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清标“新”小说的界定及相关概念的辨析

一

“新”字作为这些小说的标识时一般可归纳为以下四种含义：第一，表示该作与“旧”作或旧有的人、事不同；第二，表示该作属时下流行的“新小说”；第三，表示该作是刚刚出现的；第四，表示该作关合时下一些流行的元素，包括时事、理念、理想等。由于这类小说数量较大，情况又比较复杂，故需先对之作一界定。

所谓标“新”小说，是指在小说题名中格外标一“新”字以示不同的作品，这个“新”字应与后面的词语构成偏正结构，其组合有一定的临时性，如《新三国》《新扬州》《新状元》《新造人术》等；而一些既有的含“新”字的词语、称谓不算在内，如《新年梦》《新嫁娘》《新庵随笔》《新党现形记》等；另外“新译”“新编”“新刻”等虽有明显的标“新”之意，但属著译、出版中的普遍现象，故也不列入本书的讨论范围。

标“新”是当时小说界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放到整个文学史长河中却很难明确判定其开始和结束时间，考察这类小说实际肇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并在清代最后十年蔚为大观。而标“新”现象在清朝结束后仍长期存在，但出于论题集中起见暂不向后延伸，故本书实际确定的研究范围仅为清代最后十年，即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02—1911），在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晚清”“清末”均指这一阶段，对1840—1911年的历史则以“近代”称之。

标“新”是晚清的一种时尚，当时标“新”者不仅有小说，如戏剧、散文、政论乃至商铺、商品等多有标“新”之例，但出于论题集中起见，本书只讨论小说一种文体，且依据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界定，对当时列入“小说”类的传奇、弹词等不予考虑，对个别难以明确划分者作为参考，不做重点考量。

从广义上说，标“新”小说除了具体的小说作品外，还包括标“新”的小说报刊，本书在论述时如无特殊说明，均指狭义上的标“新”小说即具体作品。至于标“新”的小说报刊，将放在第三章第一节专门讨论。

依照这一界定，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晚清十年中标“新”小说共计约286种（剔除转载与再版者约248种，见第一章第一节统计表及附录一，实际数值应超过此数）。其中翻新小说约145种，非翻新但标“新”者还约有141种。需要指出的是，标“新”小说只是一类现象，或说创作风气，本身不构成一个小说类型。为之命名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并为观察晚清小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标“新”小说又是一个模糊概念，上述界定均为研究方便而设，具体研究时可有适当灵活性。而这一界定也非尽善尽美，其间存在着一些问题，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调整，也希望各位读者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二

标“新”小说是本书提出的一个新名词，在相关研究中，也会涉及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因此需先做一辨析：

1．标“新”小说与“新小说”之区别

晚清“新小说”是一个更为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因而也更难做出界定，有许多学者对其做过界定和讨论，此处就不一一梳理了[5]。这里仅综合一些观点谈谈自己对“新小说”主要特征的理解：一是其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与传统小说（旧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又不同于“五四”后的现代文学。其宗旨在于改良，借鉴了新的写法或表现了新的内容，在文学上具有独立价值。二是从产生时间来说，主要在“小说界革命”之后，以《新小说》杂志为主要代表，故名。但究其实，“新小说”在此之前已有萌芽，从创作上说，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刊的《杭州白话报》，所载小说已有“新小说”的味道，如第一年刊载的《波兰国的故事》《美利坚自立记》《俄土战记》《檀香山华人受虐记》等均与旧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故时间限定不宜过严。三是“新小说”应当主要指创作作品，但由于晚清翻译方式的特殊性和翻译小说的影响力，许多译作已被纳入中国小说的发展轨道，故也应予考虑，但其边界则难以划清，只能根据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判断。

关于晚清小说的标“新”现象，以往也有一些学者提及（见下文研究综述），但均未对其命名，现在“标‘新’小说”这个名称也仅是为了研究方便暂设的一个名相，未必完全恰切，如果将来有人提出更合适的说法，末学愿意随时更正。标“新”小说与“新小说”大体肇端于同时或略迟（见第一章附论），总体上属于“新小说”中的一类现象，也是“新小说”中最具标志性的一类。但个人认为其绝非“新小说”的主流，其中多数作品亦不足以代表“新小说”的成就，因而只能作为“新小说”乃至晚清小说变革的一个观察点。

2．标“新”小说与拟旧——翻新小说之辨析

标“新”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现象，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形式上的，即题名中均有一“新”字为标示。而“拟旧小说”一词是阿英先生在《晚清小说史》第十三章中首次提出的，应为仿鲁迅先生之“拟话本”的命名方式而来。其界定为描述式的，较为宽泛，指出这类小说“大都是袭用旧的书名与人物名，而写新的事 ”，包括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这类作品占标“新”小说的一半以上，根据其描述与举例，拟旧小说亦包括一些未标“新”字的作品，如《无理取闹之西游记》[6]等。

“翻新小说”一词为欧阳健先生首创，在其《晚清“翻新”小说综论》[7]一文中首次提出，后多次论述，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赞同。根据作者的描述，应与阿英所指大体相同（实则略有差异，后来一些学者的“翻新小说”界定亦多有参差，详见下文），而根据这类小说“推翻转来”、加以“反演”[8]的创作动机，以及书名多冠以“新”字的特点，名之曰“翻新小说”。

“拟旧小说”与“翻新小说”两种提法相比，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形式，后者更注重内容。这类小说之“拟旧”与明代话本之“拟旧”已有了明显的不同，从作者创作的着眼点、着力处和作品最鲜明的特点看，“翻新”都比“拟旧”更为恰切，故本书采纳了这一提法，但与其他学者的界定略有不同，兹描述如下：本书所谓的“翻新小说”，是指袭用既有题名、人物或典故而叙写新内容的小说形式，仅限于创作小说（翻译小说中另拟“翻新”之题者详见第三章附论）。其有别于一般续书的地方是内容上着意出新，多表现当时现实，而在形式上多于题目中标“新”字以示不同。这种小说在晚清大量、集中地出现，成为一时风气，在后世亦有一定影响。这是广义上的界定，基本还原了阿英先生“拟旧小说”的所指，又有所扩大，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超出了标“新”小说的范围。出于论题的集中起见，逸出作品暂不列为本书的分析对象，需要时只略作参考。

翻新小说应有一个总前提，即这些作品确实翻出了“新”意，哪怕是很有限的“新”意，从这个意义上说，翻新小说与拟旧小说的所指可能略有出入（见第五章第二节）。而无论是翻新之“翻”，还是拟旧之“拟”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这类作品与原著应是有关联的，是一定程度上以原著为基础展开的。故可以此为标准再将翻新小说划分为“核心”与“外围”两大部分：“外围”部分为只借鉴原著的形式或题材者，一般多为受到原著某种启发，然后取一个“翻新”的名字以新人眼目，属于一种外部的借鉴；“核心”部分是指借鉴原著内容及写法者，但这种借鉴也多为“旧瓶装新酒”，是以原著有关内容作为支点进行新的生发，即所谓“翻新”，这部分也可称为狭义的翻新小说。本书从标“新”小说着眼，兼顾此两部分，而具体到翻新小说时，则以“核心”部分为重点。

3．翻新小说与续、仿之作的辨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一些学者围绕着小说续书的界定进行过多次讨论，产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是引起了学界对于续书的关注，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小说续书的论文与专著，见下文综述。实际上，小说续书与“新小说”“翻新小说”一样都属于模糊概念，难以划出明确的界限。本书附录三所列的近代小说续书、仿作目录的收录原则略显宽泛，主要目的是想说明其与翻新小说的关系。故此处对续书界定暂且不做专门讨论，只对翻新小说与续、仿之作的关系略作辨析，以免混淆。

一些学者在续书研究中均将翻新小说纳入其中，视为“另类”略加阐述[9]，末学也赞同这种做法。但这类小说毕竟与通常意义上的续、仿之作有着明显不同，应视为续书传统在特定文学生态下衍生的一个变种，而一般续仿之作在晚清仍继续存在，二者平行发展（详见附录三及第二章第一节）。翻新小说多有意、直接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原有的情节与人物其实只是作者生发己意或游戏笔墨的工具，“翻转”“反演”是其典型的特征，故应充分照顾其特殊性。由于切入角度的不同，故本书主张将其单独划为一类加以讨论，考察这一现象在晚清时期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