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耿元骊

新冠疫情突发以来，全国人民居家抗疫，河南大学师生亦是如此。按张文宏医生所云，大家闷在家里，闷死病毒。虽然居家抗疫，但不能闷死心灵，更不可把人类的“自由思想”闷住。所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仍然坚持举行了“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系列云端报告会，让各位同学仍然能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保持学习和探索的状态，能继续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作为教师，也期待在各位学术大家的启迪下，河南大学的师生能在一起共同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更希望我们河南大学的莘莘学子将来能为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人的文化人生境界的提升，切切实实出一份力。以上，就是“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这个系列讲座的缘起之思。

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重建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一直是久盛不衰的重要学术研究课题，取得了极为丰硕而突出的成果。当然，在传统中国，能否如同欧洲“市民社会”那样，可以有着相对清晰的界限把国家与社会区分开来，学术界一直都有不同的认识。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在以王朝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帝制中国时代，基本没有可以两分（或者近似两分也无可能）的国家与社会，它们浑然一体。不过，大多数学者也倾向于同意，在没有更好的一套概念体系来取代“国家”“社会”这些词语所代表认知路径之前，我们仍然需要继续使用这些概念来进行研究工作，通过细致而深入的探讨，才能逐步试图建构新的概念体系来推进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此之前，还是要以“社会”“国家”作为我们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概念手段。

在今天欧亚大陆东部的这样一个大致范围内，我们“中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按王震中先生的认识，大致是经过了“邦国—王朝国家—帝制国家”三个阶段，而帝制中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自然段”，研究、探索帝制时代的中央与地方、权力与秩序、群体与空间等各种关系，对于理解历史中国，思考现实中国，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把握帝制时代的“国家”也就是“权力体系”在社会当中如何存在，思考它既控制社会，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的机制，是我们今天认识历史中国的重要环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遍邀硕学鸿儒，开启了“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系列讲座，希望通过各位学者的讨论和讲授，对传统王朝体制下的权力运作体系、社会结构、百姓民生等方方面面相互作用和运行过程的理解能更加深入，为思索历史上中国“社会”如何参与到国家治理进程当中提供更重要的观察维度，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逻辑并思考它在现代中国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为寻找新的治理机制，思考未来中国而提供基础性学理的支持。

本书即是阎步克、葛金芳、李振宏、包伟民、展龙、张剑光、耿元骊、倪玉平、侯旭东、仇鹿鸣、程民生、彭勇（以上按本书中先后顺序）等先生或集中讲座，或小范围讨论，或课堂讲授的思想结晶，且均以河南大学师生为授课对象，在河南大学（有些是疫前校内现场讲授）围绕上述主题而展开的十二篇精心之作，可大略分为“帝制体系之方向认知”“社会架构之运行机制”“日常生活之官民人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帝制体系之方向认知”，主要讨论帝制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与趋势。阎步克教授对等级社会秩序提出全新认识，周为品位分等，秦汉是职位分等，魏晋唐宋品位为主，明清则向职位回归。在“品位—职位”模式下，历代官贵等级管理制度变迁，就呈现出了清晰的五大阶段，有一条“周爵体制—秦汉爵秩体制—隋唐一元化多序列复合体制”的线索。葛金芳教授认为，从产业结构角度考察中国历史，可以从社会经济形态入手。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先秦汉唐是古代农业社会，宋元明清是近世农商社会，20世纪后逐步进入现代工商社会。李振宏教授从经济史的角度继续论证“皇权专制社会说”，认为皇帝对整个天下的所有财产具有独自支配的权力，这是皇权专制在经济领域的基本表现。包伟民教授则从不同视角出发去观察帝制中国，建议学子们摆脱片面的观察方式，尽可能综合分析，方能学习掌握历史学的思维方式。他提醒说，分析社会现象切忌简单、线性的观察思路。那种唐到宋传统市制瓦解，城市市场出现结构性变化的看法，缺乏史实依据。

第二部分“社会架构之运行机制”，讨论帝制“国家”如何运行，如何在政治舆论、经济基础、基层权力体系、国家财政维持等关键节点上保持社会得以运转的机制。展龙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舆论依附于国家权力，稳定少变，功能有限。专制王朝强制维系“舆论一律”，使追随专制的文人学士信仰增添了牢不可破的桎梏，也使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普通民众成为真正“没有语言的人”。张剑光教授认为，开天盛世时期江南经济，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快速崛起的局面，为国家财赋重心转移准备好了基础条件。安史之乱这个偶然到来的事件之后，南方马上替代了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耿元骊教授认为，国家权力越来越向基层延伸，是一个总的趋势。宋代通过“纠役”纷争而展现出来的权力网络构成，可以厘清最底层乡村社会自我运转机制、人际关系构成、社会网络分布，并以之了解地方性权力运作过程，探讨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倪玉平教授认为，晚清财政由内敛走向扩张，从保守走向激进，由传统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虽然受到近代外国财政影响，但主要还是内生性，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但也反过来塑造了中国近代的走向。

第三部分“日常生活之官民人等”，讨论在国家之下的“人群”，这是“社会”构成基底，是历史主体，也更是“声音”较少的那部分，但却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是制度运行的载体——“人”，在传统史学当中他们面目模糊，是小官吏、小知识分子、女性。侯旭东教授通过讨论《乙瑛碑》所载的若干小人物，讨论汉代官府的属吏群体，通过文书记载详细考证，分析当时国家治理时的君臣互动，理解当时国家行政运转，更深刻地解释大臣乃至百姓对皇帝处理政务提出建议有何作用，提醒我们去思考后代王朝国家运转中臣民的作用。仇鹿鸣教授通过墓志与小说两种文本材料，讨论唐朝士人在迁葬中的习惯和经历，通过墓志去发现家庭关系，看到一些具体人的历史，讨论个体喜怒哀乐与家庭内部看不见的紧张。通过误掘他人坟茔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探讨社会关系，并进而理解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社会秩序与习惯。程民生教授则更为关注在史籍上几乎被隐身的女性，认为提高女子文化水平，在宋代已成共识。而宋代妇女整体文化水平高，自立自强，自我意识苏醒，内心深处渴望在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宋代女性在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为自己时代的文化繁荣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彭勇教授通过三个小人物的故事，讨论了制度与命运、制度与秩序、秩序与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帝制时代，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制度设计层面，越来越强烈地体现在对社会和个人的全面控制上。国家制度设计意在维护统治秩序本身，体现在个人命运上，时代的一粒尘，便是个体头上的一座山。

以上，共同构成了本书主题“权力与秩序：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任何一项研究的展开都是由具体内容构成，而无法在一篇文章中面面俱到。本书亦是如此，十二位教授选择了十二个具体问题，但是他们所期待展现的不仅仅是十二个具体故事。通过这十二个看似偶然的选题，从不同侧面具体内容上的观察可以让读者（听者）反复思索，上下探求帝制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说，十二位教授化繁为简，在观照全局的同时又注意细节，注重材料解析，概念框架建立，在史学分析方法和现实关怀上都给予听讲者以深刻启发。

十二篇文稿的汇集，不仅仅让我们河南大学学子有所收获，还希望在更大范围内让更多的学子受益，这是出版这本书“初心”勃发之源。愿广大史学青年学生都能在新冠疫情背景之下，既齐心抗疫，更能定心、收心从事高深之学术研究，将“止于至善”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