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地处云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连接部的丽江，其总面积仅20600平方公里，却孕育了三项世界遗产，这在全球民族聚居区当中实属罕见。丽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12个世居民族，其中占古城区及玉龙县（即原丽江县）总人口57.7%的纳西族为人口最多的世居少数民族，其东巴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字构型、丰富的内容、悠久的历史、多样的种类等特点而闻名于世。保护东巴文化，本质应落实到保护东巴文化的物质载体，这其中，东巴古籍文献便是其物质载体的最大组成部分，只有切实保护好其物质载体，并充分挖掘寓意悠长的纳西族精神文化价值，长久地延续东巴文化的生命力，否则留给后人的将是一具毫无内涵及生机的文化空壳。

作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纳西族历史上产生的东巴古籍文献数量很大，但近现代以来，由于天灾人祸等综合原因的影响，数量已锐减过半。《纳西东巴文化要籍及传承概览》[4]统计的“东巴古籍国内外收藏情况”约是32746册。但是，这些遗留下来的幸存文献流失却很严重，现存的三万多册中就有三分之一，一万余册流失在海外，国内的也分散于各地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档案馆以及民间私人收藏者手中。更堪忧的是，国内业界对流失在海外各已知收藏机构的遗产保存数量以及保管现状等重要事实研究未必准确。这类未经辨正查实的数据却常被反复转抄，以至于许多相关研究数据信息被主动或被动地误读。由此，为东巴古籍文献遗产构建科学的保护体系，不仅需要健康有序的保护环境，还需要全面深刻的保护规划，更需要准确严谨的科研态度。

近年来，国内外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针对古籍文献的研究越来越热烈，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本书是以一个典型的个案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分析、归纳多学科视野背景下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结合实地调研所得的研究对象具体现状，在拓展档案保护工作范畴的基础上，得出一套有助于全面系统保护东巴古籍文献遗产的方法论。在研究工作开展之前，将研究主题置于立体的研究领域，如图1-1所示，可见研究主题居于研究领域核心。因此，按照整体布局，对近年来国内外同仁关于图例内各项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总体分析，有利于我们总结与归纳研究主题在相关学术环境中的发展概况以及发展方向，为下一步更准确把握研究方向、论述可行性保护理论与实践打好基础。

图1-1 研究主题与外向研究领域关系

从图1-1可知，认识东巴古籍文献遗产的历程经过了由浅入深的阶段，知识的相通性致使与本书研究对象有关的很多保护研究呈现出国内外相互交融的状态，故笔者对于下述研究现状的论述将以研究对象概念由外延至内涵的顺序来展开。

一 国外遗产保护研究现状

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日本、韩国及印度等国在遗产保护中，都有明确的发展战略以及科学规划。此外，旨在拯救与保护世界范围内珍贵文化遗产的非政府间国际合作也自20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1996年，由包括国际图联在内的四个非政府组织组成了“蓝盾国际委员会”，“蓝盾”作为文化领域的“红十字”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加入“蓝盾”计划成为许多国家文化机构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国家级政策和战略。

基于新技术的推广运用、遗产种类的拓展等因素影响，国外学界对档案文献遗产的研究表现为涉及面广、内容深刻，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健全的法律体系，明确的责任分工，多渠道的资金投入，全面的专业人才培养，广泛的民众保护意识，还包含有优惠的各种政策扶持以及合理的和谐共赢机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国内外视野下的水下文化遗产立法保护》（Legal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21世纪统一法律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The Impact of Uniform Laws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21st Century）、《文化景观与遗产悖论：荷兰考古历史景观与欧洲尺寸的保护与发展》（Cultural Landscape & Heritage Paradox：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Archaeological-historical Landscape and its European Dimension）、《文化景观：保护实践中的自然与遗产保护》（Cultural Landscapes：Balancing Nature and Heritage in Preservation Practice）、《遗产的困惑：伊拉克战争后的文化遗产保护》（Antiquities Under Siege：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fter the Iraq War）、《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激光原理及其应用》（Lasers i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遗产价值观于现场管理情景之四个案例研究体现，保护和保护在地中海城市的文化遗产》（Heritage Values in Site Management：Four Case Studies，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Mediterranean Cities）等。

配合书稿的科学研究成果，还有一大批学者以学术论文的方式表达了各自对遗产保护的研究见地，比如：苏珊·凯图门茨的《博茨瓦纳可持续发展与文化遗产管理：走向可持续发展》（Susan O.Keitumets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 Botswana：Towards Sustainable Communities）指出了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除了硬件设施的推进之外，还需要留意文化氛围的构建，表明了世界遗产的保护应该在重视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关注无形的文化氛围的架构来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威廉·博纳的《缓冲或是暂停？世界遗产公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William C.G.Burns：Belt and Suspenders？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s Role in 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关注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作者基于完备系统的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研究层次更高更远的世界遗产保护潜在威胁因素，可以帮助解决来自气候对遗产保护的威胁，还能拓展保护学科的研究视野。罗兰·爱普林和伊芙斯·博杰的《魁北克省文化遗产发展策略》（Roland Arpin，Yves Bergeron：Developing a Policy on Cultural Heritage for Ouebec）阐述了在加拿大魁北克构建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实践措施，其中分析了顾问组织负有的指导价值，通过顾问组织保护实践的行为，能让保护遗产的政策常新，并使各个阶层所有参与者都处于一种动态保护的过程中。这样既增加保护的灵活性，又提升了保护的效果。阿穆德·莫里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探索与保护》（Ahmed Morsi：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Projects on Intangible Heritage）以埃及的民俗故事保护作为研究对象，指出社会文化构成的多元化本质决定了文化保护应该多元化的趋势。在此前提下，作者表明多元文化的保护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保护工作除了政府主导外，还应鼓励私人、非政府机构的介入。除此之外，国外的遗产保护组织或机构，如国家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国际保护技术协会（APT）、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国际档案理事会（ICA）等都会出版定期的会议论文集以及学术期刊，以此推动遗产保护的研究工作。

二 国内遗产保护研究现状

世界记忆遗产工程关注的是档案文献遗产，具体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5]“世界记忆工程”分为地区级与国家级委员会两个部分，1996年由国家档案局牵头组织成立了“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委员会，开始对濒危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调查，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了“遗产工程”，制订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总计划》（讨论稿），自2002年3月8日起直至2010年2月22日，一共有三批113项档案文献遗产登上了《中国文献档案遗产名录》。[6]此外，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珍贵古籍的安全，推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院分别于2008年3月1日和2009年6月9日、2010年6月11日公布9 859部国家珍贵古籍。[7]随着一批批珍贵文献档案古籍名录的公布，针对遗产的相关保护研究在国内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内容涉及宏观保护理论、保护多学科群建设、保护标准化设计、应急保护抢救预案研究、数字化保护运用、传统文物保护技术与工艺梳理、保护人才培养与教育框架构建以及特殊载体保护研究等方面。综观近年来国内同仁对遗产保护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两个渠道进行，不论从哪个渠道研究，结论都是为了确保遗产可以完整、齐备、准确、真实地一代代传递下去。

渠道之一：国内学者基于本土的档案文献保护研究。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的《文献保护学》《档案保护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概要》等近二十部著作和教材均以文物、档案、文献等为关键词，就这些作为文化遗产一部分事物的保护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周耀林曾在其博士毕业论文中明确指出，1949—2000年期间，档案保护技术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是：在13种档案学核心期刊[8]上发表的保护技术论文有954篇，其中，研究涉及“档案保护技术与修复、各种载体材料保护技术、档案制成材料与档案保护材料、库房建设与保护环境”等类型的内容[9]。显而易见，国内当时关于与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研究表现为：技术性保护长期占据着研究的重点，技术性保护以外的理论研究被忽视，形成了一种保护研究的传统，即“保护=技术”。

然而，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在对一切与档案文献相关的事物进行保护实践过程中，以技术性为主的保护学研究成果对于现实难题的指导与帮助越来越显现出力不从心的颓势，尤其当保护成果的转化与保护技术的推进受到来自上层建筑，诸如社会环境与认同、保护管理规划与体系构建、保护标准化与法律等因素的影响时，以技术为主的保护学变得愈加举步维艰。

基于此，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保护研究的传统应该被新的思路打破，即“保护大于技术”。刘家真在《文献保护学》中指出，保护政策需要纳入保护研究的内容之列。周耀林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中也提出了加强“保护管理”的观点。随着诸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诠说》《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档案保护技术学教程》《中国档案保护史论》《档案物理管理与保护》《档案灾害学研究探析》等一部部论著的出版，印证了保护的“策略化”和“整合化”已正式形成了公认可行的保护学界发展趋势。除了书籍之外，档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及部分档案文献学术会议论文集内，也能看到国内学者基于整合化保护方面的文章。例如：陈同滨的《国家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概述》以及贾莹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群建设的初步设想》回顾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宏观规划的历程，集合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的异同，提出我国国家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应在中国特色背景作用下，由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不同学科构成的一种复合集成体系。周耀林的《我国珍贵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从宏观角度论述已入选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在保护推进方面仍存在遗憾，并从微观+宏观、技术保护+非技术管理、专业活动+大众活动、遗产实体保护+数字化保护几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马翀的《试论濒危历史档案的界定及其划分标准》则从中观层面对构建档案保护分级模型做了充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濒危历史档案分级划分标准的依据及划分标准的每项主要内容。辜军的《对在我国开展文献保护标准化工作的探讨》分析了我国文献保护发展现状及文献保护标准化工作建立的背景，在对比国内外文献保护标准化内容、范围以及结合客观实际工作的基础上，科学可行地提出了文献保护标准化工作的内容。黄广琴、颜川梅的《档案文献保护中的非技术因素分析》指出档案保护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以“档案制成材料的损坏原因”和“保管档案的技术方法”为核心，却长期忽视管理层面的非技术因素，导致保护技术实施盲目而低效。陈刚的《传统造纸工艺的科学研究与保护》详细分析了传统造纸工艺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从“造纸工艺的科学记录”、“人员及技术的保护”以及“工艺的科学研究”三个方面表明了传统造纸工艺科学保护的见解。王旭东的《敦煌石窟保护的必由之路》总结了敦煌石窟在通过20年探索，在实践和国内外合作的基础上，由原来的抢救性保护过渡到了科学化的保护阶段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仝艳峰、郑荃的《丽江东巴文献遗产保管困境与对策研究》指出丽江东巴文献遗产保管的现状，并进一步分析了保管工作存在困境的现实，从而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丽江地区东巴文献遗产保护的可行性实践对策。张美芳、秦佳心的《纳西东巴经数字化抢救过程中的技术保障措施的研究》认为加强东巴经发掘整理和保护抢救是当前做好东巴文化保护工作所必需的解决方案。东巴经的数字化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方便利用，可运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建构庞大的东巴经典籍文献资源数据库，为研究东巴文化提供条件。

渠道之二：国内学者基于国外的档案文献保护实践转译研究。

我国保护学业界早于20世纪80年代就陆续开始对国外的保护学论著进行了必要的转译，一批批转译论著的内容也反映出了较强的时代背景与不同的研究重心。国外对于文化遗产相关保护学方面的研究内容，其发展趋势与我国国内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较早通过转译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研究论著有：《档案材料的保护和修复》[10]、《纸的分析》[11]、《纸的性能》[12]等。之后，陆续转译了《遗产科学：鉴定、保护与修复》[13]、《跨学科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14]等。这些论著从内容上分析，均是以技术性保护作为研究重点的。

随着以技术性保护为主的研究在现实难题面前表现得越来越束手无策之际，美国学者吉姆·祖瑞克（Jim Druzik）的研究报告《预防性保护策略》、欧盟的《面向欧洲的预防性保护策略》、法国盖伊·德·桂辰（Gaêl De Guichen）的《预防性保护：微不足道之时尚，抑或意义深远之变化？》等论著逐渐使业界曾经聚焦于技术性保护的视野转向了更广阔的保护研究，即保护策略。将当代有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之船从停靠于相对于较为狭窄的技术性论证的码头，引领至无论横向抑或是纵深都更优的立体多元化、整合化的码头。使遗产保护能够有更多的理论支持构建于与保护管理、保护教育、保护参与、社会认同、保护合作等多方面内容并驾齐驱的发展之路上。

国内学者基于国外保护理论与实践经验转译的当代著作包括：《时光永驻：美国遗产保护的历史和原理》《遗产保护与开发》《北京、首尔、东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研究》《保护遗产造福人类》《当代英国建筑遗产保护》《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等十余部。另有档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专业的遗产保护期刊以及部分遗产学术会议论文集内，也能看到国内学者转译国外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文章。例如：周耀林的《法国文化遗产保护高等教育探析》从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手段之一的人才培养工作入手，探析了“大保护教育”观念的产生背景、实施方式以及执行步骤。焦怡雪的《英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民间团体》将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民间团体作为论述的对象，系统全面介绍了英国民间团体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背景、作用、参与方式，提出了政府是保护协调者、民众是保护事业主体的理念。陈兴中、郑柳青的《德国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与启迪》从法制体现、保护管理、人才培养、利用遗产资源服务教育、实施和谐保护共赢机制等宏观方面介绍了德国对遗产的保护，并在结合我国“重开发轻保护”的现状基础上，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建议。蔡筱青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和文献保护》明确交代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业务职能与工作范围，并指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保护特色包括现代保护技术和传统保护及时共建，实践和理论指导相结合，馆内合作与国内、国际合作相结合。王星光、贾兵强的《国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较为笼统而宏观地从国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出发，从投入机制、保护体系、保护理念以及法律保障几个方面来分析具体内容，以便寻找出其中有益于我国遗产保护的启示。米彦军的《浅析日本对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对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从横向和纵向做了必要的介绍，并举例就多个具体建筑物史迹保护工作做了大量的说明，总结了富有借鉴效用的经验。杜小军的《印度文化遗产保护的“得”与“失”》详细论述了印度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背景与成功经验，探讨了现阶段印度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并对这些挑战与困境背后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分析。刘毅的《韩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察与启示》从韩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宏观层面进行观察，在与中国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韩国在保护策略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步骤，总结了我国提升宏观保护效率与质量的关键。

三 东巴古籍文献遗产相关领域保护的研究现状

（一）东巴古籍文献遗产相关领域保护研究在国内有了规模化进展

关于东巴古籍文献以及东巴文化的研究早在2003年之前就已经陆续有人开始涉足，东巴古籍文献用东巴象形文字书写而成，就其文字形态、经书内容以及与此古籍文献相联系的东巴文化而言，无论是以20世纪、抑或是21世纪的眼光来看待，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因此，对于这个对象的研究总是呈现出直接或间接地倾向于与保护有关的研究趋势。国外对于这一对象研究的论著，其产生的时间要早于国内，一般认为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是以东巴象形文字为突破口开始的，诸如法国太伦·拉科佩伦于1894年在伦敦出版的《西藏附近文字的起源》[15]、法国巴克（J.Bacot）于1913年在巴黎出版的《麽些研究》（Les Moso）[16]、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出版的《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与《纳西族英语百科词典》[17]等。国内的学者，如杨仲鸿、周汝诚、赵银棠、方国瑜、傅懋、李霖灿、和志武等，也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跨度过程中，为东巴文化的研究作出过不少开创性的先驱贡献。随后，以东巴古籍文献为物质载体，记载于上的东巴象形文字为切入点，接触过这一对象的国内外学者纷纷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逐步出版或发表了一批批研究成果。如英国爱丁堡大学杰克逊（A.Jackson）从宗教学的角度于1979年在荷兰出版了《纳西宗教》（Na-khi Religion），日本学习院大学诹访哲郎从社会学专业视角于1988年出版了《西南中国纳西族的农耕民性和畜牧民性》；[18]国内后起一辈的学术带头人郭大烈、杨世光、李静生、和少英、白庚胜、杨福泉、和力民、喻遂生、王元鹿、李国文等，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分别从民族学、文字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哲学和天文历法等多学科的角度，研究并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著，这些学术成果虽然从题目来看，不一定与保护工作相关，但正因为这些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重视东巴古籍文献与东巴文化，因此这也就自然属于保护范畴，并使东巴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有了更多可参考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以东巴文化视角为主的学术研究已由隐学转换为显学，并逐步形成了与东巴文化保护有关的学科群

经过百余年的锤炼以及国内外众多学者一如既往的奋斗、开拓，以东巴文化视角为主的学术研究已经逐渐从隐学走向了显学。其量变转换为质变的这一过程，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为标志所组合而成的：（1）东巴文化大型辞典工具书已系统地出版。如《纳西象形文字谱》《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纳西族英语百科全书》《东巴文化辞典》等。（2）东巴古籍文献译注全集及纳西族古籍总目提要已完备地出版。2000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共100卷）以及2003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均蕴含了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文献全面完整的“百科”内容。（3）大量基于东巴文化的研究学术著作已陆续地出版。如《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东巴神系与东巴舞谱》《东巴文化揭秘》《纳西族文学史》《东巴文化艺术》《纳西族与东巴文化》等。[19]（4）国内外东巴文化研究机构与社会组织已广泛地建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东巴文化研究机构与社会组织在一批有志于保护与发扬东巴文化的学者和文化人的热心参与下，健康有序地发展壮大起来。这其中既有官方的研究机构，如1981年成立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1984年成立的东巴文化博物馆；也有民间自主成立的社会组织，如1986年成立的纳西文化学会，1997年成立的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以及国际保护与弘扬纳西文化协会，1998年成立的纳西文化传习馆。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高校也由纳西族学子成立了一些东巴文化传承协会。上述这些机构和组织都为东巴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作出了很多踏实的贡献。（5）东巴文化研究作为联系国内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已深刻地构建。国内外不同学者对于东巴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通过有效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得以最大范围地传播与延续，这对于东巴文化的保护是极好的一项工作实践。现阶段，东巴文化的国际交流正朝着常态化、长效化的方向发展，如1999年、2003年两次在丽江召开的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国内外学者共聚一堂，切磋关于东巴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前沿学术观点。又如2009年于昆明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之纳西学分论坛，为国内外学者交换保护东巴文化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国内外研究东巴文化的学者数量日益庞大，所产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与日俱增，东巴文化的包容性从研究者们不同学科视角的学术结论中也可见一斑。正如西南大学喻遂生教授所说的“东巴文学科建设”[20]，笔者认为，东巴文化学科群已经成型，对此学科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将有利于下一步更细致而深入地开展具体的保护工作。

（三）国内学者基于东巴手工纸相关横、纵向系统的保护研究

东巴手工纸是东巴古籍文献遗产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对其进行理论分析有助于更好地帮助保护事业铺展横向与纵向的框架。现阶段，对于东巴手工纸的理论研究从横、纵向都有很多学术收获。

在横向方面，通过一系列对东巴手工纸历史渊源与使用范围的论述，东巴手工纸在古代广泛运用于纳西族生活的场景得到了重现。例如，龙文的《莫让东巴造纸传统失传》以及陈登宇的《纳西族东巴纸新法探析》等文中所论述到的东巴纸发展历史背景及渊源的分析，使历史学家得以在东巴手工纸历史中找到造纸术在西南地区的发展，以及古代纳西族与白族和藏族等兄弟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

在纵向方面，对于东巴手工纸原料与制作流程等内容的翔实论述，例如，李晓岑的《纳西族手工造纸》在给大家还原采集原料与造纸过程等步骤的同时，就东巴纸的原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分类，其研究成果为相关领域学者研究造纸工艺、手工纸发展等知识提供了不少素材。而张美丽等人的《云南纳西族东巴纸耐久性初探》则对东巴纸作出了全面理化分析，这些数据是东巴纸防蛀耐久属性最有力的证明。和虹的《浅析纳西东巴纸造纸技术》分析了东巴纸造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研究东巴纸造纸工艺传承与原料生态保护之间如何平衡等问题提供了很实用的启迪。

目前，关于东巴手工纸的研究，其总体研究态势表现得较为平稳，研究成果全面而系统。作为遗产保护工程中一项微小的载体材料，能为相关、相近的学科，直接或间接提供如此丰富的学术参考，这个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还有很多未知内容有待于今后继续开发。

四 研究动态分析

截至2014年，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至47项，超过西班牙成为拥有世界遗产地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拥有48处世界遗产的意大利。[21]中国可谓世界遗产大国，也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但长期以来却很难称得上遗产保护与研究大国。世界遗产是国家重要财产，遗产的毁坏实质上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是一项关系到人类社会进步、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将民族档案文献置于记忆工程以及文化遗产范畴的前提下，从国内外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现状来看，我国现阶段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阶段对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成果更多侧重于宏观视角，且探讨均局限于如语言文字学、民族学、文献学等几个固定的理论范围内各自独立地进行，集合不同学科视角下的交叉研究结论乏善可陈。

第二，相对于微观层面的保护技术方法研究，我国宏观层面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整体仍停留在探究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旅游经济开发方式、技术引进借鉴等常规化层面，对于影响保护的更深远的软科学保护因素尚未涉足，整体研究进度、宽度与实际保护工作需求不等速。

第三，对于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微观研究，有很多研究成果均是大而化之地将一种手工纸作为保护对象进行现代生化保护技术与古代文献典籍保护技术的结合研究，如将某几味中草药配方创新性地融入其研究成果之中，取得了技术层面突破性的进展。然而，东巴手工纸的类型却有几种，这些技术成果的适用性缺陷导致可行性研究后劲不足，与之相联系的保护成果推广应用研究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

第四，国内外针对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的持续研究极其缺乏，基于多学科交叉背景来研究的成果总量极少，典型性个案研究的缺乏造成个体差异性不明显，而共性规律则无从归纳，基于此种背景得出的研究结论却恰恰没有普遍适用性和现实可行性。此外，以档案学角度论述的东巴古籍文献遗产，范围大多仅停留于东巴古籍文献这一个单一层面，没有考虑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还应重视精神文化这一潜在的保护对象。

第五，现阶段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内容多集中于保护与经济发展之类的问题。研究对象较多关注如何开发利用等环节，却忽视了保护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只保护文物，不关注文化”或“只保护文化，不关注文物”的偏差观念都会使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全局工作的开展被人为地割裂，导致整体研究水平较低，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不大。

第六，国内对于以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为例的遗产保护类研究，真正切实做到文理科相结合的整合性科研尝试不足。虽然遗产保护科研领域内活跃着大批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与专家，但传统研究“隔行如隔山”般的屏障还未被打破，以至于互相借鉴并合作的机制仍为空谈。这种“习惯”对科研造成了极大浪费，最终为此买单的却是遗产永久性的毁坏。

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研究是一个大工程，这不仅是由于保护对象涵盖了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文献以及东巴文化生成的档案，还在于通过将这两种档案内容糅合于一体，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运用档案学原理，提出相应可行的保护策略。这些策略虽然针对的是个案保护，却能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及适用性的保护共性规律。鉴于东巴古籍文献遗产范畴的独特性，笔者认为对其保护研究最终将逐渐趋于相关学科整合化、集成化。要科学研究东巴古籍文献遗产保护，业界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