入21世纪后，我开始把自己的研究精力更多地集中在两个专题上，一个是民族关系研究，一个是教育发展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在新世纪面临的两个最紧迫的核心研究专题。
民族问题研究，我认为涉及的是“保底”，这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基本底线。如果民族关系处理不好，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出现严重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出现苏联解体那样的态势，中华民族和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之前，无论是苏联人自己，还是作为苏联近邻的中国人，抑或是日日盼望苏联垮台的美国人，有谁曾经清醒地预料到苏联有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国家解体？
教育问题研究，我认为涉及的是“发展”。现在乃至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政治实体，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与金融贸易的基本单元。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在意识形态影响力、科技经济规模、军事震慑力等各方面。而各国竞争时彼此的实力，取决于各国在政府管理、人文社科、科学技术及各产业、各领域的人才队伍素质与研究创新能力方面。换言之，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各国人才素质与能力的全面竞争。而各国的人才队伍，除极少数人有可能引自境外，其核心和主体部分只能来自各国教育体系培养的本土人才。所以说到底，国家之间深层次的竞争实质上是各国教育体系之间的竞争。如果中国各级学校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出大批高层次乃至国际顶尖人才，这个国家必然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在各领域的领先地位，基础是其世界领先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不仅培养了大批本国优秀人才，也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优秀学生和科技人才来到美国学习和工作。
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起步晚于欧美几百年，在20世纪的政治风云中又经历几次重大历史波折，我们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教育问题，就是期望中国各级教育事业能够借鉴其他国家发展教育的经验与教训，为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整体性高质量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人才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了，培养出各行各业高素质创新人才队伍而且后续不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真正有了希望。所以，教育研究直接涉及的是国家发展前景，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一代代青少年预示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
一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分裂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内部一些群体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带有实体性质的“民族”，具有清晰的人口边界（个体身份）和界定清晰的“民族”特征（如血缘体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二是这些群体的聚居地具有相对正式的行政区划建制（自治共和国、自治区），可作为独立后新国家的“领土”；三是通过某种教育机制（如苏联的民族院校）为这些群体培养出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精英”群体，作为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集团（马戎，2011：88～108）。这三个条件具备之后，一旦遇到适宜的内部或外部环境（如戈尔巴乔夫“改革”、铁托逝世），苏联和南斯拉夫就难以避免国家分裂的厄运，就会导致国家解体。21世纪初在西藏、新疆等地出现的多次大规模恶性暴力恐怖事件，给全体中国人发出了预警信号。
1985年在内蒙古赤峰，1988年在拉萨，1997年在南疆，2000年在甘肃、青海，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区的实地调查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1997年夏天在喀什4县的走访，给我的刺激极大，我在各级政府机关和基层社区切身感受到新疆民族关系的问题和极为危险的发展前景。我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建议把中国的“少数民族”层面改称“少数族群”，建议“民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应当逐步淡化。……不要……把我国的民族问题‘政治化’”（马戎，2000：137，141）。2004年我提出“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的观点（马戎，2004：122），希望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进行系统的反思，探索一条从本源上改善中国民族关系的新思路。2010年我提出中国社会现存体制中的“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正在从根本上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马戎，2010：93～103）。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有关我国民族关系现状的实地调查与对演变前景的思考更是吸引了我近乎全部的注意力，此后，我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工作基本上围绕着民族问题这一主题。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近年来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开始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2014年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大力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出要把现有的民族自治地方视为“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地方”，要求各族干部必须认同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面对严峻的国际政治形势和国内地区性分裂活动，上述指导性政策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二
我之所以特别关心中国的教育问题，与我接受教育的个人经历有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北京景山学校基本上完整接受了中小学教育。尽管1971年出台的“两个估计”可以说几乎全盘否定了1949～1966年新中国的教育，但我始终对自己在校园里接受的教育有正面印象，我认为这个时期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都是积极向上、真诚地按照“又红又专”的目标努力教学和学习的。1968～1973年为期五年的内蒙古牧区插队生活，是我“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的另一段经历。1973～1976年在内蒙古农牧学院的三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可视为“文革”中教育革命的延续。粉碎“四人帮”后，1979～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硕士生学习，是一段与当时政坛风云密切交集的特殊经历。1982～1987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五年留学生活使我有机会亲身体验一所西方研究型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学习氛围。1987年我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前后延续几十年的自身学习经历和各类校园生活，使我有机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教育体制和学术氛围中来观察、体验和思考中国的教育体制变迁和当前我国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招生目录上，我招生的专业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民族社会学”，这与我从事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直接相关。同时我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学生，我认为他们掌握母语文、熟悉本族社会与传统文化，在与本族社会相关的研究领域具有特殊的优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提高本族学者在少数民族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同时，他们能够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发挥不同于汉族学者的特殊重要作用，有助于改善和加强中国的民族关系。我在北京大学指导的学生来自17个民族，包括中国大陆培养的第一位藏族和维吾尔族社会学博士。
我指导研究生的另一个专业方向是“城乡社会学”。由于自己的受教育经历和在北大多年的任教生涯，我非常关注有关国内教育问题的讨论。我先后组织了多个以教育研究为主题的课题。1994～1995年，我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育学院Jacques Lamontagne（汉文名字：龙山）教授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合作研究课题，以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体组织了全国6省区24县农村学校的实地调查。课题成果编成两本书，先后于1999年和2000年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24县调查》的内容是24个县的调查报告加上6省区教育发展情况简介，第二本《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是我国农村教育现状与存在问题的专题研究文集，讨论专题包括：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区域差异、经费来源、教师队伍、职业教育、学生就业、少数民族教育、女性和残疾人教育等。
2004年，我和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Manitoba）社会学系的邝泽倩教授（Julia C. Kwong）合作开展中国民办高校的研究项目。我们选择了北京的4所民办大学和3所公办大学开展个案调查和比较研究。调查方法既包括与校领导、教师和在校学生的深度访谈，也有一定规模的学生问卷调查。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我的主要田野调查集中在内蒙古和新疆，这次北京民办高校的个案调查工作以研究生为主，我仅参加了几次与校领导的座谈会。课题的成果即是参加课题组的学生们以调查资料写作的学位论文。
在我的影响下，报考“城乡社会学”专业的多名研究生把自己的论文选题集中在与教育问题相关的研究领域。我在北大指导的与教育研究相关的14篇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如下：
（1）薄伟康：《模式转换：变动中的农民就业与农村教育发展》（1996）；
（2）罗守峰：《民办高校何以陷入困境：关于我国民办高校合法性的个案研究》（2003）；
（3）黄志岳：《兴衰之间：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生长机制研究》（2003）；
（4）祖力亚提·司马义：《少数民族教育与教育的成功——新疆大学双语教育体系的个案研究》（2004）；
（5）葛婧：《1931～1937年的北大教授聘任》（2004）；
（6）王卫城：《政府、市场和社会网络：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2005）；
（7）王传松：《中国民办高校招生：制度约束下的运作机制研究》（2005）；
（8）邹汉歌：《制度环境中民办高校的组织转型：过程、机制与实践逻辑》（2006）；
（9）王晶晶：《云南省白族双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分析》（2007）；
（10）隋文秀：《农民对子女高等教育的投入与回报》（2008）；
（11）赵蕊：《双语教育体制下的凉山彝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2009）；
（12）阳妙艳：《民族院校教育情境中的族群认同——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2009）；
（13）古丽孜依帕·依力拉斯：《新疆班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2011）；
（14）胡海波：《南方科技大学教育改革实验研究》（2015）。
我在北大指导的与教育研究相关的10篇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如下：
（1）李建东：《政府、地方社区与乡村教师：靖远县及23县比较研究》（1997）；
（2）郭建如：《北大校办科技企业校企关系研究》（2001）；
（3）陈彬莉：《统一高考影响下应试体制的形成原因以及运行机制》（2007）；
（4）栗晓红：《中外合作办学制度运行机制研究——以A大学国际学院为个案》（2007）；
（5）祖力亚提·司马义：《学校教育与族群认同——以中国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为对象的研究》（2008）；
（6）葛婧：《趋同性制度变迁的合法性博弈——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案例研究》（2009）；
（7）王秀丽：《“定制式”人才培养的实践逻辑——以H大学的试点班为例》（2010）；
（8）欧登草娃：《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过程中的行动者——关于“内地新疆高中班”的综合研究》（2014）；
（9）孙昉：《学业成就与族群认同——内地西藏办学政策与实践研究》（2017）；
（10）王华菊：《蒙汉双语教育政策运作中参与者行为研究》（2017）。
在以上学位论文中，薄伟康的硕士学位论文和李建东的博士学位论文已在我和Jacques Lamontagne（龙山）教授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中出版，祖力亚提·司马义、王晶晶和赵蕊的硕士学位论文已在我和郭志刚教授主编的《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出版社，2009）中出版，古丽孜依帕·依力拉斯的硕士学位论文、欧登草娃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孙昉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已在我主编的《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内地西藏班、新疆班专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中出版。此外，郭建如和祖力亚提·司马义的博士学位论文已独立成书出版。
从2012年开始，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并获得“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支持，先后出版24本。在这一项目的支持下，我在民族问题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我指导的与民族研究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陆续出版。自2014年以来，中央民族工作的大方向已经确定，许多政策和措施逐步落实，一些地区民族关系恶化势头正在得到扭转，令人欣慰。此时，我觉得也到了应转而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时候了。我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我指导下学生们完成的有关教育研究专题的学位论文正式出版。
三
2018年我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议，组织编辑一套“21世纪中国教育研究丛书”。第一期的计划有5本书。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即是这本由5篇硕士学位论文组成的《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历史与重建》论文集。这5篇论文都紧密围绕一个主题，即近代以来我国私立大学的创立与改革开放后民办大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篇是黄志岳的《兴衰之间：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生长机制研究》。自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后，中国各地涌现出各类新式学校，除了政府出资并管理的国立公办大学，还出现了由外国教会开办和中国民间资本创办的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多种体制大学并立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推动的“院系调整”。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办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私立高校在新社会制度环境下的延续，二者之间存在某种文化和体制上的联系。当时我与黄志岳商定这个论文题目，就是希望能够对民国时期私立高校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我认为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和相关讨论能够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民办教育的体制创新和办学特色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二篇是罗守峰的《民办高校何以陷入困境：关于我国民办高校合法性的个案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民国时期的各种私立高校已全部转为公立高校或并入公立高校。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各大学恢复招生，由于社会民众对接受高等教育需求旺盛，当时已有的大学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在“体制改革”的氛围中，1982年宪法修正案肯定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但是在各具体环节如何把握政策的界限与分寸，仍然需要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各校在运行中去实践和摸索。这篇论文力图通过对民办高校的个案调查和深度访谈描述民办高校的创办及发展历程，当年许多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由于这篇论文是在十几年前完成的，今天的民办高校很可能面临不同的政策环境和不同的现实问题。但我认为1978～2003年这26年民办高校创办历程的记录与分析，仍然可以为我们理解与认识今天的民办教育提供某些借鉴。
第三篇是王传松的《中国民办高校招生：制度约束下的运作机制研究》。一所大学的办学过程有三个重要环节：招生、教学和学生就业。[1]如果没有企业家或财团的捐资支持，那么民办大学的生存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缴纳的学费，所以招生在民办大学运行中几乎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重要环节。在计划经济占主导的大环境中，民办学校没有国家经费支持，校园用地不列入政府规划，教职工没有正式编制，毕业生因学历不获承认导致就业面临制度性障碍，在许多方面无法与公办大学竞争生源，在生源方面的竞争只能发生在各民办学校之间，因此各民办高校为了招生只得采用各种灵活的激励机制。这篇论文的主题就是通过实地调查来分析北京市各民办高校在招生工作中运用的具体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现象。
第四篇是王卫城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网络：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毕业生能否顺利实现就业，是民办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一个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低，就业后的薪资平均水平低，职业发展前景不好，那么这个学校就很难吸引到后续的生源。在各民办高校的招生宣传中，就业前景是最重要的内容。为了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各民办高校充分利用自身体制灵活、管制宽松的特点，在专业设置与授课内容方面及时调整以紧跟就业市场的变化，采用多种形式与用人单位联合办学。这篇论文同样以个案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实际运作过程的讨论来分析民办高校促进毕业生就业的基本策略与方法。
第五篇是邹汉歌的《制度环境中民办高校的组织转型：过程、机制与实践逻辑》。本文以北京市4所民办高校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各校在环境和政策制约下出现的组织转型进程：从计划外向计划内转型，从非学历教育向学历教育转型，从高等职业教育向普通本科教育转型。通过对具体个案事例的分析，对民办高校组织转型中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展开了具体的讨论。论文指出在民办高校与政府之间、在民办高校与公立高校之间，甚至在民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博弈与竞争的全新场域。
这本文集中的5篇论文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运用社会学理论视角在调查案例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我始终觉得，民办（私立）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科技事业和经济体系全面发展对各行业、各学科、各层次人才的大量需求，我国的民办高校今后必然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源于下列几个理由。
第一，中国是个有十几亿人口、幅员辽阔的大国，有一个结构庞大和分支齐全的科技与经济体系，需要培养一支能够涵盖所有学科及其分支的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庞大人才队伍。因此，中国的教育体系应当建立类似美国教育体系那样的一个包括多种所有制并存、面向各类就业需求、面向不同社会人群的学校体系，既有出色的公立大学如加州大学各分校，有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如常春藤联盟各校，有许多的非专业研究型文科学院，还有面向基层民众和偏重专业技能培训的专业技术院校和社区学院，不同类型的学校面对不同的生源，在办学中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和专业特色，各自分工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以满足劳动力和人才市场的全方位需求。1995年美国私立大学在校生总数为300万人，约占全美在校大学生总数的20%（房剑森，2003：330），在2020年全美排名前25位的大学中，除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其余24所全部为私立大学，[2]由此可见，私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私立大学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是像新加坡这样的人口较少的国家，也是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在教育事业中发展出这样的“多元体制”，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教育事业的发展来看，单调的色彩与整齐划一的大学制度也会限制和销蚀年青一代的创造潜力。
在民国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呈现一个多种所有制大学并立的格局，除了公立大学（如北大、武大），私立大学（如复旦、南开）和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也都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有些人担心难以把握私立学校教学中的政治导向，但是大量事实证明，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学生在反帝、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绝不逊色于公立大学学生。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有许多方法来引导民办学校教育的政治导向。
第二，我国公立学校由政府部门划拨经费并直接管理，校长由政府任命，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体制、考试办法等方面难免会出现刻板划一、各校雷同的现象。特别是当行政级别制度和观念进入大学校园后，其便成为人们评价教职工的硬性指标，与级别待遇直接关联的“高校行政化”随之成为校园热议话题。相比之下，私立大学没有被纳入政府行政管理体系，校长没有行政级别，通常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办学理念和独特校训，有比较灵活的人事管理和教师聘任制度，可以自主聘用优秀教师，可以制订更为灵活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这些都是私立学校的独特优势。
第三，公立学校教职工要参加政府布置的各项学习和活动，这些学习与活动、各类会议以及教育部布置的各类报表填写、课题申请与评审工作等，通常占据教职工大量工作时间与精力，同时有些活动难免流于形式且实际收效甚低。有些高校教师认为如果这些时间能够用于教学与研究工作，将有益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完成创新性研究成果。教职工们自发地带有个体学术兴趣和实际研究专题的理论阅读与学习，远比各单位集中开会的效果要好得多。
第四，企业之间因为存在相互竞争而不断改进技术与推动制度创新，学校之间同样如此。在国有企业之间谈不上真正的竞争，在公立大学之间也是如此，因为都在同一个机构的领导之下，各类资源由教育部门统一调配，受到同样的体制束缚，用同样的指标体系来评价，所以不可能在办学体制方面有任何真正的改革创新。所以，私立大学的出现与壮大，必然会在竞争中刺激公立大学焕发创新活力，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创新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与欧美的一流大学还存在显著的差距，如果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出现与在经济领域中同样的良性有序竞争，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将真的有可能加快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基于以上几点，我认为中国的民办（私立）大学的发展与壮大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大好事。因此，回顾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历程，调查研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具体状况，并形成研究成果，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民办高校办学的特点及其运行中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这就是我组织这组研究课题并鼓励学生开展以上专题研究的主要考虑。这组论文的写作时间是2003～2006年，调查地点是北京市民办学校。从他们的调查时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因此论文中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所反映的基本上是我国民办高校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情况。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很快，改革开放也在不断深化，因此今天中国的民办高校必然不断萌生出许多新的特点。在我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城市，当地政府部门对于民办高校也可能采取不同的具体政策和管理办法。但是，尽管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这本文集所包含的调研信息和许多的讨论议题在今天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仍然可以作为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帮助我们理解我国民办高校在获得合法地位后的动态演进过程。
四
1982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添加了“个人依法办学可以进行试办”（陈桂生，2001：14）。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提出“发展行业、企事业单位办学和各方面联合办学，鼓励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进一步开启了多种体制办学的大门。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1997年国务院发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此后，各地的各级民办学校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自21世纪初以来，我国陆续出版了许多以民办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有两套丛书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套是胡卫[3]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办教育丛书”，包括胡卫主编的《民办教育的发展与规范》（2000），胡卫和丁笑炯主编的《聚焦民办教育立法》（2001），陈桂生的《中国民办教育问题》（2001），张博树、王桂兰的《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2003），吴畏主编的《民办教育的改革与发展》（2002）。这套丛书的5本书对于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历史、法律环境、现实运行中的各类实际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与梳理。第二套丛书是黄藤[4]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七方民办教育丛书”。这一套5本的民办教育专题研究成果基本上涵盖了民办教育研究的方方面面，分别介绍了外国私立教育的概况（谢安邦、曲艺，2003）、近代与民国时期的民办教育（金忠明、李若驰、王冠，2003：91～223），梳理了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文件（房剑森，2003：362～395），分析了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袁振国、周彬，2003：294～344）和师资队伍建设问题（黄藤、阎光才，2003：131～147）。
围绕我国民办高校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类问题，近年来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分别关注不同的研究主题，这是我国民办教育研究不断深化的标志。例如有些学者关注民办学校的办学体制和分类管理政策（李青，2011；周海涛，2016；杨军，2017；徐绪卿，2012，2017），有的关注民办学校的产权和财务管理（宁本涛，2003；金贵娥等，2017）；有的关注民办学校的治理结构和体制创新（周鸿静、周崇先，2016；潘留仙、陈文联，2017）；有的关注民办学校的教师队伍（王玲，2019；景安磊，2019）；有的关注民办学校的学生管理和培养体系（王昆来，2012；郭玉铸，2019）；有的重点分析民办高校的竞争力与发展策略（靳希斌，2010；韩方希，2013；嵇绍岭，2015；周江林，2015；徐绪卿，2018）；有的是对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进行综述（吴霓等，2018；徐绪卿，2005；宋亚峰，2016；张尧轸、陈耿，2018）；还有些研究涉及的是民办高校的文化（梁燕玲，2014）、民办高校的校长职业化（董圣足，2014）、职业技术教育（郭会宁，2017）和办学质量（王庆如，2014）。这些成果都在不断地把我国学术界对于民办教育的系统研究推向深入。
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速度很快。2003年我国民办普通高校有173所，专任教师有50143人（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03：4）。2017年我国民办高校增至747所，占全国高校的28.4%，民办高校专任教师有316174人，占全国高校专任教师的19.4%。2017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总数为401.7万人，其中民办高校本科在校生为43.5万人，占10.8%（国家统计局，2018：691，693）。而且近几年民办高校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2009～2017年，全国民办高校专任教师从22.2万人增至31.6万人，同期各类在校生人数从446.1万人增至899.9万人，在校生人数翻了一番（国家统计局，2010：754）。由此可见，民办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所占的分量正在逐步提高，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在稳步增强。
五
下面简略介绍一下“21世纪中国教育研究丛书”中的另外4本书，读者们可以通过这些介绍对这套“丛书”整体的研究选题与研究方法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了解。
第一本是陈彬莉的《统一高考与应试体制》，这个研究试图在对一所县重点中学进行个案调查的基础上讨论当前社会热议的“应试教育”体制及相关问题。1995年我在广东电白、高明两县调查时，发现县级政府努力把基层学校各类教育资源（优质师资、优质生源、设备、经费等）集中到县城里的第一中学和第一小学，地方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各种资源全力扶助这两所学校，而县、乡镇干部子女也集中在这两所学校。其他各校的优秀教师被调入这两所学校，各校成绩优秀的学生被选拔进入这两所学校，因此这两所学校的升学和高考成绩远远高于其他学校，存在质的差距。这也导致该县的富裕家庭愿意付出高达几十万元的“赞助费”把孩子送到这两所学校的“扩招班”（为考试成绩未达标学生特设的教学班），这也为学校以高额收入吸引优秀教师创造了条件。这种机制运行的结果就是学校间的高度分化，其他各校的学生预见自己成绩无法提高并对升学不抱希望，因而产生普遍的挫折感和厌学情绪。在其他学校，教师无心上课，学生无心学习，高考录取率奇低。我记得山西省一位教育局长曾把这种现象称为“百分之九十的学生为百分之十的学生陪读”。2005年我在赤峰调查时，发现这一现象的级别已经“提升”到地区一级，地区教育局把下属各县第一中学的优秀教师和各县考试成绩拔尖的学生选拔到该地区的重点中学，导致各县高中的学习氛围和高考成绩大幅下滑。我觉得这一发展趋势及其社会后果值得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此联系了调查地点的县教育局，安排陈彬莉在该县原来的重点中学开展个案调查。她多次前往这所学校，住在教师宿舍进行访谈，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近几年她在论文基础上又做了许多重要的补充，完成了这部书稿。
近些年北京有许多家长把子女送到名牌高中的“国际部”，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够规避目前国内中学体制中完全以高考试题为目标、以高考成绩为指标的“应试教育”，希望孩子能够培养学习自主性，广泛地学习各方面知识并得到全面的成长。所以，改变当前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模式在今天仍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是我国中专教育事业的发展。2010年中国人口中获得高中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仅为24%，远低于高等收入国家的74%，我国农村学生完成高中学习的比例仅有3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2012：259～261）。由于农村高中生考入大学的比例很低，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与其参加三年升学希望甚微的高中学习，不如在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学习后，直接出去打工，认为高中三年的课程对学生就业没有多少帮助。农村学生不愿上高中，这是中学“应试教育”的另一个后果。如果我国今后能够大力发展有就业前景的中专教育，今后推行12年义务教育时把中专纳入规划并占有较大比例，将有效地提高农村初中毕业生继续接受教育的比例。1995年我在24县调查时就注意到政府开始强调部分普通高中向“职业中学”转型，但是实际效果很不理想（马戎，1999：34～36；50～51）。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还应继续。
第二本是葛婧的《趋同性制度变迁的合法性博弈》，这一研究以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为案例分析讨论近些年我国高校的体制变革。大学人事制度特别是教师聘任制度历来是大学运行的关键。一所大学能不能聘任或招收到优秀教师，实行的教师收入和待遇制度能不能鼓励优秀教师不断发奋努力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推动创新，决定了这所大学能否产出优秀科研成果、培养出优秀学生并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承认。1949年后我国大学教职工被纳入计划经济人事体制，教师由教育主管部门分配，教职工的就业是“铁饭碗”和“大锅饭”。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和城市所有制改革，大学制度中类似的弊病暴露得十分清楚，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也随之提上日程。2003年北京大学推出一系列人事制度的改革举措，实行与业绩考核挂钩的聘任制，特别是“非聘即走”“末位淘汰”等制度冲击了原有的人事制度（张维迎，2004），激起很大反弹。有些反对意见是有道理的，譬如有些文科院系教师可能需要坐多年的“冷板凳”才能达到“十年磨一剑”，短期的“成果考评”会鼓励教师重视研究成果的“量”而不是“质”，甚至会对学风建设带来冲击。但是，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聘任制以打破我国大学教师的“铁饭碗”终身制确实很有必要。当时各大学的师生甚至一些国外华裔学者都加入了有关北京大学体制改革举措的辩论（甘阳、李猛，2004）。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大学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所以我建议葛婧在个案调查和相关讨论的基础上把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作为学位论文的主题。她当时作为交换生在美国杜克大学度过了一年，对美国大学体制有些亲身感受，这对她分析和讨论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是有帮助的。
第三本是栗晓红的《中外合作办学制度运行机制》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为个案，跟踪与分析近年来国内大学与国外大学联合办学在教学体制、课程制度等方面的各种探索。现代学科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欧洲最早的大学据说是1088年在意大利创建的博洛尼亚大学。大学体制发展到今天，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学中绝大多数是欧美大学，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主要出自这些大学或在这些大学任教，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通过自己在布朗大学的几年学习经历，我曾对布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进行对比，感到欧美研究型大学确实在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大学借鉴（马戎，2016：225～243）。
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补充”（张博树、王桂兰，2003：237）。此后，各地开始出现国内机构、大学与外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办学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助于探讨并促进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的新事物。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双方彼此介绍各自的办学理念、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学体制，有助于国内大学管理者拓宽眼界。既然是合作办学，就不可能完全按照国内现有体制办学，国外大学的一些管理方法和体制必然会被介绍进来，中国的教师、学生和家长可亲身体验这些新鲜事物，中国社会由此对国外大学获得一定的感性认识，这有助于推动国内大学的体制改革。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1995年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合作办学，1998年开始与英国贝德福德大学合作办学，由双方共同商定任课教师的选择、管理体制和招生办法，本科学制为4年，学生前两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学习，后两年在英国贝德福德大学学习。由于不少学生毕业后在英国获得攻读研究生或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因此成为国内学生报名的热门学院。我相信，这样一个实施多年、效果得到学生与家长认可的合作办学项目，一定可以为中国大学的体制改革提供许多启示。因此，我与栗晓红商议，把该校国际学院作为调查个案，在对中外办学体制的比较和对这一合作办学项目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完成一篇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前几年，外国大学在国内设分校一度成为潮流，[5]近期教育部对一些中外办学项目做出调整，一些项目被停办。这标志着我国的中外联合办学已进入调整期，相关的研究工作需要及时跟进。
第四本是王秀丽的《“定制式”人才培养的实践逻辑——以H大学的试点班为例》。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由此出现大学扩招潮。与此同步的是全国一大批高等专业学校（通称“大专”）升级为招收本科生的大学。但是几年后许多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大学体制改革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对于大学扩招对于中国教育事业和社会劳动力队伍建设带来哪些影响与后果，需要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但是至少两个后果是清楚的，一是本科高校快速扩招极易造成教育质量下滑，二是许多大专院校升级为本科大学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高级技工需求出现很大缺口。一方面几十万本科大学生难以就业，另一方面即使是高薪也聘请不到合格的高级技工，这说明我国的教育体制出现了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是控制大学招生人数并提高教学质量，使本科毕业生成为人才市场所需要的人才；二是恢复部分原有的专科学院，回到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培养高级技工的路子。2012年4月，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保持相对稳定，持续13年的本科扩招被叫停。201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达到34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6]2014年，教育部提出把600所普通高校转向职业教育。
除了这两个思路，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部分专业更加贴近人才市场的需求，通过与用人单位和企业联合办学的模式，使应用型专业的课程体系与实习操作与毕业生就业所需知识和技能更直接、更紧密地联系起来。1996年，我曾经访问过台湾地区的铭传管理学院（现更名为铭传大学），发现该校许多专业采取与用人单位联合办学的体制，在校生有部分课程请用人单位企业的高管现场讲授，毕业前的实习直接安排在用人单位上岗工作，学生的毕业前景非常好，薪酬也较高。我觉得大陆高校的部分应用型专业也可以借鉴这种课程与实习体制。H大学下属的机械学院与企业合作开办“定制式”试点班，企业全程参与教学与实习全过程并优先接受该班毕业生。王秀丽即以这个试点班为具体个案来调查和分析这种“定制式”培养模式的实施过程和效果，对该校的基层教师、学生以及用人单位进行了大量深入访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这一专题研究。我相信这一研究能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思路。
六
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位论文，这本文集中5篇论文的作者都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接受了严格的学科基础训练，在各自的专题研究中运用社会学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努力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我国民办高校的生存环境、制度限定、内在发展机制与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现实问题，体现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特色。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民办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由教育学界的教师和研究生们完成的，有其自身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特点。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我国民众对于受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和变化，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调整，研究者必须紧跟形势的变化，及时追踪民办教育领域中的新政策、新体制和新的办学思路。我国的民办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各个学科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特点在这个领域里共同耕耘。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令人欣慰，但是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特别是质的飞跃，需要一代具有真正创新潜力的人才队伍来支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创新性发展已经被提上日程。中央已经开启了“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项目。我们先不讨论目前教育部门为此采取的措施是否得力、着眼点是否准确，但是至少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潜力取决于教育。现在许多视野开阔和有能力的中国家庭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纷纷把子女送到美英等国的大学甚至中学去留学，这种花费高昂的安排至少表明他们认为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显著高于国内大学。这也在客观上表明，国内大学确实需要更加认真和努力地学习西方国家大学教育理念和学校体制的长处，不断改进国内大学的体制和培养质量，使优秀的中国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们更加青睐于国内的研究型大学，甚至吸引欧美国家的优秀学生申请进入中国大学。在目前，这只能是我们心目中对于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理想，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也正因为如此，开展教育研究特别是大学教育研究应当是中国学者给予更多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我真诚地希望，这套“21世纪中国教育研究丛书”中提供的信息和思路，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促进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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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的研究者认为私立大学“处理好两个‘口’是最重要的：一是‘入口’，就是生源：……二是‘出口’，此指就业”（张博树、王桂兰，2003：164）。
[2] 参见《2019 U.S.News 美国大学Top100》，http：//www.bailitop.com/yingxiao/usa_dx.html？source=360lx_bj_dx，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4月8日。
[3] 胡卫是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硕士，曾任上海教科院副院长。
[4] 黄藤是教育管理学博士，创办西安外事学院（民办高校）并任该校七方教育研究院院长。
[5] 例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汕头以色列理工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等。
[6] 2019年，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扩招1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中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