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1世纪初，笔者开始关注性别诗学问题，一方面，利用西方话语资源对文本进行诗性观照，将研究基点落实在中国叙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上，重点挖掘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另一方面，立足于本土的历史文化经验和语境，注重文本背后涵盖的性别关系和文化内涵，在性别诗学体系上展开探索与思考，并陆陆续续在《文化与诗学》《红楼梦学刊》《中国文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求索》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8篇相关论文。

性别诗学的范畴界定如下：是指以性别视角考察文学作品、文学活动和文化传统，挖掘男女两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文学的审美表达方式，具有动态生成能力的知识体系和结构。性别意识即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对女性的角色、地位等问题的认识，是女性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性别意识并非生就的，而是女性在与男性他者长期的历史对话之中形成的非稳定的动态过程，是在男女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由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所建构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因此，性别意识的重点不在于女性自我的内心生活，而在于其社会、文化构成部分，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决定着性别意识发展流变的不同层次和内容。

笔者结合性别视角与文化视角，以女性形象为中心，从叙事与性别、文本与语境的深层互动关系上来探求中国性别诗学的原创性问题。主要分为前言、绪论、正文四章、余论、参考文献、后记9个部分。

绪论部分介绍性别诗学的缘起、发展、文化特质、批评方法、范畴、研究目标，以及文化语境与性别意识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论述唐宋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及生命意识。唐传奇塑造了许多有情有义、敢爱敢恨、不畏强权、有思想、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如《离魂记》中的倩娘、《任氏传》中的任氏、《非烟传》中的步非烟、《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虬须客传》中的红拂等，笔者分析这些女性在追求爱情婚姻幸福上表现了一定的自我生命意识和不甘被封建礼教压迫的反抗精神，虽然她们无法挣脱时代赋予的思想局限性，但她们在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过程中超越了封建伦理纲常的约束，表现出对自我生命力的把握与珍视，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不可磨灭的、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唐代女性形象系列。

接下来论述了儒家诗教与唐传奇《莺莺传》的内在关系。作为意识形态的教化传统，儒家诗教经过历史的积淀和延伸，已逐渐凝结为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它不仅与《莺莺传》的抒情方式、审美诉求、叙述结构密切相关，而且成为元稹创作时自觉遵行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不仅在审美层面上，元稹深受诗教传统“温柔敦厚”的审美标准的影响，塑造了崔莺莺这样一位仪态端方、敦厚深情、含蓄内敛的女性形象，而且在伦理层面上，《莺莺传》也并非单纯的爱情小说，它渗透了讽喻教化目的，与诗教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相对于唐人张扬个性，崇尚传奇，宋人把握世界的态度更趋于理性和世俗化。宋传奇中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很多，却无法与唐传奇中的名篇媲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小说家在写男女之情时往往以理节情，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理学色彩和伦理化倾向，因此缺乏动人心魄的力量。不过，宋传奇多方面地反映了宋代复杂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塑造了许多荷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形象，如《谭意哥记》中儒家文化的践行者谭意哥、《双桃记》中程朱理学的殉道者王萧娘、《李师师外传》中佛家文化的觉悟者李师师，从这些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取向中可以透视宋代的社会伦理文化。

第二章首先分析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塑造的李香君形象，指出《桃花扇》突破了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的窠臼，以侯方域和李香君一南一北修真学道终结，虽然不符合中国悲剧的审美规律，却与现实版的李香君为了爱情屈就命运构成了互文回响，呈现出决绝之美、理想之美和悲凉之美，因此，《桃花扇》的立意深度超过了一般的历史剧和爱情剧，孔尚任塑造的李香君才成为民族人格精神的代表和文化理想的显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无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接下来分析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花袭人等女性形象所折射的性别意识，以及由她们所代表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时代悲剧。林黛玉与薛宝钗都是曹雪芹感悟美好人性所塑造的审美理想的载体，她们身上都承载着“水”的哲理意味和文化内涵；史湘云的性格中存在叛逆的文化基因，她最终选择了隐逸独身的人生道路。带有现代女性自由选择的叛逆色彩。钗、黛、湘鼎足而三，代表三种相互对立又彼此互补的美和价值取向，象征着一种微妙而复杂的修辞策略：一方面反映了曹雪芹精神世界内在的矛盾与困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曹雪芹的文化人格全面发展的理想，即通过儒、释、道的综合统一来代替已经崩溃了的陈旧的精神支柱；在分析花袭人究竟有没有“告密”时指出花袭人是一个真诚地信奉封建道德，并以封建道德来规范自己言行的典型，曹雪芹运用“春秋笔法”刻画袭人，让自己的价值判断、爱憎褒贬沉淀在对人物形象的客观叙述中，将许多彼此矛盾的细节相反相成地组合在袭人身上，从而造成袭人性格内涵的丰富与不确定。通过对《红楼梦》中女性命运的分析，可以看到曹雪芹虽然有以“情”来救世的补天情结，但也清醒洞见了“情本”思想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红楼梦》中青春少女的悲剧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不仅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身心的桎梏，而且体现了封建末世时期人们的茫然与困顿，找不到合适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标准，就不可能摆脱悲剧命运。

本章还从性别视角观照冯梦龙的拟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徐克的电影《青蛇》，指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缺乏一以贯之的价值认同点，冯梦龙一方面对追求爱情的白娘子寄予了深刻的同情，生动描写了白娘子富于人性的闪光点；另一方面，也没有摆脱“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的束缚；《青蛇》则正面肯定了以白素贞为代表的情欲和人性的力量，批判了法海不能心怀慈悲，只知道逃避、压抑与生俱来的欲望。这两部作品虽然都取材于民间传说“白蛇传”，却显示了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语境下所产生的迥然不同的性别伦理意识和价值取向。

第三章论述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首先运用互文性理论分析了丁玲、萧红、张爱玲这三位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指出她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与其本人的生命体验存在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如丁玲塑造的梦珂、阿毛姑娘，萧红塑造的翠姨，张爱玲塑造的葛薇龙等，她们虽然被时代唤醒，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主体精神的觉醒，但她们没有找到出路，最终成了生活、命运和感情的俘虏，无可逃遁地陷入困惑、焦灼、苦闷、感伤、幻灭的精神危机之中；接下来运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解读了张爱玲的早期小说，指出张爱玲的早期小说之所以呈现出鲜明的复调品格，不仅源于她本人内在的矛盾意识，而且和她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元性密切相关；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比较了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之中塑造的白流苏与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塑造的特丽莎，指出与西方的“灰姑娘”特丽莎相比，中国的“灰姑娘”白流苏在对自身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性的追求方面依然匮乏；从文本的叙事结构上分析了丁玲《韦护》中的爱情悲剧，指出小说的叙事结构存在纵横交错的裂缝，并在这裂缝中透露出覆盖主流话语的叙述声音，体现了丁玲本人叙事立场的不确定与内在思想的矛盾；从性爱伦理的文化指向上阐释了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指出丁玲将自身的内心隐痛和希望寄托在贞贞身上，借贞贞的形象表达了作家本人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

本章还分析了郁达夫、鲁迅、老舍、李劼人等男性作家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郁达夫的《迟桂花》，指出小说以形象化的方式诠释了女性贴近自然、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某些本质上相同的特点，翁莲作为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表现出自然生命状态的“自然人”为“我”提供了精神慰藉，净化了“我”的欲望，从而实现了“自然人”对文明人的拯救；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了老舍的《月牙儿》、鲁迅的《伤逝》，指出老舍与鲁迅从被压迫阶级和弱势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女性的生存状态，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演绎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揭示的真理，即经济因素是妇女遭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妇女首先必须获得经济地位，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最后，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了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女性空间建构，指出服饰装扮、饮食起居深刻地参与到蔡大嫂的性格塑造和主题情节之中，与个体的精神存在有着本质联系，日常生活形象不仅构成了小说中女性空间的基础，而且暗示了女性空间的精神潜质和价值取向。

第四章论述当代审美镜像中的女性形象及现代性体验。首先以世纪之交的女性小说为中心，论述了现代性体验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审美镜像，依照卡林内斯库的“人性时间”的标尺来划分，现代性体验分为回瞥、世俗、颓废和反思等诸种类型，分别指向现代性的传统维度、现实维度、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维度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交融的维度，并探讨了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审美特质与文化逻辑。

接下来运用原型批评阐释了“嫦娥奔月”神话与陈染小说中女主人公命运选择的内在联系，分析了陈染在创作中置换变形“嫦娥奔月”神话的文化心理根源及美学意义；运用巴赫金的对位理论分析了徐小斌的小说，指出在徐小斌的创作中，具有相反相成两种性格特征、价值观念和处事原则的女性形象常常对位出现，成为她本人梦想的文化符码与内在生命体验的投射；运用吉尔伯特和格巴的“妖妇”理论剖析了铁凝小说中的一类女性形象，指出与男性作家塑造的带有极端偏见的“妖妇”形象相比，铁凝笔下的“妖妇”有着丰富生动的性格审美内涵；运用“始乱终弃”原型分析了阎真《因为女人》中的柳依依形象，指出小说采用重复修辞策略凸显女性被“始乱终弃”的命运，并非对“始乱终弃”原型的简单模仿，而是赋予了欲望化社会的时代色彩。柳依依的悲剧可以看作衰微的传统和美在欲望化社会中被逼挤到“无物之阵”的悲剧；运用后现代文化理论分析了安妮宝贝的小说，指出作家反复述说着个性气质雷同、从传统生活方式中脱轨后进入失序状态的“小资女性”的故事，通过人物碎片、场景碎片、思想碎片以及虚无体验折射工业化大都市生活，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症候；运用原型批评理论阐释了残雪的小说，指出残雪通过塑造一系列富有灵性与激情，重视物欲升华的风尘女子置换“巫山神女”原型，借此挖掘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掩盖的人性，表达她本人的现代性焦虑，即在商品化的物质时代拯救爱情、拯救人性的渴望，有着对抗现代文明危机的深远意义。

本章还探讨了两部热播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中的黄依依与根据蒋胜男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芈月传》中的芈月。女数学家黄依依敢爱敢恨、才情丰沛，却错过了幸福，从主观上讲是因为黄依依在感情上没有把握好时机所致；从客观上讲，黄依依的悲剧命运归根结底还是由她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所致。电视剧《芈月传》将古装历史剧引向了一个开放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交融的领域，主要体现在史传式的客观写实与个人化的历史叙事相结合，在宏阔而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浪漫主义想象，使历史进程内化为以芈月为中心的命运流程。编导借芈月这一艺术形象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观，通过浓郁的家国情怀打动观众，对当代人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具有现实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时下消费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弥合找到了契合点。

余论部分论述了近年来女性小说的悲剧性症候及性别诗学本土化建构的方向。近年来，女性小说的悲剧性症候折射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主观精神文化与客观物质文化日趋分离的文化逻辑，具体表现在现实生存立场代替了启蒙立场，“灰色”人物消解了理想生活，审美距离嬗变为感官的直接享乐。当下的性别诗学应坚持理论的务实品格，立足于中国社会性别发展的客观情势，在历史文化语境与文学艺术本体的紧密相连处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性别文化，实现“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